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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674-9391201703006
[摘要]基于学界饮食文化意义本身研究的丰硕成果，以宗教人类学的视角对物质文化进程中的食物信仰性进行探究。专就族群赖以生存的基本食物的文化属性详加分析，窥探其在体制性宗教信仰与民族民间宗教信仰文化观念的建构过程中，表现路径之不同和所承载的重要作用。无论是体制性宗教的特殊标志，还是民族民间宗教信仰中以祭品加以改造的方式，都相当程度阐释出信仰食物在与神灵互通实践中的精神营养内涵，以及于此两种文化信仰氛围之下的饮食男女的意义关系。
[关键词]信仰食物；祭品；神性；饮食文化；饮食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7）03-0037-08
作者简介： 吴秋林（1955-），
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民族学、宗教人类学。湖南 吉首416000
信仰食物是祭品，以及包含了信仰精神和观念的食物。这样的食物在日常状态下就是食物，但在经历了某些仪式过程之后，就可以成为信仰食物，并且反过来表达信仰的精神和观念，此时，它们与日常食物有着明显的界线。在体制性宗教中，这样的食物已经被深刻地表现在经典的教义中，对于这些食物的宗教定义非常明确而直接，它们直接参与了宗教精神和观念呈现的意义过程。在某种食物被选中作为祭品，以及以神灵的名义给予食品的时候，这种选择就一定包含了生存者的地域情景和文化情景，食物在经过祭祀，以及上帝之名给予之后，就会包含某种神性“营养”，赐福于人；或者说祭品已经作为一种礼物献给了神灵，在神灵“享受”了这些事物之后，又会回到事物的本来面目，成为一种食品。这种通过仪式的转换，以及以上帝之名给予的食品，我们称其为“信仰食物”。这是一个人类饮食文化比较有意思的角度，它会给予我们一些非常有趣的启示，比如信仰食物对于人的食物欲望的控制，以及信仰食物中“双重营养”意义。
一、饮食文化研究回顾
食物就是人们的一种赖以生存的物品，但人们从来都没有像动物一样把食物仅仅看成是一种纯粹的获取能量的食物，而是把食物与自己的文化存在結合起来，形成自己文化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食物就参与了文化的构建，并且成为饮食文化。食物与信仰文化关联也是其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故我们理解信仰食物的文化意义还应该从饮食文化的一般研究中开始。
对于中国的饮食文化研究，谭志国在《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中国饮食文化研究》一文中说：“与灿烂辉煌的中国饮食文化相比，中国饮食文化研究明显落后。有着各种学术背景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饮食文化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中国饮食文化研究还远未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1]这意思很明显，我有极为丰富的“吃”，但很少“研究”为什么。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饮食文化研究还是开展了起来。研究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饮食文化的基本概念；二是对于国外饮食文化的研究；三是对于中国饮食文化特色的研究；四是地方和民族饮食文化的研究。
（一）饮食文化的基本概念
饮食文化的基本概念在《中华膳海》[2]中表述为：饮食文化指饮食、烹饪及食品加工技艺、饮食营养保健以及以饮食为基础的文化艺术、思想观念与哲学体系之总和。并且根据历史地理、经济结构、食物资源、宗教意识、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将世界饮食文化主要分成三个自成体系的风味类群，即东方饮食文化、西方饮食文化和清真饮食文化。在《饮食文化概论》[3]中，其概念表述为：饮食文化是指食物原料的开发利用、食品制作和饮食消费过程中的科技、艺术，以及以饮食为基础的习俗、传统、思想和哲学，即由人们食生产和食生活方式、过程、功能等结构组合而成的全部食事的总和。
在这些认知中，饮食文化中有艺术、科技、习俗、思想、哲学、传统、营养等一系列的要素，以及在这一系列要素之下的饮食文化分类。从中不难看出，饮食不仅仅是“果腹”的问题，而是一个在人类文化中关联性极强的问题。“民以食为天”在物质生存上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人类食物的文化也有“割不正不食”的问题。
对于饮食文化的概念性质，国内知名学者的见解多方：比如季鸿昆认为，饮食文化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特征[4]。金炳镐认为，中国饮食文化的特点在于：继承性和发展性、层次性、地域性、民族宗教性[5]等等。涉及概念和其他，还有徐新建、王铭珂的《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关于饮食人类学的对话》[6]等。
（二）中国饮食文化研究
对于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在近现代最早始于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7]，该书以风俗表述为主，但每章都有一节来“说”饮食，时间从远古至于明代。之后其他的零星研究有董文田的《中国食物进化史》[8]、郎擎霄的《中国民食史》[9]等数种。真正的中国饮食文化研究起于20世纪80年代，1986年后，赵荣光的《中国饮食文化研究概论》等5篇论文陆续发表，1994年他的《中国食文化研究述析》[10]最有影响力。金涛声的《华夏饮食心态与饮食文化》认为：“华夏人具有求美品味、重养尚补、助兴寄情等饮食心态，构成了独具一格的饮食观，它对华夏饮食文化的发达及其特色的形成，都起着重要作用。”[11]这样的研究还有姚伟钧的《二十世纪中国的饮食文化史研究》[12]、季鸿崑的《中国烹饪文化研究工作中的十大关系》[13]《建国60年来我国饮食文化的历史回顾和反思（上）》[14]《建国60年来我国饮食文化的历史回顾和反思（下）》[15]等亦很重要。
（三）国外饮食文化的研究
蔡晓梅、刘晨的《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国外饮食文化研究进展》认为：“人文地理学视角下国外饮食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饮食的象征意义、饮食的文化经济、饮食的文化政治以及饮食与认同的相关研究四个方面。”[16]陈光新的《世界饮食文化评述》[17]对3大鲜明地域、8个独特国家、5个古朴民族和5种奇异宗教的饮食文化进行一些概略的评述。这样的研究还有孙太群的《中美饮食文化的对比研究》[18]、姜毓锋的《美国饮食文化综述》[19]等。 （四）地方和民族饮食文化的研究
