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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大文件观产生的背景入手，指出了大、小文件概念与广义文件、狭义文件概念的设置标准，分析和揭示了中外广义文件概念的一致，尔后从“文档一体化管理”的呼唤和电子文件管理原则等方面，总结出：大文件观应是当代中国档案学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大文件观 中国档案学 当代 选择
大小文件概念(或称大、小文件观)问题在我的意识中本不复杂，但最近阅读了王茂跃先生发表在《档案管理》2007年第6期上的一篇题为《关于大文件概念的一些思考》(以下简称《王文》)的文章后，促使本人对大、小文件概念又作了一番思考。笔者发现，《王文》中的某些观点与笔者完全一致，而另一些观点则与笔者的思想有所出入，甚至有相反的现象，现笔者叙述如下，兼与王茂跃先生商榷。
1 大、小文件概念产生的背景剖析
正如《王文》所言，我们本无大、小文件概念之说。但当上世纪80年代随着欧美国家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引入我国后，问题便出现了。我们发现。这一理论中的文件概念与我国传统档案学理论中的文件概念有着相当的差异，具体表现在：“我国普遍认为，文件具有现行的效用，档案是办理完毕的文件。文件与档案是同一事物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不同名称。”我国传统档案学理论常指出：“今天的文件是明天的档案，今天的档案是昨天的文件，”或说“文件是档案的前身，档案是文件的归宿。”所以。“我国原来对文件概念的理解很简单，认为文件就’是现行文件，所以才会有档案与文件同属一物的说法。”
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文件形成后的整个生命运动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称其为文件，只是依据文件先后呈现出的不同价值类型，我们相应地分别称其为现行文件、半现行文件和非半现行文件。在此理论下。我们发现。文件包含了档案，档案也属于文件。档案是文件中的一部分，或说档案是文件运动至特定阶段的产物或别名。
显然，“和国外的文件概念相比，我国的文件相当于国外的现行文件概念，我国的同一事物相当于国外的文件概念。”由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的文件概念内涵和外延大于我国传统档案学理论中的文件概念内涵和外延，所以。“正是为了将中外文件概念区别开来，我国的档案学者才将我国的文件概念称为小文件概念、狭义文件概念，将国外的文件概念称为大文件概念、广义文件概念。”
需要指出的是，中外文件概念或说大、小文件概念间存在的差异，并不是如《王文》所言的冲突，而是反映了中外认识文件的不同思想、不同方法，这种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方法是我们认识事物时常普遍采用的思想方法，档案学中存在。其他学科中也存在，如“信息资源”概念、“数字档案馆”等概念也有大、小或广义、狭义之分。
另外，《王文》认为：“国外的文件概念就是文件概念，绝对不会称之为大文件概念，但我国档案学界却只能称为大文件概念，这是一种无奈之举，或者说是一种权宜之计。”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如果中国传统档案学理论中的文件概念传至国外，外国档案学家在了解了我们这种文件概念后必然也会得出，它们的文件概念是大文件概念，而中国的文件概念是小文件概念，怎能说国外绝对不会把自己的文件概念称之为大文件概念呢?我们在了解国外文件概念前也并无大、小文件概念之说，只是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传入我国后才出现这样的称谓，国外文件概念的引入。拓展、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对文件的认识，不能说我国档案界把国外文件概念称之为大文件概念是一种无奈之举，或者说是一种权宜之计，至于我们今后是应该继续采用我国传统的小文件概念，还是转而采用大文件概念。那是另一回事，这需要我们深入比较大、小文件概念的优缺点并根据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来决定。
2 大、小文件概念与广义文件、狭义文件概念的设置标准
文件概念可以有大、小之分。且正如《王文》所言，“提到大文件概念，我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小文件概念。因为大文件概念和小文件概念是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没有小文件概念就没有大文件概念，而没有大文件概念也就没有小文件概念”。所以，大文件概念与小文件概念确实是相对应的，而且，笔者认为，大文件概念与小文件概念必须相对应，否则就失去设立大、小文件概念的意义，这就要求大、小文件概念设立的标准必须统一。
那么。大、小文件概念的设立究竟应以什么为标准呢?从纯理论上说，只要能让大文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大于小文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就可，所以，理论上大、小文件概念的设立标准可以是多样的。但从大、小文件概念的产生背景看，笔者认为。大、小文件概念的设立必须是从文件运动的视角出发以文件所处运动阶段的不同为标准，把在全生命运动过程中一律都称为文件的文件概念称之为大文件概念，而把只在现行期内的才称为文件的文件概念称之为小文件概念。显然，小文件概念特指现行文件概念，而大文件概念既包括现行文件概念，也包括半现行文件和非现行文件概念。
同样，文件概念也可以有广义、狭义之分，且提到广义文件概念，我们也应很自然地想到狭义文件概念。因为广义文件概念和狭义文件概念是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没有狭义文件概念就没有广义文件概念，而没有广义文件概念也就没有狭义文件概念，而且。笔者认为，广义文件概念与狭义文件概念必须相对应，否则也失去设立广义、狭义文件概念的意义。这就同样要求广义、狭义文件概念设立的标准必须统一。
那么。广义、狭义文件概念的设立标准究竟又应是什么呢?同样，从纯理论上说，只要能让广义文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大于狭义文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就可，所以。理论上广义、狭义文件概念的设立标准也可以是多样的。(具体设立标准见下面论述)
3 中外广义文件概念有差异吗?
