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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当代军旅作家中，王宗仁的名字肯定不是最响的一个。但他绝对是不可或缺的，这不仅仅因为他在近五十年的军旅生涯中，始终立足军旅，把美丽而神奇的青藏高原视作他生命和创作的故乡，创作出一大批反映高原官兵战斗生活的优秀报告文学和散文。同时，作为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创作室主任的他，在自己辛勤笔耕的同时，还培养带动出了许多在军内外产生重要影响的中青年作家。
长期以来，总后的文学创作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热点。只要看一看这些作家的名字，你就会被吸引住——王宗仁、周大新、王宏甲、石钟山、咏慷、马泰全、曹岩、刘烈娃和本人。每每看到一部部优秀作品的问世，我的脑海中便不由得浮现出“望柳庄”三个大字。望柳庄不是什么村庄名，而是一个书房的雅号，它的主人就是著名军旅作家王宗仁。
我是在二十年前认识王宗仁的，那时候他是总后宣传部的宣传干事，我在解放军三零九医院政治部搞宣传。当时，我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歌颂英雄徐良的报告文学《慈母的爱心》，他看到后便打电话向我约稿。我斗胆把自己写的一篇歌颂我们医院的医生救死扶伤的报告文学《将门之女》寄给了他，他看后马上约我去谈稿子。见面前我猜想大作家一定傲气逼人，令人敬而远之，可见了面我才发现王宗仁非常平易近人。他说：“孙晶岩，你这篇稿子写得很好，就是有些细节没有写透。比如你写王亚真医生给病人做体外心脏按摩，你是学医出身当然懂得应该怎样按摩，可读者谁懂？你为什么不把它好好描写一下呢？”
一句话拨亮了我的心，我立刻认真修改，加强了细节描写和人物心理刻画。当我把修改后的稿子送给他看时，他非常高兴，当即拍板把我的拙作发表在他编辑的《文艺园地》杂志的头条，同期还配发了“作者心语”和我的一首散文诗《迎接生命》。
过了几天，中国散文诗学会在海淀影剧院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散文诗朗诵会，选中了我的一首散文诗。那天影剧院人头攒动，不仅有许多诗坛精英，而且还有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一批专业人士。上台朗诵的都是名家，马上就要轮到我了，我站在后台望着会场上黑压压的人群和身边来来往往的大腕儿，腿肚子直转筋。我曾经演过电影和大型话剧，我不是因为没有表演经验而怯场，而是担心自己的作品写得太臭。王宗仁走了过来，绷着脸显得格外严肃。我擦着额头上的冷汗胆怯地对他说：“王老师，我不朗诵了。”
话音刚落，报幕员就报起了我的名字：下一个节目：散文诗《迎接生命》，作者：孙晶岩；朗诵者：孙晶岩。我的手心直发凉，他却猛地一挥手，一脸悲壮地说：“孙晶岩，上！”
我就那样被他推上了舞台，站在台上，望着明晃晃的灯光，我一下子忘记了害怕，大声地朗读起来。昔日的舞台表演经验帮助了我，我完全沉浸在散文诗优美的意境中。诗歌抑扬顿挫的韵律攫住了观众的心，朗诵完毕，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当我走下舞台时，看到他在幕后微笑着向我伸出大拇指。那一刻我找到了自信，从此写诗、写散文、写报告文学、写电视剧，一发而不可收。我考取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但我仍然喜欢看王老师主编的《文艺园地》，因为那上面的作者都是我相濡以沫的战友。
后来，由于经费紧张，《文艺园地》停刊了，总后作者唯一的一块自留地被割掉了尾巴。1990年，周克玉政委到总后上任，他是一个非常重视文学创作的领导，一上任就把文学创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一天晚上，领导通知王宗仁到总后礼堂等候首长接见。他火速赶到总后礼堂休息室，一进门，只见赵南起部长、周克玉政委和总后政治部、宣传部的领导齐刷刷坐了一排。他有点紧张，心想首长接见这么兴师动众干什么？周克玉政委和蔼地对他说：“王宗仁，我读过你的长篇报告文学《历史在北平拐弯》，写得很好，光你自己写得好不行，我交给你一个任务，你要在总后的业余作者中发现新生力量，带一批创作队伍出来。”
周政委的话使他非常感动，他说：周政委，在总后带队伍必须有一个自己的文学刊物。周克玉问道：总后有没有文学刊物？他说：有一个《文艺园地》，现在砍掉了。周克玉奇怪地问：为什么砍掉了？他看了眼周围的人，没敢回答。周克玉仿佛看懂了他的心思，又问道：办一个文学刊物一年要多少钱？他说：咱们是季刊，五万元就够了。周克玉政委说：五万元，少吃一顿饭就省出来了。赵部长，您看这件事怎么办？赵南起部长幽默地说：原来你周政委把我叫来是让我出钱的啊！
周克玉是个非常认真的人，言必信，行必果。在总后首长的关心下，《后勤文艺》于1990年创刊，周克玉政委亲自提写了刊名，王宗仁又满腔热忱地当起了编辑。在《后勤文艺》创刊号上，他编发了我的长诗《中国的男子汉哪里去了》，这首几百行的政治抒情诗被收录到《二十世纪华文女作家精品文库》（诗歌卷）中。
