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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国一年究竟能有多少个大大小小的艺术展览，真的很难算清。有人对品质感到焦虑和质疑，也有人发现并延伸了展览陈列价值之外的更多新意。展览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一部分人决定另一部分人的观看，当展览的大幕拉开，商业、学术、实验、冒险，哪个才是做一个展览最重要的原动力？
前不久，蔡国强作品《天梯》现场录像的视频在国外网站和媒体上疯传：一座500 米高、5.5 米宽，绑满烟花、火药的钢丝梯绳由一个白色氦气球拉起。金色的火焰逐级点亮天梯，渐渐熄灭后，最终归于寂静。据说，蔡国强为了完成这个宏大的场面，21 年间遭遇了3 次失败：1994 年英国巴斯，天气恶劣；2001 年上海APEC 因为美国突发“911”事件被迫净空；2013 年洛杉矶里菲斯天文台未能征得当地居民的同意。今年，蔡国强终于在自己故乡的渔村实现了他的梦想之作。在大家投来关注的目光时，蔡国强则表示《天梯》仅仅是为他百岁奶奶和家乡献上的一份礼物。无独有偶，最近在UCCA 举办的国内首个“刁德谦回顾展”上，刁德谦也用大量的地图标注式的油画作品纪念童年时的住所、情感与记忆，甚至是一段童年时候跟华人影星李丽华的似有还无的人生交集。
对于蔡国强和刁德谦，亲情、童年都是人生中最珍贵的东西，展示行为及其背后的波折与话题性使珍贵之物变得更加珍贵。这一点是尤为不可低估的。也就是今年，荷兰画家文森特· 凡· 高逝世125 周年，号称“国内迄今为止有关凡· 高最完整、最丰富、最专业的全方位体验展”的“不朽的梵高”展在上海举行，虽然业界一直指责商业气息过于浓重，但没有一幅原作的展览却仍旧吸引了超过30 万人次的观众。同样的，大卫· 霍克尼、肯特里奇、达利、吕佩兹等展览也被质疑抓住了大师效应而逐渐被升级为文化事件。从围观动机来看，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论”似乎又一次显灵：巨大的商业利润毕竟也是因为背后蕴含着珍贵的文化价值，通过展览各自彰显。貌似两端，实则唯一。而谈到展览品质，在社会多元化的今天，展览的面貌远不是学术或者商业的两极对话可以涵盖的。好的展览越来越像是一种观看世界、了解社会的简明方式，人们可以从展览中读到热爱、忧虑、改变、冒险，甚至是一种信仰。
在了解渠岩的“许村计划”之前，很难想象在中国行“博伊斯之道”将要面临什么：将闭塞衰败的小村落变成一个不断创新和改造的展览场域，这意味着一个艺术家放弃了更多专属于自我的创作机会，同时还要面临社会对其艺术行为在动机和方式上的种种批评，甚至还要讨论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博弈。当“许村计划”展览走入公众视线后，它不仅是成果展示，更是一种积极的号召：行动，并让更多的人加入行动。“艺术介入乡村建设”自此成为了一个不能回避的长期论题。相比渠岩的争议性，同为艺术家身份的邬建安则在一个社会广泛认同的遗产保护领域做着一次双赢的展览计划。今年夏秋之交，在恭王府举办的“化生”展览，把古老皮影和当代艺术创新结合在了一起，去试图解决彼此之间的困境。消费传统经典的做法早已走入穷途末路，邬建安这次用《青鱼案》讲的是一个属于当代的神话逻辑，同时，把一个宏大的遗产保护主题自然融化在了展览的作品之中，就像他故事中那条遁去的白蛇，身手敏捷。
作为学院老师，马璐则把为学生们办一个交流展视为他最近工作的意义所在，他在接受采访时，总给人一种为人父母的语重心长。虽然是聊展览，聊着聊着就都变成了对青年学生的期许。“学院本色”这个美术学院的联合群展在他看来，不过是一个老师尽可能为学生提供的成长途径。以展会友，在这个社交通讯无比发达的年代还有一层莫名的亲切和温暖。