由于理论上广义、狭义文件概念的设立标准可以是多样的，而从不同的标准出发所产生形成的广义、狭义文件概念应该是有所不同的，所以。理论上中外广义文件概念是可以有出入的。《王文》认为，把大文件概念称为广义文件概念(姑且称之为国外广义文件概念)与我国传统的广义文件概念是不同的，国外广义文件概念就是指把贯穿于从形成到销毁或永久保存的整个生命运动过程中的全部记录材料一律统称为文件的思想，不论其记录方式、载体类型和公私性质，也不论其呈现的价值类型如何，如美国著名档案学家谢伦伯格在其著作《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一书中写道：“文件是任何公私机构，在履行其法定职责的过程中，或者在与其本职业务过程有关的情况下所制作或收到，并且作为其职 能、政策、决定、程序、行动或者其他活动之证据，或者由于其所含内容具有情报价值，而被该机构或该机构之合法继承者所保存或指定加以保存的一切簿册、证件、地图、照片和其他记录材料，而不论其物质形式和特征如何，”谢伦伯格的文件概念显然是广义的，因为它不仅涵盖了全生命运动过程中的文件(呈现各种价值类型的文件)，而且也涵盖了各种记录方式、载体类型和公私性质，这种文件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明显大于只把现行期内才称为文件的狭义文件概念。
与此同时，《王文》又指出：“我们知道，我国最初的文件概念是狭义的，仅指有特定体式和处理程序的公文，也有人认为是指机关使用的书面文字材料。”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狭义的文件概念已适应不了实践的需要，需要扩大文件概念的适用范围，使之由狭义扩展到广义，”使之也能涵盖公文外的原始记录材料，也能涵盖其他各种载体类型和记录方式，《王文》又进一步引用了《档案学词典》(吴宝康、冯子直：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中对文件的描述：“广义指组织或个人为处理事务而制作的记录有信息的一切材料。是人类记录、传递和贮存信息的一种工具，而狭义仅指法定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等形成的具有完整体式和处理程序的公文，”《王文》以此来说明国外广义文件概念与我国传统的广义文件概念的差异。
显然，在《王文》看来，我国的狭义文件概念指的虽是现行文件概念，但仅指机关使用的书面文字材料，而我国的广义文件概念指的是现行文件概念，只是并不仅限于机关使用的书面文字材料。而是已扩大到各种公私性质、载体类型和记录方式的原始记录材料，并且《王文》引用了陈兆祦教授为文件所下的定义：文件是“组织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为了相互联系、记载事物、处理事务、表达意志、交流情况而制作的又构成该项活动组成部分的记录材料，”以此来说明我国的文件概念“不能只理解为红头文件”等狭义的文件，而是一个广义的文件概念。对此，笔者以为，值得商榷。
在我国，文件最初确实仅限于红头文件等有特定体式和处理程序的公文，仅限于机关使用的书面文字材料，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型载体类型和记录方式的广泛采用，我们早已破除了这种认识，早已破除了文件仅限于公文、书面文字的限制，扩大至各种公私性质、载体类型和记录方式的原始记录材料，但我国的文件在此演变中只是简单地扩大了文件的外延，并未扩大文件的内涵，在本质上，文件始终仍是指“现行文件”，这一点一直未变。正如《王文》所言：“我国原来对文件概念的理解很简单，认为文件就是现行文件，”“和国外的文件概念相比，我国的文件相当于国外的现行文件概念。”所以，《王文》所述的所谓我国的广义文件概念其实并不广义，仍是狭义的。如果1994年的《档案学词典》中所述的“广义文件”与“狭义文件”正如《王文》所言的含义，那么，这种阐述早已不能代表中国当代档案学的主流思想。应该被废除。而笔者的认识却有别于《王文》的解析，笔者以为，我国的狭义文件虽在《档案学词典》中仍表述为公文，但由于本质上指的应是现行文件，所以，我们在理解上应该破除仅限于公文的限制(当然应予改正)，而《档案学词典》中我国的广义文件事实上早已是指各运动阶段内的文件，所谓的“组织或个人为处理事务而制作的记录有信息的一切材料”，已不仅涵盖了各种公私性质、载体类型和记录方式的原始记录材料，而且更是涵盖了所有运动阶段内的文件，尤其是陈兆祦教授为文件所下的定义指的更是全生命周期内的文件，因为“陈兆祦教授是大文件概念的首倡者”，文件论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在广义文件概念基础上首先提出的一种理论，他的广义文件概念与国外的广义文件概念并无任何区别，而并非如《王文》所言的那种仅仅由于载体类型和记录方式等的变化而需扩大适用范围。但并未改变本质。所产生的所谓广义文件概念。