关于地方性的饮食文化研究有方铁的《论云南饮食文化》[20]、谢菊莲的《西域饮食文化初探》[21]、曾国军、刘梅、刘博、蔡晓梅的《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的过程研究──基于符号化的原真性视角》[22]、刘慧的《黎平县肇兴侗族饮食文化述论》[23]、胡亚丽的《贵州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研究》[24]等。
民族饮食文化研究有刘亚朝的《德宏傣族民间的饮食文化》，他认为：“傣族的饮食文化是傣族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傣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都对傣族的饮食文化产生了各种影响。综合而言，傣族以稻米为主食，菜肴则喜好酸味，喜好凉食，少食肉类。其传统的饮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养生之道有许多相合之处。”[25]王希辉的《土家族饮食文化变迁的历史考察》认为：“饮食文化是土家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文化史是土家族日常生活史的重要内容。”[26]
在以上的这些研究中，就饮食文化本身意义的研究比较多，涉及食物与信仰的极少，如果宽泛而言，在饮食文化中论述认同和族群边界的可以认为涉及食物与信仰文化，但这与食物与信仰文化的之间的极为广泛的存在和联系是不相符的。
二、观念和精神：体制性宗教的信仰食物
体制性宗教主要指在世界上扩张和不断传播，有着“三宝”（信仰主神、法度、传教组织）的宗教，比如基督教、伊斯兰、佛教等。在这些宗教中，食物也是它们信仰观念和精神表达的一种载体。
基督教的《旧约·出埃及记》第16章中：“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汛的旷野。”因为没有吃的，向上帝发怨言。于是“ 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之后，在此地“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这食物、以色列家叫吗哪、样子像芫荽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搀蜜的薄饼。”“以色列人吃吗哪共四十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①这样的食物就是典型的信仰食物。“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这是耶和华向以色列人说的肉，吗哪是耶和华所说的吃的，而且一吃就是四十年。在沙漠里这样的食物非常神奇，不说是神赐予的食物都很难。我在一次人类学田野中吃过沙漠中的一种蘑菇，就非常类似于以色列人的吗哪。以色列人吃了这样的食物，在基督教的信众的食物中，神赐就是既定的观念，以后的日常的进食行为、祷告和感激等的仪式行为就是其信仰观念的“基本设计”了。在《圣经·创世纪》的基督教始祖吃果子（智慧果）的经典中，这果子也是典型的信仰食物。在基督耶稣死后，基督教出现了圣餐[Eucharist Holy Communion]，信众去领圣餐是一种接受基督耶稣献身为圣之后的身体和血的仪式。圣餐中的面饼和红色的葡萄汁（酒）就是信仰食物，它代表着基督的圣体和血液。这是基督教各主要派别共有的重要圣事。圣餐的设立源于耶稣与门徒共进最后晚餐，掰饼分酒给门徒时所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基督教认为饼和酒是耶稣为救赎人类被钉于十字架的象征，基督教的一些派别认为耶稣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存在于圣餐中，但对于这种存在的方式各派说法不一。一种食物就这样进入了基督教信仰的精神和观念中。
在伊斯兰教中，关于食物进入信仰精神和观念的结构中，成为一种信仰食物的主要有牛肉，以及作为禁忌的猪肉。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对于伊斯兰教在信仰食物上体会最深的就是中国回族人的牛肉。在回族信仰中，取得牛肉這种食物是要举行仪式的，即在杀牛时会有仪式，而只有经过仪式之后被杀的牛的肉，才是回族人可以食用的洁净食物。回族人，以及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人都不吃猪肉的禁令来自于《古兰经》：“他只禁止你们吃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诵非真主之名而屠宰者。但为势所迫，非出自愿，且不过分者，那末，真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②这里的“以及诵非真主之名而屠宰者”规定了伊斯兰人要使用自己的神职人员来为被杀的牲口举行仪式，而不能食用别人所杀的牲口肉食。而“死物、血液、猪肉”这三样东西是被禁止食用的，不食用死物和血液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不食用猪肉则与以农耕生计方式中多个族群文化相冲突，因为汉语的“家”字的基本意义就是屋子里有猪，所以这样的信仰食物禁忌，中国人非常关注。可见，伊斯兰教也把信仰食物应用到了自己的信仰精神和观念的本体建构中。
佛教的信仰食物可能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吃素”，即佛教规定不要吃“荤腥”，这个“荤”指的是葱、蒜、韭菜、洋葱、蒜苔等气味浓烈、刺激性强的植物；“腥”指的是鱼、肉类食品。认为“荤”不利于修行，“腥”多为生命，食之有违“众生平等”的教义。实际上在世界各地的佛教信仰实践中，这只是信仰食物的要求，实践中多有差异。不过，它也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一样，也在信仰食物中来象征和表达自己的信仰精神和观念。
三、祭品：民族民间宗教的信仰食物
在宗教学上，民族民间的宗教有多种概念，一是少数民族宗教；二是民族民间宗教。前者主要说属于民族族群中的宗教信仰，后者主要说的是民族民间中的宗教和信仰文化表现，有纯粹宗教的范畴，也有宗教人类学中信仰文化的范畴。在这些民族民间宗教和信仰文化表现中，信仰食物也是林林总总。我们不一定要从一系列关于宗教人类学著作中去寻找信仰食物的踪迹，仅仅在笔者对于民族民间宗教和信仰文化的田野调查中看到的信仰食物就不胜枚举。但是，民族民间宗教的信仰食物表现的路径与体制性宗教不同，它没有在自己的信仰中直接标定某一种食物为信仰食物，而是通过祭品的形式把这些食物改造为信仰食物。所以，民族民间宗教的信仰食物往往以某些动物和禽类的宰杀和仪式为中心来实现。
