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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帅张学良是怎么到台湾去的？多年来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一个谜。
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往事终于启封了，护送张学良到台湾去的驾机人，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女飞行员的总教练、慈利溪口人王赐九。
往事历历在目，王老虽年过9旬，仍记忆犹新。
国民党空军上尉飞行员王赐九技术超人，不爱言谈，深得上级喜爱。1946年11月的一天上午，王赐九驾驶美制Ｃ47型运输机，将蒋经国送到南京后又返回重庆。飞机还在九龙坡机场（现在的重庆火车站）上空盘旋，无线电突然传来了上司的命令：“飞机着陆后，立即到大队部，有新的任务。”
飞机刚刚停稳，一辆美式吉普车早已等候在跑道尽头，王赐九来不及脱掉飞行帽，就被接到了机场站长部。
体态偏胖、身材矮小的九龙坡机场站长部站长将王赐九从上到下打量了许久，从这异乎寻常的眼神中，王赐九揣摸，此次任务非同一般。
站长对他说：“王机长，你们的飞行任务有改变。由你任正驾驶，明天早上8点半从本场起飞直达台湾桃园机场。请记住是桃园机场。”
站长接着又说：“给你重新配备的机组其他成员，我已经安排妥当，你不必操心。”
站长非常严肃地给他规定了“三不”：“从现在起，不准走漏任务消息，不能、不准与任何人相见，不准打电话。”
王赐九来到招待所，制订完飞行计划后，早早地躺在床上想，明天到底是什么任务呢？自从1945年调至太平寺空运大队，担任还都南京的部长级要员的搬家任务后，执行这种不明确任务的任务已是司空见惯了。
第二天早上8时10分，王赐九登上飞机，这架飞机远离机群，停靠在机场的东北角。昔日忙碌的机场，现在一片宁静。远眺机场外，四周隐约可见一排排荷枪实弹的士兵，在机场的入口处把守着，几名军官和“便衣”正在盘查过往行人。
8时20分，一辆美式吉普车驶入停机坪，一位少妇挽着一位魁梧的中年男子下了车。
猛地，一个念头在王赐九眼前闪过：这该不是少帅张学良吧？西安事变后，他在多家报纸上看过少帅的照片，与刚才的登机人多么相似。他这么一想，豁然开朗了，显然那位女士就是和张学良患难与共的赵四小姐了。
他记得真切，张学良穿一身藏青色中山装，可以明显看出，有段时间不修边幅了，稀少的头发在秋风中飘摇，但从他那炯炯有神的眼中，仍可窥见曾叱咤风云的英气。
赵四小姐着一身浅兰色阴丹士林旗袍，左手提一只藤条箱，右手紧紧地挽着张学良，朴素无华，端庄凝重。
他俩紧紧地依偎着，慢步朝飞机走来。沉重的步履，显示出他们对这块土地深深的眷念。他俩知道，这恐怕是他们有生之年在大陆的最后旅程。
不知什么时候，淅淅沥沥地下起了细雨，像是为这对爱国赤子的远行而落泪。
“汉卿，快上飞机，天在下雨。”赵四小姐一边说着，一边搀扶着张学良上了飞机。
张学良直接登上飞机前舱，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份放飞通知单，交给王赐九。
由于是货机，机舱内没有座椅，赵四小姐只好坐在衣箱上。张学良在机舱内踱来踱去，他两眼光芒四射，打量着身着飞行皮夹克的机长王赐九，欲言又止。
8时30分，机场调度室传来了起飞的命令，飞机呼啸着拔地而起，直插长空。
飞机起飞时，雾很大，又夹着细雨，能见度极差。王赐九将飞机上升到2200米的高空云中，以每小时230公里的速度朝南飞去。飞到江西遂川，云雾才逐渐散去。进入福建上空时，已是碧空无云了，过了福州就可遥见台湾，阿里山已尽收眼底。
张学良拥着赵四小姐扶靠在机窗前。
飞机终于飞临台湾南端的桃园机场上空了。透过防弹玻璃窗鸟瞰大地，机场上未显示降落标志，只见一条测袋在空中拼命摇摆。王赐九迅速打开测风仪，依表显示左侧风超过每秒12米，在这种无地面指挥、没有无线电联络的情况下降落，很容易造成机毁人亡的后果。