其实，《王文》中引用的，何嘉荪教授所说的：“广义的文件概念。即大文件概念”：潘连根教授认为的：“狭义的文件仅指现行文件，即正在使用的文件。广义的文件则指文件整个运动过程中不论其价值形态如何的各种记录材料”等，难道所指的均是国外广义文件概念和狭义文件概念的情形，而不是中国档案学者对广义文件概念和狭义文件概念的认识’显然，这些均是中国档案学者对广义文件概念和狭义文件概念认识的典型反映，所以，中外广义文件概念并无本质差异。
因此，从广义、狭义文件概念的产生背景看。笔者认为，广义、狭义文件概念的设立也必须是从文件运动的视角出发以文件所处运动阶段的不同为标准，把在全生命运动过程中一律都称为文件的文件概念称之为广义文件概念，而把只在现行期内的才称为文件的文件概念称之为狭义文件概念。即特指现行文件。所以，广义文件概念就是大文件概念。狭义文件概念就是小文件概念。《王文》中所言的：“我国的档案学者才将我国的文件概念称为小文件概念、狭义文件概念。将国外的文件概念称为大文件概念、广义文件概念，”正是这种思想的典型反映，且中外均是如此。
4 大文件观：当代中国档案学的必然选择
无疑。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传入我国后，大文件概念至今并未被我国档案界普遍接受，对于这样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王文》认为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王文》指出：“我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国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的实践还没有达到需要大文件概念的程度。或者说。目前大文件概念还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既然如此，我国档案界绝大部分人不予认可。不是很自然的吗?”
同时，《王文》还引用了档案学者刘东斌先生曾作过的档案工作者关于文件概念认识的问卷调查结果来印证这一事实，“档案学者刘东斌曾通过问卷的形式调查了60人，其职业有工人、营业员、推销员、教师、机关干部、医务人员、图书管理人员、企业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等。问到什么是文件。认为文件就是‘红头’文件。即带有固定版头的文件的有49人，占81.6％：认为还包括‘黑头’文件的有7人，占11.6％；认为还包括科技文件的有4人，占6.6％。”“刘东斌还调查了档案室和档案局(馆)的36名人员，认为‘文件’即公文，包括通常说的‘红头’文件和‘黑头’文件的有21人，占58.3％；认为‘文件’除了公文，还包括科技文件、统计报表等的有14人。占38.8％：认为‘文件’是广义的文件的有1人，占3.6％。”
《王文》认为：这一调查数据充分说明了，档案理论界认为的广义文件概念，并没有被广大档案工作者所接受认同，同时也“实际上间接地回答了国外的大文件 概念未被我国接受的真正原因：我国的文件与档案概念与我国现行的文件与档案管理体制是相吻合的。”
对此。笔者以为：档案学当前还不是显学，专业性又很强，广义文件概念等目前还只在档案理论界较为盛行，由于长期以来狭义文件观的广泛宣传，普通百姓无人知晓广义文件概念。这是必然。不足为怪，即使连早已形成近半个世纪的科技文件概念，普通百姓知晓者也很少，这足见我国传统文件概念的根深蒂固，同时也说明要让普通百姓变换文件概念，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至于在档案室和档案局(馆)工作人员中绝大多数仍持小文件概念，知晓广义文件概念的也很少，这一方面说明，广义文件概念等确实目前还只限在档案理论界较为盛行，档案室和档案局(馆)工作人员参与档案理论研究的人员基本不多，另一方面，我国至今在档案培训和教育的各种教材上，尤其是基础教育与培训上，宣传的仍主要是小文件概念，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正常的、必然的。我们发现在档案室和档案局(馆)中调查“文件是否包括科技文件”时，结果比普通百姓好许多，这是因为科技文件概念形成较早，且在各种法规性文件和教材中宣传出现也甚多，经过长期的教育、培训和宣传，出现这一结果是必然的。其实，一般的普通百姓和基层档案工作者对于档案学专业知识和专业术语，他们通常只是被动接受者。只要我们研究到位。被各类教材和国家法规性文件所采纳、宣传，那么，经过一段时间。让他们变换文件概念完全是可能的。
所以，我们绝不能以当前的普通百姓和基层档案工作者的文件观念来说明广义文件概念并未被广大档案工作者所接受认同，进而甚至否定广义文件概念的价值，问题的关键是我国档案理论界自身是否已接受认同大文件观，且是否已被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采纳认可，写入各种教材和国家的各种法规性文件之中。
虽然我国的基层档案工作者了解和认可大文件概念的人员较少。但笔者深信。在当前的中国档案学界和接受过当代档案高等教育的中国档案工作者中了解和认可大文件概念的人员绝不会是少数。