青藏兵站部运输科科长张鼎全是一个来自关中北部嵯峨山下的农村娃，十六岁就来到青藏高原当兵。和他一起参军的战友，有六人被暴戾的高原环境夺去了生命。每年的清明节，只要他在格尔木，他都要去北郊的荒野去凭吊死去的战友。青藏线通车以来，有六百多位壮士为西藏的建设英勇献身。可汽车兵们却依然在这条天路上战斗，青藏线被誉为“永不封冻的东方苏伊士运河”。
有感于青藏线丰富多彩的生活，张鼎全想青藏线比顿河要长，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写的《静静的顿河》在世界打响了，难道青藏线就不会有一个肖洛霍夫吗？虽然自己不是当肖洛霍夫的料，但自己可以为中国未来的肖洛霍夫当一块垫脚石。不这样做就对不起已经长眠在雪山的战友，对不起在青藏线奋斗的战友。于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写长篇小说。业余作者的艰难决定了他必须付出比别人多数倍的汗水，他每次跟车队上青藏线时，都要带一捆蜡烛。兵站是自备发电，过了夜里十点钟就没电了，而这时候正是张鼎全写作的黄金时间。在青藏线上，不认识张鼎全的人很多，但是，见过这荧荧烛光的人却不少。它是万籁俱寂的世界屋脊上的“雪里蕻”啊！灯影下，一个胳膊上隆起肌肉的士兵正忍耐着荒原午夜的寂寞，毫不吝啬感情地在一沓卷了边的稿纸上设计着心中最美的图案。
暗淡的米黄色的烛光在青藏线闪烁，反映青藏线汽车兵生活的长篇小说《雪祭唐古拉》的草稿在烛光里增厚，主人公有这样一句话：“我的生命因子只有放在青藏线上才最活跃。”张鼎全把书稿寄给了《昆仑》杂志。《昆仑》杂志社的编辑海波和江宛柳看了稿子后觉得基础不错，专程到西宁当面向张鼎全提出了修改意见，希望他能够修改。
当时，王宗仁刚巧在青藏线采访。张鼎全是陕西人，有着老陕的犟脾气。他对王宗仁说自己不愿意修改稿子。作为一个老高原，王宗仁太清楚汽车兵能有多少业余时间，太清楚青藏线人写长篇小说有多么艰难，太清楚一个业余作者对自己的处女作有多么偏爱。可作为一个作家，他又懂得编辑让你修改稿子的用意。他委婉地对张鼎全说：“《昆仑》的编辑懂行，你还是按照他们的意见修改吧。”
张鼎全还是转不过弯儿来，正在这时，他接到赴格尔木指挥运输的任务，王宗仁也急着去拉萨，事情就暂时搁浅了。王宗仁深知在《昆仑》杂志发稿子对一个业余作者来说有多么重要，如果作者固执己见稿子肯定会夭折，便隔三差五打电话劝说张鼎全修改稿子。张鼎全终于想通了，无论走到哪里，就把稿子背到哪里，见缝插针地改稿。过了一段儿，王宗仁突然接到张鼎全打来的长途电话，他有气无力地说：“王老师，我现在身体很差，连兵站部大楼那个坡都上不去，必须手脚并用爬着上。我要到四医大住院去。”
王宗仁关切地说：“张鼎全，出书的事怎么办？”
张鼎全说：“我答应《昆仑》编辑部，一定尽最大努力修改书稿，我带着稿子到病房修改吧。”
王宗仁说：“你安心养病，出书的钱我来找！”
王宗仁立刻拨通了青藏兵站部部长王根成的电话，王根成笑着问：“宗仁，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王根成和王宗仁是陕西扶风县的老乡，1958年，一列火车皮把他俩拉到了青藏线。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彼此知根知底。王宗仁说：“根成，你手下的运输科长写了部长篇小说，解放军文艺社的编辑说不错，我得跟你要钱给他出版。”
王根成问：“多少钱？”
王宗仁不容置疑地说：“五万，这钱你出也得出，不出也得出。”
王根成说：“我啥时候说不出了，只要是人才，我都支持！”
王宗仁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马上将这件事报告给总后文化部部长卢江林。卢江林也是个文学爱好者，听说后热血沸腾，俩人一起把此事汇报给周克玉政委。周政委果断地说：“让人家青藏兵站部出钱干什么？这五万元咱们总后出了。无论如何要赶在张鼎全活着的时候把书印出来！”
王宗仁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写信告诉张鼎全。此时此刻，张鼎全的肺癌越来越重，他躺在病床上攥着笔艰难地改了几十页，就再也没有力气继续修改了。得知张鼎全的病情后，海波匆匆来到总后，表示要作为特殊情况，千方百计将书稿出版。让张鼎全在病榻上，看到自己倾尽全部情感的著作，给他增添战胜病魔的力量。海波请周克玉政委为《雪祭唐古拉》作序，周克玉欣然答应了。海波打电话让张鼎全马上把未完成的书稿迅速寄到北京，夜以继日地编辑书稿。周克玉政委饱含深情连夜亲自为张鼎全作序，赵南起部长也庄重地为张鼎全题词。王根成部长把赵南起和周克玉的题词及序言影印件，恭恭敬敬地放进皮箱里。
此时此刻，张鼎全已经病入膏肓。他躺在病床上，给王宗仁写了亲笔信：
宗仁师：
您好！
两次来信及所寄刊物均已收到，感谢您的关心。
王部长已到西安，并将赵部长和周政委的题词、序言复印件交给我，内心分外感激。首长们这样关怀我，更加坚定了我战胜疾病的信心。我必须战胜病魔，否则对不起每一位关心我的首长、战友和朋友们。