羊、牛、猪、鸡、鸭是中国东亚文明中最经常使用的民族民间宗教信仰中的祭品。把羊作为祭品似乎与中国的游牧民族有关。在游牧民族中，有马、牛、羊等牲畜，但主要选择了羊作为祭品，而选用牛和马的很少。在中国内蒙古的鄂尔多斯草原的祭祀（祭天）中，牧民杀羊作为祭品，因为这是牧民的主要食物，他们想象中的天神和祖先享用的也只能是羊。这样的选择在草原牧民中是一种信仰文化不言自明，而且是东亚所有游牧人的选择。彝族是一个原来具有游牧文化“底色”的民族，它在千余年发展中已经完全进入农耕社会了，但是，它的祭品选择仍然是羊。羊作为祭品被杀死，贡献于神灵之后，其羊肉自然会被作为食物，但这样的羊肉就具有了如回族人通过仪式宰杀牛之后的牛肉，是信仰食物。但区别在于，伊斯兰人的牛肉一定是经过神职人员举行仪式后宰杀的牛而得到的牛肉，意义主要是“洁净”的食物，而羊肉是经过一定的神性仪式作为神性食物之后才会成为一般意义上肉食的，不会具有洁净与否的观念，只是一种转换关系的表达。 牛在游牧人那里主要是奶牛，是供应游牧人牛奶的牲口，比如现今的新疆喀纳斯的图瓦人养的牛就是如此，这样的牛是不会进入游牧人的祭祀仪式，成为祭品，也不会成为信仰食物的。但是牛在其他地区作为祭品表现却丰富多样。首先牛在广大的农耕区域主要是畜力，是用于耕地的，北方旱地耕作主要是黄牛，南方水稻耕作主要是水牛，这两种牛都会被使用为祭品，主要为祭祀祖先和山川神灵。中国的苗族是最为注重宰杀水牛祭祀祖先的群体，在贵州省的黔东南苗族地区，苗族十三年一次的“吃咕脏”仪式中，就要宰杀大量的水牛。我在雷公山山区和月亮山山区见到的两次苗族“吃咕脏”仪式，都是宰杀了50头左右的巨大青色水牛，但据说，有一次月亮山某个区域的“吃咕脏”的宰杀记录是130多头。苗族人使用黑色（青）的水牛祭祀祖先，这在所有的支系中都是如此，但黔东南地区的苗族人是群体性的祭祀和宰杀，而其他地区则为分散的宰杀和祭祀。比如贵阳市花溪高坡的苗族使用水牛祭祖，称为“敲巴郎”，他们是一家一户举行的。
仡佬族祭祀山川神灵宰杀的主要是黄牛，并且是一種村落的群体行为，购买祭祀黄牛的钱是大家出资，最后的牛肉也是全村人分而食之。
马在游牧人的文化中很少被作为祭祀使用，也很少成为食品，但在一些族群中却一样会成为祭祀神灵的祭品被宰杀。中国贵州麻山地区的苗族人就有一个特定的砍马仪式，使用的祭祀品就是马。在中国贵州仡佬族中也有一个祭祀仪式是杀马的，而且一定要是白马。这些被宰杀的马肉最后也会成为食物被人们食用。
猪是农耕生计方式中最为常见的肉食来源。一般在农耕区域里，有野猪，但人们看重的往往是家养的猪，在汉字的家字“会意”中，养了猪的家才是一个家的基本表现。这样的家养的猪除了作为一个家庭基本的肉食来源，自然也会成为以祭祀祖先为主的信仰食品。猪作为农耕社会中主要的肉食来源，为了获得肉食的宰杀行为就是为了获得猪肉食品，与信仰食品无关。但是，如果这个宰杀猪的行为有一定的祭祀仪式进入，那这个猪的肉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信仰食品。杀猪祭祀在农耕社会中是一个经常发生的事情，祭祀祖先的时候必然要杀猪，而且伴随的是民族民间先生主持的仪式过程。在汉族的葬礼仪式中，杀猪祭祀祖先是必须的，一般会使用纸钱蘸上猪血烧祭给某人，表明此宰杀是作为献牲给予某人的，并且在此后还要把宰杀的猪清洗干净，整猪献祭于祖先灵位前，叫“回熟”。有时候，这样的献祭会用一个猪头作为代表，表明有了猪头和一只猪尾巴就是一只整猪了。在祖先祭祀的仪式中也会使用猪这样的祭品，每年的年三十晚上献祭给祖先的祭品中，猪肉是必须的祭品。苗族人主要使用牛来作为祭品，但是一些苗族地区，比如黔东南苗族地区的雷山县就使用猪作为祭品，来过他们的“鼓脏节”，称为“白鼓脏”。在贵州省汉族的屯堡人中，每年的年三十，村落中的所有人户都会在下午的时候把一个猪头或者说一块猪肉（叫“刀头”）的祭品献祭给村中土地庙里的神灵。
在一般村落社会的集体祭祀中，也多会使用猪来作为祭品，祭祀山神，祭祀土地，抬猪祭祀被视为农耕社会重要的祭祀用牲。
鸡是农耕社会的另外一种肉食来源。鸡就是一种被人类作为食物利用得最多的家禽，但鸡在作为祭祀用品时，却不是如此简单的事情。在内蒙古草原，蒙古人一般认为比羊小的东西不能够吃，所以他们很少食用鸡肉，或者说不习惯吃鸡肉。但在农耕社会中，鸡的饲养和食用没有任何家禽能超过它。看看现代有多少养鸡场，以及每年鸡肉的食用量，就可见鸡肉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了。但鸡作为祭品，是在特定观念中所确立的，“此鸡不是非凡鸡……”这是几乎所有做仪式的先生都会念诵的一句关于神性鸡的巫祝之词，它说明用于祭祀的鸡区别于一般食用鸡，是具有神性来源的鸡。在把鸡作为祭品时，主要是公鸡，使用母鸡的有，但很少。一般认为鸡（主要是公鸡）是一种通灵的家禽，它作为祭品可以与被祭祀的灵者发生直接的关联，从而沟通人与灵魂的联系。使用鸡来作为祭品的时候，也是有使用纸钱蘸血的仪式过程，以此表明牺牲家禽献祭意义，也有“回熟”的过程。
猪和鸡都是农耕社会的主要肉食来源，所以，在许多时候，作为祭品它们常常是一起作为祭品被宰杀和使用的，但猪作为祭品往往比鸡作为祭品更为重视，即一般的“小事”可以使用鸡来作为祭品，但“大事”，尤其是乡村群体性祭祀中，猪作为祭品就是必然。
以上的这些作为祭品的食物，基本上都是肉食，但在农耕社会中，其他植物类的食物中，也有作为祭品的，比如各种粮食。在西藏的农区，五谷神灵的信仰仪式中，各种谷物被放置在一个长方形的木盒子里作为献给神灵的祭祀品。在其他各族各地的节日神性表达中，植物类别的食品都会赋予特别的意义。仡佬族祭祀仪式中的九个米饭团，苗族、侗族节日神性表达中的五色糯米饭，在汉族祭祀祖先的时候，装有米饭的碗是放置在神龛的中心位置的，一般民间傩坛、道坛都会有米升、米斗出现，里面就是粮食。在彝族中，祖灵信仰是其信仰文化的核心。在祖灵筒的制作中，会在其中放进羊毛、草节、米、盐、茶等等。这米、盐、茶是彝族人的日常生活中的食物，但在这里就成为了彝族的信仰食物。他们认为祖先神灵在神灵之地也是需要这样的食物的。
四、神性“营养”与“饮食男女”
以上的这些与信仰关联的食物都是人类在物质文化的创造中出现的，并且在其文化的建构中发生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中，一些食物在信仰基本构建中就已经出现，并且成为这一宗教信仰的基本观念和精神之一。人在伊甸园中的命运改变，来源于偷食了所谓的禁果，其实这样的禁果也是一种食物，它为什么被基督教称为禁果是因为吃了它会具有智慧和知道羞耻，但知道羞耻和具有智慧这正是人类文化和文明发展所要追求的目的，但基督教的上帝却不喜欢……这与后来基督教追求的人类文明从文化原点上是背离的。这可能不是本文的主要论题，笔者关注的是人类第一次以不吃什么食物来参与了宗教信仰的观念构建。后来的鹧鸪和吗哪也是这样的信仰食物，是上帝给予的食物。以后基督教圣餐中的饼和红色的葡萄汁也是作为基督圣体的象征，是类似于鹧鸪和吗哪的救赎性质的食物。通过食用上帝给予的食物完成了信仰观念和精神的实践，这是基督教信仰食物运行的基本方式，吃进了这些食物，所包含的信仰观念和精神就完全地进入了你的身体，这是最为彻底的通过信仰食物实践信仰观念和精神的食物行为。在这一点上，基督教的做法无与伦比。 基督教强调吃什么就信仰了什么，与其渊源关系很深的伊斯兰教也同样在信仰食物上体现自己的信仰，但它强调的是不吃什么和以什么样的方式吃才能够实现自己的信仰观念和精神意义。所以，在伊斯兰教中，由于贸易，信仰伊斯兰教的人需要大量面对以吃猪肉为主的群体，所以在其中强调不吃猪肉也就被作为必然选择，因为这是族群信仰文化的当然的鲜明的边界之一。同时，游牧文化背景的伊斯兰教在食用牛肉的时候强调了宰杀仪式，以此来表述另外一种洁净与肮脏的观念。
这两种宗教都在自己的信仰观念中利用食物构建了吃什么是信仰的实践，不吃什么也是信仰的实践，从根本上给予了某些食物特定的精神和观念，使我们从食物的食用实践中就包含了信仰活动的过程。
