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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改变八旗人员在翰林的弱势地位，巩固八旗人员在翰林院的职位，道光帝决定从翻译进士中选拔庶吉士。选拔翻译庶吉士始于道光二十七年。翻译庶吉士培养三年散馆，优者留馆，成为翰林官。由于清后期只选拔了四十三名翻译庶吉士，其对改变翰林队伍结构的作用有限。本文对翻译庶吉士制度的脉络进行考证梳理，并探讨其功能。
关键词 清代，翻译庶吉士，选拔，培养，散馆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0)20-0014-04
关于清代庶吉士制度已有多人进行研究，但对翻译庶吉士则没有专门研究。本文对翻译庶吉士的选拔、培养、任用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翻译庶吉士的选拔
庶吉士制度始于明代，清承明制，并在清后期另设翻译庶吉士制度。翻译庶吉士是从翻译进士中选拔出来的。清代贯彻“清语骑射”国策的做法之一是设立翻译科，其对象是满洲、蒙古、汉军士子。仿照文举(相对武举而言)，翻译科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而实际执行时仅乡试、会试二级。《八旗通志》在雍正二年(1724年)甲辰科翻译举人名单之后，有按语：“是年，始开满洲翻译科。”雍正年间共举行了五科翻译乡试，由于应试人数不足，就没有举行翻译会试。乾隆四年(1739年)八月辛卯，“谕：今年翻译会试，取中二十二人。虽从前有照例殿试之议，但此科人数甚少，不必举行殿试，俱著赐进士出身。吏部带领引见，候朕酌量录用，其优者以六部主事即用，次者在主事上学习行走。”此科之后，每科翻译会试取中人数均在二十二人以下(见附表)。由此，有清一代没有举行翻译殿试，而均是将翻译贡士直接赐为翻译进士。乾隆帝规定：翻译进士一般用为六部主事，其优者以六部主事即用，次者在主事上学习行走。可见，翻译进士的仕途不广。
鉴于翻译进士仕途狭窄，八旗翰林又难过大考之关的局面，道光帝决定改变翻译进士的出路和大考八旗翰詹官员的做法。清代大考，也称作“考试翰詹”，即考试翰林院、詹事府三品以下官员。大考，考诗赋，对由一甲、庶吉士出身的翰林，大考尚是一大难关，对于“外班翰林”更是难以逾越过的关卡。内班翰林与外班翰林均是对八旗中的翰林人员而言，由一甲进士、庶吉士出身的八旗人员进入翰林称为“内班翰林”，而由其他出身的八旗翰林官员称作“外班翰林”。由外班进入翰林的八旗官员，往往经大考被甩出翰林。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五月初九日，道光帝诏谕：“向来翰詹衙门遇有满洲翰林缺出，先尽内班升用，内班无人，例用外班充补。及至考试，诗赋多非素习，以致未能前列，充补后旋即改官，殊非造就人才本意。因思翻译为满洲本业，均应随时学习精熟，毋稍荒废。现在每科翻译会试获隽者，止用部属，升途较隘。若将此项人员转入翰詹衙门，令其专心学习翻译，与各员一体升转。遇有考试翰詹之年，即照向例考试翻译，免致舍其所长，用其所短，似足以收实效。其应如何分缺录用之处，著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吏部妥议章程具奏。”
遵从道光帝的谕旨，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吏部讨论后，上奏拟定的九条章程。道光帝审阅所奏章程之后，于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初四日，降旨：“依议。”大臣们上呈的九条章程的第一条就是提议从翻译进士中选拔庶吉士：“每科翻译中式进士引见，简用庶吉士。下科散馆，按本科覆试一二等者授职编修，三等授职检讨，作为内班。论俸升用，俸同者以等第名次为先后。遇考试翰詹之年，仍令专考翻译。”
