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钦定的官话运动所遭遇的最大阻力不是一群道德败坏的士子，而是一个更现实的原因：钱。
　　无论是创办还是维持一所社学，都需要持续的资金注入。而皇帝颁布上谕时，只是把推广官话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推给地方，却没有为其提供配得上它浩大声势的专项资金，在帝国严格的财政制度下，是没有多余资金用于这种突如其来的新兴地方教育机构的。
　　设立“官话课”
　　“皇上，朝廷，主子的家：我们都是奴才。”当这句话以字正腔圆的京字京韵，从一个年老的驻防旗人的口中发出来时，坐在学堂里的大多数福建学生的反应是将其当成一个笑话，此时已经是1905年，帝国的立宪改革已经推行了3年之久，尽管朝廷设定的教育大计仍然以忠君为本，但大多数19世纪的“八零后”和“九零后”，只要稍涉时事风潮，便不难将自己定位为新时代的“国民”，对这些新晋“国民”来说，在第一堂“官话课”里听到的第一句讲词竟然是“主子”、“奴才”这些陈词滥调，自然会引起一番哄堂大笑。但很快证明，这件事一点也不好笑：一个叫林白水的人起而反对这种教授方法，“便捉将官里去了”——这毫无疑问是一个警告，告诫那些胆敢藐视朝廷设立的“官话课”的人将会遭到怎样的下场。

　　设立“官话课”，实际上是晚清少数朝廷和民间能够达成一致的政策之一，很多人相信，对一个人心涣散、摇摇欲坠的帝国来说，统一的语言理应是一种很好的黏合剂，就像1903年张百熙和张之洞在《奏定学堂章程》里所提到的那样：“各国言语，全国皆归一，故同国之人，其情易洽”。包括那位被拘捕关押的林白水，也是一位官话的热切拥护者，他把他对推行官话的满腔热忱都写在他创办的《中国白话报》的发刊词里。
　　20世纪初的中国正沉溺于一种在后来被称为“国语运动”的热潮之中，而福建学堂里的那第一堂“官话课”则成为了这场热潮中的一盆凉水。之所以如此，不仅仅因为这位旗人的教书方法陈腐老套，更是因为它唤起了一段湮没已久的不愉快的记忆。对帝国来说，这段记忆是它永远正确不败的荣光背后一抹失败的阴影，而对那些脑海深处仍然残存着这段200年前往事的民众来说，它是一个笑话。
　　皇帝的旨意：推广“官话”
　　“君心难测”，1728年9月5日，当36岁的许松佶跪在阶下等待皇帝问话时，心头也许会掠过这四个字。这是这名福建福州人第一次进京面圣，许并非科举正途出身，在此之前，他一直跟随父亲出门在外，为各省地方官员充当幕宾和吏胥。
　　按照帝国铨选官员的一般政治规则，像许松佶这种由吏胥进入仕途的出身被称为“不入流”，往往受到轻视。但从御案上方俯视他的那双眼睛，却恰恰属于一位不愿循规蹈矩的君主——雍正皇帝。在他的眼中，许的短板恰恰成为了长处。在写着许松佶生平履历的引见单上，皇帝对他做出的综合评价是“中上”，他称赞许“人甚明白”，是“有出息人”。但皇帝對他做出的最有趣也值得深味的评语，却是这位福建人“不似福建人”。
　　雍正将“不似福建人”作为一种好评可能出于两大原因：南海海盗肆虐，侵扰福建沿海，就在皇帝见许松佶的第三天，他还为海贼盗首黄万日行劫海上一案龙心震怒;另一方面，则是福建本地乡音，对深居宫中的皇帝来说，犹如群鸦乱噪，不知所云。因此许松佶虽是福建人却因为胥吏身份辗转数省失去福建特性这一点，才让皇帝倍加赞赏。所以，在称赞许松佶“不似福建人”的评语后面，皇帝接着写道：“言语亦清楚”。
　　许松佶当然不知道皇帝对他的评语，就像他不知道皇帝的龙颜一样，他更不知道这次引见竟会引发一场波及福建、广东两省的政治运动。许松佶被引见四天后，皇帝突然颁布了一道奇特的上谕，在谕旨里，皇帝首先指出对一名有着“莅民之责”的官员，“其语言必使人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熟悉地方事务，而办理无误”，但是皇帝在引见大小臣工陈奏履历之时，却发现“惟有福建、广东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这显然是对许松佶这位“不似福建人”的福建人那口“清楚”的语言所做出的回应。皇帝更进一步指出，倘使再把这些满口乡音的闽粤官员委派他省任职为官，“又安能宣读训谕，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呢？
　　编辑/韩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