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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在美国西雅图市出席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宴会时，再一次讲起了梁家河，他说：“上世纪60年代末，我才十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省延安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庄插队当农民，在那儿度过了七年时光。那时候，我和乡亲们都住在土窑里、睡在土炕上，乡亲们生活十分贫困，经常是几个月吃不到一块肉。我了解乡亲们最需要什么！后来，我当了这个村子的党支部书记，带领乡亲们发展生产。我很期盼的一件事，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并且经常吃肉。但是，这个心愿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
“今年春节，我回到这个小村子。梁家河修起了柏油路，乡亲们住上了砖瓦房，用上了互联网，老人们享有基本养老，村民们有医疗保险，孩子们可以接受良好教育，当然吃肉已经不成问题。这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梦是人民的梦。
“梁家河这个小村庄的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我们用了30多年时间，使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13亿人摆脱了物质短缺，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享有前所未有的尊严和权利。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也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更是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重要贡献。”
几多牵挂，几多深情。在习近平的心里，梁家河是挥之不去的乡情，是他精神升華的起点，寄托着他为民做事的信念以及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密切交织起来的绵绵深情！习近平忘不了梁家河，忘不了陕北这块神奇的土地，忘不了乡亲们曾经的艰难困苦，更忘不了他为民做事的信念与担当！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句话一落地，全国1700万青年学生——约1/10的城市人口，响应号召，离开城市走向农村，开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历程。
青年习近平也成了这支迁移大军中的一员，起点是首都北京，终点是革命圣地延安。
不过，习近平离开北京更像是一种“逃离”。
自1962年起，由于受父亲习仲勋冤案的牵连，年幼的习近平遭到歧视。在文化大革命中，家被查抄，他随母亲住到了中央党校。习近平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写道：“因我有一股倔劲，不甘受欺负，得罪了造反派……（被）作为‘黑帮’的家属揪出来了。那时，我15岁都不到。他们说，枪毙够一百次了！我想一百次跟一次没什么区别，都一百次了还怕什么？”
习近平没有被关起来。他被抓进派出所，之后又改送少管所。可少管所的床位已满，要排一个月才能进去。习近平就报名下乡插队。“他们一看，是到延安去，基本上属于流放，就让去了。”习近平后来回忆说。
他选择了延安，那是父亲当年闹革命的地方。
1969年1月13日，北京火车站人山人海。有来送行的家人，有维持秩序的警察，有车站的工作人员，空气中弥漫着悲伤。不满16岁的习近平登上了开往延安的“知青专列”。火车要开动的时候，车上车下的许多人都忍不住哭了起来。
“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那些亲属都说，你怎么还笑啊？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不是好事吗？你们哭什么呢？所以他们就破涕为笑（了）。”后来在接受采访时，习近平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知青专列”南行河南，再沿陇海线西行，到西安后北折，写了一个巨大的倒“几”字，到达铜川。
这是火车能够抵达的最靠近延安的站点了。那时，延安还不通火车。在铜川吃过早饭，知青们转乘前来接他们的卡车，向延安进发。车里的年轻人显得很兴奋，盘山公路上，卡车排起了长龙，扬起滚滚黄尘。
陕北的冬天给连绵的山峁涂上了一层冰冷的灰色，沿途绝少有亮丽的色调。滚滚黄尘提醒人们，这些山峁多么饥渴！显然，这里很长时间没有下雪了。
一路颠簸，颠簸掉了欢声笑语。
离延安越来越近了，车厢里的知青们再次兴奋起来。在他们的心中，延安是革命圣地——长征结束后，革命的中心从南方转移到北方，中国共产党人又从延安出发，缔造出一个新中国。
但很快，这种兴奋感便被失望替代了。
到达延安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所有的人身上都落满了土，变成了一个个“土人”。
卡车停在了延安师范学校，那是他们的临时中转站。疲惫的知青们把教室里的桌子拼起来当床，很快睡去。
几个知青怀着对延安的好奇，悄悄地出去溜达。延安城很小，他们转了半个小时就转完了。最高的楼房是新华书店，有两层。整个延安黑咕隆咚的，只有长途汽车站前面有一盏路灯在寒风中摇晃着，发出啪啪的声音，灯光一闪一闪的。
“原来这就是延安！”
这就是父辈说的延安吗？这就是革命圣地延安吗？
在北京时对于延安的美好想象被现实击得粉碎，几个人脸上都写着失望。
15日，他们再次起程。依然是山道弯弯，依然是尘土飞扬，只不过卡车的长龙变得越来越短，直到最后只剩下几辆。车内开始躁动起来，有知青大声问司机是不是走错了路。
习近平一路没怎么说话。他不知道去的地方是什么样儿，在那里又会遭遇什么。
16日，习近平他们到达延川县文安驿公社。公社给他们每人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条白色毛巾，然后，他们便像星星一样散落到文安驿的各个生产队里。
在他们之后，乘坐同样的列车，沿着同样的路线，又有大批知青来到了延安。从1969年到1976年，共有4批约2.8万名北京知青赴延安插队。
习近平他们共15名知青被分派到了梁家河。习近平是这些知青中年龄最小的。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梁玉明记得，习近平带了个棕箱，里面装的都是书。梁玉明说，那天给知青搬行李，村里一个“精明”的后生挑了一个看起来较小的棕箱，结果在路上落在了后面。歇息的时候，他随手掂了掂别人搬的大箱子，才发现远没有自己搬的那个箱子沉，他还嘀咕这个北京知青是不是带了金元宝。到了梁家河，人们才知道，习近平其实带了两个箱子，除了那个棕箱，还有一个皮箱，里面也装满了书。 白净，瘦高个儿，这是人们对习近平的最初印象。
村民们打量着这些来自北京的知青们，知青们也打量着村民。
这打量，是城市与乡村的对视，也是一群心怀使命感的知青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的对视。
1969年的春节很快到了，知青们吃到了延安的“蒸碗”。那是延安人招待贵客的标准餐，四个小碗盛着烧肉、酥鸡、丸子、排骨，摆在炕桌上，配以米酒。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桌饭真算得上是“豪华大餐”了。那时的小孩子总是对过年有着特别的期待，因为只有过年，才能吃到肉，才能穿上新衣。这顿饭让知青们惊叹不已：“陕北竟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短暂的欢乐过后，梁家河真实的一面就展露了出来。
正月十五刚过，村子里有人锁了门，走了。
“走亲戚去了吗？”
“不是，他们‘寻吃’的去了。”
“‘寻吃’是干什么？”
“讨饭！”
每年这个时节，村民们像约好了似的，纷纷离开家门，加入外出讨饭的人流。在延川县，几乎有一半村庄都有人在这个时节外出“寻吃”，甚至包括一些生产队的队长。知青们不知道当地人是以这种方式来度过饥荒的，他们甚至骂那些讨饭的人是“二流子”。
乡亲们来串门儿聊天，知青们就问出身，如果回答是贫下中农，那好，请贫下中农抽根烟；如果是富农，就轰出去。在那个年代的政治课里，地主、富农是专政的对象。当年，受“左”的思想影响，知青们有着很高的“阶级觉悟”。
农民的那种劳动强度让初到梁家河的习近平感到震惊。陕北农民醒得早，清晨6点就起床上山劳动。爬到山上人已经气喘吁吁了，但还要干活，一直干到晌午吃饭时间。在这种艰苦的劳动环境中，习近平学会了抽烟，因为抽烟可以休息会儿。
城市与乡村、平原与山区、繁华与贫困、开放与封闭、东部与西部，这些不同的概念在习近平脑海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他第一年的插队生活蒙上了重重的阴影。
习近平回忆说，他刚来的时候和这里有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随着一件事在延川县的传播被强化。
2004年，习近平在接受延安广播电视台的专访时回忆，当时人们对他议论最多的一件事是拿面包喂狗——清理书包的时候，他发现出发时从北京带来的半个面包已经发霉变质，就随手扔给了狗。村民没见过面包，更没吃过，听习近平说那是面包，难以想象怎么能拿这么好的东西喂狗，就说知青糟蹋粮食，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传得整个延川县都知道了。
“陌生的环境中，周围遭遇的又是不信任的目光，年仅15岁的我，最初感到十分的孤独。”
那是一个被撕裂的年代。他的父亲遭到批判关押，母亲被下放，姐姐去了内蒙古……“生存还是毁灭？”习近平挣扎在这个哈姆雷特式的追问中，十分苦闷。
他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一次，他和一同下放的知青雷平生到文安驿另一个大队去找八一中学的同学，板凳还没坐热，就接到公社紧急通知，要求全体知青、基层干部和民兵到公社开会。赶回梁家河显然已经来不及了，两人便随这个大队的队伍直接去公社。队伍打头的是大队党支部书记，扛着红旗。快到公社时，看到了梁家河的队伍，两人便加入到自己大队的队伍里。
这件事怎么看都稀松平常，合乎常理，但有人却从中嗅到了不一般的味道：习仲勋的儿子不跟红旗走了。在当时的语境里，不跟红旗走就是不跟党走，就是反革命。
这件事被人们议论了好一阵后渐渐被淡忘，但在习近平的心里却留下了深深的烙痕。他很迷惘、彷徨，不知道該怎么办。其他人出工干活，他却打不起精神来。
习近平很苦闷，但他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又岂是“苦闷”两个字能说得尽的。此时，习近平还不知道，在梁家河插队的15名知青中，有10个人的父母正在遭受着批斗。
习近平坦言他当了一次“逃兵”。几个月后，习近平向梁玉明请了假，回京探亲。没想到，因为失去了北京户口，当地公安将他当作“倒流”人口抓了起来。
“先关在派出所，而且关进去就是四五个月，不是让你白坐着，而是被强制干重体力活。海淀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习近平后来回忆说。
梁玉明再见到习近平已是五个月之后的事情了。习近平回来的时候，脸上沾着煤土，黑黢黢的。
“扎根农村，扎根一辈子！”习近平表明了心迹。
“不再有回北京一说了。”习近平斩断了归途。
由被动到主动，人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习近平。实际上，习近平被从北京送到了太行山区，他是听了姨父魏震五（又名魏健）和姨母齐云的劝说。魏震五当年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他给习近平讲述了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他们那些热血青年怎么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怎么到太行山坚持战斗的。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习近平写道：“他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当然要靠群众。”
听了姨父姨母的话，习近平对自己在梁家河的生活做了反思：“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的问题。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不好。”
习近平说的“团结”缘于父亲习仲勋的教诲。习仲勋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曾长期从事群众工作。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习仲勋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就是在沿途张贴的布告里看到习仲勋的名字的。
陕北后来成了中共中央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在这块土地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找到了抗日救国的策略、方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革命由此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现在，习近平也找到了一个法宝——他的“团结观”。
习近平说：“我父亲经常给我讲团结的道理，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给人方便，自己方便’，用他的话讲，就是做每件事不要只考虑自己愿不愿意，还要考虑别人愿不愿意，因为你生活在人群中，什么事情都以自己为主，就是不行的。” 习近平相信，黄土地养育了他的父辈，也一定会以宽大的胸襟接纳他。
带着这样的“团结观”，习近平开始将自己融入群众，融入乡村。正是这个“团结观”，使他逐渐形成了扎根人民、团结群众的观念。“能团结人”成为他鲜明的领导风格之一。
习近平努力弥合着北京娃和村里娃的差异，而这意味着一种脱胎换骨的转变。
对于习近平来说，梁家河最难忍、最恼人的是跳蚤。陕北人叫它“蛇蚤”。习近平皮肤过敏，跳蚤叮咬后用手一挠，就肿起了红疙瘩，越挠越痒，痛苦不堪。石春阳当年和习近平一起劳动，他从习近平挽起的裤腿下，看到过习近平身上被跳蚤叮咬过的疤痕——他的小腿上到处是被咬过后肿起的红疙瘩，有的刚刚结痂，有的痂被抓掉，往外渗着血水……
习近平他们寻找着各种对付跳蚤的办法。他们给炕上撒六六粉；进门的时候抖抖裤脚；有时烧一锅开水，把衣服烫烫。两年后，习近平就习惯了，任跳蚤怎么叮咬，照样酣然入睡。