展览可以很美好，但前提是有充足的资金。这一点，也是马璐在采访中提到的。有了资金就尽可能地办个好展，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那么，对于那些实打实要面临经营压力的人来说，办一个展览更像是一次风投，要拼眼力，还要拼勇气。而作为杨画廊年轻漂亮的负责人，杨洋是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去诠释独立画廊如何实现一个心中理想的展览。从三里屯的落寞离去到在798 艺术区闭门思考，杨画廊从对大众的理想期望中跌入现实，而如今他们的展览能够和青年与市场准确“对位”，有过多少重新定位，背后有多少辛苦和困难，都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展览所无法全部涵盖和展示的。
艺术家、社会工作者、老师、画廊负责人，当然，还有策展人。作为一个展览直接的操刀者和专业的策划者，与展览的泛化相对应的是策展人身份经历了一个由盛转弱的过程。高远、王栋栋、王春辰等作为具有一定学术背景的策展人，他们在面临展览过度商业化和学术品质缺失的现实时，也都直言不讳地讲述了他们亲见的当代艺术展览现状。王栋栋的“慢步调”，高远的“远视野”以及王春辰的“实验场”都不只是一个说说而已的概念，其中充满的困惑不满是在质问：我们离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当代艺术好展（而不是大展）还有多远。
人们常说一个好展览就像作家的写作，只有感到有话要说，才会付诸笔端。或者说，展览多半来自一种诚实的表现欲。人们爱听故事，喜欢分享。只要这些朴素的道理还能成立，展览就还有办下去的标准和意义。今天，展览在面对作品和艺术家个人情感之外，似乎走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境地：一个展览的全能时代。也许是因为曾经许下的诺言，也许是因为极佳的广告效应，也许是对当下现实的愤懑不平，也许是对理想国度的翘首企盼，也许只是多年前一个无法释怀的念想。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架自己的天梯，去接近无限。为什么做一个展览？这个问题的答案既藏在展览中，也藏在策展人、艺术家、观者心里。
前不久，蔡国强作品《天梯》现场录像的视频在国外网站和媒体上疯传：一座500 米高、5.5 米宽，绑满烟花、火药的钢丝梯绳由一个白色氦气球拉起。金色的火焰逐级点亮天梯，渐渐熄灭后，最终归于寂静。据说，蔡国强为了完成这个宏大的场面，21 年间遭遇了3 次失败：1994 年英国巴斯，天气恶劣；2001 年上海APEC 因为美国突发“911”事件被迫净空；2013 年洛杉矶里菲斯天文台未能征得当地居民的同意。今年，蔡国强终于在自己故乡的渔村实现了他的梦想之作。在大家投来关注的目光时，蔡国强则表示《天梯》仅仅是为他百岁奶奶和家乡献上的一份礼物。无独有偶，最近在UCCA 举办的国内首个“刁德谦回顾展”上，刁德谦也用大量的地图标注式的油画作品纪念童年时的住所、情感与记忆，甚至是一段童年时候跟华人影星李丽华的似有还无的人生交集。
对于蔡国强和刁德谦，亲情、童年都是人生中最珍贵的东西，展示行为及其背后的波折与话题性使珍贵之物变得更加珍贵。这一点是尤为不可低估的。也就是今年，荷兰画家文森特· 凡· 高逝世125 周年，号称“国内迄今为止有关凡· 高最完整、最丰富、最专业的全方位体验展”的“不朽的梵高”展在上海举行，虽然业界一直指责商业气息过于浓重，但没有一幅原作的展览却仍旧吸引了超过30 万人次的观众。同样的，大卫· 霍克尼、肯特里奇、达利、吕佩兹等展览也被质疑抓住了大师效应而逐渐被升级为文化事件。从围观动机来看，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论”似乎又一次显灵：巨大的商业利润毕竟也是因为背后蕴含着珍贵的文化价值，通过展览各自彰显。貌似两端，实则唯一。而谈到展览品质，在社会多元化的今天，展览的面貌远不是学术或者商业的两极对话可以涵盖的。好的展览越来越像是一种观看世界、了解社会的简明方式，人们可以从展览中读到热爱、忧虑、改变、冒险，甚至是一种信仰。