前天晚上，江宛柳来电话告诉我，《雪祭唐古拉》三校已毕，只等出书。我觉得这么多人关心我，我应该写个《后记》，一是谈谈自己创作的缘由，二是向一切关心我的人表示深情的诚意。我知道在出版此书过程中，您竭尽全力，四处奔走，费尽心血（虽然任何人也没有这样告诉我，但我想象得到）。我对您的深情厚意不知用何种语言表达，由此而更深感“相见恨晚”之古语的真切。我无法在“后记”中说这些，只将其深深地埋于心底。“后记”已用电话传给江宛柳。
欣悉您的《青藏高原之脊》要在《十月》刊出，编辑部要为此召开作品讨论会实在令人兴奋。祝贺您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您不愧是真正描写青藏线的大手笔，我一定要好好向您学习，争取改正自己在创作中存在的许多毛病。《十月》一期请一定寄我一本，并将作品讨论会情况一定转告我。
目前，我的病情较稳定，请放心勿念。
谨致
崇高的敬礼
鼎全
草上
1990.12.8
修改、编辑、打印、校对、装订……十八天后，张鼎全的长篇小说《雪祭唐古拉》问世了。当编辑把飘散着墨香的书送到张鼎全的病榻前时，这个刚强的汉子感动得热泪盈眶。他的肺癌已经到了晚期，医生疑惑、感叹：这病至少在十年前就该有症状啊！这个老张是怎么挺过来的？
在张鼎全生命之树的三十七道年轮里，有二十一道年轮是在青藏线的风霜雨雪中度过。他把自己对人民、对边疆、对祖国的爱，全部倾洒在青藏高原。王宗仁和卢江林先是给总后首长打报告申请给张鼎全授予荣誉称号，然后来到《解放军报》，向有关人士讲述了张鼎全的事迹，希望军报能派个记者给张鼎全写篇报告文学，在军报上好好宣传他的事迹。谁知有的编辑听后说：“一个当兵的写了部长篇小说有什么了不起，这种事全军多的是，不要小题大做。”
听了他的话，王宗仁从椅子上腾地站起来，激动地说：“有什么了不起？高玉宝写了长篇小说《半夜鸡叫》，在军事文学史上永远留下了一笔。一个运输科长用业余时间写一部长篇小说，说明高原战士的文化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在生命禁区里写长篇小说和在大都市里写长篇小说意义是一样的吗？”
话音刚落，《解放军报》副总编夏国珞就说：“老王，我同意你的意见。我看这篇报告文学你来写就行了。”
王宗仁谦逊地说：“夏副总编，军报派个记者写多好。”
夏副总编果断地说：“别让了，你赶紧写，我给你版面。”
王宗仁满怀热情写了篇报告文学《他的脚下是唐古拉》，讴歌了张鼎全热爱国防，热爱人民，见缝插针在环境极为恶劣的生命禁区里刻苦进行文学创作的事迹，《解放军报》破例用头版头条转二版的形式刊登了这篇报告文学，同时还配发了一篇短评，大力宣传这个典型。
躺在病床上，张鼎全又给王宗仁写了亲笔信：
宗仁师：
近好！
承蒙多次问候，感谢您的关怀！
我的病情基本稳定，精神也很好，请放心。
您写的《青藏高原之脊》我一直未看到，请设法给我捎来一份（复印件也可），让我学习学习。
不知您能否与南京军区徐志耕联系得上，如能联系上，请告诉他，他在春节前给我来的信我收到了，只是无力回信，请他谅解。
言不多叙。
敬礼！
鼎全
1991.5.7
我仔细端详着张鼎全的信，发现这封信的字迹变得潦草，字数也很少，我猜想他一定是被病魔折磨得抬不起笔了。他在生命垂危之际，还盼望看到王宗仁描写青藏线英雄的报告文学，可见王宗仁的作品对青藏线人有多大的诱惑力。他在生命的垂危之际，还要因自己未回信向徐志耕表示歉意，可见他的人格有多么高尚。
后来，中央军委授予张鼎全“青藏高原模范干部”的荣誉称号。张鼎全去世后，中央电视台破天荒在《新闻联播》栏目报道一个普通军人的追悼会。
我在青藏线采访时，曾到过张鼎全的家里。才晓得他的妻子曾经是他的嫂子，他的哥哥在农村去世后，他不忍心让可怜的嫂嫂守寡，毅然决然地和嫂嫂结婚，用自己真诚的爱温暖一个受伤女人的心。张鼎全博大的爱心令人敬仰，他给女儿起名张星，这个名字包含了他对女儿的关爱，寄托了他对未来的追求。在张鼎全寒酸的陋室里，我和他的妻子聊了一个晚上。她托我给卢江林捎话，倾诉她在丈夫去世后遇到的烦恼，希望能得到组织的帮助。我觉得卢江林和王宗仁在张鼎全的家人面前，不仅仅是一个领导，而是一个朋友，一个兄长。
王宗仁对业余作者充满了爱心，一天，他收到一封来自某仓库的信，打开一看是一个叫耿力的人写的散文，他觉得文章写得不错，但字迹太潦草。便立刻给作者回信，说你要是想在我这儿发稿，先把稿子给我抄清楚。耿力收到信后非常感动，认真地誊抄了一遍，王老师帮作者修改后发表在《后勤文艺》上，这篇散文还获得了首届总后军事文学奖。
总后华北物资局有一个叫王锦秋的小伙子写了篇小说《露水街之恋》，送到王宗仁面前。他一看就觉得小说写得很精彩，语言很有味道。这篇小说写的兵嫂是一个寡妇，她的丈夫在老山前线牺牲了，她在家乡露水街开了家小吃店自食其力创业。这个漂亮寡妇很招男人，她的小吃店总是宾客盈门，她也若明若暗地与几个男人有些感情纠葛。在当时，如果写韩玉秀式的兵嫂是很受欢迎的，可写一个泼辣风骚的兵嫂，题材上犯忌，弄不好还会给你扣上一顶诬蔑革命军嫂的帽子。虽然这是王锦秋的处女作，王宗仁并不认识王锦秋，可他还是冒风险发表了这篇小说，给了王锦秋很大的鼓励。这篇小说也获得了首届总后军事文学奖，王锦秋就是凭着这篇小说叩开了军艺文学系的大门，从此彻底改变了一个农家孩子的命运。