我国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长期以来分开进行，这是我国现行的文件与档案管理体制所决定的。虽然我们也时常提及(现行)文件与档案间的联系，但在实践上却始终体现和反映出我们关注(现行)文件与档案间的区别甚于联系，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自然就只会产生形成小文件观，也可以说只需要小文件观，难以形成和理解大文件观。但这种前后一刀两断、分开进行的理念与实践毕竟在实践中暴露出了许多弊端，我国档案界上世纪80年代发出的“文档一体化管理”的呼唤便是最典型的反映，它是我们对长期以来自身开展工作的一种自我纠正。甚至是一种自我否定。它告诉我们，关注联系应该甚于关注区别，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传入我国，使我们的眼睛为之一亮，找到了理论依据。
需要指出的是，“文档一体化管理”的呼唤，要求我们使用大文件观，但这并不是文件与档案概念的一体化，并不是我们从此抹杀档案概念。无论是拉丁语族国家，还是北美国家，它们都是大文件观的积极倡导者，但它们都有各自不同的档案概念，所以，档案概念的不同不应成为我们树立大文件观和推进“文档一体化管理”的障碍。
不可否认的是，“文档一体化管理”呼唤多年，但许久只停留在理论研究和口号呼唤层面，实践仍不见起色，可又无人能否认“文档一体化管理”的客观需求，于是有学者著文：“文档一体化路在何方——扩大我国档案概念的外延?”他的思想是借鉴拉丁语族国家的做法，把文件一经生成就宣布为档案，于是档案部门就可名正言顺地从文件一经生成就开始管起，以此来推动和实施“文档一体化管理”，但从北美国家的情形来看，这并不是必要的。我们只要关注联系甚于关注区别，重视和使用大文件观就可。
我国现行的文件与档案管理体制确实是我们接受大文件观和推行“文档一体化管理”的最大障碍，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停止大文件观的树立和“文档一体化管理”的推行，难道我们就任由现行文件管理与档案管理分开进行的弊端继续下去。所以。我们不能以“我国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的实践还没有达到需要大文件概念的程度，或者说。目前大文件概念还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我国的文件与档案概念与我国现行的文件与档案管理体制是相吻合的”等，来阻碍或否定大文件观的树立和推行，“文档一体化管理”的呼唤难道不是实践的要求吗?尤其是电子文件的出现更要求我们不能止步。
当今，电子文件已成为主流文件，越来越多的文件在计算机及其网络环境下生成，电子文件管理的前端控制和全程管理原则已深入人心，电子时代的文件与档案的一体化管理已成为必需，而不是可以的问题。所以，电子时代的大文件观也已成为必需。中国人民大学冯惠玲教授主编的《电子文件管理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则是以21世纪档案学教材的方式在宣扬电子时代的大文件观，本教材中的电子文件概念就是广义电子文件概念，国家档案局出台的《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GB／T18894－2002)更是以法规的形式肯定和使用了电子时代的大文件观，这份法规性文件中的电子文件概念也是广义电子文件概念，它所讨论的是全生命运动过程中的电子文件管理问题。
理论源于实践，又往往会超越实践，指导实践的开展，笔者认为。大文件观就应如此。在纸质时代“文档一体化管理”的呼唤下，更是在电子时代文件管理原则的推动下，大文件观应成为当代中国档案学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大文件观 中国档案学 当代 选择
大小文件概念(或称大、小文件观)问题在我的意识中本不复杂，但最近阅读了王茂跃先生发表在《档案管理》2007年第6期上的一篇题为《关于大文件概念的一些思考》(以下简称《王文》)的文章后，促使本人对大、小文件概念又作了一番思考。笔者发现，《王文》中的某些观点与笔者完全一致，而另一些观点则与笔者的思想有所出入，甚至有相反的现象，现笔者叙述如下，兼与王茂跃先生商榷。
1 大、小文件概念产生的背景剖析
正如《王文》所言，我们本无大、小文件概念之说。但当上世纪80年代随着欧美国家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引入我国后，问题便出现了。我们发现。这一理论中的文件概念与我国传统档案学理论中的文件概念有着相当的差异，具体表现在：“我国普遍认为，文件具有现行的效用，档案是办理完毕的文件。文件与档案是同一事物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不同名称。”我国传统档案学理论常指出：“今天的文件是明天的档案，今天的档案是昨天的文件，”或说“文件是档案的前身，档案是文件的归宿。”所以。“我国原来对文件概念的理解很简单，认为文件就’是现行文件，所以才会有档案与文件同属一物的说法。”