上厕所也不习惯。农家的厕所都很简陋，在窑洞外面的角落挖个坑，四周用石板遮挡一下就成了。厕所又脏又臭，冬天蹲在里面，四面透风，冻得人直哆嗦；夏天，蚊蝇飞舞，气味令人窒息，以至于上厕所成了一件让人发怵的事。同在梁家河插队的知青戴明回忆说：“后来大家都养成了快速上厕所的习惯。”
农村没条件洗澡，天冷的时候，就烧点热水，用毛巾擦擦。天气转暖了，大家就会到河边冲凉，虽说穿了游泳裤，但村里人笑话他们说大小伙子还光“沟子”（屁股），以后他们再也没那样洗过。
刷牙也差点儿成了笑料。村里人不明白刷牙是怎么一回事，早上看到知青们刷牙，就说：“这帮知青不知怎么了，早上起来嘴里吐白沫哩！”
在邢文英眼里，习近平是个“内向的少年，常站在门口拿本书看”。邢文英来自北京五十七中，在文安驿公社高家坪大队插队，习近平常来这里找他的知青好友。戴明说，习近平从来不诉苦，也不抱怨，很坚强。在村里人看来，习近平见多识广，性格随和，说话不偏激也不保守，非常实在。
习近平身上没有那种让人产生隔膜的“城市味”。
张卫庞的岳父张贵林是一位老革命。梁家河党支部建立于1935年，是革命年代延川较早建立的农村支部之一。张贵林从1936年开始就担任这个支部的书记，直到1960年。习近平到梁家河插队后不久，张贵林的母亲去世了，当年她支持儿子“闹红”，是一位英雄的母亲。习近平前去祭拜，在老人的遗体前深深地鞠了三躬，以表達对老人家的敬意。
村子里还有两位退伍兵，一位叫薛玉斌，一位叫张志忠。两人都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战役。薛玉斌说，他们有一次在石堡（今黄龙县城）准备打一次伏击，正是习仲勋给他们做的战前动员。习近平对这些老人很尊重，时常去看望他们。
梁家河有一个后生叫灵娃，是基建队队长武玉华的儿子。灵娃有智力缺陷，说话不知深浅，做事冒冒失失，但是能干活。村里人把他当成“开心果”，常逗他出丑。有时，灵娃下不了台，还会挨顿打。灵娃妈心疼孩子，常为灵娃的事与人打“嘴官司”。
知青编入基建队后，武玉华和灵娃妈都很紧张。那可是北京来的娃娃，灵娃万一惹出个什么乱子可怎么得了！他们担心灵娃跟知青发生冲突，劳动的时候，灵娃妈就守在灵娃身边，但总有守不住的时候。
习近平他们几个知青都抽烟，劳动中间休息，大家就会卷上一支。有时习近平卷好烟，放到嘴边刚要抽，就被冲上来的灵娃抢走，揉碎扔了。这样的事儿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但没有人看见习近平恼怒过。乡亲们把这事儿看在眼里，说：“近平这后生仁义。”
1993年，习近平回梁家河看望乡亲们的时候，专门问起了灵娃。得知武玉华和灵娃妈相继去世，灵娃进了养老院，习近平拿出500块钱，让武晖转交给灵娃。
身上没有“城市味”的习近平跟村子里的年轻人也很快熟悉起来。他把自己的鞋子送给家境贫困的伙伴，有时还当起理发师，给村里的青年人理发，有一阵儿他还当起了游泳教练，教那些只会“狗刨式”的青年学习蛙泳。梁家河返乡知青王宪平，社员石春阳、武晖、张卫庞等，都成了他的朋友、伙伴。尽管他们都知道习近平的父亲“犯了错误”，他是个“黑帮子弟”。
与习近平的交往深深影响了这些伙伴们的人生选择。与习近平交流较多的武晖，后来成了一名教师；石春阳则在习近平离开梁家河时，接替习近平当上了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在梁家河一队插队的北京知青王翠玉这样评价习近平：“在习近平的眼里，没有高高低低，没有看得起谁，看不起谁。他待人讲话，总是面带笑容，总是很和气。这是很不容易的！”
乡亲们已经从心底里接纳了这个北京娃，习近平还成了乡亲们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通道、一双眼睛。
刚到梁家河时，习近平他们吃了一段时间的派饭，食物有玉米面馍馍、豆面馍馍，这些都是乡亲们平时舍不得吃的东西。吃饭的时候，老乡家里的小孩站在一边，眼馋地看着。
下乡生活和知青们在北京的生活差距很大，但他们的生活仍比当地老百姓的好。在梁家河，乡亲们把每年所产粮食的半数以上交给了国家，完成国家的公购粮任务后，剩下的粮食平均分配下来，每月人均口粮仅20斤，还不及知青供应口粮的一半。为填饱肚皮，乡亲们就以糠窝头、苦菜、荞麦叶等充饥。
队里一度借张卫庞家的灶，派人给知青们做饭。主食是土豆、玉米面窝头以及黑豆钱钱饭。下饭的往往是用白菜、萝卜腌制的酸菜。
后来，知青们开始自己做饭，大多数时间他们吃野菜团子、玉米糁子，偶尔也吃小米干饭。没有菜，就跟老乡要一点儿酸菜，以至于酸菜成为习近平日后想念的美味佳肴。他说：“直到今日，我对陕北的乡村饭菜还很有感情，就拿酸菜来说，多时不吃还真想它。”
直到自己做饭，知青们才知道把食物吃进嘴里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这不易首先体现在柴火上。因为柴火不够，知青们常吃夹生饭。 打柴本身对知青来说就是一大难题。山上光秃秃的，没有树，甚至没有灌木，到哪里打柴呀！当地老百姓在平时就注意收集柴火。牛拉屎了，用手掬了，扔在土墙上晒干，就能烧火。山洪暴发时，人们挥着一柄两三米长的“勺子”，冒着生命危险在河里捞些洪水冲下的树枝。老乡们还爬上崖畔，砍一种叫“狼牙刺”的灌木。这种柴耐烧，但许多人也因此坠亡或致残。打柴，这件看似平常的小事，却流着血，含着泪。
知青们爬不上山崖，也对付不了那些带刺的灌木，就到山上搂茅草。看着搂了很多，但填到灶膛里，一点火，几分钟就烧没了。他们6位知青搂的茅草，竟烧不熟一顿饭。后来队里批准他们用储存下来的玉米秆烧火，才解决了他们的烧柴难题。
挨饿是经常的事。晚上躺在炕上，他们经常会聊起吃的，越聊越饿。当时的一份资料显示，一年后国家取消了知青的粮食供应，有40%的知青粮食无法自给。
回忆起那时饿肚子的经历，习近平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到农村插队，曾有三个月没见过一滴油星子，真是‘三月不知肉味’。那年冬天，家里寄来几块钱，我和同窑洞居住的同学买了几斤石槽子里冷冻的猪肉，回来还没烧就把肉切成片吃，那味道真是鲜美！后来我们说别再吃了，再吃就没的煮了。这种穷日子我们都是经历过的。”
队里有时会把小麦磨成面提供给知青，给他们改善生活。巩政福记得，有一次做农活，习近平带了白面馍上山，中午吃饭的时候，看到老乡吃的都是糠做的窝头，他不好意思吃，就把白面馍分给妇女，自己饿了一顿。
习近平在梁家河还吃过一顿白米饭，那是习近平七年知青生活中仅有的一次。当时的陕北，大米很稀罕，逢年过节都吃不上。那碗米饭是李印堂送给他的。
李印堂在铜川当工人，和习近平很要好。有一回，他回家时带了一点儿大米，让母亲蒸了给习近平尝尝。印堂妈细细淘了米，蒸了一碗白米饭，让印堂趁热给习近平端过去。过了几天，已经调至关庄公社工作的王宪平回到梁家河，习近平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黑子，我前几天吃上白米饭了！”
“嘿，你咋吃上这好东西了？”“印堂家给我送来一碗，可把我吃香了！”习近平说着，还好像刚吃过一般。
习近平感受着这来自梁家河的温暖。“我饿了，乡亲们给我做饭吃；我的衣服脏了，乡亲们给我洗；裤子破了，乡亲们给我缝……”习近平对时不时来串门的王宪平说。这温暖，温暖着青年习近平。
乡村社会是淳朴的。乡村道德评价标准简单明了，能吃苦，不“撒奸儿”（延川方言，本意为“耍奸儿”），人实在，就会得到人们的尊重。在人们看来，能吃苦意味着能过好光景，不“撒奸儿”意味着靠得住。
在梁家河，习近平干的最多的活是打坝。村里把不擅长田间耕种的年轻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20多人的基建队（农田基本建设队），让他们打坝、修梯田。
打坝、修梯田源于黄河对岸的大寨，那个同样干旱少地的山村，在打坝、修梯田后粮食产量增长了7倍。当时，除了“阶级斗争”，“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是那个年代最响亮的口号。
打坝就是在小山沟分段横筑坝梁，挡住暴雨后的洪水，让泥浆沉淀成坝田；修梯田就是将山顺次斩下，形成一个个反坡条带。在梁家河，打坝造田通常从秋收后的9月一直持续到来年的二三月。打坝造田寄托着人们对吃饱饭的渴望。陕北山多地少，干旱少雨，修坝田、建梯田不仅能增加土地，还有利于保墒，提高粮食产量。在农业科技落后的陕北，这是人们唯一能够想到的增产思路。
知青们了解到这样一个数据：山东、河北小麦亩产可以达到数百斤，延川一带只有70斤左右。70斤，维持不了一个简单再生产的过程，何谈解决温饱和扩大再生产！
多年后，一位在延川县关庄公社插队的知青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劳动关真正难过的地方，在于它的无休止而且无效果。地越种越薄，生存环境越来越差，衣服补丁越来越多，而箱子却越来越空……
但打坝造田为增产提供了一个现实的解决方案。
当时农村没有大型机械，打坝要靠人力一层层把土铺好，再用很重的夯石把松软的土砸得密实起来。这是强度非常大的体力劳动。
“一人一天要推200车。”乡亲们说，8架子车才拉一方土。那时候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措施，没有手套，习近平直接用手抓住木夯用力往下砸，一天下来，手上全是泡。第二天再干泡就磨破了，开始流血。但不管多累多苦，“近平一直拼命干，从不‘撒奸儿’”，乡亲们这样评价。
回忆起习近平在基建队干活的情景，社员梁新荣记忆犹新：“他是真干呢！穿一件蓝色的旧棉袄，腰里系一根点炮时用过的导火索，没有一点儿书生架子。”
打坝一般是在农闲的冬季，这时候打坝也最苦。炸掉凍土、掏土、推车拉土、夯土，相当艰苦，习近平手上磨出了老茧。社员梁有昌记得，农历二三月，陕北冰雪刚融化，寨子沟打水坠坝，习近平卷起裤管，光着脚，站在刺骨的冰水里干活。
最忙时，人们要从清晨干到深夜。
人们对干活不惜力的习近平竖起了大拇指：“好后生！”在当选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之前，习近平和乡亲们在梁家河一共打了四处大坝。原一队队长石玉兴说：“1969年，梁家河玉米亩产400斤，坝打好后，亩产达到800斤。”
习近平一面进行着他的农民化实践，一面在书中汲取着精神、思想上的营养。
“那个时候，除了劳动之外，一个是融入群众，再一个就是到处找书、看书。”习近平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这代人自小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上山下乡的时候，我15岁。我当时想，齐家、治国、平天下还轮不到我们去做，我们现在只能做一件事，就是读书、修身。”
在梁家河人的印象里，习近平常看砖头一样厚的书，吃饭时在看，上山放羊时手中还不忘拿着书阅读。
那时因为不通电，天黑后不久，整个梁家河就早早地进入了梦乡。只有习近平的窑洞还透出一丝光亮。没有人知道，这微弱的灯光给习近平带来了怎样的光明。 习近平常常看书至深夜，一边抽烟，一边看书。九分钱一包的“羊群”牌香烟，有时陪伴他一晚上。后来，梁玉明在福建見到习近平时，他已经把烟戒掉了。
看书用的灯是自制的煤油灯，灯身是用废弃的墨水瓶做的。在墨水瓶里倒入煤油，瓶口垫块铁片，铁片中间打个孔穿上粗一点儿的棉线当捻子，就做成了煤油灯。捻子头是灯芯，灯芯不能大，得调小一些，大了费油。
煤油灯烟大，为凑近那点光亮看书，习近平的脸都被熏黑了。第二天早上，吐出的痰也是黑的。
那“砖头一样厚的书”，有古代的、现代的，有中国的、外国的，有文学的、哲学的、自然科学的……武晖从习近平那里借阅了《十万个为什么》《三国演义》《水浒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母亲》等书。
在延川县插队的北京知青来自北京十多所学校，其中清华附中、五十七中等学校的学生多有家学渊源，他们都是背着书来到延川的。大家交换着看书，竟形成了一个爱读书的小气候。
习近平是个书痴。一位来自北京五十七中的学生说他有本《浮士德》，习近平跑了30里路去找他借，说：“借给我看看吧，我肯定还你。”
“我看了也是爱不释手。后来他等急了，一到赶集的时候，就通过别人传话，要我把书给（他）捎回去。过了一段时间，他还是不放心，又专门走了30里路来取这本书。我说，你还真是到家门口来讨书了，那我还给你吧。”习近平讲述了他对《浮士德》的痴迷。
习近平还读过许多俄罗斯作品。他后来回忆说：“我们那一代人受俄罗斯经典的影响很深。看了普希金的爱情诗《叶甫盖尼·奥涅金》，后来我还去过敖德萨，看那里留下的一些诗人痕迹。我很喜欢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说英雄，谁是英雄啊？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英雄。当时，在梁家河的山沟里看这本书，那种感受很强烈。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有深度的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是最有广度的俄国作家，两相比较，我更喜欢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三部代表作，我更喜欢的是《战争与和平》，当然《复活》给人很多心灵上的反省。我也很喜欢肖洛霍夫，他的《静静的顿河》对大时代的变革和人性的反映，确实非常深刻。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民主主义革命者，他的作品给我们不少启迪。他的《怎么办？》我是在梁家河窑洞里读的，当时在心中引起了很大震动。书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为了磨炼意志，甚至睡在钉板床上，（被）扎得浑身是血。那时候，我们觉得锻炼毅力就得这么炼，干脆也把褥子撤了，就睡在光板炕上。一到下雨下雪天，我们就出去摸爬滚打，下雨的时候去淋雨，下雪的时候去搓雪，在井台边洗冷水澡，都是受这本书的影响。”
插队时，习近平到处找书，居然在乡村教师那儿也有惊喜的发现，有《红与黑》《战争与和平》，还有一些古时候的课本，比如清代课本、明代课本等。薛玉斌退伍返乡时带回来很多书，有《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他一本不落地借了去。延川当地创办的一份文学报《山花》，也进入了他的阅读范围。通过《山花》，他认识了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路遥，两人曾彻夜长谈。路遥后来惊叹说，习近平比他小4岁，知识面却比他要广得多，志气也高得多。
“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文学经典，能找到的我都看了，到现在脱口而出的都是那时读到的东西。”习近平说。
那个时代，习近平还想方设法寻找莎士比亚的作品，读了《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等剧本。莎士比亚笔下跌宕起伏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如泣如诉的情感，都深深吸引着他。
在习近平看来，好的文艺作品不仅能给人启迪，也是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相互了解、沟通的方式。对习近平而言，读书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个不断成长、丰富自己精神世界的过程。