我接触的第一位军旅作家就是王宗仁，他的语言有一种散文诗般的美，“他像昆仑山上敲下来的一块岩石”这个敲字；“酥油灯的光焰给这张脸犁下了密密的沟壑”这个犁字；“他狠狠地剜了人一眼”这个剜字；“草尖上的晨露被她撞落”这个撞字，都是颇见文学功力的。我在给学生讲课时，经常提到王宗仁作品的语言美：“寂静像一个巨大的瓮，扣在长江源头的夜空”；“云中渗出古寺黄色的屋脊，像焊在天边的一块纯金的补疤”。他的散文《夜明星》《女兵墓》《拉萨的天空》被收录到中学《语文》课本，足见其文笔的优美。带新人是很费精力的，如果王宗仁能够把精力完全用于创作，他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可是，他却把相当多的时间花在了培养年轻人身上。
1992年，总后派我到青藏线采访。本来青藏线的朋友邀请我夏天去，我偏偏要冬天去。因为冬天是青藏高原最严酷最艰苦的时刻，也是最能真实体验青藏线人生活状态的时刻。我忍受着高寒缺氧的痛苦，在青藏线摸爬滚打，头疼得像戴了紧箍咒似的，嘴唇干裂青紫。晚上脑细胞因缺氧而代偿性兴奋横竖睡不着觉，吃罐头、压缩饼干，喝冷水，遭了很多罪。由此我想到王宗仁，他最美好的青春是在那里度过的。他被雪域高原的风吹裂了嘴唇，吹黑了皮肤，吹白了鬓角，可他几十年来一直把笔触伸到青藏高原这个令他梦魂缠绕的地方，把情感和血汗献给了在生命禁区拼搏的军人。
回京后他问我怎么样？我说：“青藏线人太朴实了，我到拉萨大站刚刚五分钟，就有人喊我接电话。我好生纳闷儿，我的汽车一路抛了五次锚，连我自己都不晓得什么时候能到拉萨，是谁这么精确地知道我的行踪呢？原来是王根成将军打来的电话，他说小孙你总算平安到了。我当时非常感动，我每到一个兵站他都在计算我的时间，生怕我路上出事。我离开拉萨时，有个叫杨忠堂的兵早晨四点钟就爬起来为我做饭，分别时官兵们都流着眼泪为我送行。虽然我在青藏线吃不香，睡不着，头疼欲裂，一个多月只洗上一次热水澡，可那些兵太感动人了，他们不仅继承了老一代人身上的光荣传统，而且还灌注了现代意识，汲取了现代科学的营养。只有置身在他们中间，我才懂得什么叫做崇高。”
王宗仁笑着说：“小孙，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跟你说了那么多心里话吗？”
我摇摇头，他说：“兵站部的人都告诉我了，从来没有一个女作家在那样恶劣的气候里上青藏线。别人都捡夏天最舒服的时候去，而你却冬天去。王部长给你三菱越野车你不要，偏偏坐四面透风的212吉普车上线。正因为你真心实意把青藏线人当朋友，所以他们才把你当朋友。谁个真谁个假，青藏线人心里门儿清。只要你真诚地深入生活，你肯定会有出息！”
昆仑落雪悄无声，王宗仁的教诲像昆仑白雪滋润着我的心田，我发誓要像他那样爱自己脚下的土地，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由于在青藏线深入生活扎实，我写青藏高原的作品全都获了奖。尔后，无论是在贫困的山乡访贫问苦，还是在边境线采访国门卫士；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采访钢铁长城，还是在金融危机的风暴中采访金色盾牌；无论是在女子监狱采访形形色色的“溺水女人”，还是在西气东输工地采访现代铁人；无论是在白色恐怖的抗非典一线采访白衣天使，还是在科学殿堂采访中国院士，我都能够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从不玩虚的，这一切都得力于王宗仁对我的教育。
王宗仁先后担任总后勤部创作室主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报告文学常务理事等职务。青藏线是他的第二故乡，他熟悉那儿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他用心灵爱着青藏高原，用热血抒写青藏高原。在他发表过的五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中，写得最动人的文章是青藏高原。他的《青藏高原之脊》《死亡线上的生命里程》《女人，世界屋脊上新鲜的太阳》《历史，在北平拐弯》《昆仑山离长江源头有多远》等报告文学成为家喻户晓的佳作，其中《昆仑山离长江源头有多远》在《人民日报》社和团中央联合举办的“2004年感动中国的爱情故事”报告文学大赛中荣获一等奖；他近年来致力于散文创作，散文《五道梁落雪，五道梁天晴》《藏羚羊跪拜》《情断无人区》《女兵墓》《拉萨的天空》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我觉得在中国写青藏线，目前还没有一个作家能够超越王宗仁。因为他不是用笔在写作，而是用心在打磨，他写青藏线的每一个字都浸透了血汗。
他对于年轻人总是扶上马，送一程。在他的率领下，总后的业余文学创作队伍日益壮大。有的荣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有的荣获中国文联优秀图书奖，有的荣获冰心散文奖，有的荣获“五个一”工程奖。二十年过去了，他依然像当年那样关心我的创作。在我的长篇报告文学《山脊——中国扶贫行动》和《中国动脉》研讨会上，他亲自撰写评论鼓励我。
