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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在神志清楚的最后一刻，用手指在张太太的手心写下“Dignity”（尊严），表达他最后的诉求。
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句话充满了人们对生命的朴实的向往，对生存的执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都不应该放弃生命，放弃希望，这是我们传统教育所一贯秉承的。但是，如果到了癌症晚期，选择花钱、受罪，多活几天，还是坦然接受命运，顺其自然而死，就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断在拷问着患者、患者家属和医生们。
选择当医生，经过的第一道考验，就是面对死亡。只有面对死亡、“经历”死亡，才能理解死亡、战胜死亡。
十多年年前，我还是一个高年资住院医师，高先生是我在那一阶段主管的一位患者，虽然已过了十多年，但与他断断续续相处的一年时间，给我留下了无法抹去的记忆。
张先生的家庭条件非常好，他本人受教育程度也高，是海归博士，在一家外企做高管，事业有成。张太太是一位知性美女，而且异常温柔。他们非常有礼貌，和医生护士沟通无障碍。可惜天妒英才，张先生在40岁的黄金年龄罹患肝癌，而且发现时已失去手术机会。他们的选择是不惜一切代价，寻找一切可能的方法治疗。
最初的肝动脉导管化疗是有效的，肿瘤在CT片上的显影明显缩小。在化疗的间隙，他甚至可以重返工作岗位。我甚至想，难道说专家判断只能活3～6个月的患者，在我手中创造了奇迹？
然而好景不长，开始治疗大约8个月的时候，张先生又得了急性心肌梗死。虽然经过急诊球囊扩张加冠状动脉支架成形术，没有留下什么严重的后遗症，但张先生的情绪却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感到委屈和不甘，质问老天为何如此不公，让他一个人承受那么多磨难。
任何励志的劝说此时对他都是苍白多余的。有时看到张太太独自一人在走廊里抹眼泪的背影，有时听到他们在病房里争吵。我很想走过去劝慰他们几句。但当时还很年轻的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日子就这样在无奈中过去了一个月，我最不想看到的情况发生了：肝癌，肺转移。每一周复查胸片时，转移灶都在增加。在后续治疗问题上，张先生夫妇和张先生的家族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张先生的意见是放弃放、化疗、放弃临终有创抢救，顺其自然，最好能回家待几天。深爱丈夫的张太太支持张先生，再说她已再见不得他受罪。而张先生的家族却坚持努力到最后一分钟。迫于家族舆论的压力，张太太最终妥协，同意给张先生上呼吸机。
上呼吸机以后，张先生从昏迷中醒来，睁开迷茫而空洞的眼睛。当他完全清醒和知道发生了什么之后，眼神中透出的是绝望，对，是绝望和哀伤，还有一丝暴虐。他开始不配合治疗，拼尽全力反抗，扭动挣扎。为了避免他伤到自己，我们必须对他的四肢进行约束。他虽然已经很是瘦弱，但还是让我们几个小女生费了一番力气。终于都约束好了。大颗大颗的眼泪从他眼中滑落。虽然加了衬垫，约束带还是在他的四肢累出了红印。他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
一个月以后，张先生出现严重的低蛋白血症、腹水。这时他已经完全不是原来的模样。全身严重水肿，多脏器功能不全；皮肤多处淤青破溃；褥疮。一走进那个单间，肝臭和褥疮感染的恶臭扑面而来。
张先生的父母和姐姐每次来都会提一大堆质疑。最后和张太太大吵一架。而张太太已经哭得没有了眼泪。又熬过了两周，张先生终于灯枯油尽，撒手人寰。回想一年前那个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的海归博士，怎么也不能和床上的那一堆“人形”联系在一起。
后来听说张太太办完丈夫的后事后自杀了。她在遗书中写道：张先生在神志清楚的最后一刻，用手指在她的手心写下“Dignity”（尊严）。她很后悔由于她的软弱，使丈夫丧失了最后的尊严。她选择了“以死谢罪”。其实那时的她已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只不过被忽略了。
两条美丽的生命就这样没有尊严地离开了。
虽然那间病房被彻底消毒，但好久以后，每进那间病房，我都会闻到那股气味。别人都说没有了，但我依然能闻到。
无独有偶。两年以后，我的一位好朋友的父亲也得了肝癌，只有55岁。拿到他的CT片子，我差点虚脱，竟然跟张先生后期的一张一模一样。连忙又照了肺部CT，果然已肺转移了。我跟好友讲了张先生一家的故事。她们一家经过了多方咨询又开了家庭会议。3个月后，好友的父亲在家中听着音乐在睡眠中走完了他的人生路程。我去参加遗体告别，看到好友的父亲只是瘦了，面色有些发黑，但仍然很安详。
从此以后，对于每一个我主管的危重患者，我都会跟其家属进行一次以上的长谈。用我的专业知识，以患者家属能理解的语言，解释患者的病情、可能的转归、不同的治疗方案、所需要的代价（经济上的、心理上的），以及需承担的后果（成功的、失败的），失败以后的后续问题等等，并帮助家属在经济和心理能承受的范围内选择一种合适的治疗方案。虽然每一次都很累，还因说话过多患上了经久不愈的咽炎，但完事后心理上是轻松的，再也不会被莫须有的气味困扰。
张先生和张太太用生命教育了我。我用行动修补他们失去的尊严——患者与患者家属们的尊严。
马剡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急诊科主任、首都医科大学急诊医学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急诊分会副秘书长、中国医学救援协会灾害救援分会理事，擅长急性心脑血管病、各种中毒、各种感染及职业暴露等的急救。