到梁家河两三年后，习近平已经能够说一口流利的延川话，他与当地人一样，把土豆叫“洋芋”，把馍馍叫“酶酶”。2009年11月，他到延安考察，仍能讲一口流利的延川话。吃饭的时候，他问陪同的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能不能听懂“酶酶”是什么东西，赵乐际说不知道，他解释说：“‘酶酶’就是馍馍，白面馍馍，也就是馒头，是延川土话。”
他熟悉梁家河的每一条沟、每一架山，熟悉梁家河村子里的每一户人家。2015年2月13日，他回到梁家河，即使40年没有联系的人，他一见面就能认出来，大名、小名都能叫出来。
插队期间，乡亲们来串门，坐在炕上，他不介意他们身上带的土是否会弄脏被褥与枕头，更不担心有人带来跳蚤、虱子。石春阳说：“像我们农村人一样，他已经对虱子的毒素产生了抵抗力，就算被虱子咬了，红肿也没那么严重了。”
掏地、挑粪、耕种、锄地、收割、担粮，别人怎么做习近平就跟着学。遇到不懂的问题，他就向村里人请教，渐渐地所有农活他都熟悉了，成了种地的好把式。
习近平说：“刚开始干活时，我挣6个工分，没有妇女高。两年后，我就拿到壮劳力的10个工分。”春天给地里送粪，一担有七八十斤，他一口气能挑到几里外的山上；夏天担麦子，两大捆100多斤，10里山路也能一口气走完。
从张青远家搬出来后，习近平住进吕侯生家的一孔窑洞里。这时，村里开始为知青建新窑。6孔窑洞，耗时40天，习近平负责担水、和泥、抹墙。窑洞建好后，习近平住在左边第四孔，这个地方现在被称作知青院。
对农村里的各种活计，习近平已经干得很娴熟了。他还学会了自己捻毛线、补衣服、缝被子，从家带来的针线包派上了用场，尽管针脚不那么齐整，但也有模有样。他说，自己极强的生活自理能力，都是在那时打下的基础。
习近平说：“最重要的，我学到了农民实事求是、吃苦耐劳的精神。”
那些年，他接受艰苦生活的磨炼，过了“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
他说：“我就是一个农民。” 梁家河教给了习近平“土”学问，习近平也教给了梁家河“洋”学问。
梁家河有个社员，不爱参加村里的集体劳动，游手好闲，偷鸡摸狗，被列入公社的“管制分子”名单。但他不服管教。有一次，他偷队上的葱时被抓了个正着，按照当时惯常的做法，要召开社员大会对他进行批斗。所谓批斗，其实就是由社员轮着骂他。那次批斗会，习近平和雷平生也参加了。习近平没有骂他，而是一条一条跟他讲道理，要他改正错误，这名“管制分子”听了直点头。习近平和雷平生见他点头，就说：“那你唱个信天游吧。”一句话，把会场紧张的气氛化解了。
后来，这名“管制分子”说：“我老汉以后要向北京娃娃学习，可不敢再偷了。”习近平这种通情达理的处事办法，让梁家河人打心底里佩服：“还是北京娃娃行！”果然，这名大家眼里的“二流子”开始转变，积极参加村里的劳动，成了一名好社员。事后，梁玉明和习近平聊起这件事时，习近平说：“他只是犯了一些小错，完全可以改过来，还是可以团结的人，应该以教育为主。”
尊重人，帮助人，进而团结人，梁玉明觉得这个平时话少的知青不简单。此后，他遇到什么事就找习近平商量。“这个年轻人见识广，比我懂得多。”梁玉明说。
渐渐地，习近平住的地方成了梁家河村的中心。这个地方给梁家河人以未来的憧憬。人们喜欢到他这里串门，和他谈天说地，听他讲历史、讲外面的新鲜事。他真正成了梁家河的一分子。
习近平的政治天空终于露出了一道光。1972年冬，他加入了共青团。
对习近平来说，入团之路如同劳动时走的山路一样，蜿蜒曲折。
在远离北京的梁家河，那顶看不见却又无时不在的“黑帮子弟”帽子再次被人拿了出来。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早年，他与刘志丹等战友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其后又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西北革命根据地，为长征中的红军提供了宝贵的落脚点。毛泽东数次赞誉习仲勋，称他“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活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1962年9月，习仲勋因所谓“《刘志丹》小说反党问题”，被康生诬陷为“利用小说反党”并被专案审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习近平插队的时候，陕北对他父亲的批判仍在继续。人们很难想象，报纸上的批判文章也要由习近平来读。
那个年代，这顶“黑帮子弟”的帽子足以压垮任何一个挺直的脊梁。对“黑帮子弟”来说，所有的门都是关闭的，招工、上学、当兵、入团、入党都与“黑帮子弟”无缘。在梁家河这顶帽子终于被换作“可教育好的子女”。
而这次入团，倔强的性格却帮了他。
入团申请书写好后，习近平把大队支部书记请到了自己的住处，吃了一盘炒鸡蛋、两个馍馍。饭后，他问：“我的入团申请书你该递了吧？”
“我怎递？上面都说你是可教子女。”显然，大队支部书记与上级交流过习近平的事。
“什么叫可教子女？”
“上面说你没（与你父亲）划清界限。”
“结论在哪？一个人是什么问题，得有个结论。我父亲什么结论？你得到中央文件了？”
支部书记被他说动了，就下决心说：“那就往上递。”
不久，习近平知道了结果。
从公社回来，大队支部书记对他说：“公社书记把我骂回来了，说我不懂事，这样的人，你还敢递？”
“我是什么（人）？我干了什么事？是写了反动标语，还是喊了反动口号？我是一个年轻人，追求上进，有什么不对？”
习近平不认输，第二份、第三份……不停地写着。他坚信自己的父亲是好人，自己也是好人。“我那时已没有那种凄苦之感，或者是一种自卑感，只是一个感觉，就是党内团内好人越多，坏人会越少。”习近平后来回忆说。
公社团委干部刘明升找到他，跟他聊了好久后，站在了习近平一边。第八份入团申请书递上去后，终于获得了批准，他成了一名共青团员。
插队的生活不是一直风平浪静的。在习近平申请加入共青团时，一些举报他的“黑材料”也随他来到了梁家河。刘明升接任公社知青办主任后，断定那些举报材料是陷害，当着习近平的面把那些材料烧掉了。
1973年8月，梁玉明问习近平：“想不想入党？”习近平说：“很难。”想到入团的经历，他有理由说很难。“你不要求进步，怎么能发展你入党？”梁玉明用了激将法。
于是，梁玉明当了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入党申请书写好后，梁玉明上报公社，同样挨了一顿训。
“你胆子真大，敢介绍‘黑五类’！”公社一位副书记看到申请书后这样说。
“上面有政策有文件，父辈有问题，不该影响孩子，关键是要表现好。你不批是你的事，但我不能不对他负责。”梁玉明辩解道。
回到梁家河后，梁玉明说：“不要怕人家不批，你应该要求进步。”
习近平又一次拿起了笔，一份一份，直至写到第十份才获得批准。
其实，习近平能入党，不只是因为他不断地写申请才获得批准的。
时任延川县委书记申昜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后代，作风务实，有见识，敢担当。他认为知青有文化、有想法，比地方干部眼界寬，先后提拔了陶海粟、蔡玉珠、邢孟兰、孟霞、孙立哲等一批知青。这些北京知青中有许多人的父辈都曾在延安工作学习过，申昜把他们看作是陕北的孩子。
那时，习近平刚刚结束了在赵家河的社教工作，梁家河的社教工作也开始了。梁家河姓氏复杂，宗族矛盾尖锐，如何调整大队领导班子，成为梁家河社教工作的首要任务。在农村，大队一级的带头人既要有能力，又要能一碗水端平，因此，在考虑谁当梁家河的带头人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习近平。习近平是知青，与村里人没有家族关系，处事又沉稳，在村里和公社都有很好的口碑。梁家河社教工作组很快形成了统一方案，提议由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并上报上级党委。听了社教工作组的汇报后，县委书记申昜说：“习近平有能力，社员拥护，又多次写申请，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我们应该支持他。” 1974年1月10日，公社党委批准了习近平的入党申请，接收他为党员。随后，梁家河大队推选他为党支部书记，原党支部书记梁玉明转任大队革委会主任兼党支部副书记。
习近平终于迎来了政治生活中的曙光。
习近平当选大队党支部书记后，一个让村里人吃惊的计划就出炉了——在梁家河沟口打一座水坠坝。
打水坠坝就是在山谷筑起两道坝梁，然后引水冲刷山体，让水流挟带着泥土在山底淤积成坝。这是一项新技术。按照习近平的设想，这个坝打成后，梁家河沟口这一带将变成一片良田，梁家河人可能就再也不会挨饿了。
这个美好的憧憬激励着他。他公布了这一计划，并挨家挨户做工作。
村里人议论纷纷：“近平想给咱们村修个大淤地坝，多种粮食，是好事。可那个地方雨季山洪那么凶，搞不好就会把坝冲垮，劳民伤财地白忙活一场。肯定不成！”
人们的担心不无道理。梁家河沟口在雨季就是一个巨大的泄洪口。梁家河山上植被稀少，土壤存不住水，极易形成山洪。山洪暴发时，滚滚泥流从后沟的道道山谷中奔流而出，然后汇聚在一起，冲向沟口。这样的山洪一般的坝梁根本无法抵挡！
这就是以前大家都在拐沟打坝的原因。
大家反对的不是打坝，而是反对在溝口打坝！老几辈人，从没有人想要在那个地方打坝。
习近平也知道，反对者们还有一个不便明说的原因，就是村里王家的祖坟正处在坝堤的位置上，这涉及王家12户人的利益。
村里老几辈人不敢想的事，习近平想了，而且还要干成。他找到已调到关庄公社工作的王宪平，说：“黑子，你在咱们村过红白事一直当‘总管’，村里人都听你的，你帮我给大家做做工作。”
王宪平听了习近平的计划，一下子全明白了，他知道反对的阻力来自哪里。但王宪平对这个计划一开始也没有信心：“帮你没问题，但这个坝能打成吗？夏天发洪水，真能冲毁的。”
习近平说：“这个我早计划好了。沟口一侧给它拦住，淤地坝的另一侧给它加固好，把自然河道的一部分加深、清淤，形成一条大的泄洪沟。只要保证夏天水量最大的时候，泄洪沟能承受得住，那淤地坝就不成问题。咱们精心施工，保证质量，只要这个淤地坝搞好了，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咱们村里的大片良田就出来了。”
梁家河沟口的地形王宪平再熟悉不过了，他按照习近平的思路，仔细考虑后觉得有道理，心里便有了数。
习近平又说：“黑子，你说咱梁家河为啥穷，为啥吃不饱饭？就是因为好地太少了。这里打上坝，增加这么大面积的好地，以后梁家河的子子孙孙都会受益。咱说啥也得干成这个事！”
“能成，我帮你跟村里人说去。”王宪平答应了下来。
王宪平向单位请了假，回村逐一拜访自家的爷爷、叔叔和兄弟们。
爷爷们握着旱烟锅子说：“黑小子，那可是咱姓王的祖坟，是请阴阳先生看下的，梁家河再找得下这样的好风水吗？想都不要想！”
叔叔们盯着黑子说：“不怕，只要你给咱再寻下风水一样好、路一样远近的坟地，能行嘛！”
兄弟们嘻嘻哈哈地说：“就你觉悟高，你家的你想咋弄是你的事，我家的，你别管！”
说了一圈没有一家松口的，黑子不死心，再说。一天、两天、三天……他天天登门，把习近平规划的怎么建坝、怎么引水、如何加固、怎么防洪等办法，给大家讲了一遍又一遍。“你们说的洪水垮坝的情况当然有，但只要把泄洪沟建好，淤地坝的安全肯定没有问题。”
终于，有人松了口，王宪平趁热打铁：“你看，近平做事一向稳妥、可靠，啥时候胡来、蛮干过？他是外来的，不是咱梁家河人，却能给咱当这个家。他每天辛辛苦苦地带领大家劳动，下的力气最多；回到家里又要洗衣服，又要做饭，多不容易。现在管大队里的大事小情，付出就更多了。他本来可以不主张打这个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要打坝，他还得带头劳动，受这份大苦，图的是啥？还不是为了咱们村多打粮食，让大家吃饱肚子吗？将来咱打的粮食吃不完，还可以存起来，不就过上好日子了吗？你们当老人的，在村里有威望，一定要支持他把这个事情弄成。”
终于，老人们被说动了，他们说：“近平这个娃娃确实可靠，他也确实是为村里好。你们娃娃有文化，懂得比我们多咱就不好反对了。”
打坝的事终于定了下来。虽然还有人不同意，但大局已定。
就这样，梁家河的第一座水坠坝热火朝天地建了起来。习近平为此投入了全部的热情，他一边指挥，一边劳动，不分白天和黑夜。
但问题又来了，大坝体到底需要承受多大的冲击力才是安全的？习近平跑到县城，找水利部门的技术人员来现场勘察，并根据当地水文资料，按照百年一遇的泄洪量进行了精确的计算。根据这个计算的数据，习近平他们制定了科学的施工标准，又对排洪沟两侧进行了加固。
淤地的时候，在抽水泵出水口铲土是最苦的差事，石春阳说：“一是速度要快，劳动强度大；二是水会溅湿裤子很冷。”习近平主动去水沟旁铲土。打夯、搬石头，这些苦活重活他都抢着干。在他的带动下，乡亲们拿出了冲天干劲，终于把这个坝打成了。
直到现在，这块坝地仍是梁家河最好、最平整的土地。它是习近平当大队党支部书记时给梁家河留下的一笔丰厚的财富。
2015年，习近平回梁家河，路过这块坝地的时候，在边上看了很久。坝地里栽种的一排排杨树苗像是等待检阅的士兵，笔直地挺立着……
1974年1月，黄土高原已进入隆冬，马上就要过春节了，梁家河的乡亲们开始忙着准备年货。
一天，习近平正在翻看着报纸，当月8日《人民日报》刊载的千里之外的四川省大办沼气的两篇报道深深地吸引了他——如果我们这儿也能用沼气煮饭、照明该多好啊！
梁家河地处偏远，烧煤要到百里外的煤矿去拉。一直以来，群众为了烧火做饭大量砍伐树木，造成水土流失，影响农业发展。如果办沼气，不仅能解决农村能源问题，解放生产力，还能对厕所粪便进行处理，提高农村公共卫生水平，更能解决农业肥料问题，提高粮食产量。沼气，就是解决农村生产生活问题的一把钥匙！ 沼气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尽管对沼气的美好憧憬鼓舞着习近平，可他还是非常冷静：四川与陕北气候差异很大，这把源自四川的钥匙能打开陕北的“锁”吗？
习近平一直是一个行动派！此前，在赵家河进行社教时，看到一座厕所年久失修，他便自己动手，把它改造成赵家河第一座男女分开的厕所，进行了一次小小的“厕所革命”。这次能否在梁家河办沼气，他决心亲自去四川寻找答案。
他步行40多里路赶到了县城，把发展沼气的建议以及自己去四川学习的想法向县委做了汇报，获得了批准。春节过后习近平便借了路费，拉着北京支延干部柏根柱等三人踏上了前往四川的“取经”行程。
时任四川省推广沼气领导小组组长的杨超，是位老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延安工作过八年。怀着特殊的革命情谊，他对习近平一行给予了热情接待，详细介绍了四川办沼气的情况，并安排他们到成都郊县等地和沼气科研单位考察学习。沼气的便利和清洁、当地同志们的热情和办沼气的干劲，给习近平留下了深刻印象。
考察的过程变成了坚定信心的过程。从四川回来，习近平决定在梁家河办沼气。他自编了一些小节目，利用大队的三用唱机，向群众宣传沼气好处，并把村里的年轻人组织起来着手试验。
难题一个接着一个，远比想象的多。
首要的问题是试验池在哪里建。村民的院落都是打窑洞时用土填起来的，土壤松软，不适宜挖沼气池。村里村外的路是人行走踩出来的，蜿蜒狭窄，运送水泥砂石的架子车没法走，材料怎么运？村民们居住分散，沼气池建好后，沼气怎么输送？最棘手的是，沼气池的池盖对石板的厚度和整体性要求很高，这种石材梁家河没有。
难题一个一个解决，实干就是解决办法。
经过反复测量，习近平最后把试验池选在了知青居住点旁边，这里的土密度相对要大一些。没有石头，习近平在烂泥滩里铲去一米多厚的土层，挖出了石头；没有沙子，习近平带着几个青年，到15里外的前马沟去挖，一袋一袋往回背，每天两趟，背上磨破了皮，没人吭一声；没有石灰，他向有经验的师傅讨教，四处寻找石灰石，办起了一个小石灰场，自己烧制……
揣着一定要把沼气办成的信念，习近平忙碌着，如同一个高速运转的陀螺。
不同的声音还是出来了——
有的意见显得很专业。在梁家河，有人当着正在忙碌挖池的习近平说：“好后生哩，别逞能，四川暖，延川冷，沼气在咱这儿办不成！沼气过不了秦岭。”