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我每出版一本书，都在第一时间送给他，并在扉页上恭恭敬敬地写着“请王宗仁老师指教”。我一直保存着他送给我的书籍，不管我将来在文学上取得多大成绩，我都不会忘记是他把我领上了报告文学创作之路，我是站在无数像王宗仁这样的老师的肩膀上才有了今天。
长期以来，总后的文学创作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热点。只要看一看这些作家的名字，你就会被吸引住——王宗仁、周大新、王宏甲、石钟山、咏慷、马泰全、曹岩、刘烈娃和本人。每每看到一部部优秀作品的问世，我的脑海中便不由得浮现出“望柳庄”三个大字。望柳庄不是什么村庄名，而是一个书房的雅号，它的主人就是著名军旅作家王宗仁。
我是在二十年前认识王宗仁的，那时候他是总后宣传部的宣传干事，我在解放军三零九医院政治部搞宣传。当时，我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歌颂英雄徐良的报告文学《慈母的爱心》，他看到后便打电话向我约稿。我斗胆把自己写的一篇歌颂我们医院的医生救死扶伤的报告文学《将门之女》寄给了他，他看后马上约我去谈稿子。见面前我猜想大作家一定傲气逼人，令人敬而远之，可见了面我才发现王宗仁非常平易近人。他说：“孙晶岩，你这篇稿子写得很好，就是有些细节没有写透。比如你写王亚真医生给病人做体外心脏按摩，你是学医出身当然懂得应该怎样按摩，可读者谁懂？你为什么不把它好好描写一下呢？”
一句话拨亮了我的心，我立刻认真修改，加强了细节描写和人物心理刻画。当我把修改后的稿子送给他看时，他非常高兴，当即拍板把我的拙作发表在他编辑的《文艺园地》杂志的头条，同期还配发了“作者心语”和我的一首散文诗《迎接生命》。
过了几天，中国散文诗学会在海淀影剧院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散文诗朗诵会，选中了我的一首散文诗。那天影剧院人头攒动，不仅有许多诗坛精英，而且还有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一批专业人士。上台朗诵的都是名家，马上就要轮到我了，我站在后台望着会场上黑压压的人群和身边来来往往的大腕儿，腿肚子直转筋。我曾经演过电影和大型话剧，我不是因为没有表演经验而怯场，而是担心自己的作品写得太臭。王宗仁走了过来，绷着脸显得格外严肃。我擦着额头上的冷汗胆怯地对他说：“王老师，我不朗诵了。”
话音刚落，报幕员就报起了我的名字：下一个节目：散文诗《迎接生命》，作者：孙晶岩；朗诵者：孙晶岩。我的手心直发凉，他却猛地一挥手，一脸悲壮地说：“孙晶岩，上！”
我就那样被他推上了舞台，站在台上，望着明晃晃的灯光，我一下子忘记了害怕，大声地朗读起来。昔日的舞台表演经验帮助了我，我完全沉浸在散文诗优美的意境中。诗歌抑扬顿挫的韵律攫住了观众的心，朗诵完毕，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当我走下舞台时，看到他在幕后微笑着向我伸出大拇指。那一刻我找到了自信，从此写诗、写散文、写报告文学、写电视剧，一发而不可收。我考取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但我仍然喜欢看王老师主编的《文艺园地》，因为那上面的作者都是我相濡以沫的战友。
后来，由于经费紧张，《文艺园地》停刊了，总后作者唯一的一块自留地被割掉了尾巴。1990年，周克玉政委到总后上任，他是一个非常重视文学创作的领导，一上任就把文学创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一天晚上，领导通知王宗仁到总后礼堂等候首长接见。他火速赶到总后礼堂休息室，一进门，只见赵南起部长、周克玉政委和总后政治部、宣传部的领导齐刷刷坐了一排。他有点紧张，心想首长接见这么兴师动众干什么？周克玉政委和蔼地对他说：“王宗仁，我读过你的长篇报告文学《历史在北平拐弯》，写得很好，光你自己写得好不行，我交给你一个任务，你要在总后的业余作者中发现新生力量，带一批创作队伍出来。”
周政委的话使他非常感动，他说：周政委，在总后带队伍必须有一个自己的文学刊物。周克玉问道：总后有没有文学刊物？他说：有一个《文艺园地》，现在砍掉了。周克玉奇怪地问：为什么砍掉了？他看了眼周围的人，没敢回答。周克玉仿佛看懂了他的心思，又问道：办一个文学刊物一年要多少钱？他说：咱们是季刊，五万元就够了。周克玉政委说：五万元，少吃一顿饭就省出来了。赵部长，您看这件事怎么办？赵南起部长幽默地说：原来你周政委把我叫来是让我出钱的啊！
周克玉是个非常认真的人，言必信，行必果。在总后首长的关心下，《后勤文艺》于1990年创刊，周克玉政委亲自提写了刊名，王宗仁又满腔热忱地当起了编辑。在《后勤文艺》创刊号上，他编发了我的长诗《中国的男子汉哪里去了》，这首几百行的政治抒情诗被收录到《二十世纪华文女作家精品文库》（诗歌卷）中。
青藏兵站部运输科科长张鼎全是一个来自关中北部嵯峨山下的农村娃，十六岁就来到青藏高原当兵。和他一起参军的战友，有六人被暴戾的高原环境夺去了生命。每年的清明节，只要他在格尔木，他都要去北郊的荒野去凭吊死去的战友。青藏线通车以来，有六百多位壮士为西藏的建设英勇献身。可汽车兵们却依然在这条天路上战斗，青藏线被誉为“永不封冻的东方苏伊士运河”。