在佛教中，对于吃什么，不吃什么也是有选择的，但它不是因为某些食物参与了最初的信仰观念和精神的构建而形成信仰食物，而是因为先形成了某些观念和精神才对食物有所选择的。佛教的修行是以“苦”为乐的，明确的观念是要求修行者要与贪欲对立，而吃辛辣的味道是一种欲望的体现，所以佛教规定葱、蒜、韭菜、洋葱、蒜苔等气味浓烈、刺激性强的植物为“荤”，这样的食物不利于修行。佛教的生命观是一种“普渡”的生命观，即所有的动物和蝼蚁都是生命，所以吃肉食也就是不利于修行的，故佛教把肉食称为“腥”。
不食的行为在佛教中显得特别重要，几乎是一个可以称为“出家人”的基本信仰实践，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是绝对不能成为一个佛门子弟的。
这时候我们发现，在这三大宗教中，都把食物的选择和食用行为与宗教信仰的实践结合起来，成为人们信仰实践的一个绝对不可缺少的部分，你要信仰什么，就一定要按照教义的规定来食用这些食物，以及按照教义的规定方式来食用它们。
在体质人类学研究中有一种观点，即食用动物蛋白的种群在体质的自然竞争中比之只食用植物蛋白的种群要更具有优势，同时，食用这两种蛋白的种群要比食用单一蛋白的种群更具有优势……最后，杂食种群比之习惯于单一食物的种群更具有优势……进而言之，人类在食物上灌注观念和精神，在体质竞争上的意义如何呢？在文化竞争的意义上又如何呢？但这几乎都是不可以讨论的问题。
除了这三大宗教的信仰食物之外，成为信仰的食物在民族民间文化中大量存在。羊、牛、马、猪是现在人们放牧和饲养得最多的家畜，也是最为常见的肉食来源，它们在作为一般意义上的肉食时，就是某种肉食，但是，在把它们作为牺牲献祭之时，它们也是肉食，但就不仅仅是人的肉食，也是献给神灵的食物，故而在祭祀仪式过后，食用这样的食物就是一种与神灵共食的行为。在乡间普遍的信仰观念中，这样的共食行为就是神灵赐福的过程，它的肉食营养就包含了两种：一种是肉食的蛋白营养，一种是神性营养，即精神观念中我们得到了神灵的关爱和保佑。
在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上，我们参与了以拖雷为祖先祭祀的白灵帐祭祀仪式，作为祭祀的羊被宰杀之后就被放置于一个高高的木架之上，作为献祭给神灵的祭品。在这只被作为祭品的羊分解下锅，成为“手把肉”的时候，这食品就是信仰食品，同时具有了食物营养和神性营养。在每年的农历三月三，中国贵州省的六枝特区一个叫居都的仡佬族村寨中，都会举行一个杀牛祭天的仪式，仪式完毕，一只健壮的雄性黄牛就会被宰杀给天神（实际上他们称天神为“坡头”），血、内脏等等会被放到现场的锅里煮熟，被在场的所有仡佬族人分食；黄牛的肉会被分解为若干份，给予每个人家带回去与家人分食。这个时候的牛肉包含的“营养”就是双重的。中国贵州省黔西南州册亨县的布依族在每年的祭祀社神的仪式中，以猪为祭祀牺牲，其猪肉也是要分给村里所有人家分食。在中国贵州省松桃县苗族人的一个称为“打棒棒猪”的祭祖仪式中，一头小猪要被宰杀为祭品，这样的猪肉被煮熟后也是要被现场的苗民分食的。中国西南地区的许多族群的葬礼中，会有许多猪和牛作为牺牲献祭给亡灵，宰杀前会牵一根绳子到死者手中，在师傅念诵了祭祀经文后就会被宰杀，这样的肉食也要在葬礼上为所有参与葬礼的人共食。在乡民社会中，一些简单的祭祀仪式中会比较频繁地使用公鸡作为祭品，这样的鸡肉也是会被参加仪式的人共食的。我在贵州黔东南的雷山县参加过一次用鬼仪式，被作为祭品的一只小狗和一只鸡最后与一些米煮成了苗族喜爱的“鸡稀饭”，而被在场的苗人所共食。
这些作为家畜和家禽的动物在自在的民族民间是很容易被作为祭品成为包含了神性意义的食物，但植物的食品也一样可以成为这样的信仰食品。在中国贵州省册亨县的板万村，布依戏演出后，仪式中会有人在台上撒米，而这些米会被村民捡食。在贵州省的一些布依族村寨，婚礼中经过仪式的米粑会被村人分食，而且是婚礼的一个必备环节。在苗族和侗族中，分享一些仪式中的米饭也是一个必备的仪式环节。在贵州省的彝族祖灵筒信仰中，里面放置的米、茶叶也是可以作为信仰食物来看待的。
在以上的论述中，这些民族民间的信仰食物都具有双重性，即在没有仪式进入的时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食物，但在经过了一定的仪式之后，它们就可以成为信仰食物，从物理性质上它们不会有什么变化，而是人的文化过程赋予了它一定的观念和精神的意义，即包含了食物和神灵的双重营养，一个滋养着我们的有机体，一个滋养着我们的精神，使我活在我们自己的文化意義中。这两者应该是没有矛盾的，即这一食物的营养和味道不会有根本的变化，但实际上的体验却很不相同。我在一次田野中，主人家招待我们吃一只鸡，吃的时候味道怪怪的，像嚼木渣一样，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是一只祭祀过神灵的鸡，味道被神灵已经“吃”过了。这有些匪夷所思，但当地的苗族人就一直深信，祭祀神灵的牺牲一直都是没有香味的，香味被神灵在祭祀时吃掉了。
在体制性宗教信仰中，信仰食物基本是被教义所事先规定好了的，而在民族民间信仰文化中，信仰食物基本没有预先的规定，而是在经过仪式之后把日常生产生活中一些食物变成了信仰食物，并在一定的时间内包含信仰文化的意义，在仪式过后，这些食物又会回归如常。在体制性宗教中，选择什么样的食物作为信仰食物与自己的文化渊源关系密切，选择的食物和食用食物的方式也不尽相同，这在民族民间也是一样的，但民族民间的信仰食物选择中似乎与各自的生计方式关联，即游牧生计的多以羊为祭品，农耕生计多以牛、猪、鸡为祭品……这很有意义，一个群体最赖以生存的基本食物是什么，那这就是他们祭祀神灵食物的首选，信仰食物包含了他们的最为基本的生活常态和意义。这就是信仰食物与饮食男女的基本关系。 五、结语
以“信仰食物”为题来看待我们人类文化中的食俗时，主要有以下启示：
一是信仰文化中都有对于人的食物和餐饮的要求和控制，表明人类文明中“饮食男女”的“食欲”的根本性。从中不难看出，“食色”二字对于社会控制的负面力量，所以宗教信仰中都有对于“食欲”和“色欲”的控制性要求，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食欲”的研究少，对于“色欲”的研究多，实际上“食欲”的力量在人们的“饮食男女”过程中更强大。在这一方面，体制性宗教强调的是食物的选择和控制，而民族民间信仰文化中的信仰食物则主要强调共享和交流。
二是生活似乎需要这样的信仰食物的神性营养，这也是我们理解文化的一条路径。食物的世俗性和神圣性在这里发生关联，人实际上一直被某些食物中的神性所滋养，不是简单的物理和化学的实在营养所能完全包含的。
三是我们的生存在食物这个环节上与祖先和一系列的神灵有如此密切的往来，祭祀仪式中给予祖先和神灵一系列食物，并且在与之共享的过程中完成了彼此的交流。人们把得到的食物给予了神灵，神灵也会给予人们更多。
注释：
①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上海：新旧约全书[M].1982：85-87.另外，其中的“、”号，而不是“，”号，为原文如此，是圣经的“习惯”。笔者特此说明。
②见《古兰经》第16章1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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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7-04-14責任编辑：许瑶丽
