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出我意料，《读书》这份颇受我厚爱的高层次文化读物竟也能登出《耐心地打捞光明》这样的文章(一九九四年第一期)。并非屈从于某种政治或社会压力，而甘心情愿地张扬一种毫无文化价值的不公，这的确令人遗憾，也伤害我的感情。
　　当然我不会因此而仇恨《读书》，也不必暗藏杀机，我不是杀人狂顾城。
　　本来我不该为翻弄顾城的尸体而脏了自己的手，但要想说清《读书》的不公，却不得不去碰它。
　　我一向认为文格与人格是统一的。
　　如果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语义的包装)可供人欣赏，那么现在我解读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心／我用它制造黑暗(包装的语义)，肯定正确。
　　我没有道理否认顾城是人，正如我没有道理否认希特勒一样；但若继续承认顾城的诗人地位，我必须重新考虑。如果允许顾城不负对社会、法律、人道以及真、善、美的责任，那么我可以善意理解，顾城是个疯子。疯子、精神分裂、丧失理性，是他的第一人格，其次他才是个善于运用语言，并且也会使用凶器危害他人生命的诗人。
　　仅以“诗人自杀事件是二十世纪最令人震惊的内在事件”，便将顾城从丑恶的残酷犯罪行为中开脱出去，这本身就有纵容、包庇犯罪的嫌疑。
　　《耐心……》一文除了赏识一种暴践文明的行径，肆意表现一种不公外，再没有任何意义。这种不公不仅是对谢烨，也是对所有自尊的女性。然而蒙辱最大不公的还是谢烨，其实是她一直在“很有耐心地打捞掉落下去的光明”，却毫无提防被顾城残忍无道地推下了“黑洞洞的井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