六天之后，即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丁巳(初十日)，内阁、翰林院带领新科翻译进士引见。得旨：“桂丰、广凤、勒尔精阿、伍忠阿，俱着以庶吉士用。佛尔果春、昆玉、祥成、伊济斯浑赛卜哲讷、舒庆、锦祥。俱着以六部主事用。”(见附表)这是选拔翻译庶吉士之始。从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至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应共举行二十六科翻译会试，据《清实录》和《上谕档》能确知实际举行了二十三科翻译会试，这二十三科中仅同治十年辛未科、光绪二年丙子恩科、三年丁丑科三科没有选拔翻译庶吉士。从光绪六年之后，每科均选拔翻译庶吉士(见附表)。可以说在清后期，选拔翻译庶吉士已经制度化。
二、翻译庶吉士的培养和任用
对于庶吉士的培养，皇帝钦派大教习负责。由于大教习一般只有二人，而且一般不是专职教习，仅靠此，难以达到培养庶吉士的预期目的。为了加强对庶吉士的培养，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开始，每科另派数名小教习，具体负责庶吉士的学习，而大教习往往只对庶吉士进行考课。雍正八年停止派小教习，乾隆十年“复选小教习，如庚戌科以前定制。掌院暨教习庶吉士之大臣，于见任读、讲、修撰、编、检内选。”此后派小教习成为定制。道光二十七年奏准：“今翻译进士以庶吉士录用者。与翰詹各员一体升转。嗣后翻译庶吉士应与文进士改庶吉士各员，一体在馆肄业，到馆后由大教习出题督课，并添派通晓翻译满洲小教习一员，随时教习。”
清代翰林院庶吉士一般培养三年再散馆。雍正之后，前科庶吉士必须在钦点新科庶吉士之前散馆，如遇恩科，甚至仅一年就散馆。如乾隆元年丙辰科的庶吉士，在馆一年，即于乾隆二年五散馆。乾隆二年丁巳恩科馆选(即“选拔庶吉士”)在六月。可见，乾隆元年丙辰科庶吉士在乾隆二年丁巳恩科馆选前散馆。散馆成绩优者留馆，其中二甲留馆者授编修，三甲留馆者授检讨；次者出为部属、知县等官。
翻译庶吉士与庶吉士一同进庶常馆，一同散馆授职。由于翻译进士会试中式后，没有参加殿试，没有二甲三甲进士之等第，而只有会试之后的覆试等次，因此，道光二十七年制定的章程就规定：“每科翻译中式进士引见，简用庶吉士。下科散馆，按本科覆试一二等者授职编修，三等授职检讨。”会试覆试制度确立于乾隆后期，而翻译会试覆试始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庚辰科。翻译庶吉士散馆留馆者，按其翻译会试覆试等次授职，覆试一二等者授编修，三等者授检讨。
翻译庶吉士按制定的章程散馆授职，下面以咸丰九年(1859年)己未科翻译庶吉士散馆为例：
《咸丰朝军机处录副奏折》中的一奏片曰：“查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初四日，经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吏部奏定章程，翻译庶吉士散馆按本科覆试一二等者授职编修，三等者授职检讨。查翻译庶吉士广寿，己未科覆试考列三等一名，是以臣等缮拟谕旨，授为检讨。”此奏片无具奏人，无具奏时间。《清文宗实录》记载：咸丰十年闰三月丁巳，“引见己未科散馆及补行散馆人员。得旨：……翻译庶吉士广寿，着授为检讨。”将录副奏折与实录相结合，可知，咸丰九年己未科翻译庶吉士广寿，覆试三等，在馆一年，即在咸丰十年庚辰恩科选拔庶吉士之前散馆，授职检讨。也就是说翻译庶吉士按制定的章程散馆授职。
据附表可知，清后期共选拔了43名翻译庶吉士，其中29人授职翰林，占69.7％；出馆者主要以 部属用，即有10人授为主事，占23.2％；出为内阁中书、知县者各仅1人，另有2人没有散馆授职。可见，翻译庶吉士培养主要目标是为翰林院输送八旗人才。
三、对翻译庶吉士制度的评价
