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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对摄影在宣传工作中的意义高度重视。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际，红色摄影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集体创作，已迅速成为中共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一环，并在中国摄影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这种集体创作围绕开国大典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达到一个顶峰，也为新中国的宣传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重温经典之作，感受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光辉历程，激发爱国主义热情，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新中国；红色摄影；开国大典
【中图分类号】TB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11-096-03
【本文著录格式】康妮.见证新中国诞生的红色摄影[J].中国民族博览，2021，06（11）：96-98.
红色摄影在战火中诞生，中国共产党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认识到记录历史的重要性。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八路军的摄影队伍逐渐发展壮大，形成了重要的政治动员与宣传机构。1949 年7 月 7 日，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成立，由中央、华北军区与北平市委三方面的主要负责人组成，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任。经过一系列慎重研究决定，确定在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
在开国大典之前的首要大事是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大会为此专门成立了政协筹备会摄影科，华北军区画报社的吴群担任科长。来自华北军区政治部的华北画报社、中央电影管理局北平电影制片厂照相科、东北局东北画报社三个单位的6位摄影师参与拍摄，为了发稿方便，署名时就用代号。据回忆几位摄影记者代号分别为： A：侯波，B：陈正青，C：吴群，D：杨振亚，E：林楊，F：孟昭瑞，使用代号既节省了时间，也是红色摄影队伍成建制化集体创作的体现。10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三张开国大典的报道照片，就均未署名。这种代号式的署名方式，集中冲洗的管理方式，无疑是这一时期拍摄任务在统一部署下的集体创作的集中体现。
在政治协商会议顺利召开之后，因为开国大典要在远大于政协会议怀仁堂会场的天安门广场上举行，6部照相机无疑是覆盖不了巨大会场的。于是决定政协报道的基础上扩大摄影规模，加强摄影力量，特邀了驻京新闻单位的一些摄影记者来参加大会的摄影。
开国大典当天，华北军区政治部画报社的杨振亚、东北画报摄影记者陈正青、中南海摄影科的侯波登上城楼拍摄。其他摄影师各有分工，分别按照之前规定好个人位置定点站位，分别拍摄集体创作，力求不漏下开国大典的任何一个场面。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伴随着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天安门广场变成了沸腾的海洋，毛泽东伴随着礼炮声、群众的欢呼声掌声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的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东北画报社的陈正青拍摄下了毛泽东宣读公告和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的照片，成为这一历史时刻的代表性照片，堪称经典。
与此同时，开国大典上的每个摄影记者都有自己的位置，据吴群事后回忆，那天在天安门会场上遇见起码二三十位摄影记者，当坦克分队驶入天安门广场时，至少有10名记者拍下了“功臣号”。宋贝珩、熊知行、吴群拍摄下了群众的欢庆场面，孟昭瑞抓拍了军乐队形象，杨振亚拍摄了朱德下达阅兵命令的瞬间，红枫、石少华、罗光达拍摄了受阅部队。各摄影记者们各有分工，每个人都严格的定点定位，没有漏掉一个重要场面。开国大典以这样一副全景式的姿态被永远记录在共和国的历史上。
红色摄影的集体共同创作在开国大典时达到了里程碑式的时刻，据不完全统计，全党全军各单位的记者共拍摄下1.6万张照片，如此大规模的有意识的集体影像创作活动在中国摄影史上堪称史无前例。
陈正青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场面的《开国大典》照片登出后，向世界宣告了一个新政权的诞生，在全体中国人民心中树立起新中国最初的形象，增强了国家凝聚力，激发了人民恢复经济、生产建设的热情，为新中国在建国之初赢得相对稳定的国际国内发展环境打下了基础。
红色摄影的建制方式与精神实质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新闻宣传工作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的这批红色摄影师们，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也逐渐走向不同的创作道路，打开了新中国摄影的百花齐放。
随着《开国大典》的见报，新中国的新闻摄影事业由此拉开帷幕。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从东北画报社、华北画报社、晋察冀报社调来了朱丹、陈正青、石少华、邵宇等知名摄影家来具体负责筹建工作。1950年3月25日，新闻摄影局正式挂牌成立，时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萨空了兼任局长，石少华任新闻摄影处处长。这是新中国第一个负责全国新闻摄影事业的领导机构，也是第一个肩负对内对外发稿的新闻摄影机构，编制有新闻摄影处、记者室、制作科、通联科、资料科。也是新华社摄影部的前身，新华社摄影部作为共和国进程忠实的记录者拍摄下了一条完整的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1950年10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绩展览会》在北京故宫开幕，展览中展出约6000余幅摄影作品，是广大摄影工作者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珍贵记录，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奋斗所取得的阶段性胜利的集中展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解放军继续向边疆地区、沿海岛屿进军，活跃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摄影工作者继续随军执行摄影报道任务，拍摄下了和平解放西藏、土改运动、抗美援朝战争等重要历史事件。