[摘要]基于学界饮食文化意义本身研究的丰硕成果，以宗教人类学的视角对物质文化进程中的食物信仰性进行探究。专就族群赖以生存的基本食物的文化属性详加分析，窥探其在体制性宗教信仰与民族民间宗教信仰文化观念的建构过程中，表现路径之不同和所承载的重要作用。无论是体制性宗教的特殊标志，还是民族民间宗教信仰中以祭品加以改造的方式，都相当程度阐释出信仰食物在与神灵互通实践中的精神营养内涵，以及于此两种文化信仰氛围之下的饮食男女的意义关系。
[关键词]信仰食物；祭品；神性；饮食文化；饮食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7）03-0037-08
作者简介： 吴秋林（1955-），
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民族学、宗教人类学。湖南 吉首416000
信仰食物是祭品，以及包含了信仰精神和观念的食物。这样的食物在日常状态下就是食物，但在经历了某些仪式过程之后，就可以成为信仰食物，并且反过来表达信仰的精神和观念，此时，它们与日常食物有着明显的界线。在体制性宗教中，这样的食物已经被深刻地表现在经典的教义中，对于这些食物的宗教定义非常明确而直接，它们直接参与了宗教精神和观念呈现的意义过程。在某种食物被选中作为祭品，以及以神灵的名义给予食品的时候，这种选择就一定包含了生存者的地域情景和文化情景，食物在经过祭祀，以及上帝之名给予之后，就会包含某种神性“营养”，赐福于人；或者说祭品已经作为一种礼物献给了神灵，在神灵“享受”了这些事物之后，又会回到事物的本来面目，成为一种食品。这种通过仪式的转换，以及以上帝之名给予的食品，我们称其为“信仰食物”。这是一个人类饮食文化比较有意思的角度，它会给予我们一些非常有趣的启示，比如信仰食物对于人的食物欲望的控制，以及信仰食物中“双重营养”意义。
一、饮食文化研究回顾
食物就是人们的一种赖以生存的物品，但人们从来都没有像动物一样把食物仅仅看成是一种纯粹的获取能量的食物，而是把食物与自己的文化存在結合起来，形成自己文化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食物就参与了文化的构建，并且成为饮食文化。食物与信仰文化关联也是其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故我们理解信仰食物的文化意义还应该从饮食文化的一般研究中开始。
对于中国的饮食文化研究，谭志国在《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中国饮食文化研究》一文中说：“与灿烂辉煌的中国饮食文化相比，中国饮食文化研究明显落后。有着各种学术背景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饮食文化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中国饮食文化研究还远未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1]这意思很明显，我有极为丰富的“吃”，但很少“研究”为什么。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饮食文化研究还是开展了起来。研究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饮食文化的基本概念；二是对于国外饮食文化的研究；三是对于中国饮食文化特色的研究；四是地方和民族饮食文化的研究。
（一）饮食文化的基本概念
饮食文化的基本概念在《中华膳海》[2]中表述为：饮食文化指饮食、烹饪及食品加工技艺、饮食营养保健以及以饮食为基础的文化艺术、思想观念与哲学体系之总和。并且根据历史地理、经济结构、食物资源、宗教意识、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将世界饮食文化主要分成三个自成体系的风味类群，即东方饮食文化、西方饮食文化和清真饮食文化。在《饮食文化概论》[3]中，其概念表述为：饮食文化是指食物原料的开发利用、食品制作和饮食消费过程中的科技、艺术，以及以饮食为基础的习俗、传统、思想和哲学，即由人们食生产和食生活方式、过程、功能等结构组合而成的全部食事的总和。
在这些认知中，饮食文化中有艺术、科技、习俗、思想、哲学、传统、营养等一系列的要素，以及在这一系列要素之下的饮食文化分类。从中不难看出，饮食不仅仅是“果腹”的问题，而是一个在人类文化中关联性极强的问题。“民以食为天”在物质生存上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人类食物的文化也有“割不正不食”的问题。
对于饮食文化的概念性质，国内知名学者的见解多方：比如季鸿昆认为，饮食文化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特征[4]。金炳镐认为，中国饮食文化的特点在于：继承性和发展性、层次性、地域性、民族宗教性[5]等等。涉及概念和其他，还有徐新建、王铭珂的《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关于饮食人类学的对话》[6]等。
（二）中国饮食文化研究
对于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在近现代最早始于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7]，该书以风俗表述为主，但每章都有一节来“说”饮食，时间从远古至于明代。之后其他的零星研究有董文田的《中国食物进化史》[8]、郎擎霄的《中国民食史》[9]等数种。真正的中国饮食文化研究起于20世纪80年代，1986年后，赵荣光的《中国饮食文化研究概论》等5篇论文陆续发表，1994年他的《中国食文化研究述析》[10]最有影响力。金涛声的《华夏饮食心态与饮食文化》认为：“华夏人具有求美品味、重养尚补、助兴寄情等饮食心态，构成了独具一格的饮食观，它对华夏饮食文化的发达及其特色的形成，都起着重要作用。”[11]这样的研究还有姚伟钧的《二十世纪中国的饮食文化史研究》[12]、季鸿崑的《中国烹饪文化研究工作中的十大关系》[13]《建国60年来我国饮食文化的历史回顾和反思（上）》[14]《建国60年来我国饮食文化的历史回顾和反思（下）》[15]等亦很重要。
（三）国外饮食文化的研究
蔡晓梅、刘晨的《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国外饮食文化研究进展》认为：“人文地理学视角下国外饮食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饮食的象征意义、饮食的文化经济、饮食的文化政治以及饮食与认同的相关研究四个方面。”[16]陈光新的《世界饮食文化评述》[17]对3大鲜明地域、8个独特国家、5个古朴民族和5种奇异宗教的饮食文化进行一些概略的评述。这样的研究还有孙太群的《中美饮食文化的对比研究》[18]、姜毓锋的《美国饮食文化综述》[19]等。 （四）地方和民族饮食文化的研究
