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没有一个人不懂得什么是信任，没有一个社会不强调和褒奖信任。然而，学术中的信任研究却姗姗来迟。自齐美尔以来，信任的研究几乎被遗忘。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多依器奇为代表的一批心理学家以心理学试验的方法进行信任研究。此后，经济学和社会学也开始研究信任。
　　1995年福山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成了信任研究中最畅销的作品。我应该是国内最早阅读《信任》原著的读者之一，且在阅读此书之前已经开始了信任研究。我一向认为理解总是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我之所以愿意为读者做一番导游，在于这本书感动了我。概言之，福山的《信任》所以引人注目，在于三点。其一：将信任问题与时下的热点经济繁荣结合讨论，并将前者视为造就后者的原因之一；其二，以比较文化的视角研究信任，比较文化的著作太多，研究信任的著作也不少，但结合两者尚属新意；其三是他批判的锋芒。
　　在书中，福山认为：存在着三种资本：经济资本、人的资本、社会资本。人的资本即人的技能与知识。社会资本是从社会或社区中流行的信任中产生的能力。而信任是从一个规矩、诚实、合作的行为组成的社区中产生出的一种期待。信任与社会资本不像人的资本一样可以从理性的投资决策中获得，而是从宗教、传统、习俗中产生。社会品德是个人品德发展的前提。而自发性社会交往能力对经济生活至关重要，因为实际上一切经济活动都是经由组织而非个人完成的。社会交往无疑受到社会中信任程度的影响。
　　福山认为，可以将不同的文化区分为低信任的文化与高信任的文化。低信任的社会指信任只存在于血亲关系中的社会，高信任的社会指信任超越血亲关系的社会。福山认为，中国、意大利南部地区、法国属于低信任文化，而日本、德国、美国属高信任文化。
　　福山认为，一个能办好大企业的国家并非不能办好小企业，能办好小企业的国家却未必能办好大企业。因此大企业的成败将影响一个国家的繁荣。经济组织不外乎三种形式：家族企业、专业管理型私营公司、国营公司。家族企业几乎注定不会成为持久存在的大型企业，国营大型企业的低效率问题几乎无法克服，因此有效能的大企业几乎只属于那些非家族控制的专业管理型的私营大企业。
　　高信任及以此为基础的自发性社会交往，往往造就出发达的社会中间组织——教会、商会、工会、俱乐部、民间慈善团体、民间教育组织，以及其他自愿团体。社会中间组织是市民社会的基础。无力营造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中间组织的社会自然也不善于造就非血亲的私营企业。由福山上述逻辑推论，信任便与经济繁荣有了不解之缘。
　　福山分析中国文化时选取的案例是香港与台湾，他认为中国文化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在那里体现得更纯粹，而中国大陆文化传统上的典型意义不如港台。他认为中国发展不出私营大企业的原因，一是不能将专家管理制度化，二是遗产均分影响了财产集中。遗产均分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在西方和日本都是长子继承制，其他儿子被迫从事其他职业。
　　日本社会与中国社会的巨大差异往往被人们低估。日本更像美国而非中国。日本的企业非常之大，其最大的10个企业是台湾最大的10个企业的50倍。日本经济结构是由“序列系统”构成的。“序列”是围绕某个银行由不同行业的公司组成的联合体。“序列”成员中的贷款低于市场利率，“序列”成员间相互支持，优先在成员间交易。“序列”成员之间没有正式的法律契约，系结他们的是一种不成交的合作与信任关系。日本以“序列”的方式将整和与分散独立结合起来，获得了规模效益，又避免了公司规模无限扩张的代价。
　　福山提出，传统的看法认为美国是个人主义的范式。他认为传统的观念只对了一半。美国有着双重文化遗产：个人主义与社区主义。美国的民主与经济的成功不是仅仅因为这两个因素中的任何一支，而是两个相反趋势的互助。有趣的是这双重遗产均来自新教。美国不是纯个人主义的社会，美国人有天然的社会愿望，美国的民间组织极其发达，因此美国人可以发展出私营大企业。著名商标往往是大企业的象征。美国的很多著名商标产生于19世纪末叶。福山认为，因文化原因，美国19世纪搞成的大品牌与私营大企业，中国今天也搞不成。不过福山亦认为，如何维持个人主义与社区主义的平衡是美国面临的挑战。
　　展望未来，福山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与制度问题已摆定，保留与聚集社会资本将占据舞台中心”。在东亚将是两种对立的经济文化：日本与中国。中国在建立私营大企业时将经历极大的困难，中国在转变家族企业为现代企业时将面临比美日更多的问题。日本的“序列”模式很难移植到中国。中国必须寻找自己的现代化的组织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