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潘巧云和阎婆惜是《水浒传》中刻画比较成功的女性形象，她们作为水浒英雄好汉的妻妾嫂，由于自身的“淫乱”而惨遭好汉的杀害并“遗臭万年”。推究根源，与封建社会轻视女性，否定女性地位的流毒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礼记》规定：“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内”指家事、室事）；“女子十年不出”（十岁以后就恒居内也）；“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治丝茧，织紝组紃，学女事，以供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豆、菹、醢，礼相助奠”。
　　“古者女师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诗·周南·葛覃》毛亨传）
　　班昭四十余岁著成的《女诫》云：“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功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其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又云：“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两段话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昭然若揭。加上“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三从四德”形成了束缚、压迫妇女的道德标准。
　　再如，“三纲五常”中的“夫为妻纲”规定了封建社会中妇女永远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到了宋代，理学兴盛，对妇女的贞操要求更加严苛。程颐在有人问及孤孀贫穷没有依托，能否再嫁时，说“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二程遗书》卷二十二）更是灭绝人性的。
　　凡此种种，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从属地位被严格地规定着，女性想越雷池半步，都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谨守妇道，是她们唯一的选择。相夫教子，然后期待着夫荣妻贵或者子富母贵。
　　百回本水浒中，潘金莲、潘巧云和阎婆惜的初始身份都不好，潘金莲是大户人家的使女，潘巧云是夫死后改嫁给杨雄的，阎婆惜则是歌伎。她们生性都有一股不屈服命运的劲头，或者说有着不同于寻常女子的见识。她们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女性，性格里隐藏着叛逆。《水浒传》描写了这三个女性的淫乱，却忽视她们在家庭里两性生活的压抑、苦闷和缺乏，客观上造成了我们对她们的误读。
　　潘金莲不满于大户的纠缠，告到主人婆那里，没想到被大户白白地嫁给了武大这个“三寸丁、谷树皮”。命运的无奈使得潘金莲心中充满了对社会的仇恨意识，“三从四德”在她眼里什么都不算。因为她在清河县“爱偷汉子”，武大就把家搬到阳谷县。看到了武松，潘金莲激起了对未来的幻想。撩拨武松不成，倒被武松破口大骂，“不识羞耻”，“不识廉耻”。强烈的心理失落感致使她在武大跟前反诬武松。潘金莲撩拨武松有追求感情需要的合理性，但是她的行为却十分盲目，同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格格不入。武松搬离家后，潘金莲百无聊赖，偶遇西门庆，王婆为了得到实惠，极力撺掇西门庆和潘金莲。潘金莲在西门庆那里寻求的是一种两性间的需求，而非两情相悦。因为西门庆是邪恶的化身，而不像武松是善与美的体现者。在欲火中，潘金莲已经丧失了理智。奸情败露后，在王婆和西门庆的合谋下，潘金莲实施了谋杀，也葬送了自身。从武大一方看，短矮而面目狰狞，猥獕不会风流。潘金莲之于武大确实有“好一块羊肉，倒落在狗口里”之嫌。并且武大是个“工作狂”，不去猜夫人心思。捉奸后没有动用武松来制约西门庆。可以说人格缺陷使得武大走上了不归路。从西门庆一方看，他对潘金莲的爱，纯粹是基于肉体需要，真实的感情成分微乎其微。如果他真的需要潘金莲作妾，凭借他的办事能力还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封建社会中“好马不配双鞍，好女不嫁二男”的道德标准严格约束，加上潘金莲有夫之妇的身份（武大是不可能休妻的）。“穷生盗，奸生杀”，悲剧的结局是可以预想出的。总之，《水浒》对潘金莲命运历程的描绘，主观上揭示了淫欲带来的恶果，客观上造成了一种暗示，社会对妇女的迫害只有逆来顺受。