关于地方性的饮食文化研究有方铁的《论云南饮食文化》[20]、谢菊莲的《西域饮食文化初探》[21]、曾国军、刘梅、刘博、蔡晓梅的《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的过程研究──基于符号化的原真性视角》[22]、刘慧的《黎平县肇兴侗族饮食文化述论》[23]、胡亚丽的《贵州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研究》[24]等。
民族饮食文化研究有刘亚朝的《德宏傣族民间的饮食文化》，他认为：“傣族的饮食文化是傣族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傣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都对傣族的饮食文化产生了各种影响。综合而言，傣族以稻米为主食，菜肴则喜好酸味，喜好凉食，少食肉类。其传统的饮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养生之道有许多相合之处。”[25]王希辉的《土家族饮食文化变迁的历史考察》认为：“饮食文化是土家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文化史是土家族日常生活史的重要内容。”[26]
在以上的这些研究中，就饮食文化本身意义的研究比较多，涉及食物与信仰的极少，如果宽泛而言，在饮食文化中论述认同和族群边界的可以认为涉及食物与信仰文化，但这与食物与信仰文化的之间的极为广泛的存在和联系是不相符的。
二、观念和精神：体制性宗教的信仰食物
体制性宗教主要指在世界上扩张和不断传播，有着“三宝”（信仰主神、法度、传教组织）的宗教，比如基督教、伊斯兰、佛教等。在这些宗教中，食物也是它们信仰观念和精神表达的一种载体。
基督教的《旧约·出埃及记》第16章中：“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汛的旷野。”因为没有吃的，向上帝发怨言。于是“ 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之后，在此地“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这食物、以色列家叫吗哪、样子像芫荽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搀蜜的薄饼。”“以色列人吃吗哪共四十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①这样的食物就是典型的信仰食物。“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这是耶和华向以色列人说的肉，吗哪是耶和华所说的吃的，而且一吃就是四十年。在沙漠里这样的食物非常神奇，不说是神赐予的食物都很难。我在一次人类学田野中吃过沙漠中的一种蘑菇，就非常类似于以色列人的吗哪。以色列人吃了这样的食物，在基督教的信众的食物中，神赐就是既定的观念，以后的日常的进食行为、祷告和感激等的仪式行为就是其信仰观念的“基本设计”了。在《圣经·创世纪》的基督教始祖吃果子（智慧果）的经典中，这果子也是典型的信仰食物。在基督耶稣死后，基督教出现了圣餐[Eucharist Holy Communion]，信众去领圣餐是一种接受基督耶稣献身为圣之后的身体和血的仪式。圣餐中的面饼和红色的葡萄汁（酒）就是信仰食物，它代表着基督的圣体和血液。这是基督教各主要派别共有的重要圣事。圣餐的设立源于耶稣与门徒共进最后晚餐，掰饼分酒给门徒时所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基督教认为饼和酒是耶稣为救赎人类被钉于十字架的象征，基督教的一些派别认为耶稣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存在于圣餐中，但对于这种存在的方式各派说法不一。一种食物就这样进入了基督教信仰的精神和观念中。
在伊斯兰教中，关于食物进入信仰精神和观念的结构中，成为一种信仰食物的主要有牛肉，以及作为禁忌的猪肉。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对于伊斯兰教在信仰食物上体会最深的就是中国回族人的牛肉。在回族信仰中，取得牛肉這种食物是要举行仪式的，即在杀牛时会有仪式，而只有经过仪式之后被杀的牛的肉，才是回族人可以食用的洁净食物。回族人，以及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人都不吃猪肉的禁令来自于《古兰经》：“他只禁止你们吃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诵非真主之名而屠宰者。但为势所迫，非出自愿，且不过分者，那末，真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②这里的“以及诵非真主之名而屠宰者”规定了伊斯兰人要使用自己的神职人员来为被杀的牲口举行仪式，而不能食用别人所杀的牲口肉食。而“死物、血液、猪肉”这三样东西是被禁止食用的，不食用死物和血液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不食用猪肉则与以农耕生计方式中多个族群文化相冲突，因为汉语的“家”字的基本意义就是屋子里有猪，所以这样的信仰食物禁忌，中国人非常关注。可见，伊斯兰教也把信仰食物应用到了自己的信仰精神和观念的本体建构中。
佛教的信仰食物可能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吃素”，即佛教规定不要吃“荤腥”，这个“荤”指的是葱、蒜、韭菜、洋葱、蒜苔等气味浓烈、刺激性强的植物；“腥”指的是鱼、肉类食品。认为“荤”不利于修行，“腥”多为生命，食之有违“众生平等”的教义。实际上在世界各地的佛教信仰实践中，这只是信仰食物的要求，实践中多有差异。不过，它也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一样，也在信仰食物中来象征和表达自己的信仰精神和观念。
三、祭品：民族民间宗教的信仰食物
在宗教学上，民族民间的宗教有多种概念，一是少数民族宗教；二是民族民间宗教。前者主要说属于民族族群中的宗教信仰，后者主要说的是民族民间中的宗教和信仰文化表现，有纯粹宗教的范畴，也有宗教人类学中信仰文化的范畴。在这些民族民间宗教和信仰文化表现中，信仰食物也是林林总总。我们不一定要从一系列关于宗教人类学著作中去寻找信仰食物的踪迹，仅仅在笔者对于民族民间宗教和信仰文化的田野调查中看到的信仰食物就不胜枚举。但是，民族民间宗教的信仰食物表现的路径与体制性宗教不同，它没有在自己的信仰中直接标定某一种食物为信仰食物，而是通过祭品的形式把这些食物改造为信仰食物。所以，民族民间宗教的信仰食物往往以某些动物和禽类的宰杀和仪式为中心来实现。
