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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总指挥
列夫·托洛茨基1879年生于沙俄赫尔松省，年轻时就因为反对沙俄统治、参加革命运动而多次被捕和流放。在俄罗斯的监狱里服刑和在外国的领土上流浪，已经成了他的家常便饭。1917年他最后一次出狱，旋即被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全权负责起义事宜。
对于“十月革命”这场20世纪最重大的社会革命，托洛茨基作为实际指挥者和一线总指挥，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处理瞬息万变的起义态势，将一次临急的革命事变推波助澜，推向高潮，取得成功，凸显了他的统帅才能、决策能力、指挥协调能力、应变处理能力。因此，他赢得了不朽的历史地位。
起义前夕，布尔什维克战胜其他党派，首次在彼得格勒取得多数议席，托洛茨基当选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10月份，在即将起义的关键时刻被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1917年11月7日当晚起义行动的总指挥，因此也是军事意义上的“十月革命”领袖，协助列宁并全权负责指挥“十月武装起义”。
从攻打冬宫的紧急命令发布，起义士兵和工人队伍的组织和紧急调动，到解除驻守冬宫的临时政府武装——士官生，一系列连续不断的重大措施，在起义情况十万火急的情况下，每一个步骤都不容多想，稍有不慎都会功亏一篑。要知道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尚未建立训练有素的正规军队，起义的队伍主要由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和前沙皇的反战士兵组成，质素参差不齐：同时这位军委主席非行伍出身，从未扣‘过仗，指挥起义谈何容易!但这次起义居然成功了，这充分体现了领导者的果断决策和指挥能力。
后来成为托洛茨基政治上的敌人的斯大林，当时也是起义领导者之一，对他的赞扬也溢于言表。斯大林写道：“起义的一切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指挥之下完成的。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卫戍部队之迅速站在苏维埃方面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之所以搞得这样好，党认为这首先要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但在若干年后，当反托成为政治需要时，此类评价都从斯大林的文章中删掉了。后来成为斯大林狂热追随者的雅克·沙杜尔，当时他写道：“托洛茨基在‘十月起义’中居支配地位，是起义的钢铁灵魂。”
在“十月革命”后若干年里，托洛茨基与列宁的画像时常双双并列挂在一起，宛如双领袖；“十月革命”之后到列宁病逝之前，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大会发言结束时均高呼口号：“我们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可见托洛茨基领导起义成功后，威望在党内非常之高，远在其他领导人之上，为他人所莫能及，不合时宜的“万岁”，为日后他被打倒埋下祸根。
临危受命的军委主席
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艰苦卓绝，人心骚动。人民精疲力竭，经济彻底破坏，生活濒于绝望，一切土崩瓦解。没有粮食，没有军队，铁路完全瘫痪，国家机器艰难运转，此外，到处有敌人的阴谋破坏暗杀活动，被推翻的沙俄旧军人正在将军们的鼓动下蠢蠢欲动，妄图卷土重来，内战即将爆发。
苏维埃政权建立军队迫在眉睫，容不得多想。关于担任军事领导的人选，列宁马上想到了托洛茨基，得到了苏维埃政府主席斯维尔德洛夫的支持。托洛茨基本想推辞，可是列宁反问道：“那么你推举一个人，请说吧!”托洛茨基不再推托，出任军事人民委员(国防部长)和革命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军委主席)。列宁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从无到有，迅速建立出一支人民的军队来。
当时的问题十分严重：没有数量，没有兵源，没有军官，没有纪律，没有制度。
托洛茨基比谁都清楚，不摆脱以前形成的宣传，不从无政府主义中走出来，就不可能有自己的军队，就不可能有战斗力。
因此，他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重塑纪律。
1918年通过《关于组织红军》的决议后，托洛茨基颁发了一系列的条令：内务条令、卫戍条令、夜战条令、纪律条令，并恢复军事法庭的死刑。
托洛茨基命令：“凡策动退却的，格杀勿论，凡临阵逃脱的，一律枪毙”。他担任军事人民委员不久，就判处了海军司令夏斯特尼的死刑，大大地震慑了那些动摇观望的军官。 第二项措施，在组织建制上，他大胆改革，雇用旧军官。