翻译庶吉士制度是“清语骑射”国策之产物，是对庶吉士制度的补充，也可说是在汉人翰林的强势之下，为了弥补八旗翰林的不足而制定的一项制度。我根据《词林辑略》。对清代庶吉士人数做了统计：从顺治三年(1646年)开科选拔庶吉士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科，共选拔了5723名庶吉士，其中宗室、满洲、蒙古、汉军庶吉士分别是60、245、46、108人。宗室、满洲、蒙古共351名庶吉士，占庶吉士总数的6.1％，再加上汉军庶吉士，总共才459人，占庶吉士总数的8.02％。对清代庶吉士散馆授职翰林的人数为：从顺治三年丙戌科到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散馆授职翰林的是3465人，其中宗室、满洲、蒙古、汉军庶吉士授职翰林的分别是40、153、27、66人。宗室、满洲、蒙古授职翰林有220人，占庶吉士授职翰林的6.3％，再加上汉军授职翰林的，共288人，占庶吉士授职翰林的8.3％。可见八旗庶吉士人数少，八旗翰林也不多，八旗翰林处于弱势地位。
正是在八旗翰林处于劣势和翻译进士仕途狭窄的背景下，政府才开始选拔翻译庶吉士。通过选拔翻译庶吉士，既开拓了翻译进士的仕途，又为翰林院输送了人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八旗翰林人员之不足。
翻译庶吉士制度，为八旗士人进入高级文职行列增开了途径。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翻译科的吸引力，即引导部分八旗士子参加翻译科考试。要参加翻译科考试，必须先考骑射。这样翻译庶吉士制度，既贯彻了“清语骑射”的国策，又为八旗输送翰林人才，从而在保存满洲民族特色、促进八旗人员的文化水平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满汉不断融合的过程中，这一国策的实际效果有限。特别是到了晚清，八旗士子更愿参加文科举，而参加翻译考试的人数越来越少，以致光绪最后二科，翻译进士只有二三人(见附表)。“清语骑射”的国策难以再通过开设翻译科，选拔翻译庶吉士来贯彻。翻译庶吉士制度对翰林结构的影响也有限。由于翻译庶吉士只有43名，其中虽大部分授职翰林官，也只有29人，这样对改变翰林院的结构的作用不大，即难以改变八旗翰林的弱势地位。
关键词 清代，翻译庶吉士，选拔，培养，散馆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0)20-0014-04
关于清代庶吉士制度已有多人进行研究，但对翻译庶吉士则没有专门研究。本文对翻译庶吉士的选拔、培养、任用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翻译庶吉士的选拔
庶吉士制度始于明代，清承明制，并在清后期另设翻译庶吉士制度。翻译庶吉士是从翻译进士中选拔出来的。清代贯彻“清语骑射”国策的做法之一是设立翻译科，其对象是满洲、蒙古、汉军士子。仿照文举(相对武举而言)，翻译科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而实际执行时仅乡试、会试二级。《八旗通志》在雍正二年(1724年)甲辰科翻译举人名单之后，有按语：“是年，始开满洲翻译科。”雍正年间共举行了五科翻译乡试，由于应试人数不足，就没有举行翻译会试。乾隆四年(1739年)八月辛卯，“谕：今年翻译会试，取中二十二人。虽从前有照例殿试之议，但此科人数甚少，不必举行殿试，俱著赐进士出身。吏部带领引见，候朕酌量录用，其优者以六部主事即用，次者在主事上学习行走。”此科之后，每科翻译会试取中人数均在二十二人以下(见附表)。由此，有清一代没有举行翻译殿试，而均是将翻译贡士直接赐为翻译进士。乾隆帝规定：翻译进士一般用为六部主事，其优者以六部主事即用，次者在主事上学习行走。可见，翻译进士的仕途不广。