羊、牛、猪、鸡、鸭是中国东亚文明中最经常使用的民族民间宗教信仰中的祭品。把羊作为祭品似乎与中国的游牧民族有关。在游牧民族中，有马、牛、羊等牲畜，但主要选择了羊作为祭品，而选用牛和马的很少。在中国内蒙古的鄂尔多斯草原的祭祀（祭天）中，牧民杀羊作为祭品，因为这是牧民的主要食物，他们想象中的天神和祖先享用的也只能是羊。这样的选择在草原牧民中是一种信仰文化不言自明，而且是东亚所有游牧人的选择。彝族是一个原来具有游牧文化“底色”的民族，它在千余年发展中已经完全进入农耕社会了，但是，它的祭品选择仍然是羊。羊作为祭品被杀死，贡献于神灵之后，其羊肉自然会被作为食物，但这样的羊肉就具有了如回族人通过仪式宰杀牛之后的牛肉，是信仰食物。但区别在于，伊斯兰人的牛肉一定是经过神职人员举行仪式后宰杀的牛而得到的牛肉，意义主要是“洁净”的食物，而羊肉是经过一定的神性仪式作为神性食物之后才会成为一般意义上肉食的，不会具有洁净与否的观念，只是一种转换关系的表达。 牛在游牧人那里主要是奶牛，是供应游牧人牛奶的牲口，比如现今的新疆喀纳斯的图瓦人养的牛就是如此，这样的牛是不会进入游牧人的祭祀仪式，成为祭品，也不会成为信仰食物的。但是牛在其他地区作为祭品表现却丰富多样。首先牛在广大的农耕区域主要是畜力，是用于耕地的，北方旱地耕作主要是黄牛，南方水稻耕作主要是水牛，这两种牛都会被使用为祭品，主要为祭祀祖先和山川神灵。中国的苗族是最为注重宰杀水牛祭祀祖先的群体，在贵州省的黔东南苗族地区，苗族十三年一次的“吃咕脏”仪式中，就要宰杀大量的水牛。我在雷公山山区和月亮山山区见到的两次苗族“吃咕脏”仪式，都是宰杀了50头左右的巨大青色水牛，但据说，有一次月亮山某个区域的“吃咕脏”的宰杀记录是130多头。苗族人使用黑色（青）的水牛祭祀祖先，这在所有的支系中都是如此，但黔东南地区的苗族人是群体性的祭祀和宰杀，而其他地区则为分散的宰杀和祭祀。比如贵阳市花溪高坡的苗族使用水牛祭祖，称为“敲巴郎”，他们是一家一户举行的。
仡佬族祭祀山川神灵宰杀的主要是黄牛，并且是一種村落的群体行为，购买祭祀黄牛的钱是大家出资，最后的牛肉也是全村人分而食之。
马在游牧人的文化中很少被作为祭祀使用，也很少成为食品，但在一些族群中却一样会成为祭祀神灵的祭品被宰杀。中国贵州麻山地区的苗族人就有一个特定的砍马仪式，使用的祭祀品就是马。在中国贵州仡佬族中也有一个祭祀仪式是杀马的，而且一定要是白马。这些被宰杀的马肉最后也会成为食物被人们食用。
猪是农耕生计方式中最为常见的肉食来源。一般在农耕区域里，有野猪，但人们看重的往往是家养的猪，在汉字的家字“会意”中，养了猪的家才是一个家的基本表现。这样的家养的猪除了作为一个家庭基本的肉食来源，自然也会成为以祭祀祖先为主的信仰食品。猪作为农耕社会中主要的肉食来源，为了获得肉食的宰杀行为就是为了获得猪肉食品，与信仰食品无关。但是，如果这个宰杀猪的行为有一定的祭祀仪式进入，那这个猪的肉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信仰食品。杀猪祭祀在农耕社会中是一个经常发生的事情，祭祀祖先的时候必然要杀猪，而且伴随的是民族民间先生主持的仪式过程。在汉族的葬礼仪式中，杀猪祭祀祖先是必须的，一般会使用纸钱蘸上猪血烧祭给某人，表明此宰杀是作为献牲给予某人的，并且在此后还要把宰杀的猪清洗干净，整猪献祭于祖先灵位前，叫“回熟”。有时候，这样的献祭会用一个猪头作为代表，表明有了猪头和一只猪尾巴就是一只整猪了。在祖先祭祀的仪式中也会使用猪这样的祭品，每年的年三十晚上献祭给祖先的祭品中，猪肉是必须的祭品。苗族人主要使用牛来作为祭品，但是一些苗族地区，比如黔东南苗族地区的雷山县就使用猪作为祭品，来过他们的“鼓脏节”，称为“白鼓脏”。在贵州省汉族的屯堡人中，每年的年三十，村落中的所有人户都会在下午的时候把一个猪头或者说一块猪肉（叫“刀头”）的祭品献祭给村中土地庙里的神灵。
在一般村落社会的集体祭祀中，也多会使用猪来作为祭品，祭祀山神，祭祀土地，抬猪祭祀被视为农耕社会重要的祭祀用牲。
鸡是农耕社会的另外一种肉食来源。鸡就是一种被人类作为食物利用得最多的家禽，但鸡在作为祭祀用品时，却不是如此简单的事情。在内蒙古草原，蒙古人一般认为比羊小的东西不能够吃，所以他们很少食用鸡肉，或者说不习惯吃鸡肉。但在农耕社会中，鸡的饲养和食用没有任何家禽能超过它。看看现代有多少养鸡场，以及每年鸡肉的食用量，就可见鸡肉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了。但鸡作为祭品，是在特定观念中所确立的，“此鸡不是非凡鸡……”这是几乎所有做仪式的先生都会念诵的一句关于神性鸡的巫祝之词，它说明用于祭祀的鸡区别于一般食用鸡，是具有神性来源的鸡。在把鸡作为祭品时，主要是公鸡，使用母鸡的有，但很少。一般认为鸡（主要是公鸡）是一种通灵的家禽，它作为祭品可以与被祭祀的灵者发生直接的关联，从而沟通人与灵魂的联系。使用鸡来作为祭品的时候，也是有使用纸钱蘸血的仪式过程，以此表明牺牲家禽献祭意义，也有“回熟”的过程。
猪和鸡都是农耕社会的主要肉食来源，所以，在许多时候，作为祭品它们常常是一起作为祭品被宰杀和使用的，但猪作为祭品往往比鸡作为祭品更为重视，即一般的“小事”可以使用鸡来作为祭品，但“大事”，尤其是乡村群体性祭祀中，猪作为祭品就是必然。
以上的这些作为祭品的食物，基本上都是肉食，但在农耕社会中，其他植物类的食物中，也有作为祭品的，比如各种粮食。在西藏的农区，五谷神灵的信仰仪式中，各种谷物被放置在一个长方形的木盒子里作为献给神灵的祭祀品。在其他各族各地的节日神性表达中，植物类别的食品都会赋予特别的意义。仡佬族祭祀仪式中的九个米饭团，苗族、侗族节日神性表达中的五色糯米饭，在汉族祭祀祖先的时候，装有米饭的碗是放置在神龛的中心位置的，一般民间傩坛、道坛都会有米升、米斗出现，里面就是粮食。在彝族中，祖灵信仰是其信仰文化的核心。在祖灵筒的制作中，会在其中放进羊毛、草节、米、盐、茶等等。这米、盐、茶是彝族人的日常生活中的食物，但在这里就成为了彝族的信仰食物。他们认为祖先神灵在神灵之地也是需要这样的食物的。
四、神性“营养”与“饮食男女”
以上的这些与信仰关联的食物都是人类在物质文化的创造中出现的，并且在其文化的建构中发生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中，一些食物在信仰基本构建中就已经出现，并且成为这一宗教信仰的基本观念和精神之一。人在伊甸园中的命运改变，来源于偷食了所谓的禁果，其实这样的禁果也是一种食物，它为什么被基督教称为禁果是因为吃了它会具有智慧和知道羞耻，但知道羞耻和具有智慧这正是人类文化和文明发展所要追求的目的，但基督教的上帝却不喜欢……这与后来基督教追求的人类文明从文化原点上是背离的。这可能不是本文的主要论题，笔者关注的是人类第一次以不吃什么食物来参与了宗教信仰的观念构建。后来的鹧鸪和吗哪也是这样的信仰食物，是上帝给予的食物。以后基督教圣餐中的饼和红色的葡萄汁也是作为基督圣体的象征，是类似于鹧鸪和吗哪的救赎性质的食物。通过食用上帝给予的食物完成了信仰观念和精神的实践，这是基督教信仰食物运行的基本方式，吃进了这些食物，所包含的信仰观念和精神就完全地进入了你的身体，这是最为彻底的通过信仰食物实践信仰观念和精神的食物行为。在这一点上，基督教的做法无与伦比。 基督教强调吃什么就信仰了什么，与其渊源关系很深的伊斯兰教也同样在信仰食物上体现自己的信仰，但它强调的是不吃什么和以什么样的方式吃才能够实现自己的信仰观念和精神意义。所以，在伊斯兰教中，由于贸易，信仰伊斯兰教的人需要大量面对以吃猪肉为主的群体，所以在其中强调不吃猪肉也就被作为必然选择，因为这是族群信仰文化的当然的鲜明的边界之一。同时，游牧文化背景的伊斯兰教在食用牛肉的时候强调了宰杀仪式，以此来表述另外一种洁净与肮脏的观念。
这两种宗教都在自己的信仰观念中利用食物构建了吃什么是信仰的实践，不吃什么也是信仰的实践，从根本上给予了某些食物特定的精神和观念，使我们从食物的食用实践中就包含了信仰活动的过程。