有感于青藏线丰富多彩的生活，张鼎全想青藏线比顿河要长，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写的《静静的顿河》在世界打响了，难道青藏线就不会有一个肖洛霍夫吗？虽然自己不是当肖洛霍夫的料，但自己可以为中国未来的肖洛霍夫当一块垫脚石。不这样做就对不起已经长眠在雪山的战友，对不起在青藏线奋斗的战友。于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写长篇小说。业余作者的艰难决定了他必须付出比别人多数倍的汗水，他每次跟车队上青藏线时，都要带一捆蜡烛。兵站是自备发电，过了夜里十点钟就没电了，而这时候正是张鼎全写作的黄金时间。在青藏线上，不认识张鼎全的人很多，但是，见过这荧荧烛光的人却不少。它是万籁俱寂的世界屋脊上的“雪里蕻”啊！灯影下，一个胳膊上隆起肌肉的士兵正忍耐着荒原午夜的寂寞，毫不吝啬感情地在一沓卷了边的稿纸上设计着心中最美的图案。
暗淡的米黄色的烛光在青藏线闪烁，反映青藏线汽车兵生活的长篇小说《雪祭唐古拉》的草稿在烛光里增厚，主人公有这样一句话：“我的生命因子只有放在青藏线上才最活跃。”张鼎全把书稿寄给了《昆仑》杂志。《昆仑》杂志社的编辑海波和江宛柳看了稿子后觉得基础不错，专程到西宁当面向张鼎全提出了修改意见，希望他能够修改。
当时，王宗仁刚巧在青藏线采访。张鼎全是陕西人，有着老陕的犟脾气。他对王宗仁说自己不愿意修改稿子。作为一个老高原，王宗仁太清楚汽车兵能有多少业余时间，太清楚青藏线人写长篇小说有多么艰难，太清楚一个业余作者对自己的处女作有多么偏爱。可作为一个作家，他又懂得编辑让你修改稿子的用意。他委婉地对张鼎全说：“《昆仑》的编辑懂行，你还是按照他们的意见修改吧。”
张鼎全还是转不过弯儿来，正在这时，他接到赴格尔木指挥运输的任务，王宗仁也急着去拉萨，事情就暂时搁浅了。王宗仁深知在《昆仑》杂志发稿子对一个业余作者来说有多么重要，如果作者固执己见稿子肯定会夭折，便隔三差五打电话劝说张鼎全修改稿子。张鼎全终于想通了，无论走到哪里，就把稿子背到哪里，见缝插针地改稿。过了一段儿，王宗仁突然接到张鼎全打来的长途电话，他有气无力地说：“王老师，我现在身体很差，连兵站部大楼那个坡都上不去，必须手脚并用爬着上。我要到四医大住院去。”
王宗仁关切地说：“张鼎全，出书的事怎么办？”
张鼎全说：“我答应《昆仑》编辑部，一定尽最大努力修改书稿，我带着稿子到病房修改吧。”
王宗仁说：“你安心养病，出书的钱我来找！”
王宗仁立刻拨通了青藏兵站部部长王根成的电话，王根成笑着问：“宗仁，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王根成和王宗仁是陕西扶风县的老乡，1958年，一列火车皮把他俩拉到了青藏线。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彼此知根知底。王宗仁说：“根成，你手下的运输科长写了部长篇小说，解放军文艺社的编辑说不错，我得跟你要钱给他出版。”
王根成问：“多少钱？”
王宗仁不容置疑地说：“五万，这钱你出也得出，不出也得出。”
王根成说：“我啥时候说不出了，只要是人才，我都支持！”
王宗仁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马上将这件事报告给总后文化部部长卢江林。卢江林也是个文学爱好者，听说后热血沸腾，俩人一起把此事汇报给周克玉政委。周政委果断地说：“让人家青藏兵站部出钱干什么？这五万元咱们总后出了。无论如何要赶在张鼎全活着的时候把书印出来！”
王宗仁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写信告诉张鼎全。此时此刻，张鼎全的肺癌越来越重，他躺在病床上攥着笔艰难地改了几十页，就再也没有力气继续修改了。得知张鼎全的病情后，海波匆匆来到总后，表示要作为特殊情况，千方百计将书稿出版。让张鼎全在病榻上，看到自己倾尽全部情感的著作，给他增添战胜病魔的力量。海波请周克玉政委为《雪祭唐古拉》作序，周克玉欣然答应了。海波打电话让张鼎全马上把未完成的书稿迅速寄到北京，夜以继日地编辑书稿。周克玉政委饱含深情连夜亲自为张鼎全作序，赵南起部长也庄重地为张鼎全题词。王根成部长把赵南起和周克玉的题词及序言影印件，恭恭敬敬地放进皮箱里。
此时此刻，张鼎全已经病入膏肓。他躺在病床上，给王宗仁写了亲笔信：
宗仁师：
您好！
两次来信及所寄刊物均已收到，感谢您的关心。
王部长已到西安，并将赵部长和周政委的题词、序言复印件交给我，内心分外感激。首长们这样关怀我，更加坚定了我战胜疾病的信心。我必须战胜病魔，否则对不起每一位关心我的首长、战友和朋友们。
前天晚上，江宛柳来电话告诉我，《雪祭唐古拉》三校已毕，只等出书。我觉得这么多人关心我，我应该写个《后记》，一是谈谈自己创作的缘由，二是向一切关心我的人表示深情的诚意。我知道在出版此书过程中，您竭尽全力，四处奔走，费尽心血（虽然任何人也没有这样告诉我，但我想象得到）。我对您的深情厚意不知用何种语言表达，由此而更深感“相见恨晚”之古语的真切。我无法在“后记”中说这些，只将其深深地埋于心底。“后记”已用电话传给江宛柳。