鉴于翻译进士仕途狭窄，八旗翰林又难过大考之关的局面，道光帝决定改变翻译进士的出路和大考八旗翰詹官员的做法。清代大考，也称作“考试翰詹”，即考试翰林院、詹事府三品以下官员。大考，考诗赋，对由一甲、庶吉士出身的翰林，大考尚是一大难关，对于“外班翰林”更是难以逾越过的关卡。内班翰林与外班翰林均是对八旗中的翰林人员而言，由一甲进士、庶吉士出身的八旗人员进入翰林称为“内班翰林”，而由其他出身的八旗翰林官员称作“外班翰林”。由外班进入翰林的八旗官员，往往经大考被甩出翰林。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五月初九日，道光帝诏谕：“向来翰詹衙门遇有满洲翰林缺出，先尽内班升用，内班无人，例用外班充补。及至考试，诗赋多非素习，以致未能前列，充补后旋即改官，殊非造就人才本意。因思翻译为满洲本业，均应随时学习精熟，毋稍荒废。现在每科翻译会试获隽者，止用部属，升途较隘。若将此项人员转入翰詹衙门，令其专心学习翻译，与各员一体升转。遇有考试翰詹之年，即照向例考试翻译，免致舍其所长，用其所短，似足以收实效。其应如何分缺录用之处，著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吏部妥议章程具奏。”
遵从道光帝的谕旨，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吏部讨论后，上奏拟定的九条章程。道光帝审阅所奏章程之后，于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初四日，降旨：“依议。”大臣们上呈的九条章程的第一条就是提议从翻译进士中选拔庶吉士：“每科翻译中式进士引见，简用庶吉士。下科散馆，按本科覆试一二等者授职编修，三等授职检讨，作为内班。论俸升用，俸同者以等第名次为先后。遇考试翰詹之年，仍令专考翻译。”
六天之后，即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丁巳(初十日)，内阁、翰林院带领新科翻译进士引见。得旨：“桂丰、广凤、勒尔精阿、伍忠阿，俱着以庶吉士用。佛尔果春、昆玉、祥成、伊济斯浑赛卜哲讷、舒庆、锦祥。俱着以六部主事用。”(见附表)这是选拔翻译庶吉士之始。从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至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应共举行二十六科翻译会试，据《清实录》和《上谕档》能确知实际举行了二十三科翻译会试，这二十三科中仅同治十年辛未科、光绪二年丙子恩科、三年丁丑科三科没有选拔翻译庶吉士。从光绪六年之后，每科均选拔翻译庶吉士(见附表)。可以说在清后期，选拔翻译庶吉士已经制度化。
二、翻译庶吉士的培养和任用
对于庶吉士的培养，皇帝钦派大教习负责。由于大教习一般只有二人，而且一般不是专职教习，仅靠此，难以达到培养庶吉士的预期目的。为了加强对庶吉士的培养，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开始，每科另派数名小教习，具体负责庶吉士的学习，而大教习往往只对庶吉士进行考课。雍正八年停止派小教习，乾隆十年“复选小教习，如庚戌科以前定制。掌院暨教习庶吉士之大臣，于见任读、讲、修撰、编、检内选。”此后派小教习成为定制。道光二十七年奏准：“今翻译进士以庶吉士录用者。与翰詹各员一体升转。嗣后翻译庶吉士应与文进士改庶吉士各员，一体在馆肄业，到馆后由大教习出题督课，并添派通晓翻译满洲小教习一员，随时教习。”
清代翰林院庶吉士一般培养三年再散馆。雍正之后，前科庶吉士必须在钦点新科庶吉士之前散馆，如遇恩科，甚至仅一年就散馆。如乾隆元年丙辰科的庶吉士，在馆一年，即于乾隆二年五散馆。乾隆二年丁巳恩科馆选(即“选拔庶吉士”)在六月。可见，乾隆元年丙辰科庶吉士在乾隆二年丁巳恩科馆选前散馆。散馆成绩优者留馆，其中二甲留馆者授编修，三甲留馆者授检讨；次者出为部属、知县等官。
翻译庶吉士与庶吉士一同进庶常馆，一同散馆授职。由于翻译进士会试中式后，没有参加殿试，没有二甲三甲进士之等第，而只有会试之后的覆试等次，因此，道光二十七年制定的章程就规定：“每科翻译中式进士引见，简用庶吉士。下科散馆，按本科覆试一二等者授职编修，三等授职检讨。”会试覆试制度确立于乾隆后期，而翻译会试覆试始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庚辰科。翻译庶吉士散馆留馆者，按其翻译会试覆试等次授职，覆试一二等者授编修，三等者授检讨。