在佛教中，对于吃什么，不吃什么也是有选择的，但它不是因为某些食物参与了最初的信仰观念和精神的构建而形成信仰食物，而是因为先形成了某些观念和精神才对食物有所选择的。佛教的修行是以“苦”为乐的，明确的观念是要求修行者要与贪欲对立，而吃辛辣的味道是一种欲望的体现，所以佛教规定葱、蒜、韭菜、洋葱、蒜苔等气味浓烈、刺激性强的植物为“荤”，这样的食物不利于修行。佛教的生命观是一种“普渡”的生命观，即所有的动物和蝼蚁都是生命，所以吃肉食也就是不利于修行的，故佛教把肉食称为“腥”。
不食的行为在佛教中显得特别重要，几乎是一个可以称为“出家人”的基本信仰实践，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是绝对不能成为一个佛门子弟的。
这时候我们发现，在这三大宗教中，都把食物的选择和食用行为与宗教信仰的实践结合起来，成为人们信仰实践的一个绝对不可缺少的部分，你要信仰什么，就一定要按照教义的规定来食用这些食物，以及按照教义的规定方式来食用它们。
在体质人类学研究中有一种观点，即食用动物蛋白的种群在体质的自然竞争中比之只食用植物蛋白的种群要更具有优势，同时，食用这两种蛋白的种群要比食用单一蛋白的种群更具有优势……最后，杂食种群比之习惯于单一食物的种群更具有优势……进而言之，人类在食物上灌注观念和精神，在体质竞争上的意义如何呢？在文化竞争的意义上又如何呢？但这几乎都是不可以讨论的问题。
除了这三大宗教的信仰食物之外，成为信仰的食物在民族民间文化中大量存在。羊、牛、马、猪是现在人们放牧和饲养得最多的家畜，也是最为常见的肉食来源，它们在作为一般意义上的肉食时，就是某种肉食，但是，在把它们作为牺牲献祭之时，它们也是肉食，但就不仅仅是人的肉食，也是献给神灵的食物，故而在祭祀仪式过后，食用这样的食物就是一种与神灵共食的行为。在乡间普遍的信仰观念中，这样的共食行为就是神灵赐福的过程，它的肉食营养就包含了两种：一种是肉食的蛋白营养，一种是神性营养，即精神观念中我们得到了神灵的关爱和保佑。
在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上，我们参与了以拖雷为祖先祭祀的白灵帐祭祀仪式，作为祭祀的羊被宰杀之后就被放置于一个高高的木架之上，作为献祭给神灵的祭品。在这只被作为祭品的羊分解下锅，成为“手把肉”的时候，这食品就是信仰食品，同时具有了食物营养和神性营养。在每年的农历三月三，中国贵州省的六枝特区一个叫居都的仡佬族村寨中，都会举行一个杀牛祭天的仪式，仪式完毕，一只健壮的雄性黄牛就会被宰杀给天神（实际上他们称天神为“坡头”），血、内脏等等会被放到现场的锅里煮熟，被在场的所有仡佬族人分食；黄牛的肉会被分解为若干份，给予每个人家带回去与家人分食。这个时候的牛肉包含的“营养”就是双重的。中国贵州省黔西南州册亨县的布依族在每年的祭祀社神的仪式中，以猪为祭祀牺牲，其猪肉也是要分给村里所有人家分食。在中国贵州省松桃县苗族人的一个称为“打棒棒猪”的祭祖仪式中，一头小猪要被宰杀为祭品，这样的猪肉被煮熟后也是要被现场的苗民分食的。中国西南地区的许多族群的葬礼中，会有许多猪和牛作为牺牲献祭给亡灵，宰杀前会牵一根绳子到死者手中，在师傅念诵了祭祀经文后就会被宰杀，这样的肉食也要在葬礼上为所有参与葬礼的人共食。在乡民社会中，一些简单的祭祀仪式中会比较频繁地使用公鸡作为祭品，这样的鸡肉也是会被参加仪式的人共食的。我在贵州黔东南的雷山县参加过一次用鬼仪式，被作为祭品的一只小狗和一只鸡最后与一些米煮成了苗族喜爱的“鸡稀饭”，而被在场的苗人所共食。
这些作为家畜和家禽的动物在自在的民族民间是很容易被作为祭品成为包含了神性意义的食物，但植物的食品也一样可以成为这样的信仰食品。在中国贵州省册亨县的板万村，布依戏演出后，仪式中会有人在台上撒米，而这些米会被村民捡食。在贵州省的一些布依族村寨，婚礼中经过仪式的米粑会被村人分食，而且是婚礼的一个必备环节。在苗族和侗族中，分享一些仪式中的米饭也是一个必备的仪式环节。在贵州省的彝族祖灵筒信仰中，里面放置的米、茶叶也是可以作为信仰食物来看待的。
在以上的论述中，这些民族民间的信仰食物都具有双重性，即在没有仪式进入的时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食物，但在经过了一定的仪式之后，它们就可以成为信仰食物，从物理性质上它们不会有什么变化，而是人的文化过程赋予了它一定的观念和精神的意义，即包含了食物和神灵的双重营养，一个滋养着我们的有机体，一个滋养着我们的精神，使我活在我们自己的文化意義中。这两者应该是没有矛盾的，即这一食物的营养和味道不会有根本的变化，但实际上的体验却很不相同。我在一次田野中，主人家招待我们吃一只鸡，吃的时候味道怪怪的，像嚼木渣一样，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是一只祭祀过神灵的鸡，味道被神灵已经“吃”过了。这有些匪夷所思，但当地的苗族人就一直深信，祭祀神灵的牺牲一直都是没有香味的，香味被神灵在祭祀时吃掉了。
在体制性宗教信仰中，信仰食物基本是被教义所事先规定好了的，而在民族民间信仰文化中，信仰食物基本没有预先的规定，而是在经过仪式之后把日常生产生活中一些食物变成了信仰食物，并在一定的时间内包含信仰文化的意义，在仪式过后，这些食物又会回归如常。在体制性宗教中，选择什么样的食物作为信仰食物与自己的文化渊源关系密切，选择的食物和食用食物的方式也不尽相同，这在民族民间也是一样的，但民族民间的信仰食物选择中似乎与各自的生计方式关联，即游牧生计的多以羊为祭品，农耕生计多以牛、猪、鸡为祭品……这很有意义，一个群体最赖以生存的基本食物是什么，那这就是他们祭祀神灵食物的首选，信仰食物包含了他们的最为基本的生活常态和意义。这就是信仰食物与饮食男女的基本关系。 五、结语
以“信仰食物”为题来看待我们人类文化中的食俗时，主要有以下启示：
一是信仰文化中都有对于人的食物和餐饮的要求和控制，表明人类文明中“饮食男女”的“食欲”的根本性。从中不难看出，“食色”二字对于社会控制的负面力量，所以宗教信仰中都有对于“食欲”和“色欲”的控制性要求，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食欲”的研究少，对于“色欲”的研究多，实际上“食欲”的力量在人们的“饮食男女”过程中更强大。在这一方面，体制性宗教强调的是食物的选择和控制，而民族民间信仰文化中的信仰食物则主要强调共享和交流。
二是生活似乎需要这样的信仰食物的神性营养，这也是我们理解文化的一条路径。食物的世俗性和神圣性在这里发生关联，人实际上一直被某些食物中的神性所滋养，不是简单的物理和化学的实在营养所能完全包含的。
三是我们的生存在食物这个环节上与祖先和一系列的神灵有如此密切的往来，祭祀仪式中给予祖先和神灵一系列食物，并且在与之共享的过程中完成了彼此的交流。人们把得到的食物给予了神灵，神灵也会给予人们更多。
注释：
①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上海：新旧约全书[M].1982：85-87.另外，其中的“、”号，而不是“，”号，为原文如此，是圣经的“习惯”。笔者特此说明。
②见《古兰经》第16章1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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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7-04-14責任编辑：许瑶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