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文件形成后的整个生命运动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称其为文件，只是依据文件先后呈现出的不同价值类型，我们相应地分别称其为现行文件、半现行文件和非半现行文件。在此理论下。我们发现。文件包含了档案，档案也属于文件。档案是文件中的一部分，或说档案是文件运动至特定阶段的产物或别名。
显然，“和国外的文件概念相比，我国的文件相当于国外的现行文件概念，我国的同一事物相当于国外的文件概念。”由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的文件概念内涵和外延大于我国传统档案学理论中的文件概念内涵和外延，所以。“正是为了将中外文件概念区别开来，我国的档案学者才将我国的文件概念称为小文件概念、狭义文件概念，将国外的文件概念称为大文件概念、广义文件概念。”
需要指出的是，中外文件概念或说大、小文件概念间存在的差异，并不是如《王文》所言的冲突，而是反映了中外认识文件的不同思想、不同方法，这种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方法是我们认识事物时常普遍采用的思想方法，档案学中存在。其他学科中也存在，如“信息资源”概念、“数字档案馆”等概念也有大、小或广义、狭义之分。
另外，《王文》认为：“国外的文件概念就是文件概念，绝对不会称之为大文件概念，但我国档案学界却只能称为大文件概念，这是一种无奈之举，或者说是一种权宜之计。”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如果中国传统档案学理论中的文件概念传至国外，外国档案学家在了解了我们这种文件概念后必然也会得出，它们的文件概念是大文件概念，而中国的文件概念是小文件概念，怎能说国外绝对不会把自己的文件概念称之为大文件概念呢?我们在了解国外文件概念前也并无大、小文件概念之说，只是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传入我国后才出现这样的称谓，国外文件概念的引入。拓展、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对文件的认识，不能说我国档案界把国外文件概念称之为大文件概念是一种无奈之举，或者说是一种权宜之计，至于我们今后是应该继续采用我国传统的小文件概念，还是转而采用大文件概念。那是另一回事，这需要我们深入比较大、小文件概念的优缺点并根据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来决定。
2 大、小文件概念与广义文件、狭义文件概念的设置标准
文件概念可以有大、小之分。且正如《王文》所言，“提到大文件概念，我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小文件概念。因为大文件概念和小文件概念是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没有小文件概念就没有大文件概念，而没有大文件概念也就没有小文件概念”。所以，大文件概念与小文件概念确实是相对应的，而且，笔者认为，大文件概念与小文件概念必须相对应，否则就失去设立大、小文件概念的意义，这就要求大、小文件概念设立的标准必须统一。
那么。大、小文件概念的设立究竟应以什么为标准呢?从纯理论上说，只要能让大文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大于小文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就可，所以，理论上大、小文件概念的设立标准可以是多样的。但从大、小文件概念的产生背景看，笔者认为。大、小文件概念的设立必须是从文件运动的视角出发以文件所处运动阶段的不同为标准，把在全生命运动过程中一律都称为文件的文件概念称之为大文件概念，而把只在现行期内的才称为文件的文件概念称之为小文件概念。显然，小文件概念特指现行文件概念，而大文件概念既包括现行文件概念，也包括半现行文件和非现行文件概念。
同样，文件概念也可以有广义、狭义之分，且提到广义文件概念，我们也应很自然地想到狭义文件概念。因为广义文件概念和狭义文件概念是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没有狭义文件概念就没有广义文件概念，而没有广义文件概念也就没有狭义文件概念，而且。笔者认为，广义文件概念与狭义文件概念必须相对应，否则也失去设立广义、狭义文件概念的意义。这就同样要求广义、狭义文件概念设立的标准必须统一。
那么。广义、狭义文件概念的设立标准究竟又应是什么呢?同样，从纯理论上说，只要能让广义文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大于狭义文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就可，所以。理论上广义、狭义文件概念的设立标准也可以是多样的。(具体设立标准见下面论述)
3 中外广义文件概念有差异吗?
