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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是胡风的夫人、儿童文学作家和传记作家梅志的生日。想起她，眼泪就唰唰地落在我的衣襟上，往事在我86岁的脑海里翻江倒海。
那是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重庆作为国民党最后撤退的根据地，定为陪都。当时的我是一名流亡学生，随着大批无家可归的青年，沿着滚滚的长江南下，来到重庆，进入从上海迁来的复旦大学读书。
当时在学校里凡是从战区来的学生，因为没有经济来源，分文不交，并且还要靠贷款维持生活，贷款的数目仅够买笔墨和牙刷，冬天连袜子都没得穿。我们认为最有钱的人就是教我们的老师，事实上，他们菲薄的工资，在通货膨胀的大环境下，也是吃不饱饭。
复旦大学请了许多名教授，戏剧家曹禺、洪琛和演员赵丹、白杨以及文学家巴金、老舍等常到校作报告和参加联欢。在给我们教课的老师中，印象最深的是教“文学概论”的胡风。有一次秋末冬初，瑟瑟寒风从简易教室的窗户缝里刮进来，吹得我们身上直打抖，胡先生缩着头走进教室，身上穿着单薄的长衫，脚上穿着白布袜子和草鞋。他主讲鲁迅先生的文学思想，当讲到《呐喊》时，心情很激动，声泪俱下地抨击着旧社会对人类的践踏，有时他气得将草鞋脱下来拍打着讲台。整个教室里鸦雀无声，大家都融入了那苦难的人生。同学们都认为胡风先生是左派的好老师，都很尊敬他。
解放后，第二次文化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全国各地作家会聚一堂。在会上，我的丈夫叶君健和胡风相遇，互相问候之后，胡老师便直截了当地对君健说：“你的夫人是我在复旦的学生，记得她是北方人，是一个很热情的学生。你告诉她，老师有件事拜托她，我的家属留在上海两地分居，很不方便，并且开销太大，请她留心为我在北京找间房子。”
君健说：“我回去一定转告她，她应该为老师效劳。”
君健回家告诉我找房子的事，还督促我说：“可见你在学校是个调皮的学生，毕业这么久老师还记得你，你多托一些人赶快解决这个问题。”我对君健说：“那是因为他是左派老师，我是左派学生，并不是我调皮。”想到我们刚到北京时找房子的辛苦，我下决心一定为老师帮这个忙。我像为自己找房子一样重视，我见人便托，逢人便问，终于在我们居住的胡同南口找到了一处房子，房主因欠了人家的债急于卖房低债。我立刻和作家协会联系，房子是前后两个小院，共十余间。胡老师一看便很满意，就把那套房买了下来。不久胡师母梅志带着70多岁的老母以及两个儿女小风和小山从南方赶到北京新居，我们两家在同一胡同的一南一北，成了邻居。
胡师母迁到北京以后，我成为她的向导，他们家诸多杂事，她都找我咨询，我也尽所能帮她解决：家中的保姆是由我介绍的一个贫苦的农村孤儿小芳，老实可靠。作家协会还为他们家配备了一位勤务员，我们喊他为小翁。
君健的工作很忙，每天从办公室回家，手中还捉了一大包未看完的稿子开夜车。我完成自己该做的工作，有时帮他整理，也忙到深夜，很少抽出时间访亲探友。但是对于胡家的关心，好像是分内的事，每周我得到胡师母家去一次，希望能帮她做点事。有时我也拉君健到他们家坐一会儿。在他们家里也曾遇见过胡先生的几个年轻弟子作家，如陆铃、卢甸以及其他几个文艺爱好者。
他们家中共7口人，老少三代，加上当时文艺界的人常来常往，还有崇拜胡先生的年轻人造访，胡师母支撑这个家很不容易。
1954年的一天，大约晚10点钟左右，我和君健还在整理文稿，听见门外有人轻轻地喊：“叶太太，您没睡吧?我是小芳，请你出来，我有事告诉你。”
我来到门口，她说：“今天上午胡家被抄了，胡先生和胡太太都被带走了。然后让小翁回单位，接着问我是谁介绍的，我只好说是您介绍的，他们还用小本记了下来。”我听完小芳的话禁不住喊了一声：“这是怎么回事?两个人逮捕?这是不可能的事!”小芳小声说：“我是偷偷跑来的，最可怜的是老奶奶(梅志的母亲)，她整个人都傻了。”我将此事告诉君健，他也不能理解事情发生的原因。
“胡风事件”确实连累了很多人。我俩也像惊弓之鸟，不敢和外人联系，只有踏踏实实地工作，一切听天由命。
我和梅志认识时间不长，关于她的经历不十分了解。但是她给我的印象是聪明、能干、有坚强的意志。她年轻时和胡风都参加左联的工作，一直在鲁迅先生身边。梅志和胡风的结合可谓志同道合。其实，她的文学功底也很深，曾创作出儿童文学《小红帽脱险记》。如果不是陪胡先生遭受20多年牢狱之冤，她还会写出更多的作品，这是文坛的损失。
梅志将老母和两个正读书的孩子小风和小山丢下，随胡风老师去新疆坐牢，正是因为她的坚强，对胡风的呵护，才把胡风拯救复苏。
梅志出狱后，我去拜访她，她对我说：“我知道，我们被捕后，你和君健一定受到连累，我爱莫能助，经历磨难，你们能活下来，不容易。我们只有向前看，你的老伴也走了，他是个好人。”