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句话充满了人们对生命的朴实的向往，对生存的执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都不应该放弃生命，放弃希望，这是我们传统教育所一贯秉承的。但是，如果到了癌症晚期，选择花钱、受罪，多活几天，还是坦然接受命运，顺其自然而死，就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断在拷问着患者、患者家属和医生们。
选择当医生，经过的第一道考验，就是面对死亡。只有面对死亡、“经历”死亡，才能理解死亡、战胜死亡。
十多年年前，我还是一个高年资住院医师，高先生是我在那一阶段主管的一位患者，虽然已过了十多年，但与他断断续续相处的一年时间，给我留下了无法抹去的记忆。
张先生的家庭条件非常好，他本人受教育程度也高，是海归博士，在一家外企做高管，事业有成。张太太是一位知性美女，而且异常温柔。他们非常有礼貌，和医生护士沟通无障碍。可惜天妒英才，张先生在40岁的黄金年龄罹患肝癌，而且发现时已失去手术机会。他们的选择是不惜一切代价，寻找一切可能的方法治疗。
最初的肝动脉导管化疗是有效的，肿瘤在CT片上的显影明显缩小。在化疗的间隙，他甚至可以重返工作岗位。我甚至想，难道说专家判断只能活3～6个月的患者，在我手中创造了奇迹？
然而好景不长，开始治疗大约8个月的时候，张先生又得了急性心肌梗死。虽然经过急诊球囊扩张加冠状动脉支架成形术，没有留下什么严重的后遗症，但张先生的情绪却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感到委屈和不甘，质问老天为何如此不公，让他一个人承受那么多磨难。
任何励志的劝说此时对他都是苍白多余的。有时看到张太太独自一人在走廊里抹眼泪的背影，有时听到他们在病房里争吵。我很想走过去劝慰他们几句。但当时还很年轻的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日子就这样在无奈中过去了一个月，我最不想看到的情况发生了：肝癌，肺转移。每一周复查胸片时，转移灶都在增加。在后续治疗问题上，张先生夫妇和张先生的家族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张先生的意见是放弃放、化疗、放弃临终有创抢救，顺其自然，最好能回家待几天。深爱丈夫的张太太支持张先生，再说她已再见不得他受罪。而张先生的家族却坚持努力到最后一分钟。迫于家族舆论的压力，张太太最终妥协，同意给张先生上呼吸机。
上呼吸机以后，张先生从昏迷中醒来，睁开迷茫而空洞的眼睛。当他完全清醒和知道发生了什么之后，眼神中透出的是绝望，对，是绝望和哀伤，还有一丝暴虐。他开始不配合治疗，拼尽全力反抗，扭动挣扎。为了避免他伤到自己，我们必须对他的四肢进行约束。他虽然已经很是瘦弱，但还是让我们几个小女生费了一番力气。终于都约束好了。大颗大颗的眼泪从他眼中滑落。虽然加了衬垫，约束带还是在他的四肢累出了红印。他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
一个月以后，张先生出现严重的低蛋白血症、腹水。这时他已经完全不是原来的模样。全身严重水肿，多脏器功能不全；皮肤多处淤青破溃；褥疮。一走进那个单间，肝臭和褥疮感染的恶臭扑面而来。
张先生的父母和姐姐每次来都会提一大堆质疑。最后和张太太大吵一架。而张太太已经哭得没有了眼泪。又熬过了两周，张先生终于灯枯油尽，撒手人寰。回想一年前那个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的海归博士，怎么也不能和床上的那一堆“人形”联系在一起。
后来听说张太太办完丈夫的后事后自杀了。她在遗书中写道：张先生在神志清楚的最后一刻，用手指在她的手心写下“Dignity”（尊严）。她很后悔由于她的软弱，使丈夫丧失了最后的尊严。她选择了“以死谢罪”。其实那时的她已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只不过被忽略了。
两条美丽的生命就这样没有尊严地离开了。
虽然那间病房被彻底消毒，但好久以后，每进那间病房，我都会闻到那股气味。别人都说没有了，但我依然能闻到。
无独有偶。两年以后，我的一位好朋友的父亲也得了肝癌，只有55岁。拿到他的CT片子，我差点虚脱，竟然跟张先生后期的一张一模一样。连忙又照了肺部CT，果然已肺转移了。我跟好友讲了张先生一家的故事。她们一家经过了多方咨询又开了家庭会议。3个月后，好友的父亲在家中听着音乐在睡眠中走完了他的人生路程。我去参加遗体告别，看到好友的父亲只是瘦了，面色有些发黑，但仍然很安详。
从此以后，对于每一个我主管的危重患者，我都会跟其家属进行一次以上的长谈。用我的专业知识，以患者家属能理解的语言，解释患者的病情、可能的转归、不同的治疗方案、所需要的代价（经济上的、心理上的），以及需承担的后果（成功的、失败的），失败以后的后续问题等等，并帮助家属在经济和心理能承受的范围内选择一种合适的治疗方案。虽然每一次都很累，还因说话过多患上了经久不愈的咽炎，但完事后心理上是轻松的，再也不会被莫须有的气味困扰。
张先生和张太太用生命教育了我。我用行动修补他们失去的尊严——患者与患者家属们的尊严。
马剡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急诊科主任、首都医科大学急诊医学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急诊分会副秘书长、中国医学救援协会灾害救援分会理事，擅长急性心脑血管病、各种中毒、各种感染及职业暴露等的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