由于理论上广义、狭义文件概念的设立标准可以是多样的，而从不同的标准出发所产生形成的广义、狭义文件概念应该是有所不同的，所以。理论上中外广义文件概念是可以有出入的。《王文》认为，把大文件概念称为广义文件概念(姑且称之为国外广义文件概念)与我国传统的广义文件概念是不同的，国外广义文件概念就是指把贯穿于从形成到销毁或永久保存的整个生命运动过程中的全部记录材料一律统称为文件的思想，不论其记录方式、载体类型和公私性质，也不论其呈现的价值类型如何，如美国著名档案学家谢伦伯格在其著作《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一书中写道：“文件是任何公私机构，在履行其法定职责的过程中，或者在与其本职业务过程有关的情况下所制作或收到，并且作为其职 能、政策、决定、程序、行动或者其他活动之证据，或者由于其所含内容具有情报价值，而被该机构或该机构之合法继承者所保存或指定加以保存的一切簿册、证件、地图、照片和其他记录材料，而不论其物质形式和特征如何，”谢伦伯格的文件概念显然是广义的，因为它不仅涵盖了全生命运动过程中的文件(呈现各种价值类型的文件)，而且也涵盖了各种记录方式、载体类型和公私性质，这种文件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明显大于只把现行期内才称为文件的狭义文件概念。
与此同时，《王文》又指出：“我们知道，我国最初的文件概念是狭义的，仅指有特定体式和处理程序的公文，也有人认为是指机关使用的书面文字材料。”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狭义的文件概念已适应不了实践的需要，需要扩大文件概念的适用范围，使之由狭义扩展到广义，”使之也能涵盖公文外的原始记录材料，也能涵盖其他各种载体类型和记录方式，《王文》又进一步引用了《档案学词典》(吴宝康、冯子直：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中对文件的描述：“广义指组织或个人为处理事务而制作的记录有信息的一切材料。是人类记录、传递和贮存信息的一种工具，而狭义仅指法定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等形成的具有完整体式和处理程序的公文，”《王文》以此来说明国外广义文件概念与我国传统的广义文件概念的差异。
显然，在《王文》看来，我国的狭义文件概念指的虽是现行文件概念，但仅指机关使用的书面文字材料，而我国的广义文件概念指的是现行文件概念，只是并不仅限于机关使用的书面文字材料。而是已扩大到各种公私性质、载体类型和记录方式的原始记录材料，并且《王文》引用了陈兆祦教授为文件所下的定义：文件是“组织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为了相互联系、记载事物、处理事务、表达意志、交流情况而制作的又构成该项活动组成部分的记录材料，”以此来说明我国的文件概念“不能只理解为红头文件”等狭义的文件，而是一个广义的文件概念。对此，笔者以为，值得商榷。
在我国，文件最初确实仅限于红头文件等有特定体式和处理程序的公文，仅限于机关使用的书面文字材料，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型载体类型和记录方式的广泛采用，我们早已破除了这种认识，早已破除了文件仅限于公文、书面文字的限制，扩大至各种公私性质、载体类型和记录方式的原始记录材料，但我国的文件在此演变中只是简单地扩大了文件的外延，并未扩大文件的内涵，在本质上，文件始终仍是指“现行文件”，这一点一直未变。正如《王文》所言：“我国原来对文件概念的理解很简单，认为文件就是现行文件，”“和国外的文件概念相比，我国的文件相当于国外的现行文件概念。”所以，《王文》所述的所谓我国的广义文件概念其实并不广义，仍是狭义的。如果1994年的《档案学词典》中所述的“广义文件”与“狭义文件”正如《王文》所言的含义，那么，这种阐述早已不能代表中国当代档案学的主流思想。应该被废除。而笔者的认识却有别于《王文》的解析，笔者以为，我国的狭义文件虽在《档案学词典》中仍表述为公文，但由于本质上指的应是现行文件，所以，我们在理解上应该破除仅限于公文的限制(当然应予改正)，而《档案学词典》中我国的广义文件事实上早已是指各运动阶段内的文件，所谓的“组织或个人为处理事务而制作的记录有信息的一切材料”，已不仅涵盖了各种公私性质、载体类型和记录方式的原始记录材料，而且更是涵盖了所有运动阶段内的文件，尤其是陈兆祦教授为文件所下的定义指的更是全生命周期内的文件，因为“陈兆祦教授是大文件概念的首倡者”，文件论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在广义文件概念基础上首先提出的一种理论，他的广义文件概念与国外的广义文件概念并无任何区别，而并非如《王文》所言的那种仅仅由于载体类型和记录方式等的变化而需扩大适用范围。但并未改变本质。所产生的所谓广义文件概念。