怎么办？王赐九想到九龙坡机场站长“记住是桃园机场”的命令，为难了。但他转念又想，专机上的客人是爱国名将张学良，他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敢冒杀头之险，现在我做为一名正直的飞行员，做自己该做的工作，又算得了什么呢？
想到这里，王赐九与副驾驶员商定，调转机头向台北飞去。很快，无线电台与台北机场取得了联系。
13时35分，飞行徐徐降落在台北机场。一辆黑色小轿车急驶而来，停在飞机舱门下，一位身着黑色礼服的中年男子跳下汽车，打开车门。
张学良一行走下飞机，上车前，少帅和赵四小姐回首向机组人员招手致意。
“因临行前上司有令，不许与乘机者交谈，我们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张将军恐怕连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望着他离去的身影，我内心充满了惆怅。”王老谈起这段经历时，遗憾不已。
次日，王赐九机组返回南京复命，刚下飞机，王赐九就被车接到了航空委员会作战处陈处长的办公室，一见面，陈处长就劈头盖脸地责问：“为什么不听命令改变降落地点？”不容王赐九分辩，陈处长又接着说：“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党国的罪人，这件事只当没发生过，不许走漏半点消息，否则杀头。”说完，陈处长很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你走吧。”
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王老一直将这件事藏在心底。笔者问王老：“这些年来您一直守口如瓶，真不容易呀！”
王老说：“解放前，我当然不敢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解放后，我参加了解放军，但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实不敢因此断送前途。今天将这一不寻常的飞行经历公之于众，我责无旁贷。”
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往事终于启封了，护送张学良到台湾去的驾机人，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女飞行员的总教练、慈利溪口人王赐九。
往事历历在目，王老虽年过9旬，仍记忆犹新。
国民党空军上尉飞行员王赐九技术超人，不爱言谈，深得上级喜爱。1946年11月的一天上午，王赐九驾驶美制Ｃ47型运输机，将蒋经国送到南京后又返回重庆。飞机还在九龙坡机场（现在的重庆火车站）上空盘旋，无线电突然传来了上司的命令：“飞机着陆后，立即到大队部，有新的任务。”
飞机刚刚停稳，一辆美式吉普车早已等候在跑道尽头，王赐九来不及脱掉飞行帽，就被接到了机场站长部。
体态偏胖、身材矮小的九龙坡机场站长部站长将王赐九从上到下打量了许久，从这异乎寻常的眼神中，王赐九揣摸，此次任务非同一般。
站长对他说：“王机长，你们的飞行任务有改变。由你任正驾驶，明天早上8点半从本场起飞直达台湾桃园机场。请记住是桃园机场。”
站长接着又说：“给你重新配备的机组其他成员，我已经安排妥当，你不必操心。”
站长非常严肃地给他规定了“三不”：“从现在起，不准走漏任务消息，不能、不准与任何人相见，不准打电话。”
王赐九来到招待所，制订完飞行计划后，早早地躺在床上想，明天到底是什么任务呢？自从1945年调至太平寺空运大队，担任还都南京的部长级要员的搬家任务后，执行这种不明确任务的任务已是司空见惯了。
第二天早上8时10分，王赐九登上飞机，这架飞机远离机群，停靠在机场的东北角。昔日忙碌的机场，现在一片宁静。远眺机场外，四周隐约可见一排排荷枪实弹的士兵，在机场的入口处把守着，几名军官和“便衣”正在盘查过往行人。
8时20分，一辆美式吉普车驶入停机坪，一位少妇挽着一位魁梧的中年男子下了车。