在了解渠岩的“许村计划”之前，很难想象在中国行“博伊斯之道”将要面临什么：将闭塞衰败的小村落变成一个不断创新和改造的展览场域，这意味着一个艺术家放弃了更多专属于自我的创作机会，同时还要面临社会对其艺术行为在动机和方式上的种种批评，甚至还要讨论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博弈。当“许村计划”展览走入公众视线后，它不仅是成果展示，更是一种积极的号召：行动，并让更多的人加入行动。“艺术介入乡村建设”自此成为了一个不能回避的长期论题。相比渠岩的争议性，同为艺术家身份的邬建安则在一个社会广泛认同的遗产保护领域做着一次双赢的展览计划。今年夏秋之交，在恭王府举办的“化生”展览，把古老皮影和当代艺术创新结合在了一起，去试图解决彼此之间的困境。消费传统经典的做法早已走入穷途末路，邬建安这次用《青鱼案》讲的是一个属于当代的神话逻辑，同时，把一个宏大的遗产保护主题自然融化在了展览的作品之中，就像他故事中那条遁去的白蛇，身手敏捷。
作为学院老师，马璐则把为学生们办一个交流展视为他最近工作的意义所在，他在接受采访时，总给人一种为人父母的语重心长。虽然是聊展览，聊着聊着就都变成了对青年学生的期许。“学院本色”这个美术学院的联合群展在他看来，不过是一个老师尽可能为学生提供的成长途径。以展会友，在这个社交通讯无比发达的年代还有一层莫名的亲切和温暖。
展览可以很美好，但前提是有充足的资金。这一点，也是马璐在采访中提到的。有了资金就尽可能地办个好展，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那么，对于那些实打实要面临经营压力的人来说，办一个展览更像是一次风投，要拼眼力，还要拼勇气。而作为杨画廊年轻漂亮的负责人，杨洋是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去诠释独立画廊如何实现一个心中理想的展览。从三里屯的落寞离去到在798 艺术区闭门思考，杨画廊从对大众的理想期望中跌入现实，而如今他们的展览能够和青年与市场准确“对位”，有过多少重新定位，背后有多少辛苦和困难，都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展览所无法全部涵盖和展示的。
艺术家、社会工作者、老师、画廊负责人，当然，还有策展人。作为一个展览直接的操刀者和专业的策划者，与展览的泛化相对应的是策展人身份经历了一个由盛转弱的过程。高远、王栋栋、王春辰等作为具有一定学术背景的策展人，他们在面临展览过度商业化和学术品质缺失的现实时，也都直言不讳地讲述了他们亲见的当代艺术展览现状。王栋栋的“慢步调”，高远的“远视野”以及王春辰的“实验场”都不只是一个说说而已的概念，其中充满的困惑不满是在质问：我们离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当代艺术好展（而不是大展）还有多远。
人们常说一个好展览就像作家的写作，只有感到有话要说，才会付诸笔端。或者说，展览多半来自一种诚实的表现欲。人们爱听故事，喜欢分享。只要这些朴素的道理还能成立，展览就还有办下去的标准和意义。今天，展览在面对作品和艺术家个人情感之外，似乎走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境地：一个展览的全能时代。也许是因为曾经许下的诺言，也许是因为极佳的广告效应，也许是对当下现实的愤懑不平，也许是对理想国度的翘首企盼，也许只是多年前一个无法释怀的念想。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架自己的天梯，去接近无限。为什么做一个展览？这个问题的答案既藏在展览中，也藏在策展人、艺术家、观者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