　　相比之下，潘巧云的命运则悲惨的多。前夫王押司身故后，改嫁病关索杨雄。因为杨雄“一个月倒有二十来日当牢上宿”，潘巧云便和“师兄”裴如海勾搭成奸，为了能够长期私通，还买通胡头陀和迎儿合伙算计杨雄。被石秀识破，石秀先警示杨雄，不想醉酒后的杨雄在潘巧云跟前露了马脚，潘巧云就反诬起石秀来（和潘金莲反诬武松结果不同的是，潘巧云在杨雄前反诬石秀之后，石秀成了替罪羊，潘巧云的目的是让杨雄不相信石秀的话。武松被反诬，是潘金莲撩拨武松不成后，潘金莲巨大的心理失落感促成反诬的）。石秀先手刃了胡头陀和裴如海，然后和杨雄一起，诱逼迎儿和潘巧云说出事情的来龙去脉。潘巧云的心肝五脏也就被杨雄取出挂在松树上。潘巧云的被杀，是因为杨雄认为她“坏了我兄弟情分”，害怕久后被她害了性命。潘金莲和潘巧云等的悲剧在于，社会存在使她们又找不到比现有的婚姻更合理的家庭两性生活，因此，她们的情感需求很容易异化为一种病态的行为，即为了达到性的满足而放纵自己，甚至丧心病狂。这种畸形的两性生活，结果不只带给他人不幸，也使自己毁灭，从根本上说，潘金莲和潘巧云也是那个社会的受侮辱和被迫害者。
　　阎婆惜本是个风尘女子，一家三口来山东投奔一个官人不着，流落在郓城县。其父阎公害时疫死了，“无钱津送，停尸在家”，及时雨宋江慷慨解囊。阎婆惜的母亲阎婆是个有见识的女人，来宋江住处谢时，见没有一个妇人，为了能够找个“下半世过活”的靠山，把阎婆惜许给了宋江。阎婆惜以卖唱为生，有很深的社会阅历。做事有主见，“有意看上”宋江曾带来家吃酒的同房押司张文远，并冷落了宋江。阎婆拉来宋江劝女儿和宋江和好，问她怎么见了宋江，倒走上了楼去了。阎婆惜应道：“这屋里不远，他不会来！他又不瞎，如何自不上来，只等我来迎接他。”阎婆责怪女儿“性气不好”，“恼得押司不上门”，要她“起来陪句话儿”，阎婆惜说她老母：“你做甚么这般鸟乱，我又不曾做了歹事！他自不上门，教我怎地陪话！”阎婆劝女儿起来把盏酒。婆惜道：“不把盏便怎地我！终不成飞剑来取了我头！”
　　宋江“年及三旬”，而阎婆惜“年方一十八岁”，年龄差距是有的。但宋江终在王婆的极力撮合下，置办些家火什物，安顿了阎婆惜娘儿两个（宋江终究在县里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像阎婆惜歌伎的身份是难以和他门当户对的）。“初时宋江夜夜与婆惜一处歇卧，向后渐渐来得慢了。”《水浒传》是这样说其中原因的，“宋江是个好汉，只爱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细细玩味“不十分要紧”几个字，我们就能够进一步认清宋江的面目。正值妙龄的阎婆惜在宋江那里得不到正常的情爱，在遇到风流俊俏的张文远后难免会生发情感。得知阎婆惜和张文远两个人的一些风声以后，宋江也没有把当一回事儿，“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他若无心恋我，我没来由惹气做甚么。我只不上门便了。”在宋江眼里，阎婆惜不过是一个猎物而已。玩腻了，就不再管它死活。宋江掌握着阎婆惜的原典文书，就是说阎婆惜的人身权在宋江那里，又不给予阎婆惜正常的情和欲。阎婆惜之背叛宋江是合情合理的。而阎婆惜借晁盖的书信要挟宋江，竟成了宋江的刀下之鬼，结果是多少有一点冤枉的。看看阎婆惜提出的第三个要求是，要宋江把晁盖送与他的一百两金子给她，宋江说，那一百两金子，我没有肯受。有了再给你。阎婆惜是坚决不相信宋江的话。宋江说，我把家私变卖一百两金子给你，你把招文袋还我。阎婆惜冷笑道：“你这黑三倒乖，把我一似小孩儿般捉弄。我便先还了你招文袋这封书，歇三日却向你讨金子，正是棺材出了讨挽歌郎钱。我这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快把来，两相交割。”阎婆惜坚信“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竟然怀疑宋江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处世风格。接下来阎婆惜威胁要到公堂去，激怒了宋江，宋江抢夺招文袋，争抢中阎婆惜高喊：“黑三郎杀人也！”这声招致了杀身之祸。可以说，阎婆惜在处理这件事情过程中，表现的极不理智，和她平日的智商和老练一点都不对称。
　　由此可见，水浒通过潘金莲、潘巧云和阎婆惜的命运的描述，传达了“红颜祸水”论，主张以礼节情，反对越礼忘情。而客观上，她们扭曲的心理和病态的行为，是封建社会对女性迫害的结果。
　　（作者单位：安徽省马鞍山市中加双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