其实，《王文》中引用的，何嘉荪教授所说的：“广义的文件概念。即大文件概念”：潘连根教授认为的：“狭义的文件仅指现行文件，即正在使用的文件。广义的文件则指文件整个运动过程中不论其价值形态如何的各种记录材料”等，难道所指的均是国外广义文件概念和狭义文件概念的情形，而不是中国档案学者对广义文件概念和狭义文件概念的认识’显然，这些均是中国档案学者对广义文件概念和狭义文件概念认识的典型反映，所以，中外广义文件概念并无本质差异。
因此，从广义、狭义文件概念的产生背景看。笔者认为，广义、狭义文件概念的设立也必须是从文件运动的视角出发以文件所处运动阶段的不同为标准，把在全生命运动过程中一律都称为文件的文件概念称之为广义文件概念，而把只在现行期内的才称为文件的文件概念称之为狭义文件概念。即特指现行文件。所以，广义文件概念就是大文件概念。狭义文件概念就是小文件概念。《王文》中所言的：“我国的档案学者才将我国的文件概念称为小文件概念、狭义文件概念。将国外的文件概念称为大文件概念、广义文件概念，”正是这种思想的典型反映，且中外均是如此。
4 大文件观：当代中国档案学的必然选择
无疑。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传入我国后，大文件概念至今并未被我国档案界普遍接受，对于这样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王文》认为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王文》指出：“我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国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的实践还没有达到需要大文件概念的程度。或者说。目前大文件概念还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既然如此，我国档案界绝大部分人不予认可。不是很自然的吗?”
同时，《王文》还引用了档案学者刘东斌先生曾作过的档案工作者关于文件概念认识的问卷调查结果来印证这一事实，“档案学者刘东斌曾通过问卷的形式调查了60人，其职业有工人、营业员、推销员、教师、机关干部、医务人员、图书管理人员、企业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等。问到什么是文件。认为文件就是‘红头’文件。即带有固定版头的文件的有49人，占81.6％：认为还包括‘黑头’文件的有7人，占11.6％；认为还包括科技文件的有4人，占6.6％。”“刘东斌还调查了档案室和档案局(馆)的36名人员，认为‘文件’即公文，包括通常说的‘红头’文件和‘黑头’文件的有21人，占58.3％；认为‘文件’除了公文，还包括科技文件、统计报表等的有14人。占38.8％：认为‘文件’是广义的文件的有1人，占3.6％。”
《王文》认为：这一调查数据充分说明了，档案理论界认为的广义文件概念，并没有被广大档案工作者所接受认同，同时也“实际上间接地回答了国外的大文件 概念未被我国接受的真正原因：我国的文件与档案概念与我国现行的文件与档案管理体制是相吻合的。”
对此。笔者以为：档案学当前还不是显学，专业性又很强，广义文件概念等目前还只在档案理论界较为盛行，由于长期以来狭义文件观的广泛宣传，普通百姓无人知晓广义文件概念。这是必然。不足为怪，即使连早已形成近半个世纪的科技文件概念，普通百姓知晓者也很少，这足见我国传统文件概念的根深蒂固，同时也说明要让普通百姓变换文件概念，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至于在档案室和档案局(馆)工作人员中绝大多数仍持小文件概念，知晓广义文件概念的也很少，这一方面说明，广义文件概念等确实目前还只限在档案理论界较为盛行，档案室和档案局(馆)工作人员参与档案理论研究的人员基本不多，另一方面，我国至今在档案培训和教育的各种教材上，尤其是基础教育与培训上，宣传的仍主要是小文件概念，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正常的、必然的。我们发现在档案室和档案局(馆)中调查“文件是否包括科技文件”时，结果比普通百姓好许多，这是因为科技文件概念形成较早，且在各种法规性文件和教材中宣传出现也甚多，经过长期的教育、培训和宣传，出现这一结果是必然的。其实，一般的普通百姓和基层档案工作者对于档案学专业知识和专业术语，他们通常只是被动接受者。只要我们研究到位。被各类教材和国家法规性文件所采纳、宣传，那么，经过一段时间。让他们变换文件概念完全是可能的。