有的表示怀疑：“挖那么个坑，填上粪，就能着火？不可能！”
有的人断言：“要是沼气能点灯煮饭，除非母鸡叫鸣公鸡下蛋。”
习近平的倔劲上来了，他只想着快一点儿把沼气池建成。他相信，事实是最好的辩手，建好的池子“会说话”。
在习近平的信念坚守和艰苦努力下，1974年7月中旬，一个容量约8立方米的沼气池建成了。可习近平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输气管接好后，不知为什么就是不出气。
瞧瞧沼气池里，水位在上涨，不断有水泡往上冒，下面定有气呀！看看池壁，没有发现漏水漏气；拆开输气管，管子也没问题……习近平满头大汗，反复检查着。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是不是导气管堵了？问题最终锁定在了导气管上。习近平找来一根铁扦子捅了捅，没反应，又用力捅了下，一股粪水立即喷射出来，溅了他一脸。哧哧的出气声紧接着响了起来。
习近平用手抹了一把脸，顾不上洗，重新接好管子，打開沼气灶，轻轻擦燃火柴，“呼”的一声，期待的一幕出现了——灶台上蹿起约一尺高的火焰，轻盈地舞动着。
成功了！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村子，传到了公社，传到了县里，人们从四面八方赶了过来，争睹这神奇之火、洁净之火。
这是延川县第一口试验成功的沼气池，也是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沼气不过秦岭”的谬言不攻自破了。
群众亲眼看到用沼气点灯、做饭的效果好得很，建沼气的热情一下上来了，纷纷说：“今后再也不用熬煎（陕北方言，意为发愁）烧的了！”
如今，梁家河早已通了电，但作为一种象征、一段历史，人们留下了习近平带领大家修建的第一口沼气池，旁边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写着“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墙上有一幅以习近平带领村民建沼气为原型绘制的宣传画，两边写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八个大字。当年修沼气池时拓宽的道路，至今还在造福着乡亲们。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建沼气的经历对习近平的影响重要而深远。
15年后，已经是福建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回忆说：“我在陕北延川县梁家河村插队的时候，只不过是在全村搞了沼气化的科技活动，但却尝到了推广科技进步的甜头。家家户户煮饭不用柴，点灯不用油，乡亲们那种喜悦的笑容至今宛然在目。实践证明，科技与政治是紧密联系的。科技搞上去了，生产生活问题解决了，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从梁家河到文安驿，一个来回30多里，社员买日用品步行去一次得花大半天时间。这个事一直让习近平惦记着。梁家河普及沼气后，他就谋划着给村里人办更多的事。
村子里有人会铁匠手艺，习近平想：“何不让他发挥特长服务村民，为村民打农具、修农具？”于是，梁家河盖了一间打铁的“小车间”，成立了铁业社。
按习近平的谋划，铁业社实行定额管理，完成定额任务后还可获得提成。铁匠和农民一样记工分，免费给社员修理农具，额外制造的农具可以卖给县里的农副产品公司，增加集体收入。
这样做的好处也看得见，社员需要农具，不用跑到文安驿，直接到铁业社来就可以了。这方便了群众，降低了成本，节约了时间，让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据文安驿公社的一份统计报表显示，1974年这个铁业社共打制农具1500件。
按照这个路子，习近平想出了许多发展的点子。
他召集村里人开会，说：“像煤油这种生活必需品，我们完全可以把文安驿供销社的东西拿一部分回来代销，然后再按单子定期跟他们结算。” 大家一想，是这么个理儿。一两个人用毛驴车去文安驿拉回一些日用品，就免去了村里那么多人来回奔波。“近平的话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大家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都盼着尽快办成。
于是，梁家河很快就有了代销店。这个代销店基本备齐了社员需要的各种生活必需品，有煤油、火柴、肥皂、食盐、糖果等。
按当时的管理体制，铁业社归县农副产品公司管，代销店则归县供销社管。“跟这些国营单位打交道，建立业务上的联系，我们村里人想都不敢想。”石春阳说，“都是近平去联系的。别看近平当时只有21岁，他这个人，心里装着老百姓，又有股闯劲。他克服困难，最终还是把事情办成了。”
对政策的把握，习近平很严谨。铁业社给村里人打农具修农具完全免费。代销店也是非营利性的，先跟供销社赊账把东西批发回来，原价卖给社员，一分钱都不赚，为社员的生活提供便利，这与当时的政策也不抵触。
“近平让铁匠打理铁业社，让有文化、会算账的石风兰管代销店，两人挣工分，不用下地干活。”石春阳说。这是个明白账，表面看干农活的少了两个劳力，实质上是用两个一般劳力，换取了更多的劳动力。这一减一加，既促进了生产，又给社员办了实事。
接着，习近平在梁家河又先后办起了缝纫社、磨房、菜园。
磨房的钢磨是习近平用三轮摩托车换来的。这辆摩托车是北京支援延安的，延安把它分配给延川，延川县又把它作为奖品奖给了习近平，还有一辆吉普130工程车奖给了孙立哲。让人们没有想到的是，习近平觉得三轮摩托车不实用，就设法换成了钢磨、手扶拖拉机。
人们感受最深的还是磨房建成后带来的好处。
以前村里人都是用石磨磨面。毛驴拉磨，一个人不仅得用笤帚往磨眼儿里面扫，还得忙着罗面，费时费力，半晌也磨不出多少面。
“机器这东西厉害，一百头毛驴也比不上它。一台柴油机带动的磨面机，只需要一个人来操作，就把整个村子磨面的活儿都干了，又快又好。这样，人力解放了，连毛驴也解放出来了，这些解放出来的生产力，都可以投入农业生产中。”石春阳说。
那个年代，农民靠工分养活自己。工分就是钱和根。梁家河办起铁业社、代销店、缝纫社后，工分就变成“虚拟货币”，社员可以用工分换衣服、农具、日用品，甚至可以对冲抵账。这种内部搞活，对缺钱的群众来说，无疑是十分便利的。
还有一件事让乡亲们念念不忘，习近平带领社员打了一口甜水井。
在陕北农村，人们通常在河边挖个渗水坑作为饮用水源。这样的渗水坑当地老百姓叫“泛水井”，人畜共用，很不卫生。要命的是一旦山洪暴发，泛水井就会淤满污泥，村民无水可吃。习近平跟村民商议，在村子中央一块较高的地方打一口水井。梁家河人回忆说，井挖到一米深的时候，需要人下去，习近平每次都抢着干，井挖好之前他就没穿过干净衣服。
现在梁家河家家户户使用的自来水，就来源于这口井。
梁家河很多人不识字，只知道受苦。习近平引导大家从武晖身上看知识对于一个人产生的影响。
在支部开会的时候，习近平说：“咱们大队像武晖这样想学习的人可多呢。年轻人如果不识字、不学习，以后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办一个扫盲班，把大家组织起来学习吧。”
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拥护，社员们都积极参与。扫盲班很快就办起来了。习近平跟大家约定，晚饭后和下雨不出工的时候，就是扫盲班的上课时间。
习近平做了一些卡片，在上面写上简单的数字，如一、二、三、四……从认识这些数字开始，逐渐教一些常用汉字，如大、小、多、少、前、后、左、右……等村民把这些字学扎实了再教更多的字。他的目标是让每个梁家河人都认识最常用的汉字，越多越好。
“拉话”也成了课堂。说到中外历史、人文地理，习近平是主讲；拉起趣闻逸事、民间传说，社员当主讲。
“你别小看这一村的人，也是人才济济，给他们场合，给他们环境，都是‘人物’。”习近平说，“他们有很多让我敬佩之处。”在梁家河，许多人就是从那时开始喜欢上了看书。
1969年年底，跟习近平一起到梁家河插队的知青王燕生当兵走了。其后，不断有知青离开。
返城的闸门打开了。1971年，国家开始在知青中招工、招干、招生、征兵。每年有千余名知青通过这些方式离开了延安。到1976年年末，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只剩下918人。
1973年，习近平试图叩开返城的大门，他希望上大学读书深造，毕竟读书是他最大的愿望。
這年，习近平和武晖一同去县里参加了考试，习近平选择的目标是清华大学。当时录取的方式是考试加推荐，家庭成分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
习近平遭到了清华大学的拒绝——他是“黑帮子弟”。武晖的大学梦也破灭了，他只考上了延安师范学校。这个受北京知青影响，一心想走出梁家河去大城市看看外面世界的农村青年，一度非常灰心，好几个月才缓过劲儿来。
1974年，雷平生考取了延安大学，梁家河的北京知青就只剩下习近平一个人了。
1975年，清华大学分配给延安两个名额，全部给了延川。习近平再次有了报考的机会，他三个志愿全填写了清华大学。
“你让我上就上，不让我上就拉倒。”他认定清华大学了。
县里将习近平报了上去，但是一触及敏感的政治审查，延安地区负责招生的人就犹豫了，清华大学招生的人也犹豫了。
这时，习仲勋下放的洛阳耐火材料厂出具的一份证明，冲开了那道看起来似乎难以跨越的“政审关”——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
再没有争议了，习近平被清华大学录取了。
开学的日子近了，可习近平依然在忙大队里的事。一天，石春阳来找习近平，习近平与他谈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人选问题。
“随娃，我要上大学走了，支书谁当？” “这个事难说，大家选谁是谁。”
“你可以当。”
“我不行，当不了。”
“你咋当不了？我以前也没当过，现在不是当得挺好吗？”
“我怕我当不好。”
“你还没当，咋就知道当不好？”
显然，石春阳是习近平心里的合适人选。
几天后，习近平召集党员开会。会议快结束时，他说：“我快走了，下一任支书谁来当，咱们得选。我推荐随娃当。”
接着是投票，每人发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大家都写的是“随娃”。
石春阳说：“这个结果，其实不是因为我有多好，而是我们村里人信任近平。他推荐了我，大家才选我。”
离开梁家河的前一天晚上，习近平召集社员开了个座谈会。石春阳至今还记得他说的话。
“我来咱梁家河这七年时间，学会了很多东西。咱梁家河的群众无私地接纳我、帮助我，让我在这里步入社会，入团、入党、当村支书；我从这里出发，返城上大学。梁家河给我的一切，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习近平说：“要当好一个村的领导，必须一碗水端平。群众最讲究的就是‘公道’二字，最信服的就是公正的人。哪怕一毛钱的事，你处理得不公，群众也不答应；十块钱的事你处理得公道，群众也不会有意见。无论大事还是小事，该咋办就咋办。”
他把头转向石春阳，说：“随娃，梁家河以后要发展，你必须起模范带头作用。你是年轻人，当支书以后，要多动脑子，多思考问题，还要多联系群众，这样工作才能做好，支书才能当好。如果处理问题不考虑群众的感受，支书也当不好。”
1975年10月7日是习近平离开梁家河的日子。前一天晚上，他和乡亲们拉话一直到深夜，第二天早上起得较晚。当他早晨推开门走出窑洞时，看到院子里、道路旁站满了人，大人、孩子、老人，全村人都来了。大家手里拿着红枣、小米默默地站着。他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这是他第一次当众流泪。
人群里也有人忍不住哭了起来。一位老婆婆拉着习近平的手说：“你在这儿受罪了。到了好地方，可别忘了我们呀……”
习近平流着泪说：“你们对我这么好，我不走了，就在这儿扎根一辈子！”
“你快走，你上了清华大学，以后我们有条件去北京，就有人管饭了。”一位小伙伴向他吼叫。
这天，村子里的人都没有上山干活，他们排着长队为习近平送行，一直送到十多里外。梁玉明、石春阳、张卫庞、吕侯生等12个人步行40多里，和习近平一起来到延川县城。
晚上，大家住在吕侯生的三伯吕能胜在县百货公司的宿舍里。
10月8日，他们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纪念照，其中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照相。照相花了5元5角钱，大家凑齐了这笔费用，坚持不让习近平出。照片中，习近平坐在前排当中，脸庞瘦削，外衣的扣子一丝不苟地扣着。
梁玉明一直把习近平送到了延安，送他搭上了南下的客车……
习近平走了，带着对梁家河深深的牵挂。
多年以后，他对梁家河这片土地做了深情的回望——
在他看来，梁家河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因此他说：“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
在他看来，梁家河是一所学校，他在这里收获很多。他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在他看来，艰难困苦能够磨炼一个人的意志。他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这个对人的作用很大。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他说：“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
他說：“当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
2017年10月18日，梁家河的村民们齐聚村党支部，期待着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开幕。
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掌声不断，梁家河村党支部会议室同样回响着热烈的掌声。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后，村民们感觉句句都说到了心坎上。
“咱不能忘了过去的苦，不能忘了今天的好光景是咋来的！”
“用总书记的话说，这叫‘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进入新时代，把咱的旅游办好，把产业发展好，把村子建设好！”
“咱不能给总书记丢人，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呀！”
大家热烈地讨论着，满怀信心地憧憬着更加美好的未来。
梁家河，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曾经是筑梦的地方，如今是梦想成真的地方。
2012年，村民刘瑞莲看电视新闻，听到了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兴奋得一夜睡不着。她也有自己的致富梦，她相信一定能实现，于是拿起针线，把“中国梦”三个字绣在了枕头上。
梁家河的发展一刻也没有停息。大家做规划，搞建设，聚人心，兴产业，变化一天一个样，过上了祖祖辈辈梦想的生活。