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军越过南北分界线，直逼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杨振亚拍摄下了这幅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经典作品，向人民宣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必要性。杨振亚、孟昭瑞等红色摄影骨干力量随军出征，拍摄下了大量抗美援朝这一胜利的壮烈历程，“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至1952年底，全国有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约7亿亩土地，激發了亿万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人民画报社摄影家茹遂初拍摄的一批记录土改运动的照片，新人民画报社创刊于1950年6月，前身为华北画报社，隶属于新成立的新闻摄影局，茹遂初当时担任人民画报社的摄影记者，赴青海进行摄影工作，拍摄下了当地土改运动进程中从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到分配土地、发展生产系列珍贵影像资料，完整记录了土改运动在一个地区的进程。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加快，党中央需要一个更为成建制体系的摄影宣传机构，能够在中央协调下有序运转，承担全国各地的新闻采访任务。1952年新闻摄影局撤销，人民画报社划归出版系统，中央决定在新闻摄影局新闻摄影处基础上成立新华社新闻摄影部，石少华任主任，并在全国各地设立记者组，经过多年发展逐渐形成覆盖全国的新闻摄影系统。根据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拍摄下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建立起共和国完整的形象档案。
随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红色摄影也已渐渐完成历史使命，但红色摄影的源流与精神已成为新中国摄影界的发端，在组织体系、理论思想、人才培养机制等多方面影响深远，并随着共和国一起成长发展。
1956年，在党中央确立文化艺术的“双百”方针后，新闻摄影不再是摄影艺术的唯一选择，部分红色摄影家也开始用风光摄影的手段讴歌祖国大好山河，留下了大批极具艺术价值的祖国风光。风光摄影也在新中国建立后再次有所发展。正如红色摄影发端之时，设立第一个摄影记者岗位的军区司令聂荣臻对罗光达所说的：“你们是种子，要靠你们这些种子去生根、开花、结果，要靠你们发展军区的摄影事业。”[8]而在历史前进的长河中，红色摄影的种子开花、结果，发展了新中国的摄影事业。
参考文献：
[1]袁成亮.开国大典背后的故事[J].党史纵横，2009（10）.
[2]舒云.开国大典的摄影师们[J].党史天地，1999（7）.
[3]杨振亚.我用镜头记录历史时刻[J].中国人大，2009（10）.
[4]袁成亮.开国大典背后的故事[J].党史纵横，2009（10）.
[5]舒云.开国大典的摄影师们[J].党史天地，1999（7）.
[6]王子涵.论中国新闻摄影中国家形象的塑造[D].南京师范大学，2014.
[7]许林.新屮国新闻摄影年[J].思考的相机一第八屈全国新闻摄影理论年会论文集，1999
[8]罗光达，靳福堂编.罗光达摄影作品·论文选集[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
作者简介：康妮（1988-），女，山东，硕士，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主要从事民国时期摄影作品研究。
【关键词】新中国；红色摄影；开国大典
【中图分类号】TB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11-096-03
【本文著录格式】康妮.见证新中国诞生的红色摄影[J].中国民族博览，2021，06（11）：96-98.
红色摄影在战火中诞生，中国共产党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认识到记录历史的重要性。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八路军的摄影队伍逐渐发展壮大，形成了重要的政治动员与宣传机构。1949 年7 月 7 日，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成立，由中央、华北军区与北平市委三方面的主要负责人组成，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任。经过一系列慎重研究决定，确定在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
在开国大典之前的首要大事是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大会为此专门成立了政协筹备会摄影科，华北军区画报社的吴群担任科长。来自华北军区政治部的华北画报社、中央电影管理局北平电影制片厂照相科、东北局东北画报社三个单位的6位摄影师参与拍摄，为了发稿方便，署名时就用代号。据回忆几位摄影记者代号分别为： A：侯波，B：陈正青，C：吴群，D：杨振亚，E：林楊，F：孟昭瑞，使用代号既节省了时间，也是红色摄影队伍成建制化集体创作的体现。10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三张开国大典的报道照片，就均未署名。这种代号式的署名方式，集中冲洗的管理方式，无疑是这一时期拍摄任务在统一部署下的集体创作的集中体现。
在政治协商会议顺利召开之后，因为开国大典要在远大于政协会议怀仁堂会场的天安门广场上举行，6部照相机无疑是覆盖不了巨大会场的。于是决定政协报道的基础上扩大摄影规模，加强摄影力量，特邀了驻京新闻单位的一些摄影记者来参加大会的摄影。
开国大典当天，华北军区政治部画报社的杨振亚、东北画报摄影记者陈正青、中南海摄影科的侯波登上城楼拍摄。其他摄影师各有分工，分别按照之前规定好个人位置定点站位，分别拍摄集体创作，力求不漏下开国大典的任何一个场面。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伴随着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天安门广场变成了沸腾的海洋，毛泽东伴随着礼炮声、群众的欢呼声掌声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的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东北画报社的陈正青拍摄下了毛泽东宣读公告和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的照片，成为这一历史时刻的代表性照片，堪称经典。
