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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将全球各国按收入（人均GDP）水平划分为4类：（1）975美元以下为低收入国家；（2）976美元——3855美元为低中收入国家；（3）3856美元——11905美元为高中收入国家；（4）11906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家。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经历过由低等收入跃至中等收入的起飞阶段，但一旦到达人均GDP3000美元以后就会在向高收入国家的发展中陷入长期停滞即很难突破人均GDP10000美元的大关，最突出的例子是，拉美很多国家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人均GDP就已達到3000美元，但在近40年时间里人均收入仍低于10000美元，这类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的长期被动滞留现象就被概括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陷阱”概念的发明权属凯恩斯，他在《通论》中首次提出“流动性陷阱”说法，用来描述即使利率已低至无可再低时人们仍不产生支出意愿的那种总需求低水平均衡状态。现在，人们将“陷阱”概念引入发展经济学，是指那些在中等收入阶段因经济、政治、社会、战略、政策等多种原因国家发展水平处于长期停滞徘徊的状态。
为什么许多国家会遭遇“中等收入陷阱”？据总结，所有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具有以下共同特征：（1）收入差距不断拉大；（2）全要素生产率停滞或下滑；（3）金融体系脆弱或效率低下；（4）城市化过程中策略失当；（5）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按现行汇率计算，中国人均GDP刚进入高中收入国家行列，能否成功规避“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每个决策者和政策经济学家应努力思考的问题。正像一些国外学者总结的那样：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除了体制改进方面的原因外，中国领导人总是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我们现在正处于新的关键历史时刻：是成功规避还是身不由己地步入“中等收入陷阱”？
那么，我们领导人已作出的战略决策又有哪些呢？
早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中国就由政府组织大批专家制定了国家创新体系规划；危机期间，又订立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在17届5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更是凝聚了全党的智慧，有针对性将科学发展、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作为基本思路，提出了今后五年以拉动国内消费需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大力发展服务业为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三个政策着眼点。应当说，上述所有决策都可以用“英明”二字来形容。看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能否成功，关键不在高层认识而在于政府执行力，就是看政府如何将高层战略决策与调动市场因素相结合的能力。调动市场因素就是要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使中国的经济转型政策在体系内生性和可持续性方面发挥作用，通过经济参数和物质利益的调节使微观经济主体自动自觉地产生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市场参与行为。以产业结构升级为例，中国政府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至于科技和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则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频频出现在领导人的讲话中了，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普遍现象却依然是制造业技术升级缓慢，大量低附加值产品生产充斥于外贸出口企业，而低水平重复投资、传统工业产能严重过剩现象更是比比皆是。
是什么因素在背后起作用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换进程呢？
到下边走一走我们会发现，地方政府追求GDP的动机既是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秘密武器，也是环境破坏、低水平重复建设等经济乱象的重要根源。我们又可以进一步提问题，地方政府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地追求GDP？显然，这又会牵扯到我国现行的干部考评和官员升迁制度。我们的地方官员是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升迁任命制度，所有的官员在这种体制下都以迎合上级为第一要务，上级考评下级的办法主要看指标，指标体系中又以GDP权重为最大，而且，在上级委任制度下，一个地方官员通常不知自己在一个地方能干几年干几届，这自然会滋生大量的从政短期行为，这就为环境保护、产业结构升级这种只有长期才能见效工作的开展增加了无形的障碍。因为在那些具有短期行为官员的心目中，一项工作如果中短期不能见效，无论这工作多么有利于长远发展多么有利于子孙后代，他若在在这上面花时间耗精力，就有些不划算。所以，在我看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第一要务是改变地方官员的考评标准和制度。我们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如果不把政府强势、官员只重GDP这种地方经济畸形发展的根源因素首先解决掉，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战略构想就无法实现，中国经济的内生性增长和可持续增长就无法落到实处。
所以，我们应当设计一个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评指标体系，用这些指标每年对地方官员进行业绩考评，将矫正地方政府行为作为培养中国经济内生动力和良性循环能力的入手点。
第一，设计一套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减少贫困人口和中低收入者在当地总人口中占比的指标。可具体化为：（1）城乡居民收入增速；（2）农村新医保覆盖面；（3）城镇人口社保覆盖率；（4）农民工社保关系跨省转续落实情况；（5）保障性住房开工面积；等等。
第二，设计一套与产业升级、环保节能、生态保护、资源循环利用方面有关的指标。可具体化为：（1）研发投入占比；（2）自主创新技术应用状况；（3）专利申请数量；（4）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化学耗氧量降低情况；（5）过剩产能淘汰状况；（6）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等等。
第三，设计一套与大力发展服务业有关的指标，可具体化为：（1）金融业在GDP中占比；（2）旅游业的收入贡献度；（3）服务业占比提高速度；（4）金融生态改善指标；（5）教育水平、文化设施状况；（6）城乡居民幸福指数，等等。
以上三类指标可构成地方官员的政绩考评体系。我历来认为，中国的中央政府通常都能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问题主要在地方政府，如果地方政府能主动而又有创造性地将中央的决策化为实际行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目标就很容易达到。