翻译庶吉士按制定的章程散馆授职，下面以咸丰九年(1859年)己未科翻译庶吉士散馆为例：
《咸丰朝军机处录副奏折》中的一奏片曰：“查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初四日，经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吏部奏定章程，翻译庶吉士散馆按本科覆试一二等者授职编修，三等者授职检讨。查翻译庶吉士广寿，己未科覆试考列三等一名，是以臣等缮拟谕旨，授为检讨。”此奏片无具奏人，无具奏时间。《清文宗实录》记载：咸丰十年闰三月丁巳，“引见己未科散馆及补行散馆人员。得旨：……翻译庶吉士广寿，着授为检讨。”将录副奏折与实录相结合，可知，咸丰九年己未科翻译庶吉士广寿，覆试三等，在馆一年，即在咸丰十年庚辰恩科选拔庶吉士之前散馆，授职检讨。也就是说翻译庶吉士按制定的章程散馆授职。
据附表可知，清后期共选拔了43名翻译庶吉士，其中29人授职翰林，占69.7％；出馆者主要以 部属用，即有10人授为主事，占23.2％；出为内阁中书、知县者各仅1人，另有2人没有散馆授职。可见，翻译庶吉士培养主要目标是为翰林院输送八旗人才。
三、对翻译庶吉士制度的评价
翻译庶吉士制度是“清语骑射”国策之产物，是对庶吉士制度的补充，也可说是在汉人翰林的强势之下，为了弥补八旗翰林的不足而制定的一项制度。我根据《词林辑略》。对清代庶吉士人数做了统计：从顺治三年(1646年)开科选拔庶吉士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科，共选拔了5723名庶吉士，其中宗室、满洲、蒙古、汉军庶吉士分别是60、245、46、108人。宗室、满洲、蒙古共351名庶吉士，占庶吉士总数的6.1％，再加上汉军庶吉士，总共才459人，占庶吉士总数的8.02％。对清代庶吉士散馆授职翰林的人数为：从顺治三年丙戌科到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散馆授职翰林的是3465人，其中宗室、满洲、蒙古、汉军庶吉士授职翰林的分别是40、153、27、66人。宗室、满洲、蒙古授职翰林有220人，占庶吉士授职翰林的6.3％，再加上汉军授职翰林的，共288人，占庶吉士授职翰林的8.3％。可见八旗庶吉士人数少，八旗翰林也不多，八旗翰林处于弱势地位。
正是在八旗翰林处于劣势和翻译进士仕途狭窄的背景下，政府才开始选拔翻译庶吉士。通过选拔翻译庶吉士，既开拓了翻译进士的仕途，又为翰林院输送了人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八旗翰林人员之不足。
翻译庶吉士制度，为八旗士人进入高级文职行列增开了途径。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翻译科的吸引力，即引导部分八旗士子参加翻译科考试。要参加翻译科考试，必须先考骑射。这样翻译庶吉士制度，既贯彻了“清语骑射”的国策，又为八旗输送翰林人才，从而在保存满洲民族特色、促进八旗人员的文化水平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满汉不断融合的过程中，这一国策的实际效果有限。特别是到了晚清，八旗士子更愿参加文科举，而参加翻译考试的人数越来越少，以致光绪最后二科，翻译进士只有二三人(见附表)。“清语骑射”的国策难以再通过开设翻译科，选拔翻译庶吉士来贯彻。翻译庶吉士制度对翰林结构的影响也有限。由于翻译庶吉士只有43名，其中虽大部分授职翰林官，也只有29人，这样对改变翰林院的结构的作用不大，即难以改变八旗翰林的弱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