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的加剧使得绿色制造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社会各界已经表现出对绿色产品供应链的极大关注。绿色产品供应链的渠道策略对供应链及其成员的绩效、消费者以及环境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为了进一步促进绿色产品供应链的发展,文章研究了消费者需求和生产成本均为不确定的情况下绿色产品供应链的渠道策略问题。文章不但考虑了绿色产品供应链渠道内部的多种因素,如渠道的领导力、企业的环境责任以及渠道成员之间的交互作用等;还考虑了与绿色产品供应链相关的诸多外部影响因素,如消费者的环境意识、政府的激励政策以及与传统产品供应链之间的竞争等。具体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如下:第二章建立了由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绿色产品供应链的博弈模型,研究了政府补助或惩罚政策以及渠道领导力对均衡决策的综合影响。通过研究制造商占主导、零售商占主导和制造商与零售商地位对等的供应链,建立了制造商斯坦伯格、零售商斯坦伯格和垂直纳什博弈模型。通过对三种博弈模型的均衡结果进行分析和比较发现,制造商斯坦伯格模型对供应链系统、消费者和环境均是不利的。当政府干预力度中等时,垂直纳什模型是最好的。当政府干预力度比较大时,零售商斯坦伯格模型不但对供应链、消费者和环境是最好的,对零售商自身和制造商来说也是最好的。为了更好的促进绿色产品的发展,相对较高的调整因子和绿色度阈值是有必要的。当政府干预力度比较大时,由于存在先动劣势,对制造商来说,作为跟随者比作为领导者更有优势。同时,当政府干预力度比较大时,只有零售商占主导的供应链可以获得政府补贴。政府干预对环境保护和零售商是有利的,但并不总是对供应链和制造商有利。通过供应链内部成员之间的互动,零售商可以从政府的补贴中获益,并成为绿色产品供应链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当变量的不确定性增加时,制造商的利润有所增加,而零售商的利润变化不明显。第三章建立了由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双渠道绿色产品供应链博弈模型。其中制造商生产绿色产品,并可以通过单间接渠道或者双渠道两种方式销售给消费者。两个渠道销售的产品具有可替代性。研究了在制造商已有零售渠道的基础上是否继续引入网络渠道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当零售渠道的边际销售成本比较高时,制造商有动机开辟网络直销渠道。当绿色投资成本和制造商的环境责任比较高时,制造商更倾向于采用单间接渠道。当消费者对零售渠道的忠诚度、直接渠道的边际销售成本和绿色投资成本比较低时,零售商希望和制造商合作开辟直接渠道。除此之外,产品的绿色度对渠道结构策略具有重要的影响。当绿色度外生时,绿色度越高,制造商越有可能采取双渠道策略。当绿色度内生时,高的绿色度不仅会促使制造商选择双渠道策略,而且会激励零售商与制造商合作构建双渠道。同时,双渠道结构反过来又促进了产品绿色度的提高。然而,由于扩大了消费者需求,双渠道并不利于保护环境。第四章研究了绿色产品供应链和传统产品供应链竞争情况下的渠道结构选择问题。文章综合考虑了产品的竞争程度、成本结构和政府政策等因素对均衡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产品绿色度外生时,均衡结果依赖于产品之间的竞争程度。具体来说,无论产品之间的竞争程度大还是小,集中-集中总是纳什均衡;而当产品之间的竞争程度比较大时,分散-分散也是一个纳什均衡。但是,均衡渠道结构不一定能实现供应链双方的期望利润最优,即存在囚徒困境。当产品之间的竞争程度比较大时,分散-分散可以实现绿色产品供应链的最优。当产品绿色度内生时,纳什均衡结果还依赖于生产成本。具体来说,当边际生产成本比较小时,分散-分散为一个纳什均衡;而当边际生产成本比较大时,集中-分散为一个纳什均衡。当边际生产成本比较小时,分散-分散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而当边际生产成本比较大时,均衡集中-分散对绿色产品供应链来说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但对传统产品供应链来说不是帕累托最优。对于产品的绿色度来说,当政府干预力度较小时,纳什均衡不能实现最优的绿色度;而当政府干预力度较大时,可以实现最大的绿色度。因此,较大程度的政府干预是有必要的。第五章总结了论文的研究成果和局限性,并指明了未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