1918年4月22日，托洛茨基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了雇用沙皇军官的计划。他认为，红军中必须要有沙皇的军官来为其服务，仅有革命热情和不怕牺牲是不够的，正如工业需要工程师、农业需要农学家一样，军事专家对作战是不可缺少的，训练有素、有军事经验的旧军官总比由一个准尉做红军总司令(指在此之前的红军总司令、革命热情有余的布尔什维克前准尉克雷连柯)要更有作战能力。
当时按党内的分工，列宁处理政治经济事务，只间接过问军事问题。托洛茨基告诉列宁，在红军中服役的旧军官有3万多人，投敌叛变的毕竟是少数。列宁也认同他的观点：在非常危急的时刻不用旧军官是不可能的。内战的节节胜利，使列宁高度评价托洛茨基，说他用“被摧毁的旧制度的大厦上留下的砖瓦”挽救了“共产主义”。 第三项措施，建立军队的政治制度。 托洛茨基建立红军后，设置了从连一级到总司令的各级政治工作制度，政治委员主要由布尔什维克的党员骨干担任。
托洛茨基明确了军事指挥官和主管思想工作的政委的职责。政委的主要工作是鼓舞士气、效忠上级、保证军队的纪律等。托洛茨基还发布一项指令：任何军事指示未经双方的共同授权签署都视为无效，从而阻止了沙皇军官可以在军事问题上结成派别体系的危险，形成相互牵制。 这些重大措施，对建立一支被后来证明是不可战胜的强大的军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托洛茨基装甲专列
革命的需要，使托洛茨基这位知识分子型的革命家，变成驰骋辐场的军事家，缔造并指挥着从无到有的红军，成为几百万军队的统帅。
当时的战线拉得很长，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要面对多个敌人，面对多种不同派系的自卫军队，在数十条战线同时开火。
那时还没有什么现代通讯工具可言，疆域过大，战线过长，托洛茨基为此专门组织了一个装甲列车专列，列车就是他的流动办公室、流动指挥部。于是，他坐着装甲列车，胃着枪林弹雨，跟着战场走，来回穿梭。每到一处，从容指挥，很快扭转了内战初期的败局。
没想到这座指挥千军万马战胜敌人的流动司令部，被以后那些婴把他赶下台的斯大林派分子嘲讽攻击为“资产阶级化”和“贵族式作风”，无限上纲上线，从而成为打倒他的一个口实。
托洛茨基，生前死后备受污蔑，从无产阶级领袖变为无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敌；然而，在被暗杀半个多世纪以后，恢复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名誉。他本来还可以为革命做出更多更巨大的贡献，如果由他领导，俄罗斯革命的进程、革命的路径和成就，甚至革命的最终结果，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
列夫·托洛茨基1879年生于沙俄赫尔松省，年轻时就因为反对沙俄统治、参加革命运动而多次被捕和流放。在俄罗斯的监狱里服刑和在外国的领土上流浪，已经成了他的家常便饭。1917年他最后一次出狱，旋即被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全权负责起义事宜。
对于“十月革命”这场20世纪最重大的社会革命，托洛茨基作为实际指挥者和一线总指挥，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处理瞬息万变的起义态势，将一次临急的革命事变推波助澜，推向高潮，取得成功，凸显了他的统帅才能、决策能力、指挥协调能力、应变处理能力。因此，他赢得了不朽的历史地位。
起义前夕，布尔什维克战胜其他党派，首次在彼得格勒取得多数议席，托洛茨基当选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10月份，在即将起义的关键时刻被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1917年11月7日当晚起义行动的总指挥，因此也是军事意义上的“十月革命”领袖，协助列宁并全权负责指挥“十月武装起义”。
从攻打冬宫的紧急命令发布，起义士兵和工人队伍的组织和紧急调动，到解除驻守冬宫的临时政府武装——士官生，一系列连续不断的重大措施，在起义情况十万火急的情况下，每一个步骤都不容多想，稍有不慎都会功亏一篑。要知道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尚未建立训练有素的正规军队，起义的队伍主要由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和前沙皇的反战士兵组成，质素参差不齐：同时这位军委主席非行伍出身，从未扣‘过仗，指挥起义谈何容易!但这次起义居然成功了，这充分体现了领导者的果断决策和指挥能力。
后来成为托洛茨基政治上的敌人的斯大林，当时也是起义领导者之一，对他的赞扬也溢于言表。斯大林写道：“起义的一切实际组织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直接指挥之下完成的。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卫戍部队之迅速站在苏维埃方面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之所以搞得这样好，党认为这首先要归功于托洛茨基同志。”但在若干年后，当反托成为政治需要时，此类评价都从斯大林的文章中删掉了。后来成为斯大林狂热追随者的雅克·沙杜尔，当时他写道：“托洛茨基在‘十月起义’中居支配地位，是起义的钢铁灵魂。”
