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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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的“经”“史”性质问题是《春秋》学史上的重大议题，历代治经者对《春秋》经史性质的判定决定着《春秋》学的发展方向。先秦时期，《春秋》被列为“六经”之一，集经史于一体。从西汉董仲舒到晋代杜预再到宋初孙复，儒者往往将《春秋》的经史之性分裂为二，对其阐释也多采取扬此抑彼的做法。北宋时期，苏洵对经史问题作了深入的理论探讨，提出了经史“义一”“体二”以及“用相资”的观点，从方法论上对传统的《春秋》学阐释思路作了重大改造。苏辙继承其父思想，他的《春秋集解》正是对苏洵经史观的实践之作。苏氏父子的经史观及其治经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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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的“经”“史”性质问题是《春秋》学史上的重大议题，历代治经者对《春秋》经史性质的判定决定着《春秋》学的发展方向。先秦时期，《春秋》被列为“六经”之一，集经史于一体。从西汉董仲舒到晋代杜预再到宋初孙复，儒者往往将《春秋》的经史之性分裂为二，对其阐释也多采取扬此抑彼的做法。北宋时期，苏洵对经史问题作了深入的理论探讨，提出了经史“义一”“体二”以及“用相资”的观点，从方法论上对传统的《春秋》学阐释思路作了重大改造。苏辙继承其父思想，他的《春秋集解》正是对苏洵经史观的实践之作。苏氏父子的经史观及其治经之法不仅对北宋时期《春秋》学逞意说经的弊端起到了纠正作用，也对后世经史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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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的《孝经》学为《孝经》学史上的一大转折。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代替《孝经》成为五经的基础。正是由于朱子的理学立场，他不像汉代人那样从政治的角度，而是从个人道德的角度来思考《孝经》。这样，《孝经》中讲“孝”也不再是孔子立法的基础，而成为个人修身的格言。在这一基础上，《孝经》的一些内容也被认为是“害理”而受到朱熹的批判。朱子对《孝经》的这种理解，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孝经》学。
啖助、赵匡、陆淳是唐中后期治《春秋》颇有建树的人物，其《春秋》学思想对北宋苏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苏辙对其所采取的“择善而从、取舍由经”与以权变思想阐发《春秋》微旨的治经之法作了大量的继承，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前儒“牵经以就传”的治学弊端。针对啖氏等治《春秋》所采取的否定《左传》史料价值与“舍传求经”的做法，苏辙重申了《左传》的史料价值，强调解经应以史为据，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啖氏等《春秋》学对北宋《春秋》学所造成的“逞意说经”的流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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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合理活动”的内在逻辑，我们就可以将自由活动分解为两个基本方面：自由与“由自”。直观上，“根据自己的意志”主要体现“由自”，“进行合理活动”则主要体现自由，前者主要基于自我、基于观念，后者主要基于“我他（它）”、基于实在。“由自”是不应隐没、归附于自由概念的，它需要从自由概念中突现出来加以特别对待。由于人们时常把“由自”混同于自由之中，于是便导致在对自由的规定和理解上出现了一些逻辑上的困难。只有将“由自”从自由概念中提升出来，厘清“由自”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才能对自由有更加深入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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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正义思想与宗教的关系是一个长期未受学界重视的问题，而墨家的正义观在这个问题上有独特价值：它继承了上天乃正义之源的古老传统，从而使之具有超然于世俗政权利益之上的独立品格。本文以历史为背景，以《墨子》为个案，以宗教为视角，以儒教为参照，梳理了墨家以“天志”为“法仪”、以“贵义”为核心、再落实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诸环节的正义思想框架，认为它在回归原生的神权正义基础上，否定了蜕变的强权正义，提出一种返本的平权正义新构想，从而超越了古代主流的价值观。然而在古代宗法一政治的社会条件下，墨家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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