梁家河变了，一条柏油马路从文安驿镇出发，穿过村子，直修到了木军塬上。小河流水潺潺，仿佛欢快的歌声。整洁的农家小院在绿树丛中伸出瓦房一角，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流连。
梁家河人变了，每天面对全国各地的游人旅客，他们也主动学起了普通话，连老太太都要跟着学，怕有人问路听不懂。镇里还给村上派来了驻村的青年大学生，担任村上的英语翻译，主动向外国游客介绍梁家河的发展变化。
走进新时代，要有新面貌。
村党支部书记巩保雄说：“总书记的报告，就是我们奋斗的方向。”
回顾青年习近平在梁家河的七年岁月，对比梁家河的今昔变化，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人们时时感受到，梁家河这个坐落在陕西北部的小村庄，深深包含着为民造福的初心、追求真理的精神、埋头苦干的作风、攻坚克难的意志，成为每个怀揣梦想、甘于奉献的青年人的向往之地，更是无数牢记使命、砥砺前行的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
伟大的时代，孕育着伟大的梦想。
如今的梁家河，乘着新时代的东风，在新征程中破浪启航，驶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彼岸。
（本刊节选）
〔本刊责任编辑 姚 梅〕
〔原载陕西人民出版社《梁家河》〕
“今年春节，我回到这个小村子。梁家河修起了柏油路，乡亲们住上了砖瓦房，用上了互联网，老人们享有基本养老，村民们有医疗保险，孩子们可以接受良好教育，当然吃肉已经不成问题。这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梦是人民的梦。
“梁家河这个小村庄的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我们用了30多年时间，使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13亿人摆脱了物质短缺，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享有前所未有的尊严和权利。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也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更是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重要贡献。”
几多牵挂，几多深情。在习近平的心里，梁家河是挥之不去的乡情，是他精神升華的起点，寄托着他为民做事的信念以及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密切交织起来的绵绵深情！习近平忘不了梁家河，忘不了陕北这块神奇的土地，忘不了乡亲们曾经的艰难困苦，更忘不了他为民做事的信念与担当！
“逃离”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句话一落地，全国1700万青年学生——约1/10的城市人口，响应号召，离开城市走向农村，开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历程。
青年习近平也成了这支迁移大军中的一员，起点是首都北京，终点是革命圣地延安。
不过，习近平离开北京更像是一种“逃离”。
自1962年起，由于受父亲习仲勋冤案的牵连，年幼的习近平遭到歧视。在文化大革命中，家被查抄，他随母亲住到了中央党校。习近平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写道：“因我有一股倔劲，不甘受欺负，得罪了造反派……（被）作为‘黑帮’的家属揪出来了。那时，我15岁都不到。他们说，枪毙够一百次了！我想一百次跟一次没什么区别，都一百次了还怕什么？”
习近平没有被关起来。他被抓进派出所，之后又改送少管所。可少管所的床位已满，要排一个月才能进去。习近平就报名下乡插队。“他们一看，是到延安去，基本上属于流放，就让去了。”习近平后来回忆说。
他选择了延安，那是父亲当年闹革命的地方。
1969年1月13日，北京火车站人山人海。有来送行的家人，有维持秩序的警察，有车站的工作人员，空气中弥漫着悲伤。不满16岁的习近平登上了开往延安的“知青专列”。火车要开动的时候，车上车下的许多人都忍不住哭了起来。
“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那些亲属都说，你怎么还笑啊？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不是好事吗？你们哭什么呢？所以他们就破涕为笑（了）。”后来在接受采访时，习近平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知青专列”南行河南，再沿陇海线西行，到西安后北折，写了一个巨大的倒“几”字，到达铜川。
这是火车能够抵达的最靠近延安的站点了。那时，延安还不通火车。在铜川吃过早饭，知青们转乘前来接他们的卡车，向延安进发。车里的年轻人显得很兴奋，盘山公路上，卡车排起了长龙，扬起滚滚黄尘。
陕北的冬天给连绵的山峁涂上了一层冰冷的灰色，沿途绝少有亮丽的色调。滚滚黄尘提醒人们，这些山峁多么饥渴！显然，这里很长时间没有下雪了。
一路颠簸，颠簸掉了欢声笑语。
离延安越来越近了，车厢里的知青们再次兴奋起来。在他们的心中，延安是革命圣地——长征结束后，革命的中心从南方转移到北方，中国共产党人又从延安出发，缔造出一个新中国。
但很快，这种兴奋感便被失望替代了。
到达延安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所有的人身上都落满了土，变成了一个个“土人”。
卡车停在了延安师范学校，那是他们的临时中转站。疲惫的知青们把教室里的桌子拼起来当床，很快睡去。
几个知青怀着对延安的好奇，悄悄地出去溜达。延安城很小，他们转了半个小时就转完了。最高的楼房是新华书店，有两层。整个延安黑咕隆咚的，只有长途汽车站前面有一盏路灯在寒风中摇晃着，发出啪啪的声音，灯光一闪一闪的。
“原来这就是延安！”
这就是父辈说的延安吗？这就是革命圣地延安吗？
在北京时对于延安的美好想象被现实击得粉碎，几个人脸上都写着失望。
15日，他们再次起程。依然是山道弯弯，依然是尘土飞扬，只不过卡车的长龙变得越来越短，直到最后只剩下几辆。车内开始躁动起来，有知青大声问司机是不是走错了路。
习近平一路没怎么说话。他不知道去的地方是什么样儿，在那里又会遭遇什么。
16日，习近平他们到达延川县文安驿公社。公社给他们每人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条白色毛巾，然后，他们便像星星一样散落到文安驿的各个生产队里。
在他们之后，乘坐同样的列车，沿着同样的路线，又有大批知青来到了延安。从1969年到1976年，共有4批约2.8万名北京知青赴延安插队。
习近平他们共15名知青被分派到了梁家河。习近平是这些知青中年龄最小的。时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梁玉明记得，习近平带了个棕箱，里面装的都是书。梁玉明说，那天给知青搬行李，村里一个“精明”的后生挑了一个看起来较小的棕箱，结果在路上落在了后面。歇息的时候，他随手掂了掂别人搬的大箱子，才发现远没有自己搬的那个箱子沉，他还嘀咕这个北京知青是不是带了金元宝。到了梁家河，人们才知道，习近平其实带了两个箱子，除了那个棕箱，还有一个皮箱，里面也装满了书。 白净，瘦高个儿，这是人们对习近平的最初印象。
理想与现实的对视
村民们打量着这些来自北京的知青们，知青们也打量着村民。
这打量，是城市与乡村的对视，也是一群心怀使命感的知青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的对视。
1969年的春节很快到了，知青们吃到了延安的“蒸碗”。那是延安人招待贵客的标准餐，四个小碗盛着烧肉、酥鸡、丸子、排骨，摆在炕桌上，配以米酒。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桌饭真算得上是“豪华大餐”了。那时的小孩子总是对过年有着特别的期待，因为只有过年，才能吃到肉，才能穿上新衣。这顿饭让知青们惊叹不已：“陕北竟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短暂的欢乐过后，梁家河真实的一面就展露了出来。
正月十五刚过，村子里有人锁了门，走了。
“走亲戚去了吗？”
“不是，他们‘寻吃’的去了。”
“‘寻吃’是干什么？”
“讨饭！”
每年这个时节，村民们像约好了似的，纷纷离开家门，加入外出讨饭的人流。在延川县，几乎有一半村庄都有人在这个时节外出“寻吃”，甚至包括一些生产队的队长。知青们不知道当地人是以这种方式来度过饥荒的，他们甚至骂那些讨饭的人是“二流子”。
乡亲们来串门儿聊天，知青们就问出身，如果回答是贫下中农，那好，请贫下中农抽根烟；如果是富农，就轰出去。在那个年代的政治课里，地主、富农是专政的对象。当年，受“左”的思想影响，知青们有着很高的“阶级觉悟”。
农民的那种劳动强度让初到梁家河的习近平感到震惊。陕北农民醒得早，清晨6点就起床上山劳动。爬到山上人已经气喘吁吁了，但还要干活，一直干到晌午吃饭时间。在这种艰苦的劳动环境中，习近平学会了抽烟，因为抽烟可以休息会儿。
城市与乡村、平原与山区、繁华与贫困、开放与封闭、东部与西部，这些不同的概念在习近平脑海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他第一年的插队生活蒙上了重重的阴影。
习近平回忆说，他刚来的时候和这里有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随着一件事在延川县的传播被强化。
2004年，习近平在接受延安广播电视台的专访时回忆，当时人们对他议论最多的一件事是拿面包喂狗——清理书包的时候，他发现出发时从北京带来的半个面包已经发霉变质，就随手扔给了狗。村民没见过面包，更没吃过，听习近平说那是面包，难以想象怎么能拿这么好的东西喂狗，就说知青糟蹋粮食，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传得整个延川县都知道了。
“陌生的环境中，周围遭遇的又是不信任的目光，年仅15岁的我，最初感到十分的孤独。”
那是一个被撕裂的年代。他的父亲遭到批判关押，母亲被下放，姐姐去了内蒙古……“生存还是毁灭？”习近平挣扎在这个哈姆雷特式的追问中，十分苦闷。
他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一次，他和一同下放的知青雷平生到文安驿另一个大队去找八一中学的同学，板凳还没坐热，就接到公社紧急通知，要求全体知青、基层干部和民兵到公社开会。赶回梁家河显然已经来不及了，两人便随这个大队的队伍直接去公社。队伍打头的是大队党支部书记，扛着红旗。快到公社时，看到了梁家河的队伍，两人便加入到自己大队的队伍里。
这件事怎么看都稀松平常，合乎常理，但有人却从中嗅到了不一般的味道：习仲勋的儿子不跟红旗走了。在当时的语境里，不跟红旗走就是不跟党走，就是反革命。
这件事被人们议论了好一阵后渐渐被淡忘，但在习近平的心里却留下了深深的烙痕。他很迷惘、彷徨，不知道該怎么办。其他人出工干活，他却打不起精神来。
习近平很苦闷，但他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又岂是“苦闷”两个字能说得尽的。此时，习近平还不知道，在梁家河插队的15名知青中，有10个人的父母正在遭受着批斗。
习近平坦言他当了一次“逃兵”。几个月后，习近平向梁玉明请了假，回京探亲。没想到，因为失去了北京户口，当地公安将他当作“倒流”人口抓了起来。
“先关在派出所，而且关进去就是四五个月，不是让你白坐着，而是被强制干重体力活。海淀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习近平后来回忆说。
团结观
梁玉明再见到习近平已是五个月之后的事情了。习近平回来的时候，脸上沾着煤土，黑黢黢的。
“扎根农村，扎根一辈子！”习近平表明了心迹。
“不再有回北京一说了。”习近平斩断了归途。
由被动到主动，人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习近平。实际上，习近平被从北京送到了太行山区，他是听了姨父魏震五（又名魏健）和姨母齐云的劝说。魏震五当年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他给习近平讲述了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他们那些热血青年怎么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怎么到太行山坚持战斗的。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习近平写道：“他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当然要靠群众。”
听了姨父姨母的话，习近平对自己在梁家河的生活做了反思：“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的问题。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不好。”
习近平说的“团结”缘于父亲习仲勋的教诲。习仲勋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曾长期从事群众工作。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习仲勋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就是在沿途张贴的布告里看到习仲勋的名字的。
陕北后来成了中共中央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在这块土地上，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找到了抗日救国的策略、方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革命由此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现在，习近平也找到了一个法宝——他的“团结观”。
习近平说：“我父亲经常给我讲团结的道理，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给人方便，自己方便’，用他的话讲，就是做每件事不要只考虑自己愿不愿意，还要考虑别人愿不愿意，因为你生活在人群中，什么事情都以自己为主，就是不行的。” 习近平相信，黄土地养育了他的父辈，也一定会以宽大的胸襟接纳他。
带着这样的“团结观”，习近平开始将自己融入群众，融入乡村。正是这个“团结观”，使他逐渐形成了扎根人民、团结群众的观念。“能团结人”成为他鲜明的领导风格之一。
北京娃 村里娃
习近平努力弥合着北京娃和村里娃的差异，而这意味着一种脱胎换骨的转变。
对于习近平来说，梁家河最难忍、最恼人的是跳蚤。陕北人叫它“蛇蚤”。习近平皮肤过敏，跳蚤叮咬后用手一挠，就肿起了红疙瘩，越挠越痒，痛苦不堪。石春阳当年和习近平一起劳动，他从习近平挽起的裤腿下，看到过习近平身上被跳蚤叮咬过的疤痕——他的小腿上到处是被咬过后肿起的红疙瘩，有的刚刚结痂，有的痂被抓掉，往外渗着血水……
习近平他们寻找着各种对付跳蚤的办法。他们给炕上撒六六粉；进门的时候抖抖裤脚；有时烧一锅开水，把衣服烫烫。两年后，习近平就习惯了，任跳蚤怎么叮咬，照样酣然入睡。
