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农村干部们大办试验田——想革新先试验，成功了就推广。种试验田体现了实践第一的观点，本无可厚非，可是，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办不到，就怕想不到，反右倾鼓干劲”的思想指导下，所有农村干部都大办试验田，一些领导人的“试验畈”、“试验冲”旁插着“试验榜”、“试验牌”，上面写着豪言壮语高指标。谁的官大谁的试验田的肥料和物资就多，结果，人力、物力、肥料和财力全往试验田里使，试验田里的农作物疯长倒伏减产，甚至绝收，试验田都未出成果；而大面积农作物因为缺肥、少管理也减产。
　　我们团县委种了一亩试验田。队长对我们种试验田很有意见，认为浪费了肥料，影响大面积平衡增产，不沾试验田的。队长48岁，精明强干，是一个种田精。一天，他来到试验田望了望，我征求他的意见，他说：“连稻草也收不到5000斤。下肥过多，栽的挨挨寸，过密不透风，将来疯长倒伏，连百斤也收不到。”
　　过了十几天，试验田禾苗猛长，浓绿，分孽密密展展。为了通风防倒伏，我们先用鼓风机鼓风通气，夜间有人用竹竿赶露水，后用竹子一行一行扎架子。最终还是不出队长所料，倒伏了。
　　7月初，县委为了验收高产试验卫星田，组织了验收组，分赴各区、乡验收。我和县监察委员会书记李芳同志为一个组，他是组长，我是副组长，负责对城郊五个直属乡的验收工作。李芳同志办事认真，规定先申请验收，我们到现场看着收割打场全过程，再用秤称。结果，城郊五个乡，唯有城台乡李攀章同志的试验田亩产900斤，还未风干扬净，其他四个乡书记的试验田也只七八百斤。我们验收的一位县委副书记的试验田，因下肥过多倒伏烂掉而失败，收了几篓空壳。我们团县委的试验田，花了那么大的代价，也只打了400来斤的湿谷。
　　可是，其他区、乡高产卫星接连发射，早稻卫星由亩产2万多斤到5万斤、10万斤，乃至15万斤，20万斤。还有亩产芝麻千斤卫星、棉花大王不断涌现，报纸、广播大肆宣扬，喜报不断，令人眼花缭乱，尤以黄滩、郎君两区为甚。这与我们验收的差距太大了，李芳同志对此产生了怀疑，对我说：“为什么人家放那么大的卫星，我们验收却放不出卫星，你到黄滩去看看，了解真相。”
　　我吃罢晚饭，骑着自行车来到黄滩区。恰逢他们晚上开区委会，区委书记丁葆芳请我参加，我不知道区委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谢绝了。区里没有招待所和旅社，上面去的干部与区里干部就睡在一起。我和区委书记丁葆芳关系好，他请我睡在他的床上。他的房与会议室相邻，房门在会议室中间开着，区委开会时，在房间里什么都听得一清二楚，我虽未到会议室，也等于参加了他们的区委会议。
　　会议是研究丁葆芳书记的试验田放特大高产卫星的事，有的主张放10万斤，有的主张放15万斤，有的主张放一个特大卫星——20万斤，走在全县的前面，压倒全县。最后以放特大卫星——20万斤作了决议。有人补充了一句“无零不成账”，结果20万斤挂一个零。决议作出，区委分工分头行动，有的区委到飞跃大队组织大队小队的干部和群众将各队的谷挑到一个稻场；有的去把试验田耕掉只留一个角，加栽一些谷蔸；有的负责写喜报；有的负责写特大高产卫星的经验。
　　喜讯连夜报到了县里。他们制造20万斤特大卫星的全部过程被我掌握了。
　　原來我们验收时，对“放卫星”，李芳同志有点半信半疑，但不敢公开怀疑；而我对于所有高产卫星都是坚信不疑的。这颗特大卫星的放出，使我揭开了“卫星”之谜。此时，我如梦初醒，原来放卫星是吹牛造假。如同偶像一样的高产卫星在我心中顿时倒下，彻底破灭。
　　我对堂堂的区党委敢于集体造假欺骗上级感到奇怪，丁书记同区委委员们忙了一个通宵，我一个人在床上也睡不着，想了许多许多。
　　第二天清晨，我骑着自行车回到了县里。
　　在县委会遇着县委办公室李主任，他说：“县委S书记带人到黄滩区去，验收丁书记放的一个特大卫星，请你也去参加。”我说：“我刚从黄滩回来，我和李芳同志还要去别处搞验收，就不能参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