梅志师母还是胡风老师的“保镖”，是一位贤德的妇女，和她结合，是胡风老师一生中最幸运的一件事。
那是在抗日战争的年代，重庆作为国民党最后撤退的根据地，定为陪都。当时的我是一名流亡学生，随着大批无家可归的青年，沿着滚滚的长江南下，来到重庆，进入从上海迁来的复旦大学读书。
当时在学校里凡是从战区来的学生，因为没有经济来源，分文不交，并且还要靠贷款维持生活，贷款的数目仅够买笔墨和牙刷，冬天连袜子都没得穿。我们认为最有钱的人就是教我们的老师，事实上，他们菲薄的工资，在通货膨胀的大环境下，也是吃不饱饭。
复旦大学请了许多名教授，戏剧家曹禺、洪琛和演员赵丹、白杨以及文学家巴金、老舍等常到校作报告和参加联欢。在给我们教课的老师中，印象最深的是教“文学概论”的胡风。有一次秋末冬初，瑟瑟寒风从简易教室的窗户缝里刮进来，吹得我们身上直打抖，胡先生缩着头走进教室，身上穿着单薄的长衫，脚上穿着白布袜子和草鞋。他主讲鲁迅先生的文学思想，当讲到《呐喊》时，心情很激动，声泪俱下地抨击着旧社会对人类的践踏，有时他气得将草鞋脱下来拍打着讲台。整个教室里鸦雀无声，大家都融入了那苦难的人生。同学们都认为胡风先生是左派的好老师，都很尊敬他。
解放后，第二次文化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全国各地作家会聚一堂。在会上，我的丈夫叶君健和胡风相遇，互相问候之后，胡老师便直截了当地对君健说：“你的夫人是我在复旦的学生，记得她是北方人，是一个很热情的学生。你告诉她，老师有件事拜托她，我的家属留在上海两地分居，很不方便，并且开销太大，请她留心为我在北京找间房子。”
君健说：“我回去一定转告她，她应该为老师效劳。”
君健回家告诉我找房子的事，还督促我说：“可见你在学校是个调皮的学生，毕业这么久老师还记得你，你多托一些人赶快解决这个问题。”我对君健说：“那是因为他是左派老师，我是左派学生，并不是我调皮。”想到我们刚到北京时找房子的辛苦，我下决心一定为老师帮这个忙。我像为自己找房子一样重视，我见人便托，逢人便问，终于在我们居住的胡同南口找到了一处房子，房主因欠了人家的债急于卖房低债。我立刻和作家协会联系，房子是前后两个小院，共十余间。胡老师一看便很满意，就把那套房买了下来。不久胡师母梅志带着70多岁的老母以及两个儿女小风和小山从南方赶到北京新居，我们两家在同一胡同的一南一北，成了邻居。
胡师母迁到北京以后，我成为她的向导，他们家诸多杂事，她都找我咨询，我也尽所能帮她解决：家中的保姆是由我介绍的一个贫苦的农村孤儿小芳，老实可靠。作家协会还为他们家配备了一位勤务员，我们喊他为小翁。
君健的工作很忙，每天从办公室回家，手中还捉了一大包未看完的稿子开夜车。我完成自己该做的工作，有时帮他整理，也忙到深夜，很少抽出时间访亲探友。但是对于胡家的关心，好像是分内的事，每周我得到胡师母家去一次，希望能帮她做点事。有时我也拉君健到他们家坐一会儿。在他们家里也曾遇见过胡先生的几个年轻弟子作家，如陆铃、卢甸以及其他几个文艺爱好者。
他们家中共7口人，老少三代，加上当时文艺界的人常来常往，还有崇拜胡先生的年轻人造访，胡师母支撑这个家很不容易。
1954年的一天，大约晚10点钟左右，我和君健还在整理文稿，听见门外有人轻轻地喊：“叶太太，您没睡吧?我是小芳，请你出来，我有事告诉你。”
我来到门口，她说：“今天上午胡家被抄了，胡先生和胡太太都被带走了。然后让小翁回单位，接着问我是谁介绍的，我只好说是您介绍的，他们还用小本记了下来。”我听完小芳的话禁不住喊了一声：“这是怎么回事?两个人逮捕?这是不可能的事!”小芳小声说：“我是偷偷跑来的，最可怜的是老奶奶(梅志的母亲)，她整个人都傻了。”我将此事告诉君健，他也不能理解事情发生的原因。
“胡风事件”确实连累了很多人。我俩也像惊弓之鸟，不敢和外人联系，只有踏踏实实地工作，一切听天由命。
我和梅志认识时间不长，关于她的经历不十分了解。但是她给我的印象是聪明、能干、有坚强的意志。她年轻时和胡风都参加左联的工作，一直在鲁迅先生身边。梅志和胡风的结合可谓志同道合。其实，她的文学功底也很深，曾创作出儿童文学《小红帽脱险记》。如果不是陪胡先生遭受20多年牢狱之冤，她还会写出更多的作品，这是文坛的损失。
梅志将老母和两个正读书的孩子小风和小山丢下，随胡风老师去新疆坐牢，正是因为她的坚强，对胡风的呵护，才把胡风拯救复苏。
梅志出狱后，我去拜访她，她对我说：“我知道，我们被捕后，你和君健一定受到连累，我爱莫能助，经历磨难，你们能活下来，不容易。我们只有向前看，你的老伴也走了，他是个好人。”
梅志师母还是胡风老师的“保镖”，是一位贤德的妇女，和她结合，是胡风老师一生中最幸运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