上厕所也不习惯。农家的厕所都很简陋，在窑洞外面的角落挖个坑，四周用石板遮挡一下就成了。厕所又脏又臭，冬天蹲在里面，四面透风，冻得人直哆嗦；夏天，蚊蝇飞舞，气味令人窒息，以至于上厕所成了一件让人发怵的事。同在梁家河插队的知青戴明回忆说：“后来大家都养成了快速上厕所的习惯。”
农村没条件洗澡，天冷的时候，就烧点热水，用毛巾擦擦。天气转暖了，大家就会到河边冲凉，虽说穿了游泳裤，但村里人笑话他们说大小伙子还光“沟子”（屁股），以后他们再也没那样洗过。
刷牙也差点儿成了笑料。村里人不明白刷牙是怎么一回事，早上看到知青们刷牙，就说：“这帮知青不知怎么了，早上起来嘴里吐白沫哩！”
在邢文英眼里，习近平是个“内向的少年，常站在门口拿本书看”。邢文英来自北京五十七中，在文安驿公社高家坪大队插队，习近平常来这里找他的知青好友。戴明说，习近平从来不诉苦，也不抱怨，很坚强。在村里人看来，习近平见多识广，性格随和，说话不偏激也不保守，非常实在。
习近平身上没有那种让人产生隔膜的“城市味”。
张卫庞的岳父张贵林是一位老革命。梁家河党支部建立于1935年，是革命年代延川较早建立的农村支部之一。张贵林从1936年开始就担任这个支部的书记，直到1960年。习近平到梁家河插队后不久，张贵林的母亲去世了，当年她支持儿子“闹红”，是一位英雄的母亲。习近平前去祭拜，在老人的遗体前深深地鞠了三躬，以表達对老人家的敬意。
村子里还有两位退伍兵，一位叫薛玉斌，一位叫张志忠。两人都参加了解放大西北的战役。薛玉斌说，他们有一次在石堡（今黄龙县城）准备打一次伏击，正是习仲勋给他们做的战前动员。习近平对这些老人很尊重，时常去看望他们。
梁家河有一个后生叫灵娃，是基建队队长武玉华的儿子。灵娃有智力缺陷，说话不知深浅，做事冒冒失失，但是能干活。村里人把他当成“开心果”，常逗他出丑。有时，灵娃下不了台，还会挨顿打。灵娃妈心疼孩子，常为灵娃的事与人打“嘴官司”。
知青编入基建队后，武玉华和灵娃妈都很紧张。那可是北京来的娃娃，灵娃万一惹出个什么乱子可怎么得了！他们担心灵娃跟知青发生冲突，劳动的时候，灵娃妈就守在灵娃身边，但总有守不住的时候。
习近平他们几个知青都抽烟，劳动中间休息，大家就会卷上一支。有时习近平卷好烟，放到嘴边刚要抽，就被冲上来的灵娃抢走，揉碎扔了。这样的事儿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但没有人看见习近平恼怒过。乡亲们把这事儿看在眼里，说：“近平这后生仁义。”
1993年，习近平回梁家河看望乡亲们的时候，专门问起了灵娃。得知武玉华和灵娃妈相继去世，灵娃进了养老院，习近平拿出500块钱，让武晖转交给灵娃。
身上没有“城市味”的习近平跟村子里的年轻人也很快熟悉起来。他把自己的鞋子送给家境贫困的伙伴，有时还当起理发师，给村里的青年人理发，有一阵儿他还当起了游泳教练，教那些只会“狗刨式”的青年学习蛙泳。梁家河返乡知青王宪平，社员石春阳、武晖、张卫庞等，都成了他的朋友、伙伴。尽管他们都知道习近平的父亲“犯了错误”，他是个“黑帮子弟”。
与习近平的交往深深影响了这些伙伴们的人生选择。与习近平交流较多的武晖，后来成了一名教师；石春阳则在习近平离开梁家河时，接替习近平当上了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在梁家河一队插队的北京知青王翠玉这样评价习近平：“在习近平的眼里，没有高高低低，没有看得起谁，看不起谁。他待人讲话，总是面带笑容，总是很和气。这是很不容易的！”
乡亲们已经从心底里接纳了这个北京娃，习近平还成了乡亲们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通道、一双眼睛。
吃的记忆
刚到梁家河时，习近平他们吃了一段时间的派饭，食物有玉米面馍馍、豆面馍馍，这些都是乡亲们平时舍不得吃的东西。吃饭的时候，老乡家里的小孩站在一边，眼馋地看着。
下乡生活和知青们在北京的生活差距很大，但他们的生活仍比当地老百姓的好。在梁家河，乡亲们把每年所产粮食的半数以上交给了国家，完成国家的公购粮任务后，剩下的粮食平均分配下来，每月人均口粮仅20斤，还不及知青供应口粮的一半。为填饱肚皮，乡亲们就以糠窝头、苦菜、荞麦叶等充饥。
队里一度借张卫庞家的灶，派人给知青们做饭。主食是土豆、玉米面窝头以及黑豆钱钱饭。下饭的往往是用白菜、萝卜腌制的酸菜。
后来，知青们开始自己做饭，大多数时间他们吃野菜团子、玉米糁子，偶尔也吃小米干饭。没有菜，就跟老乡要一点儿酸菜，以至于酸菜成为习近平日后想念的美味佳肴。他说：“直到今日，我对陕北的乡村饭菜还很有感情，就拿酸菜来说，多时不吃还真想它。”
直到自己做饭，知青们才知道把食物吃进嘴里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这不易首先体现在柴火上。因为柴火不够，知青们常吃夹生饭。 打柴本身对知青来说就是一大难题。山上光秃秃的，没有树，甚至没有灌木，到哪里打柴呀！当地老百姓在平时就注意收集柴火。牛拉屎了，用手掬了，扔在土墙上晒干，就能烧火。山洪暴发时，人们挥着一柄两三米长的“勺子”，冒着生命危险在河里捞些洪水冲下的树枝。老乡们还爬上崖畔，砍一种叫“狼牙刺”的灌木。这种柴耐烧，但许多人也因此坠亡或致残。打柴，这件看似平常的小事，却流着血，含着泪。
知青们爬不上山崖，也对付不了那些带刺的灌木，就到山上搂茅草。看着搂了很多，但填到灶膛里，一点火，几分钟就烧没了。他们6位知青搂的茅草，竟烧不熟一顿饭。后来队里批准他们用储存下来的玉米秆烧火，才解决了他们的烧柴难题。
挨饿是经常的事。晚上躺在炕上，他们经常会聊起吃的，越聊越饿。当时的一份资料显示，一年后国家取消了知青的粮食供应，有40%的知青粮食无法自给。
回忆起那时饿肚子的经历，习近平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到农村插队，曾有三个月没见过一滴油星子，真是‘三月不知肉味’。那年冬天，家里寄来几块钱，我和同窑洞居住的同学买了几斤石槽子里冷冻的猪肉，回来还没烧就把肉切成片吃，那味道真是鲜美！后来我们说别再吃了，再吃就没的煮了。这种穷日子我们都是经历过的。”
队里有时会把小麦磨成面提供给知青，给他们改善生活。巩政福记得，有一次做农活，习近平带了白面馍上山，中午吃饭的时候，看到老乡吃的都是糠做的窝头，他不好意思吃，就把白面馍分给妇女，自己饿了一顿。
习近平在梁家河还吃过一顿白米饭，那是习近平七年知青生活中仅有的一次。当时的陕北，大米很稀罕，逢年过节都吃不上。那碗米饭是李印堂送给他的。
李印堂在铜川当工人，和习近平很要好。有一回，他回家时带了一点儿大米，让母亲蒸了给习近平尝尝。印堂妈细细淘了米，蒸了一碗白米饭，让印堂趁热给习近平端过去。过了几天，已经调至关庄公社工作的王宪平回到梁家河，习近平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黑子，我前几天吃上白米饭了！”
“嘿，你咋吃上这好东西了？”“印堂家给我送来一碗，可把我吃香了！”习近平说着，还好像刚吃过一般。
习近平感受着这来自梁家河的温暖。“我饿了，乡亲们给我做饭吃；我的衣服脏了，乡亲们给我洗；裤子破了，乡亲们给我缝……”习近平对时不时来串门的王宪平说。这温暖，温暖着青年习近平。
他干活从不“撒奸儿”
乡村社会是淳朴的。乡村道德评价标准简单明了，能吃苦，不“撒奸儿”（延川方言，本意为“耍奸儿”），人实在，就会得到人们的尊重。在人们看来，能吃苦意味着能过好光景，不“撒奸儿”意味着靠得住。
在梁家河，习近平干的最多的活是打坝。村里把不擅长田间耕种的年轻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20多人的基建队（农田基本建设队），让他们打坝、修梯田。
打坝、修梯田源于黄河对岸的大寨，那个同样干旱少地的山村，在打坝、修梯田后粮食产量增长了7倍。当时，除了“阶级斗争”，“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是那个年代最响亮的口号。
打坝就是在小山沟分段横筑坝梁，挡住暴雨后的洪水，让泥浆沉淀成坝田；修梯田就是将山顺次斩下，形成一个个反坡条带。在梁家河，打坝造田通常从秋收后的9月一直持续到来年的二三月。打坝造田寄托着人们对吃饱饭的渴望。陕北山多地少，干旱少雨，修坝田、建梯田不仅能增加土地，还有利于保墒，提高粮食产量。在农业科技落后的陕北，这是人们唯一能够想到的增产思路。
知青们了解到这样一个数据：山东、河北小麦亩产可以达到数百斤，延川一带只有70斤左右。70斤，维持不了一个简单再生产的过程，何谈解决温饱和扩大再生产！
多年后，一位在延川县关庄公社插队的知青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劳动关真正难过的地方，在于它的无休止而且无效果。地越种越薄，生存环境越来越差，衣服补丁越来越多，而箱子却越来越空……
但打坝造田为增产提供了一个现实的解决方案。
当时农村没有大型机械，打坝要靠人力一层层把土铺好，再用很重的夯石把松软的土砸得密实起来。这是强度非常大的体力劳动。
“一人一天要推200车。”乡亲们说，8架子车才拉一方土。那时候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措施，没有手套，习近平直接用手抓住木夯用力往下砸，一天下来，手上全是泡。第二天再干泡就磨破了，开始流血。但不管多累多苦，“近平一直拼命干，从不‘撒奸儿’”，乡亲们这样评价。
回忆起习近平在基建队干活的情景，社员梁新荣记忆犹新：“他是真干呢！穿一件蓝色的旧棉袄，腰里系一根点炮时用过的导火索，没有一点儿书生架子。”
打坝一般是在农闲的冬季，这时候打坝也最苦。炸掉凍土、掏土、推车拉土、夯土，相当艰苦，习近平手上磨出了老茧。社员梁有昌记得，农历二三月，陕北冰雪刚融化，寨子沟打水坠坝，习近平卷起裤管，光着脚，站在刺骨的冰水里干活。
最忙时，人们要从清晨干到深夜。
人们对干活不惜力的习近平竖起了大拇指：“好后生！”在当选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之前，习近平和乡亲们在梁家河一共打了四处大坝。原一队队长石玉兴说：“1969年，梁家河玉米亩产400斤，坝打好后，亩产达到800斤。”
修 身
习近平一面进行着他的农民化实践，一面在书中汲取着精神、思想上的营养。
“那个时候，除了劳动之外，一个是融入群众，再一个就是到处找书、看书。”习近平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这代人自小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上山下乡的时候，我15岁。我当时想，齐家、治国、平天下还轮不到我们去做，我们现在只能做一件事，就是读书、修身。”
在梁家河人的印象里，习近平常看砖头一样厚的书，吃饭时在看，上山放羊时手中还不忘拿着书阅读。
那时因为不通电，天黑后不久，整个梁家河就早早地进入了梦乡。只有习近平的窑洞还透出一丝光亮。没有人知道，这微弱的灯光给习近平带来了怎样的光明。 习近平常常看书至深夜，一边抽烟，一边看书。九分钱一包的“羊群”牌香烟，有时陪伴他一晚上。后来，梁玉明在福建見到习近平时，他已经把烟戒掉了。
看书用的灯是自制的煤油灯，灯身是用废弃的墨水瓶做的。在墨水瓶里倒入煤油，瓶口垫块铁片，铁片中间打个孔穿上粗一点儿的棉线当捻子，就做成了煤油灯。捻子头是灯芯，灯芯不能大，得调小一些，大了费油。
煤油灯烟大，为凑近那点光亮看书，习近平的脸都被熏黑了。第二天早上，吐出的痰也是黑的。
那“砖头一样厚的书”，有古代的、现代的，有中国的、外国的，有文学的、哲学的、自然科学的……武晖从习近平那里借阅了《十万个为什么》《三国演义》《水浒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母亲》等书。
在延川县插队的北京知青来自北京十多所学校，其中清华附中、五十七中等学校的学生多有家学渊源，他们都是背着书来到延川的。大家交换着看书，竟形成了一个爱读书的小气候。
习近平是个书痴。一位来自北京五十七中的学生说他有本《浮士德》，习近平跑了30里路去找他借，说：“借给我看看吧，我肯定还你。”
“我看了也是爱不释手。后来他等急了，一到赶集的时候，就通过别人传话，要我把书给（他）捎回去。过了一段时间，他还是不放心，又专门走了30里路来取这本书。我说，你还真是到家门口来讨书了，那我还给你吧。”习近平讲述了他对《浮士德》的痴迷。
习近平还读过许多俄罗斯作品。他后来回忆说：“我们那一代人受俄罗斯经典的影响很深。看了普希金的爱情诗《叶甫盖尼·奥涅金》，后来我还去过敖德萨，看那里留下的一些诗人痕迹。我很喜欢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说英雄，谁是英雄啊？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英雄。当时，在梁家河的山沟里看这本书，那种感受很强烈。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有深度的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是最有广度的俄国作家，两相比较，我更喜欢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三部代表作，我更喜欢的是《战争与和平》，当然《复活》给人很多心灵上的反省。我也很喜欢肖洛霍夫，他的《静静的顿河》对大时代的变革和人性的反映，确实非常深刻。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民主主义革命者，他的作品给我们不少启迪。他的《怎么办？》我是在梁家河窑洞里读的，当时在心中引起了很大震动。书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为了磨炼意志，甚至睡在钉板床上，（被）扎得浑身是血。那时候，我们觉得锻炼毅力就得这么炼，干脆也把褥子撤了，就睡在光板炕上。一到下雨下雪天，我们就出去摸爬滚打，下雨的时候去淋雨，下雪的时候去搓雪，在井台边洗冷水澡，都是受这本书的影响。”
插队时，习近平到处找书，居然在乡村教师那儿也有惊喜的发现，有《红与黑》《战争与和平》，还有一些古时候的课本，比如清代课本、明代课本等。薛玉斌退伍返乡时带回来很多书，有《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他一本不落地借了去。延川当地创办的一份文学报《山花》，也进入了他的阅读范围。通过《山花》，他认识了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路遥，两人曾彻夜长谈。路遥后来惊叹说，习近平比他小4岁，知识面却比他要广得多，志气也高得多。
“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文学经典，能找到的我都看了，到现在脱口而出的都是那时读到的东西。”习近平说。
那个时代，习近平还想方设法寻找莎士比亚的作品，读了《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等剧本。莎士比亚笔下跌宕起伏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如泣如诉的情感，都深深吸引着他。
在习近平看来，好的文艺作品不仅能给人启迪，也是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相互了解、沟通的方式。对习近平而言，读书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个不断成长、丰富自己精神世界的过程。
我就是一个农民