在“十月革命”后若干年里，托洛茨基与列宁的画像时常双双并列挂在一起，宛如双领袖；“十月革命”之后到列宁病逝之前，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大会发言结束时均高呼口号：“我们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可见托洛茨基领导起义成功后，威望在党内非常之高，远在其他领导人之上，为他人所莫能及，不合时宜的“万岁”，为日后他被打倒埋下祸根。
临危受命的军委主席
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艰苦卓绝，人心骚动。人民精疲力竭，经济彻底破坏，生活濒于绝望，一切土崩瓦解。没有粮食，没有军队，铁路完全瘫痪，国家机器艰难运转，此外，到处有敌人的阴谋破坏暗杀活动，被推翻的沙俄旧军人正在将军们的鼓动下蠢蠢欲动，妄图卷土重来，内战即将爆发。
苏维埃政权建立军队迫在眉睫，容不得多想。关于担任军事领导的人选，列宁马上想到了托洛茨基，得到了苏维埃政府主席斯维尔德洛夫的支持。托洛茨基本想推辞，可是列宁反问道：“那么你推举一个人，请说吧!”托洛茨基不再推托，出任军事人民委员(国防部长)和革命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军委主席)。列宁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从无到有，迅速建立出一支人民的军队来。
当时的问题十分严重：没有数量，没有兵源，没有军官，没有纪律，没有制度。
托洛茨基比谁都清楚，不摆脱以前形成的宣传，不从无政府主义中走出来，就不可能有自己的军队，就不可能有战斗力。
因此，他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重塑纪律。
1918年通过《关于组织红军》的决议后，托洛茨基颁发了一系列的条令：内务条令、卫戍条令、夜战条令、纪律条令，并恢复军事法庭的死刑。
托洛茨基命令：“凡策动退却的，格杀勿论，凡临阵逃脱的，一律枪毙”。他担任军事人民委员不久，就判处了海军司令夏斯特尼的死刑，大大地震慑了那些动摇观望的军官。 第二项措施，在组织建制上，他大胆改革，雇用旧军官。
1918年4月22日，托洛茨基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了雇用沙皇军官的计划。他认为，红军中必须要有沙皇的军官来为其服务，仅有革命热情和不怕牺牲是不够的，正如工业需要工程师、农业需要农学家一样，军事专家对作战是不可缺少的，训练有素、有军事经验的旧军官总比由一个准尉做红军总司令(指在此之前的红军总司令、革命热情有余的布尔什维克前准尉克雷连柯)要更有作战能力。
当时按党内的分工，列宁处理政治经济事务，只间接过问军事问题。托洛茨基告诉列宁，在红军中服役的旧军官有3万多人，投敌叛变的毕竟是少数。列宁也认同他的观点：在非常危急的时刻不用旧军官是不可能的。内战的节节胜利，使列宁高度评价托洛茨基，说他用“被摧毁的旧制度的大厦上留下的砖瓦”挽救了“共产主义”。 第三项措施，建立军队的政治制度。 托洛茨基建立红军后，设置了从连一级到总司令的各级政治工作制度，政治委员主要由布尔什维克的党员骨干担任。
托洛茨基明确了军事指挥官和主管思想工作的政委的职责。政委的主要工作是鼓舞士气、效忠上级、保证军队的纪律等。托洛茨基还发布一项指令：任何军事指示未经双方的共同授权签署都视为无效，从而阻止了沙皇军官可以在军事问题上结成派别体系的危险，形成相互牵制。 这些重大措施，对建立一支被后来证明是不可战胜的强大的军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托洛茨基装甲专列
革命的需要，使托洛茨基这位知识分子型的革命家，变成驰骋辐场的军事家，缔造并指挥着从无到有的红军，成为几百万军队的统帅。
当时的战线拉得很长，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要面对多个敌人，面对多种不同派系的自卫军队，在数十条战线同时开火。
那时还没有什么现代通讯工具可言，疆域过大，战线过长，托洛茨基为此专门组织了一个装甲列车专列，列车就是他的流动办公室、流动指挥部。于是，他坐着装甲列车，胃着枪林弹雨，跟着战场走，来回穿梭。每到一处，从容指挥，很快扭转了内战初期的败局。
没想到这座指挥千军万马战胜敌人的流动司令部，被以后那些婴把他赶下台的斯大林派分子嘲讽攻击为“资产阶级化”和“贵族式作风”，无限上纲上线，从而成为打倒他的一个口实。
托洛茨基，生前死后备受污蔑，从无产阶级领袖变为无产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敌；然而，在被暗杀半个多世纪以后，恢复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名誉。他本来还可以为革命做出更多更巨大的贡献，如果由他领导，俄罗斯革命的进程、革命的路径和成就，甚至革命的最终结果，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