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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我在湘赣革命根据地所在地的江西省安福县收集到数枚罕见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工农银行1932年壹元银元券。券的正面图案为马克思、列宁头像,背面印“工农银行五大任务”,尤其是采用“亚、欧、非、美、澳”的编号,独具特色。在整理这些纸币过程中,我发现一枚编号为“澳14081”的壹元券,背面左上框内加盖“永新”方形印章,不解其意(图1)。带着这一困惑,在与同好交流时,均未能见到类似的加盖券,故认为是苏区银行工作人员或他人随意加盖上的,未向外界披露。无独有偶,2003年,我又收集了几枚湘赣苏区货币,再一次发现湘赣省工农银行壹元加盖“永新”券。该券编号为“澳14170”,在背面同一位置加盖相同的“永新”方形印章(图2)。
江西省永新县位于赣中西部,是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1931年8月至1934年8月,中共湘赣省委、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湘赣省工农银行以及省石印局、造币厂一直驻守在永新县。1931年,湘赣工农银行在永新县成立,并于1932年1月至1933年1月,发行使用面额壹元、壹角两种银元券。现存湘赣省工农银行壹元券,除上述两枚外,再未发现加盖“永新”,或加盖其它地名,如安福、莲花、宁冈、茶陵、攸县等券。那末,这两枚券上的“永新”印章是有目的加盖上去的,还是无意识的随手之作呢?从分析看,后者可以排除。其理由:
一是苏区对货币的管理十分严肃认真,工农银行行长胡湘因为讲了“银行基金不多”、“自己做花边明洋”,便以泄露“国家机密”处死。因此,不经批准擅自加盖印章或画押,是不太可能。从现存的湘赣省工农银行或湘赣分行的票币上极少出现涂押的现象,完全可以证实这一点。
二是两枚纸币号码十分接近,两枚“永新”印章的颜色一致,并且背面“湘赣省工农银行”印章的颜色和磨损程度也十分接近,可以肯定两张纸币以及印章均为同一时期的产物。纸币发现来自与永新县相邻的安福县,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可以排除民间私刻加盖印章以及臆造的可能。
三是“永新”印章加盖的位置固定,操作认真,很难看出随意的痕迹。
由于湘赣省工农银行银元券存世极罕,很少有人进行深入研究。经查阅《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湘赣革命根据地货币史》、《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永新县志》、《永新革命斗争史》等有关资料,均无法从中得以证实。笔者从编号比较接近和纸币发行的过程,大胆推测“永新”加盖券,应是湘赣工农银行在永新县发行时加盖的。其原因无法知晓和破解。今提出这一问题,希望专家学者和广大钱币收藏研究者,从理论和实物上进行研究和论证。
注:“本文中所涉及的图表、注解、公式等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江西省永新县位于赣中西部,是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1931年8月至1934年8月,中共湘赣省委、湘赣省苏维埃政府、湘赣省工农银行以及省石印局、造币厂一直驻守在永新县。1931年,湘赣工农银行在永新县成立,并于1932年1月至1933年1月,发行使用面额壹元、壹角两种银元券。现存湘赣省工农银行壹元券,除上述两枚外,再未发现加盖“永新”,或加盖其它地名,如安福、莲花、宁冈、茶陵、攸县等券。那末,这两枚券上的“永新”印章是有目的加盖上去的,还是无意识的随手之作呢?从分析看,后者可以排除。其理由:
一是苏区对货币的管理十分严肃认真,工农银行行长胡湘因为讲了“银行基金不多”、“自己做花边明洋”,便以泄露“国家机密”处死。因此,不经批准擅自加盖印章或画押,是不太可能。从现存的湘赣省工农银行或湘赣分行的票币上极少出现涂押的现象,完全可以证实这一点。
二是两枚纸币号码十分接近,两枚“永新”印章的颜色一致,并且背面“湘赣省工农银行”印章的颜色和磨损程度也十分接近,可以肯定两张纸币以及印章均为同一时期的产物。纸币发现来自与永新县相邻的安福县,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可以排除民间私刻加盖印章以及臆造的可能。
三是“永新”印章加盖的位置固定,操作认真,很难看出随意的痕迹。
由于湘赣省工农银行银元券存世极罕,很少有人进行深入研究。经查阅《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湘赣革命根据地货币史》、《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永新县志》、《永新革命斗争史》等有关资料,均无法从中得以证实。笔者从编号比较接近和纸币发行的过程,大胆推测“永新”加盖券,应是湘赣工农银行在永新县发行时加盖的。其原因无法知晓和破解。今提出这一问题,希望专家学者和广大钱币收藏研究者,从理论和实物上进行研究和论证。
注:“本文中所涉及的图表、注解、公式等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