到梁家河两三年后，习近平已经能够说一口流利的延川话，他与当地人一样，把土豆叫“洋芋”，把馍馍叫“酶酶”。2009年11月，他到延安考察，仍能讲一口流利的延川话。吃饭的时候，他问陪同的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能不能听懂“酶酶”是什么东西，赵乐际说不知道，他解释说：“‘酶酶’就是馍馍，白面馍馍，也就是馒头，是延川土话。”
他熟悉梁家河的每一条沟、每一架山，熟悉梁家河村子里的每一户人家。2015年2月13日，他回到梁家河，即使40年没有联系的人，他一见面就能认出来，大名、小名都能叫出来。
插队期间，乡亲们来串门，坐在炕上，他不介意他们身上带的土是否会弄脏被褥与枕头，更不担心有人带来跳蚤、虱子。石春阳说：“像我们农村人一样，他已经对虱子的毒素产生了抵抗力，就算被虱子咬了，红肿也没那么严重了。”
掏地、挑粪、耕种、锄地、收割、担粮，别人怎么做习近平就跟着学。遇到不懂的问题，他就向村里人请教，渐渐地所有农活他都熟悉了，成了种地的好把式。
习近平说：“刚开始干活时，我挣6个工分，没有妇女高。两年后，我就拿到壮劳力的10个工分。”春天给地里送粪，一担有七八十斤，他一口气能挑到几里外的山上；夏天担麦子，两大捆100多斤，10里山路也能一口气走完。
从张青远家搬出来后，习近平住进吕侯生家的一孔窑洞里。这时，村里开始为知青建新窑。6孔窑洞，耗时40天，习近平负责担水、和泥、抹墙。窑洞建好后，习近平住在左边第四孔，这个地方现在被称作知青院。
对农村里的各种活计，习近平已经干得很娴熟了。他还学会了自己捻毛线、补衣服、缝被子，从家带来的针线包派上了用场，尽管针脚不那么齐整，但也有模有样。他说，自己极强的生活自理能力，都是在那时打下的基础。
习近平说：“最重要的，我学到了农民实事求是、吃苦耐劳的精神。”
那些年，他接受艰苦生活的磨炼，过了“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
他说：“我就是一个农民。” 梁家河教给了习近平“土”学问，习近平也教给了梁家河“洋”学问。
梁家河有个社员，不爱参加村里的集体劳动，游手好闲，偷鸡摸狗，被列入公社的“管制分子”名单。但他不服管教。有一次，他偷队上的葱时被抓了个正着，按照当时惯常的做法，要召开社员大会对他进行批斗。所谓批斗，其实就是由社员轮着骂他。那次批斗会，习近平和雷平生也参加了。习近平没有骂他，而是一条一条跟他讲道理，要他改正错误，这名“管制分子”听了直点头。习近平和雷平生见他点头，就说：“那你唱个信天游吧。”一句话，把会场紧张的气氛化解了。
后来，这名“管制分子”说：“我老汉以后要向北京娃娃学习，可不敢再偷了。”习近平这种通情达理的处事办法，让梁家河人打心底里佩服：“还是北京娃娃行！”果然，这名大家眼里的“二流子”开始转变，积极参加村里的劳动，成了一名好社员。事后，梁玉明和习近平聊起这件事时，习近平说：“他只是犯了一些小错，完全可以改过来，还是可以团结的人，应该以教育为主。”
尊重人，帮助人，进而团结人，梁玉明觉得这个平时话少的知青不简单。此后，他遇到什么事就找习近平商量。“这个年轻人见识广，比我懂得多。”梁玉明说。
渐渐地，习近平住的地方成了梁家河村的中心。这个地方给梁家河人以未来的憧憬。人们喜欢到他这里串门，和他谈天说地，听他讲历史、讲外面的新鲜事。他真正成了梁家河的一分子。
陕北的孩子
习近平的政治天空终于露出了一道光。1972年冬，他加入了共青团。
对习近平来说，入团之路如同劳动时走的山路一样，蜿蜒曲折。
在远离北京的梁家河，那顶看不见却又无时不在的“黑帮子弟”帽子再次被人拿了出来。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早年，他与刘志丹等战友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其后又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西北革命根据地，为长征中的红军提供了宝贵的落脚点。毛泽东数次赞誉习仲勋，称他“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活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1962年9月，习仲勋因所谓“《刘志丹》小说反党问题”，被康生诬陷为“利用小说反党”并被专案审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习近平插队的时候，陕北对他父亲的批判仍在继续。人们很难想象，报纸上的批判文章也要由习近平来读。
那个年代，这顶“黑帮子弟”的帽子足以压垮任何一个挺直的脊梁。对“黑帮子弟”来说，所有的门都是关闭的，招工、上学、当兵、入团、入党都与“黑帮子弟”无缘。在梁家河这顶帽子终于被换作“可教育好的子女”。
而这次入团，倔强的性格却帮了他。
入团申请书写好后，习近平把大队支部书记请到了自己的住处，吃了一盘炒鸡蛋、两个馍馍。饭后，他问：“我的入团申请书你该递了吧？”
“我怎递？上面都说你是可教子女。”显然，大队支部书记与上级交流过习近平的事。
“什么叫可教子女？”
“上面说你没（与你父亲）划清界限。”
“结论在哪？一个人是什么问题，得有个结论。我父亲什么结论？你得到中央文件了？”
支部书记被他说动了，就下决心说：“那就往上递。”
不久，习近平知道了结果。
从公社回来，大队支部书记对他说：“公社书记把我骂回来了，说我不懂事，这样的人，你还敢递？”
“我是什么（人）？我干了什么事？是写了反动标语，还是喊了反动口号？我是一个年轻人，追求上进，有什么不对？”
习近平不认输，第二份、第三份……不停地写着。他坚信自己的父亲是好人，自己也是好人。“我那时已没有那种凄苦之感，或者是一种自卑感，只是一个感觉，就是党内团内好人越多，坏人会越少。”习近平后来回忆说。
公社团委干部刘明升找到他，跟他聊了好久后，站在了习近平一边。第八份入团申请书递上去后，终于获得了批准，他成了一名共青团员。
插队的生活不是一直风平浪静的。在习近平申请加入共青团时，一些举报他的“黑材料”也随他来到了梁家河。刘明升接任公社知青办主任后，断定那些举报材料是陷害，当着习近平的面把那些材料烧掉了。
1973年8月，梁玉明问习近平：“想不想入党？”习近平说：“很难。”想到入团的经历，他有理由说很难。“你不要求进步，怎么能发展你入党？”梁玉明用了激将法。
于是，梁玉明当了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入党申请书写好后，梁玉明上报公社，同样挨了一顿训。
“你胆子真大，敢介绍‘黑五类’！”公社一位副书记看到申请书后这样说。
“上面有政策有文件，父辈有问题，不该影响孩子，关键是要表现好。你不批是你的事，但我不能不对他负责。”梁玉明辩解道。
回到梁家河后，梁玉明说：“不要怕人家不批，你应该要求进步。”
习近平又一次拿起了笔，一份一份，直至写到第十份才获得批准。
其实，习近平能入党，不只是因为他不断地写申请才获得批准的。
时任延川县委书记申昜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后代，作风务实，有见识，敢担当。他认为知青有文化、有想法，比地方干部眼界寬，先后提拔了陶海粟、蔡玉珠、邢孟兰、孟霞、孙立哲等一批知青。这些北京知青中有许多人的父辈都曾在延安工作学习过，申昜把他们看作是陕北的孩子。
那时，习近平刚刚结束了在赵家河的社教工作，梁家河的社教工作也开始了。梁家河姓氏复杂，宗族矛盾尖锐，如何调整大队领导班子，成为梁家河社教工作的首要任务。在农村，大队一级的带头人既要有能力，又要能一碗水端平，因此，在考虑谁当梁家河的带头人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习近平。习近平是知青，与村里人没有家族关系，处事又沉稳，在村里和公社都有很好的口碑。梁家河社教工作组很快形成了统一方案，提议由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并上报上级党委。听了社教工作组的汇报后，县委书记申昜说：“习近平有能力，社员拥护，又多次写申请，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我们应该支持他。” 1974年1月10日，公社党委批准了习近平的入党申请，接收他为党员。随后，梁家河大队推选他为党支部书记，原党支部书记梁玉明转任大队革委会主任兼党支部副书记。
习近平终于迎来了政治生活中的曙光。
永远的财富
习近平当选大队党支部书记后，一个让村里人吃惊的计划就出炉了——在梁家河沟口打一座水坠坝。
打水坠坝就是在山谷筑起两道坝梁，然后引水冲刷山体，让水流挟带着泥土在山底淤积成坝。这是一项新技术。按照习近平的设想，这个坝打成后，梁家河沟口这一带将变成一片良田，梁家河人可能就再也不会挨饿了。
这个美好的憧憬激励着他。他公布了这一计划，并挨家挨户做工作。
村里人议论纷纷：“近平想给咱们村修个大淤地坝，多种粮食，是好事。可那个地方雨季山洪那么凶，搞不好就会把坝冲垮，劳民伤财地白忙活一场。肯定不成！”
人们的担心不无道理。梁家河沟口在雨季就是一个巨大的泄洪口。梁家河山上植被稀少，土壤存不住水，极易形成山洪。山洪暴发时，滚滚泥流从后沟的道道山谷中奔流而出，然后汇聚在一起，冲向沟口。这样的山洪一般的坝梁根本无法抵挡！
这就是以前大家都在拐沟打坝的原因。
大家反对的不是打坝，而是反对在溝口打坝！老几辈人，从没有人想要在那个地方打坝。
习近平也知道，反对者们还有一个不便明说的原因，就是村里王家的祖坟正处在坝堤的位置上，这涉及王家12户人的利益。
村里老几辈人不敢想的事，习近平想了，而且还要干成。他找到已调到关庄公社工作的王宪平，说：“黑子，你在咱们村过红白事一直当‘总管’，村里人都听你的，你帮我给大家做做工作。”
王宪平听了习近平的计划，一下子全明白了，他知道反对的阻力来自哪里。但王宪平对这个计划一开始也没有信心：“帮你没问题，但这个坝能打成吗？夏天发洪水，真能冲毁的。”
习近平说：“这个我早计划好了。沟口一侧给它拦住，淤地坝的另一侧给它加固好，把自然河道的一部分加深、清淤，形成一条大的泄洪沟。只要保证夏天水量最大的时候，泄洪沟能承受得住，那淤地坝就不成问题。咱们精心施工，保证质量，只要这个淤地坝搞好了，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咱们村里的大片良田就出来了。”
梁家河沟口的地形王宪平再熟悉不过了，他按照习近平的思路，仔细考虑后觉得有道理，心里便有了数。
习近平又说：“黑子，你说咱梁家河为啥穷，为啥吃不饱饭？就是因为好地太少了。这里打上坝，增加这么大面积的好地，以后梁家河的子子孙孙都会受益。咱说啥也得干成这个事！”
“能成，我帮你跟村里人说去。”王宪平答应了下来。
王宪平向单位请了假，回村逐一拜访自家的爷爷、叔叔和兄弟们。
爷爷们握着旱烟锅子说：“黑小子，那可是咱姓王的祖坟，是请阴阳先生看下的，梁家河再找得下这样的好风水吗？想都不要想！”
叔叔们盯着黑子说：“不怕，只要你给咱再寻下风水一样好、路一样远近的坟地，能行嘛！”
兄弟们嘻嘻哈哈地说：“就你觉悟高，你家的你想咋弄是你的事，我家的，你别管！”
说了一圈没有一家松口的，黑子不死心，再说。一天、两天、三天……他天天登门，把习近平规划的怎么建坝、怎么引水、如何加固、怎么防洪等办法，给大家讲了一遍又一遍。“你们说的洪水垮坝的情况当然有，但只要把泄洪沟建好，淤地坝的安全肯定没有问题。”
终于，有人松了口，王宪平趁热打铁：“你看，近平做事一向稳妥、可靠，啥时候胡来、蛮干过？他是外来的，不是咱梁家河人，却能给咱当这个家。他每天辛辛苦苦地带领大家劳动，下的力气最多；回到家里又要洗衣服，又要做饭，多不容易。现在管大队里的大事小情，付出就更多了。他本来可以不主张打这个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要打坝，他还得带头劳动，受这份大苦，图的是啥？还不是为了咱们村多打粮食，让大家吃饱肚子吗？将来咱打的粮食吃不完，还可以存起来，不就过上好日子了吗？你们当老人的，在村里有威望，一定要支持他把这个事情弄成。”
终于，老人们被说动了，他们说：“近平这个娃娃确实可靠，他也确实是为村里好。你们娃娃有文化，懂得比我们多咱就不好反对了。”
打坝的事终于定了下来。虽然还有人不同意，但大局已定。
就这样，梁家河的第一座水坠坝热火朝天地建了起来。习近平为此投入了全部的热情，他一边指挥，一边劳动，不分白天和黑夜。
但问题又来了，大坝体到底需要承受多大的冲击力才是安全的？习近平跑到县城，找水利部门的技术人员来现场勘察，并根据当地水文资料，按照百年一遇的泄洪量进行了精确的计算。根据这个计算的数据，习近平他们制定了科学的施工标准，又对排洪沟两侧进行了加固。
淤地的时候，在抽水泵出水口铲土是最苦的差事，石春阳说：“一是速度要快，劳动强度大；二是水会溅湿裤子很冷。”习近平主动去水沟旁铲土。打夯、搬石头，这些苦活重活他都抢着干。在他的带动下，乡亲们拿出了冲天干劲，终于把这个坝打成了。
直到现在，这块坝地仍是梁家河最好、最平整的土地。它是习近平当大队党支部书记时给梁家河留下的一笔丰厚的财富。
2015年，习近平回梁家河，路过这块坝地的时候，在边上看了很久。坝地里栽种的一排排杨树苗像是等待检阅的士兵，笔直地挺立着……
沼气专业户
1974年1月，黄土高原已进入隆冬，马上就要过春节了，梁家河的乡亲们开始忙着准备年货。
一天，习近平正在翻看着报纸，当月8日《人民日报》刊载的千里之外的四川省大办沼气的两篇报道深深地吸引了他——如果我们这儿也能用沼气煮饭、照明该多好啊！
梁家河地处偏远，烧煤要到百里外的煤矿去拉。一直以来，群众为了烧火做饭大量砍伐树木，造成水土流失，影响农业发展。如果办沼气，不仅能解决农村能源问题，解放生产力，还能对厕所粪便进行处理，提高农村公共卫生水平，更能解决农业肥料问题，提高粮食产量。沼气，就是解决农村生产生活问题的一把钥匙！ 沼气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尽管对沼气的美好憧憬鼓舞着习近平，可他还是非常冷静：四川与陕北气候差异很大，这把源自四川的钥匙能打开陕北的“锁”吗？
习近平一直是一个行动派！此前，在赵家河进行社教时，看到一座厕所年久失修，他便自己动手，把它改造成赵家河第一座男女分开的厕所，进行了一次小小的“厕所革命”。这次能否在梁家河办沼气，他决心亲自去四川寻找答案。
他步行40多里路赶到了县城，把发展沼气的建议以及自己去四川学习的想法向县委做了汇报，获得了批准。春节过后习近平便借了路费，拉着北京支延干部柏根柱等三人踏上了前往四川的“取经”行程。
时任四川省推广沼气领导小组组长的杨超，是位老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延安工作过八年。怀着特殊的革命情谊，他对习近平一行给予了热情接待，详细介绍了四川办沼气的情况，并安排他们到成都郊县等地和沼气科研单位考察学习。沼气的便利和清洁、当地同志们的热情和办沼气的干劲，给习近平留下了深刻印象。
考察的过程变成了坚定信心的过程。从四川回来，习近平决定在梁家河办沼气。他自编了一些小节目，利用大队的三用唱机，向群众宣传沼气好处，并把村里的年轻人组织起来着手试验。
难题一个接着一个，远比想象的多。
首要的问题是试验池在哪里建。村民的院落都是打窑洞时用土填起来的，土壤松软，不适宜挖沼气池。村里村外的路是人行走踩出来的，蜿蜒狭窄，运送水泥砂石的架子车没法走，材料怎么运？村民们居住分散，沼气池建好后，沼气怎么输送？最棘手的是，沼气池的池盖对石板的厚度和整体性要求很高，这种石材梁家河没有。
难题一个一个解决，实干就是解决办法。
经过反复测量，习近平最后把试验池选在了知青居住点旁边，这里的土密度相对要大一些。没有石头，习近平在烂泥滩里铲去一米多厚的土层，挖出了石头；没有沙子，习近平带着几个青年，到15里外的前马沟去挖，一袋一袋往回背，每天两趟，背上磨破了皮，没人吭一声；没有石灰，他向有经验的师傅讨教，四处寻找石灰石，办起了一个小石灰场，自己烧制……