与此同时，开国大典上的每个摄影记者都有自己的位置，据吴群事后回忆，那天在天安门会场上遇见起码二三十位摄影记者，当坦克分队驶入天安门广场时，至少有10名记者拍下了“功臣号”。宋贝珩、熊知行、吴群拍摄下了群众的欢庆场面，孟昭瑞抓拍了军乐队形象，杨振亚拍摄了朱德下达阅兵命令的瞬间，红枫、石少华、罗光达拍摄了受阅部队。各摄影记者们各有分工，每个人都严格的定点定位，没有漏掉一个重要场面。开国大典以这样一副全景式的姿态被永远记录在共和国的历史上。
红色摄影的集体共同创作在开国大典时达到了里程碑式的时刻，据不完全统计，全党全军各单位的记者共拍摄下1.6万张照片，如此大规模的有意识的集体影像创作活动在中国摄影史上堪称史无前例。
陈正青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场面的《开国大典》照片登出后，向世界宣告了一个新政权的诞生，在全体中国人民心中树立起新中国最初的形象，增强了国家凝聚力，激发了人民恢复经济、生产建设的热情，为新中国在建国之初赢得相对稳定的国际国内发展环境打下了基础。
红色摄影的建制方式与精神实质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新闻宣传工作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的这批红色摄影师们，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也逐渐走向不同的创作道路，打开了新中国摄影的百花齐放。
随着《开国大典》的见报，新中国的新闻摄影事业由此拉开帷幕。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从东北画报社、华北画报社、晋察冀报社调来了朱丹、陈正青、石少华、邵宇等知名摄影家来具体负责筹建工作。1950年3月25日，新闻摄影局正式挂牌成立，时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萨空了兼任局长，石少华任新闻摄影处处长。这是新中国第一个负责全国新闻摄影事业的领导机构，也是第一个肩负对内对外发稿的新闻摄影机构，编制有新闻摄影处、记者室、制作科、通联科、资料科。也是新华社摄影部的前身，新华社摄影部作为共和国进程忠实的记录者拍摄下了一条完整的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1950年10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绩展览会》在北京故宫开幕，展览中展出约6000余幅摄影作品，是广大摄影工作者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珍贵记录，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奋斗所取得的阶段性胜利的集中展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解放军继续向边疆地区、沿海岛屿进军，活跃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摄影工作者继续随军执行摄影报道任务，拍摄下了和平解放西藏、土改运动、抗美援朝战争等重要历史事件。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军越过南北分界线，直逼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杨振亚拍摄下了这幅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经典作品，向人民宣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必要性。杨振亚、孟昭瑞等红色摄影骨干力量随军出征，拍摄下了大量抗美援朝这一胜利的壮烈历程，“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至1952年底，全国有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约7亿亩土地，激發了亿万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人民画报社摄影家茹遂初拍摄的一批记录土改运动的照片，新人民画报社创刊于1950年6月，前身为华北画报社，隶属于新成立的新闻摄影局，茹遂初当时担任人民画报社的摄影记者，赴青海进行摄影工作，拍摄下了当地土改运动进程中从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到分配土地、发展生产系列珍贵影像资料，完整记录了土改运动在一个地区的进程。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加快，党中央需要一个更为成建制体系的摄影宣传机构，能够在中央协调下有序运转，承担全国各地的新闻采访任务。1952年新闻摄影局撤销，人民画报社划归出版系统，中央决定在新闻摄影局新闻摄影处基础上成立新华社新闻摄影部，石少华任主任，并在全国各地设立记者组，经过多年发展逐渐形成覆盖全国的新闻摄影系统。根据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拍摄下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建立起共和国完整的形象档案。
随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红色摄影也已渐渐完成历史使命，但红色摄影的源流与精神已成为新中国摄影界的发端，在组织体系、理论思想、人才培养机制等多方面影响深远，并随着共和国一起成长发展。
1956年，在党中央确立文化艺术的“双百”方针后，新闻摄影不再是摄影艺术的唯一选择，部分红色摄影家也开始用风光摄影的手段讴歌祖国大好山河，留下了大批极具艺术价值的祖国风光。风光摄影也在新中国建立后再次有所发展。正如红色摄影发端之时，设立第一个摄影记者岗位的军区司令聂荣臻对罗光达所说的：“你们是种子，要靠你们这些种子去生根、开花、结果，要靠你们发展军区的摄影事业。”[8]而在历史前进的长河中，红色摄影的种子开花、结果，发展了新中国的摄影事业。
参考文献：
[1]袁成亮.开国大典背后的故事[J].党史纵横，2009（10）.
[2]舒云.开国大典的摄影师们[J].党史天地，1999（7）.
[3]杨振亚.我用镜头记录历史时刻[J].中国人大，2009（10）.
[4]袁成亮.开国大典背后的故事[J].党史纵横，2009（10）.
[5]舒云.开国大典的摄影师们[J].党史天地，1999（7）.
[6]王子涵.论中国新闻摄影中国家形象的塑造[D].南京师范大学，2014.
[7]许林.新屮国新闻摄影年[J].思考的相机一第八屈全国新闻摄影理论年会论文集，1999
[8]罗光达，靳福堂编.罗光达摄影作品·论文选集[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
作者简介：康妮（1988-），女，山东，硕士，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主要从事民国时期摄影作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