所以，我们绝不能以当前的普通百姓和基层档案工作者的文件观念来说明广义文件概念并未被广大档案工作者所接受认同，进而甚至否定广义文件概念的价值，问题的关键是我国档案理论界自身是否已接受认同大文件观，且是否已被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采纳认可，写入各种教材和国家的各种法规性文件之中。
虽然我国的基层档案工作者了解和认可大文件概念的人员较少。但笔者深信。在当前的中国档案学界和接受过当代档案高等教育的中国档案工作者中了解和认可大文件概念的人员绝不会是少数。
我国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长期以来分开进行，这是我国现行的文件与档案管理体制所决定的。虽然我们也时常提及(现行)文件与档案间的联系，但在实践上却始终体现和反映出我们关注(现行)文件与档案间的区别甚于联系，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自然就只会产生形成小文件观，也可以说只需要小文件观，难以形成和理解大文件观。但这种前后一刀两断、分开进行的理念与实践毕竟在实践中暴露出了许多弊端，我国档案界上世纪80年代发出的“文档一体化管理”的呼唤便是最典型的反映，它是我们对长期以来自身开展工作的一种自我纠正。甚至是一种自我否定。它告诉我们，关注联系应该甚于关注区别，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传入我国，使我们的眼睛为之一亮，找到了理论依据。
需要指出的是，“文档一体化管理”的呼唤，要求我们使用大文件观，但这并不是文件与档案概念的一体化，并不是我们从此抹杀档案概念。无论是拉丁语族国家，还是北美国家，它们都是大文件观的积极倡导者，但它们都有各自不同的档案概念，所以，档案概念的不同不应成为我们树立大文件观和推进“文档一体化管理”的障碍。
不可否认的是，“文档一体化管理”呼唤多年，但许久只停留在理论研究和口号呼唤层面，实践仍不见起色，可又无人能否认“文档一体化管理”的客观需求，于是有学者著文：“文档一体化路在何方——扩大我国档案概念的外延?”他的思想是借鉴拉丁语族国家的做法，把文件一经生成就宣布为档案，于是档案部门就可名正言顺地从文件一经生成就开始管起，以此来推动和实施“文档一体化管理”，但从北美国家的情形来看，这并不是必要的。我们只要关注联系甚于关注区别，重视和使用大文件观就可。
我国现行的文件与档案管理体制确实是我们接受大文件观和推行“文档一体化管理”的最大障碍，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停止大文件观的树立和“文档一体化管理”的推行，难道我们就任由现行文件管理与档案管理分开进行的弊端继续下去。所以。我们不能以“我国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的实践还没有达到需要大文件概念的程度，或者说。目前大文件概念还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我国的文件与档案概念与我国现行的文件与档案管理体制是相吻合的”等，来阻碍或否定大文件观的树立和推行，“文档一体化管理”的呼唤难道不是实践的要求吗?尤其是电子文件的出现更要求我们不能止步。
当今，电子文件已成为主流文件，越来越多的文件在计算机及其网络环境下生成，电子文件管理的前端控制和全程管理原则已深入人心，电子时代的文件与档案的一体化管理已成为必需，而不是可以的问题。所以，电子时代的大文件观也已成为必需。中国人民大学冯惠玲教授主编的《电子文件管理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则是以21世纪档案学教材的方式在宣扬电子时代的大文件观，本教材中的电子文件概念就是广义电子文件概念，国家档案局出台的《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GB／T18894－2002)更是以法规的形式肯定和使用了电子时代的大文件观，这份法规性文件中的电子文件概念也是广义电子文件概念，它所讨论的是全生命运动过程中的电子文件管理问题。
理论源于实践，又往往会超越实践，指导实践的开展，笔者认为。大文件观就应如此。在纸质时代“文档一体化管理”的呼唤下，更是在电子时代文件管理原则的推动下，大文件观应成为当代中国档案学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