欣悉您的《青藏高原之脊》要在《十月》刊出，编辑部要为此召开作品讨论会实在令人兴奋。祝贺您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您不愧是真正描写青藏线的大手笔，我一定要好好向您学习，争取改正自己在创作中存在的许多毛病。《十月》一期请一定寄我一本，并将作品讨论会情况一定转告我。
目前，我的病情较稳定，请放心勿念。
谨致
崇高的敬礼
鼎全
草上
1990.12.8
修改、编辑、打印、校对、装订……十八天后，张鼎全的长篇小说《雪祭唐古拉》问世了。当编辑把飘散着墨香的书送到张鼎全的病榻前时，这个刚强的汉子感动得热泪盈眶。他的肺癌已经到了晚期，医生疑惑、感叹：这病至少在十年前就该有症状啊！这个老张是怎么挺过来的？
在张鼎全生命之树的三十七道年轮里，有二十一道年轮是在青藏线的风霜雨雪中度过。他把自己对人民、对边疆、对祖国的爱，全部倾洒在青藏高原。王宗仁和卢江林先是给总后首长打报告申请给张鼎全授予荣誉称号，然后来到《解放军报》，向有关人士讲述了张鼎全的事迹，希望军报能派个记者给张鼎全写篇报告文学，在军报上好好宣传他的事迹。谁知有的编辑听后说：“一个当兵的写了部长篇小说有什么了不起，这种事全军多的是，不要小题大做。”
听了他的话，王宗仁从椅子上腾地站起来，激动地说：“有什么了不起？高玉宝写了长篇小说《半夜鸡叫》，在军事文学史上永远留下了一笔。一个运输科长用业余时间写一部长篇小说，说明高原战士的文化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在生命禁区里写长篇小说和在大都市里写长篇小说意义是一样的吗？”
话音刚落，《解放军报》副总编夏国珞就说：“老王，我同意你的意见。我看这篇报告文学你来写就行了。”
王宗仁谦逊地说：“夏副总编，军报派个记者写多好。”
夏副总编果断地说：“别让了，你赶紧写，我给你版面。”
王宗仁满怀热情写了篇报告文学《他的脚下是唐古拉》，讴歌了张鼎全热爱国防，热爱人民，见缝插针在环境极为恶劣的生命禁区里刻苦进行文学创作的事迹，《解放军报》破例用头版头条转二版的形式刊登了这篇报告文学，同时还配发了一篇短评，大力宣传这个典型。
躺在病床上，张鼎全又给王宗仁写了亲笔信：
宗仁师：
近好！
承蒙多次问候，感谢您的关怀！
我的病情基本稳定，精神也很好，请放心。
您写的《青藏高原之脊》我一直未看到，请设法给我捎来一份（复印件也可），让我学习学习。
不知您能否与南京军区徐志耕联系得上，如能联系上，请告诉他，他在春节前给我来的信我收到了，只是无力回信，请他谅解。
言不多叙。
敬礼！
鼎全
1991.5.7
我仔细端详着张鼎全的信，发现这封信的字迹变得潦草，字数也很少，我猜想他一定是被病魔折磨得抬不起笔了。他在生命垂危之际，还盼望看到王宗仁描写青藏线英雄的报告文学，可见王宗仁的作品对青藏线人有多大的诱惑力。他在生命的垂危之际，还要因自己未回信向徐志耕表示歉意，可见他的人格有多么高尚。
后来，中央军委授予张鼎全“青藏高原模范干部”的荣誉称号。张鼎全去世后，中央电视台破天荒在《新闻联播》栏目报道一个普通军人的追悼会。
我在青藏线采访时，曾到过张鼎全的家里。才晓得他的妻子曾经是他的嫂子，他的哥哥在农村去世后，他不忍心让可怜的嫂嫂守寡，毅然决然地和嫂嫂结婚，用自己真诚的爱温暖一个受伤女人的心。张鼎全博大的爱心令人敬仰，他给女儿起名张星，这个名字包含了他对女儿的关爱，寄托了他对未来的追求。在张鼎全寒酸的陋室里，我和他的妻子聊了一个晚上。她托我给卢江林捎话，倾诉她在丈夫去世后遇到的烦恼，希望能得到组织的帮助。我觉得卢江林和王宗仁在张鼎全的家人面前，不仅仅是一个领导，而是一个朋友，一个兄长。
王宗仁对业余作者充满了爱心，一天，他收到一封来自某仓库的信，打开一看是一个叫耿力的人写的散文，他觉得文章写得不错，但字迹太潦草。便立刻给作者回信，说你要是想在我这儿发稿，先把稿子给我抄清楚。耿力收到信后非常感动，认真地誊抄了一遍，王老师帮作者修改后发表在《后勤文艺》上，这篇散文还获得了首届总后军事文学奖。
总后华北物资局有一个叫王锦秋的小伙子写了篇小说《露水街之恋》，送到王宗仁面前。他一看就觉得小说写得很精彩，语言很有味道。这篇小说写的兵嫂是一个寡妇，她的丈夫在老山前线牺牲了，她在家乡露水街开了家小吃店自食其力创业。这个漂亮寡妇很招男人，她的小吃店总是宾客盈门，她也若明若暗地与几个男人有些感情纠葛。在当时，如果写韩玉秀式的兵嫂是很受欢迎的，可写一个泼辣风骚的兵嫂，题材上犯忌，弄不好还会给你扣上一顶诬蔑革命军嫂的帽子。虽然这是王锦秋的处女作，王宗仁并不认识王锦秋，可他还是冒风险发表了这篇小说，给了王锦秋很大的鼓励。这篇小说也获得了首届总后军事文学奖，王锦秋就是凭着这篇小说叩开了军艺文学系的大门，从此彻底改变了一个农家孩子的命运。
我接触的第一位军旅作家就是王宗仁，他的语言有一种散文诗般的美，“他像昆仑山上敲下来的一块岩石”这个敲字；“酥油灯的光焰给这张脸犁下了密密的沟壑”这个犁字；“他狠狠地剜了人一眼”这个剜字；“草尖上的晨露被她撞落”这个撞字，都是颇见文学功力的。我在给学生讲课时，经常提到王宗仁作品的语言美：“寂静像一个巨大的瓮，扣在长江源头的夜空”；“云中渗出古寺黄色的屋脊，像焊在天边的一块纯金的补疤”。他的散文《夜明星》《女兵墓》《拉萨的天空》被收录到中学《语文》课本，足见其文笔的优美。带新人是很费精力的，如果王宗仁能够把精力完全用于创作，他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可是，他却把相当多的时间花在了培养年轻人身上。
