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7月，23岁的湖南人蒋廷黻，在法国巴黎市的基督教青年会华工服务中心担任干事。一位年轻的法国姑娘，匆匆跑进华工服务中心，向他详细介绍了一位杨姓中国男子，在她看来，他具有诸多优点，因而急切地恳求蒋廷黻按照中国习俗为她作媒，无论如何都要促成她与他的婚姻。
　　耐人寻味的是，类似的浪漫故事，竟非个别现象。1918年，一战终于结束，大多数的华工返回中国，但仍有部分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定居下来。据保守统计，至少3000名法国女郎，突破当时白种人不与有色人种通婚的劣习，与华工结婚，并使这些中国人得以合法定居。大多数华工聚居在巴黎里昂火车站一带，组成了最早的华人社区。
　　一战爆发后，因为法英俄的壮丁大多奔赴前线作战，且兵员伤亡巨大，致使后方劳力奇缺。为此，从1916年5月开始，上述三国从中国河北、山东等地招募了至少20万劳工——其中14万在法国。他们多从事伐木、开矿山、制军火、挖战壕等最艰险、最繁重的工作。
　　已有的档案显示，一战期间，13到30岁的法国男性，每三个就有一个死于战火，15到49岁之间的法国男性死亡率达13.3%。据统计，1914年法国征募了770万士兵奔赴战场，其中战死140万人，负伤与失踪达350万人，使得法国青壮年损失惨重。相比之下，妇女数量逐渐增加。针对人口锐减、适龄壮丁奇缺境况，法国各界精英深感忧虑，纷纷提出各种解决补救方案。有的提出成立伤兵结婚协会，使伤兵结婚生子，要求妇女为国家做出牺牲，担负起抚养家庭的责任；有的主张鼓励早婚；有的提出战争结婚倡议，于若干期限内，分批次给军人假期，准其自由归家，并许以此假期内选择配偶的权利；更有个别理想主义者，主张一夫多妻制。
　　在此背景下，华工与法女的通婚遂有了很大的可能性。华工毕竟是健康正常的男人，至少比残疾的伤兵强，至少比有妇之夫受欢迎。
　　中国男人也有很多优点，如温顺、乐于助人，即使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也能够自立、勤俭，普遍具有顾家的责任感。华工在法国，工作成绩表现颇为优秀，加上长官约束甚为严格，举止合乎法度，因此深得法国女郎好感与欢迎。
　　华工在星期日和中国节日放假期间，组织文艺活动，演出中国的京剧、梆子戏、杂耍、舞狮、龙灯等节目，当地居民也赶来观看。每逢周日，华工还经常三五结队地到农村去玩，到法国人家里去做客，但一般限于方圆15公里之内，这样当天可以返回工地。华工们到农村去，小孩子看见生人害怕，法国妇女就安慰小孩说：“不要怕，这些人是帮助我们打德国的中国叔叔。”
　　当时法国食品很紧张，主人在招待他们时告知只有清咖啡，没有糖。于是华工们下次去时会带上面包、烟、酒和糖果，法国人则拿出煎鸡蛋和当地菜肴，大家一起分享，从而建立起深厚的感情。法国女郎和华工初识则因好奇心而生趣味，由趣味而发生感情。有的往往在法国女郎怀孕后，才匆忙筹备婚礼。
　　许多法国女郎嫁给中国劳工，并非完全出于“宁滥勿缺”的冲动，而仍有理智考虑的成份。开头提到的那位法国女郎对蒋廷黻说：“如果我留在法国，估计永远也结不了婚，即使我能幸福地出嫁，男方也可能是个莫名其妙的家伙，把赚来的血汗钱都喝了酒，醉后发脾气毒打辱骂我。而杨先生和我相识一年来，从来未喝过酒。”所以她认为：“他永远也不会殴打我，嫁给他一定会很幸福的。”
　　中法婚后组合家庭情况各异。以法国中部小城欢南市某厂为例，该厂1000多华工，娶法国女郎的有吕虎臣、史宝贞、杨福顺三人，彼此境遇不同。吕虎臣夫妇同厂工作，生育了一个儿子，每月除开销外，尚有结余，生活比较幸福。史宝贞夫妇经营小生意，所获利润足可养家糊口。杨福顺素不节俭，生活窘困，但其法国妻子心地善良，表示甘愿和他同甘共苦。
　　对于中法联姻，法国内务部曾特地登出一份布告，昭告全国女性，说中国侨法劳工工资不高，赚钱不多，中法习俗迥异，中国家庭极端专制，且有娶妾恶俗。又说中国人婚娶很早，十之八九侨法劳工为有妇之夫，若轻易嫁与，将贻误终生。原文很长，无非委婉地奉劝法国女人不要和中国劳工结婚。有对华不满的法国媒体，也推波助澜，夸大其词，说法国女人将来会全数被华人骗去，此为真正的“黄祸”云云。
　　有些中国官员也反对中国劳工和法国女郎联姻。比如中国驻法公使顾维钧、驻法华工事务员李骏，他们除了认为容易出现重婚民事案件外，还容易产生其他管理问题。例如，有的侨法华工，在五年合同未满，未得自由之身前，常有受罚回国或调动工作之事，若在与法国女人结婚后遇到此种事情，弃之则大伤夫妇之道，携之同往则恐无此经济能力，且工作与地点也有不便，所以嗣后招聘的华工，必须备有父母和族长签字的婚姻证明书。
　　个别中国精英则支持中国劳工和法国女人结合。比如热心华工教育的李石曾极端赞成中法或中欧美人之间联姻。他认为：人类进化的途径，人种调和也是很重要的，不能因为一时现象，遽然否认此种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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