我们都知道，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是人均GDP从3000美元升至10000美元。日本当年的跨越用了12年（1972到1984），韩国用了8年（1987到1995），中国能否成功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阶段？这个问题似乎已不用回答，问题在于我们需要多长时间？如果能够将地方官员政绩考评制度作为“牛鼻子”，并且这套制度真正发挥了矫正地方政府官员失当经济扩张行为的作用，我想，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时间肯定会比韩国更短。当然，这需要全国上下同心协力才行。
“陷阱”概念的发明权属凯恩斯，他在《通论》中首次提出“流动性陷阱”说法，用来描述即使利率已低至无可再低时人们仍不产生支出意愿的那种总需求低水平均衡状态。现在，人们将“陷阱”概念引入发展经济学，是指那些在中等收入阶段因经济、政治、社会、战略、政策等多种原因国家发展水平处于长期停滞徘徊的状态。
为什么许多国家会遭遇“中等收入陷阱”？据总结，所有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具有以下共同特征：（1）收入差距不断拉大；（2）全要素生产率停滞或下滑；（3）金融体系脆弱或效率低下；（4）城市化过程中策略失当；（5）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
按现行汇率计算，中国人均GDP刚进入高中收入国家行列，能否成功规避“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每个决策者和政策经济学家应努力思考的问题。正像一些国外学者总结的那样：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除了体制改进方面的原因外，中国领导人总是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我们现在正处于新的关键历史时刻：是成功规避还是身不由己地步入“中等收入陷阱”？
那么，我们领导人已作出的战略决策又有哪些呢？
早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中国就由政府组织大批专家制定了国家创新体系规划；危机期间，又订立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在17届5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更是凝聚了全党的智慧，有针对性将科学发展、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作为基本思路，提出了今后五年以拉动国内消费需求、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大力发展服务业为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三个政策着眼点。应当说，上述所有决策都可以用“英明”二字来形容。看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能否成功，关键不在高层认识而在于政府执行力，就是看政府如何将高层战略决策与调动市场因素相结合的能力。调动市场因素就是要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使中国的经济转型政策在体系内生性和可持续性方面发挥作用，通过经济参数和物质利益的调节使微观经济主体自动自觉地产生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市场参与行为。以产业结构升级为例，中国政府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至于科技和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则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频频出现在领导人的讲话中了，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普遍现象却依然是制造业技术升级缓慢，大量低附加值产品生产充斥于外贸出口企业，而低水平重复投资、传统工业产能严重过剩现象更是比比皆是。
是什么因素在背后起作用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换进程呢？
到下边走一走我们会发现，地方政府追求GDP的动机既是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秘密武器，也是环境破坏、低水平重复建设等经济乱象的重要根源。我们又可以进一步提问题，地方政府为什么要不顾一切地追求GDP？显然，这又会牵扯到我国现行的干部考评和官员升迁制度。我们的地方官员是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升迁任命制度，所有的官员在这种体制下都以迎合上级为第一要务，上级考评下级的办法主要看指标，指标体系中又以GDP权重为最大，而且，在上级委任制度下，一个地方官员通常不知自己在一个地方能干几年干几届，这自然会滋生大量的从政短期行为，这就为环境保护、产业结构升级这种只有长期才能见效工作的开展增加了无形的障碍。因为在那些具有短期行为官员的心目中，一项工作如果中短期不能见效，无论这工作多么有利于长远发展多么有利于子孙后代，他若在在这上面花时间耗精力，就有些不划算。所以，在我看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第一要务是改变地方官员的考评标准和制度。我们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如果不把政府强势、官员只重GDP这种地方经济畸形发展的根源因素首先解决掉，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战略构想就无法实现，中国经济的内生性增长和可持续增长就无法落到实处。
所以，我们应当设计一个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评指标体系，用这些指标每年对地方官员进行业绩考评，将矫正地方政府行为作为培养中国经济内生动力和良性循环能力的入手点。
第一，设计一套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减少贫困人口和中低收入者在当地总人口中占比的指标。可具体化为：（1）城乡居民收入增速；（2）农村新医保覆盖面；（3）城镇人口社保覆盖率；（4）农民工社保关系跨省转续落实情况；（5）保障性住房开工面积；等等。
第二，设计一套与产业升级、环保节能、生态保护、资源循环利用方面有关的指标。可具体化为：（1）研发投入占比；（2）自主创新技术应用状况；（3）专利申请数量；（4）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化学耗氧量降低情况；（5）过剩产能淘汰状况；（6）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等等。
第三，设计一套与大力发展服务业有关的指标，可具体化为：（1）金融业在GDP中占比；（2）旅游业的收入贡献度；（3）服务业占比提高速度；（4）金融生态改善指标；（5）教育水平、文化设施状况；（6）城乡居民幸福指数，等等。
以上三类指标可构成地方官员的政绩考评体系。我历来认为，中国的中央政府通常都能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问题主要在地方政府，如果地方政府能主动而又有创造性地将中央的决策化为实际行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目标就很容易达到。
我们都知道，发展中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是人均GDP从3000美元升至10000美元。日本当年的跨越用了12年（1972到1984），韩国用了8年（1987到1995），中国能否成功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阶段？这个问题似乎已不用回答，问题在于我们需要多长时间？如果能够将地方官员政绩考评制度作为“牛鼻子”，并且这套制度真正发挥了矫正地方政府官员失当经济扩张行为的作用，我想，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时间肯定会比韩国更短。当然，这需要全国上下同心协力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