1992年，总后派我到青藏线采访。本来青藏线的朋友邀请我夏天去，我偏偏要冬天去。因为冬天是青藏高原最严酷最艰苦的时刻，也是最能真实体验青藏线人生活状态的时刻。我忍受着高寒缺氧的痛苦，在青藏线摸爬滚打，头疼得像戴了紧箍咒似的，嘴唇干裂青紫。晚上脑细胞因缺氧而代偿性兴奋横竖睡不着觉，吃罐头、压缩饼干，喝冷水，遭了很多罪。由此我想到王宗仁，他最美好的青春是在那里度过的。他被雪域高原的风吹裂了嘴唇，吹黑了皮肤，吹白了鬓角，可他几十年来一直把笔触伸到青藏高原这个令他梦魂缠绕的地方，把情感和血汗献给了在生命禁区拼搏的军人。
回京后他问我怎么样？我说：“青藏线人太朴实了，我到拉萨大站刚刚五分钟，就有人喊我接电话。我好生纳闷儿，我的汽车一路抛了五次锚，连我自己都不晓得什么时候能到拉萨，是谁这么精确地知道我的行踪呢？原来是王根成将军打来的电话，他说小孙你总算平安到了。我当时非常感动，我每到一个兵站他都在计算我的时间，生怕我路上出事。我离开拉萨时，有个叫杨忠堂的兵早晨四点钟就爬起来为我做饭，分别时官兵们都流着眼泪为我送行。虽然我在青藏线吃不香，睡不着，头疼欲裂，一个多月只洗上一次热水澡，可那些兵太感动人了，他们不仅继承了老一代人身上的光荣传统，而且还灌注了现代意识，汲取了现代科学的营养。只有置身在他们中间，我才懂得什么叫做崇高。”
王宗仁笑着说：“小孙，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跟你说了那么多心里话吗？”
我摇摇头，他说：“兵站部的人都告诉我了，从来没有一个女作家在那样恶劣的气候里上青藏线。别人都捡夏天最舒服的时候去，而你却冬天去。王部长给你三菱越野车你不要，偏偏坐四面透风的212吉普车上线。正因为你真心实意把青藏线人当朋友，所以他们才把你当朋友。谁个真谁个假，青藏线人心里门儿清。只要你真诚地深入生活，你肯定会有出息！”
昆仑落雪悄无声，王宗仁的教诲像昆仑白雪滋润着我的心田，我发誓要像他那样爱自己脚下的土地，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由于在青藏线深入生活扎实，我写青藏高原的作品全都获了奖。尔后，无论是在贫困的山乡访贫问苦，还是在边境线采访国门卫士；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采访钢铁长城，还是在金融危机的风暴中采访金色盾牌；无论是在女子监狱采访形形色色的“溺水女人”，还是在西气东输工地采访现代铁人；无论是在白色恐怖的抗非典一线采访白衣天使，还是在科学殿堂采访中国院士，我都能够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从不玩虚的，这一切都得力于王宗仁对我的教育。
王宗仁先后担任总后勤部创作室主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报告文学常务理事等职务。青藏线是他的第二故乡，他熟悉那儿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他用心灵爱着青藏高原，用热血抒写青藏高原。在他发表过的五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中，写得最动人的文章是青藏高原。他的《青藏高原之脊》《死亡线上的生命里程》《女人，世界屋脊上新鲜的太阳》《历史，在北平拐弯》《昆仑山离长江源头有多远》等报告文学成为家喻户晓的佳作，其中《昆仑山离长江源头有多远》在《人民日报》社和团中央联合举办的“2004年感动中国的爱情故事”报告文学大赛中荣获一等奖；他近年来致力于散文创作，散文《五道梁落雪，五道梁天晴》《藏羚羊跪拜》《情断无人区》《女兵墓》《拉萨的天空》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我觉得在中国写青藏线，目前还没有一个作家能够超越王宗仁。因为他不是用笔在写作，而是用心在打磨，他写青藏线的每一个字都浸透了血汗。
他对于年轻人总是扶上马，送一程。在他的率领下，总后的业余文学创作队伍日益壮大。有的荣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有的荣获中国文联优秀图书奖，有的荣获冰心散文奖，有的荣获“五个一”工程奖。二十年过去了，他依然像当年那样关心我的创作。在我的长篇报告文学《山脊——中国扶贫行动》和《中国动脉》研讨会上，他亲自撰写评论鼓励我。
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我每出版一本书，都在第一时间送给他，并在扉页上恭恭敬敬地写着“请王宗仁老师指教”。我一直保存着他送给我的书籍，不管我将来在文学上取得多大成绩，我都不会忘记是他把我领上了报告文学创作之路，我是站在无数像王宗仁这样的老师的肩膀上才有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