猛地，一个念头在王赐九眼前闪过：这该不是少帅张学良吧？西安事变后，他在多家报纸上看过少帅的照片，与刚才的登机人多么相似。他这么一想，豁然开朗了，显然那位女士就是和张学良患难与共的赵四小姐了。
他记得真切，张学良穿一身藏青色中山装，可以明显看出，有段时间不修边幅了，稀少的头发在秋风中飘摇，但从他那炯炯有神的眼中，仍可窥见曾叱咤风云的英气。
赵四小姐着一身浅兰色阴丹士林旗袍，左手提一只藤条箱，右手紧紧地挽着张学良，朴素无华，端庄凝重。
他俩紧紧地依偎着，慢步朝飞机走来。沉重的步履，显示出他们对这块土地深深的眷念。他俩知道，这恐怕是他们有生之年在大陆的最后旅程。
不知什么时候，淅淅沥沥地下起了细雨，像是为这对爱国赤子的远行而落泪。
“汉卿，快上飞机，天在下雨。”赵四小姐一边说着，一边搀扶着张学良上了飞机。
张学良直接登上飞机前舱，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份放飞通知单，交给王赐九。
由于是货机，机舱内没有座椅，赵四小姐只好坐在衣箱上。张学良在机舱内踱来踱去，他两眼光芒四射，打量着身着飞行皮夹克的机长王赐九，欲言又止。
8时30分，机场调度室传来了起飞的命令，飞机呼啸着拔地而起，直插长空。
飞机起飞时，雾很大，又夹着细雨，能见度极差。王赐九将飞机上升到2200米的高空云中，以每小时230公里的速度朝南飞去。飞到江西遂川，云雾才逐渐散去。进入福建上空时，已是碧空无云了，过了福州就可遥见台湾，阿里山已尽收眼底。
张学良拥着赵四小姐扶靠在机窗前。
飞机终于飞临台湾南端的桃园机场上空了。透过防弹玻璃窗鸟瞰大地，机场上未显示降落标志，只见一条测袋在空中拼命摇摆。王赐九迅速打开测风仪，依表显示左侧风超过每秒12米，在这种无地面指挥、没有无线电联络的情况下降落，很容易造成机毁人亡的后果。
怎么办？王赐九想到九龙坡机场站长“记住是桃园机场”的命令，为难了。但他转念又想，专机上的客人是爱国名将张学良，他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敢冒杀头之险，现在我做为一名正直的飞行员，做自己该做的工作，又算得了什么呢？
想到这里，王赐九与副驾驶员商定，调转机头向台北飞去。很快，无线电台与台北机场取得了联系。
13时35分，飞行徐徐降落在台北机场。一辆黑色小轿车急驶而来，停在飞机舱门下，一位身着黑色礼服的中年男子跳下汽车，打开车门。
张学良一行走下飞机，上车前，少帅和赵四小姐回首向机组人员招手致意。
“因临行前上司有令，不许与乘机者交谈，我们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张将军恐怕连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望着他离去的身影，我内心充满了惆怅。”王老谈起这段经历时，遗憾不已。
次日，王赐九机组返回南京复命，刚下飞机，王赐九就被车接到了航空委员会作战处陈处长的办公室，一见面，陈处长就劈头盖脸地责问：“为什么不听命令改变降落地点？”不容王赐九分辩，陈处长又接着说：“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党国的罪人，这件事只当没发生过，不许走漏半点消息，否则杀头。”说完，陈处长很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你走吧。”
在往后漫长的岁月里，王老一直将这件事藏在心底。笔者问王老：“这些年来您一直守口如瓶，真不容易呀！”
王老说：“解放前，我当然不敢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解放后，我参加了解放军，但鉴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实不敢因此断送前途。今天将这一不寻常的飞行经历公之于众，我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