揣着一定要把沼气办成的信念，习近平忙碌着，如同一个高速运转的陀螺。
不同的声音还是出来了——
有的意见显得很专业。在梁家河，有人当着正在忙碌挖池的习近平说：“好后生哩，别逞能，四川暖，延川冷，沼气在咱这儿办不成！沼气过不了秦岭。”
有的表示怀疑：“挖那么个坑，填上粪，就能着火？不可能！”
有的人断言：“要是沼气能点灯煮饭，除非母鸡叫鸣公鸡下蛋。”
习近平的倔劲上来了，他只想着快一点儿把沼气池建成。他相信，事实是最好的辩手，建好的池子“会说话”。
在习近平的信念坚守和艰苦努力下，1974年7月中旬，一个容量约8立方米的沼气池建成了。可习近平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输气管接好后，不知为什么就是不出气。
瞧瞧沼气池里，水位在上涨，不断有水泡往上冒，下面定有气呀！看看池壁，没有发现漏水漏气；拆开输气管，管子也没问题……习近平满头大汗，反复检查着。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是不是导气管堵了？问题最终锁定在了导气管上。习近平找来一根铁扦子捅了捅，没反应，又用力捅了下，一股粪水立即喷射出来，溅了他一脸。哧哧的出气声紧接着响了起来。
习近平用手抹了一把脸，顾不上洗，重新接好管子，打開沼气灶，轻轻擦燃火柴，“呼”的一声，期待的一幕出现了——灶台上蹿起约一尺高的火焰，轻盈地舞动着。
成功了！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村子，传到了公社，传到了县里，人们从四面八方赶了过来，争睹这神奇之火、洁净之火。
这是延川县第一口试验成功的沼气池，也是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沼气不过秦岭”的谬言不攻自破了。
群众亲眼看到用沼气点灯、做饭的效果好得很，建沼气的热情一下上来了，纷纷说：“今后再也不用熬煎（陕北方言，意为发愁）烧的了！”
如今，梁家河早已通了电，但作为一种象征、一段历史，人们留下了习近平带领大家修建的第一口沼气池，旁边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写着“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墙上有一幅以习近平带领村民建沼气为原型绘制的宣传画，两边写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八个大字。当年修沼气池时拓宽的道路，至今还在造福着乡亲们。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建沼气的经历对习近平的影响重要而深远。
15年后，已经是福建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回忆说：“我在陕北延川县梁家河村插队的时候，只不过是在全村搞了沼气化的科技活动，但却尝到了推广科技进步的甜头。家家户户煮饭不用柴，点灯不用油，乡亲们那种喜悦的笑容至今宛然在目。实践证明，科技与政治是紧密联系的。科技搞上去了，生产生活问题解决了，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要为人民做实事
从梁家河到文安驿，一个来回30多里，社员买日用品步行去一次得花大半天时间。这个事一直让习近平惦记着。梁家河普及沼气后，他就谋划着给村里人办更多的事。
村子里有人会铁匠手艺，习近平想：“何不让他发挥特长服务村民，为村民打农具、修农具？”于是，梁家河盖了一间打铁的“小车间”，成立了铁业社。
按习近平的谋划，铁业社实行定额管理，完成定额任务后还可获得提成。铁匠和农民一样记工分，免费给社员修理农具，额外制造的农具可以卖给县里的农副产品公司，增加集体收入。
这样做的好处也看得见，社员需要农具，不用跑到文安驿，直接到铁业社来就可以了。这方便了群众，降低了成本，节约了时间，让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据文安驿公社的一份统计报表显示，1974年这个铁业社共打制农具1500件。
按照这个路子，习近平想出了许多发展的点子。
他召集村里人开会，说：“像煤油这种生活必需品，我们完全可以把文安驿供销社的东西拿一部分回来代销，然后再按单子定期跟他们结算。” 大家一想，是这么个理儿。一两个人用毛驴车去文安驿拉回一些日用品，就免去了村里那么多人来回奔波。“近平的话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大家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都盼着尽快办成。
于是，梁家河很快就有了代销店。这个代销店基本备齐了社员需要的各种生活必需品，有煤油、火柴、肥皂、食盐、糖果等。
按当时的管理体制，铁业社归县农副产品公司管，代销店则归县供销社管。“跟这些国营单位打交道，建立业务上的联系，我们村里人想都不敢想。”石春阳说，“都是近平去联系的。别看近平当时只有21岁，他这个人，心里装着老百姓，又有股闯劲。他克服困难，最终还是把事情办成了。”
对政策的把握，习近平很严谨。铁业社给村里人打农具修农具完全免费。代销店也是非营利性的，先跟供销社赊账把东西批发回来，原价卖给社员，一分钱都不赚，为社员的生活提供便利，这与当时的政策也不抵触。
“近平让铁匠打理铁业社，让有文化、会算账的石风兰管代销店，两人挣工分，不用下地干活。”石春阳说。这是个明白账，表面看干农活的少了两个劳力，实质上是用两个一般劳力，换取了更多的劳动力。这一减一加，既促进了生产，又给社员办了实事。
接着，习近平在梁家河又先后办起了缝纫社、磨房、菜园。
磨房的钢磨是习近平用三轮摩托车换来的。这辆摩托车是北京支援延安的，延安把它分配给延川，延川县又把它作为奖品奖给了习近平，还有一辆吉普130工程车奖给了孙立哲。让人们没有想到的是，习近平觉得三轮摩托车不实用，就设法换成了钢磨、手扶拖拉机。
人们感受最深的还是磨房建成后带来的好处。
以前村里人都是用石磨磨面。毛驴拉磨，一个人不仅得用笤帚往磨眼儿里面扫，还得忙着罗面，费时费力，半晌也磨不出多少面。
“机器这东西厉害，一百头毛驴也比不上它。一台柴油机带动的磨面机，只需要一个人来操作，就把整个村子磨面的活儿都干了，又快又好。这样，人力解放了，连毛驴也解放出来了，这些解放出来的生产力，都可以投入农业生产中。”石春阳说。
那个年代，农民靠工分养活自己。工分就是钱和根。梁家河办起铁业社、代销店、缝纫社后，工分就变成“虚拟货币”，社员可以用工分换衣服、农具、日用品，甚至可以对冲抵账。这种内部搞活，对缺钱的群众来说，无疑是十分便利的。
还有一件事让乡亲们念念不忘，习近平带领社员打了一口甜水井。
在陕北农村，人们通常在河边挖个渗水坑作为饮用水源。这样的渗水坑当地老百姓叫“泛水井”，人畜共用，很不卫生。要命的是一旦山洪暴发，泛水井就会淤满污泥，村民无水可吃。习近平跟村民商议，在村子中央一块较高的地方打一口水井。梁家河人回忆说，井挖到一米深的时候，需要人下去，习近平每次都抢着干，井挖好之前他就没穿过干净衣服。
现在梁家河家家户户使用的自来水，就来源于这口井。
梁家河很多人不识字，只知道受苦。习近平引导大家从武晖身上看知识对于一个人产生的影响。
在支部开会的时候，习近平说：“咱们大队像武晖这样想学习的人可多呢。年轻人如果不识字、不学习，以后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办一个扫盲班，把大家组织起来学习吧。”
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拥护，社员们都积极参与。扫盲班很快就办起来了。习近平跟大家约定，晚饭后和下雨不出工的时候，就是扫盲班的上课时间。
习近平做了一些卡片，在上面写上简单的数字，如一、二、三、四……从认识这些数字开始，逐渐教一些常用汉字，如大、小、多、少、前、后、左、右……等村民把这些字学扎实了再教更多的字。他的目标是让每个梁家河人都认识最常用的汉字，越多越好。
“拉话”也成了课堂。说到中外历史、人文地理，习近平是主讲；拉起趣闻逸事、民间传说，社员当主讲。
“你别小看这一村的人，也是人才济济，给他们场合，给他们环境，都是‘人物’。”习近平说，“他们有很多让我敬佩之处。”在梁家河，许多人就是从那时开始喜欢上了看书。
泪别梁家河
1969年年底，跟习近平一起到梁家河插队的知青王燕生当兵走了。其后，不断有知青离开。
返城的闸门打开了。1971年，国家开始在知青中招工、招干、招生、征兵。每年有千余名知青通过这些方式离开了延安。到1976年年末，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只剩下918人。
1973年，习近平试图叩开返城的大门，他希望上大学读书深造，毕竟读书是他最大的愿望。
這年，习近平和武晖一同去县里参加了考试，习近平选择的目标是清华大学。当时录取的方式是考试加推荐，家庭成分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
习近平遭到了清华大学的拒绝——他是“黑帮子弟”。武晖的大学梦也破灭了，他只考上了延安师范学校。这个受北京知青影响，一心想走出梁家河去大城市看看外面世界的农村青年，一度非常灰心，好几个月才缓过劲儿来。
1974年，雷平生考取了延安大学，梁家河的北京知青就只剩下习近平一个人了。
1975年，清华大学分配给延安两个名额，全部给了延川。习近平再次有了报考的机会，他三个志愿全填写了清华大学。
“你让我上就上，不让我上就拉倒。”他认定清华大学了。
县里将习近平报了上去，但是一触及敏感的政治审查，延安地区负责招生的人就犹豫了，清华大学招生的人也犹豫了。
这时，习仲勋下放的洛阳耐火材料厂出具的一份证明，冲开了那道看起来似乎难以跨越的“政审关”——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
再没有争议了，习近平被清华大学录取了。
开学的日子近了，可习近平依然在忙大队里的事。一天，石春阳来找习近平，习近平与他谈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人选问题。
“随娃，我要上大学走了，支书谁当？” “这个事难说，大家选谁是谁。”
“你可以当。”
“我不行，当不了。”
“你咋当不了？我以前也没当过，现在不是当得挺好吗？”
“我怕我当不好。”
“你还没当，咋就知道当不好？”
显然，石春阳是习近平心里的合适人选。
几天后，习近平召集党员开会。会议快结束时，他说：“我快走了，下一任支书谁来当，咱们得选。我推荐随娃当。”
接着是投票，每人发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大家都写的是“随娃”。
石春阳说：“这个结果，其实不是因为我有多好，而是我们村里人信任近平。他推荐了我，大家才选我。”
离开梁家河的前一天晚上，习近平召集社员开了个座谈会。石春阳至今还记得他说的话。
“我来咱梁家河这七年时间，学会了很多东西。咱梁家河的群众无私地接纳我、帮助我，让我在这里步入社会，入团、入党、当村支书；我从这里出发，返城上大学。梁家河给我的一切，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习近平说：“要当好一个村的领导，必须一碗水端平。群众最讲究的就是‘公道’二字，最信服的就是公正的人。哪怕一毛钱的事，你处理得不公，群众也不答应；十块钱的事你处理得公道，群众也不会有意见。无论大事还是小事，该咋办就咋办。”
他把头转向石春阳，说：“随娃，梁家河以后要发展，你必须起模范带头作用。你是年轻人，当支书以后，要多动脑子，多思考问题，还要多联系群众，这样工作才能做好，支书才能当好。如果处理问题不考虑群众的感受，支书也当不好。”
1975年10月7日是习近平离开梁家河的日子。前一天晚上，他和乡亲们拉话一直到深夜，第二天早上起得较晚。当他早晨推开门走出窑洞时，看到院子里、道路旁站满了人，大人、孩子、老人，全村人都来了。大家手里拿着红枣、小米默默地站着。他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这是他第一次当众流泪。
人群里也有人忍不住哭了起来。一位老婆婆拉着习近平的手说：“你在这儿受罪了。到了好地方，可别忘了我们呀……”
习近平流着泪说：“你们对我这么好，我不走了，就在这儿扎根一辈子！”
“你快走，你上了清华大学，以后我们有条件去北京，就有人管饭了。”一位小伙伴向他吼叫。
这天，村子里的人都没有上山干活，他们排着长队为习近平送行，一直送到十多里外。梁玉明、石春阳、张卫庞、吕侯生等12个人步行40多里，和习近平一起来到延川县城。
晚上，大家住在吕侯生的三伯吕能胜在县百货公司的宿舍里。
10月8日，他们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纪念照，其中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照相。照相花了5元5角钱，大家凑齐了这笔费用，坚持不让习近平出。照片中，习近平坐在前排当中，脸庞瘦削，外衣的扣子一丝不苟地扣着。
梁玉明一直把习近平送到了延安，送他搭上了南下的客车……
习近平走了，带着对梁家河深深的牵挂。
多年以后，他对梁家河这片土地做了深情的回望——
在他看来，梁家河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因此他说：“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
在他看来，梁家河是一所学校，他在这里收获很多。他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在他看来，艰难困苦能够磨炼一个人的意志。他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这个对人的作用很大。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他说：“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
他說：“当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
走进新时代
2017年10月18日，梁家河的村民们齐聚村党支部，期待着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开幕。
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掌声不断，梁家河村党支部会议室同样回响着热烈的掌声。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后，村民们感觉句句都说到了心坎上。
“咱不能忘了过去的苦，不能忘了今天的好光景是咋来的！”
“用总书记的话说，这叫‘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进入新时代，把咱的旅游办好，把产业发展好，把村子建设好！”
“咱不能给总书记丢人，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呀！”
大家热烈地讨论着，满怀信心地憧憬着更加美好的未来。
梁家河，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曾经是筑梦的地方，如今是梦想成真的地方。
2012年，村民刘瑞莲看电视新闻，听到了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兴奋得一夜睡不着。她也有自己的致富梦，她相信一定能实现，于是拿起针线，把“中国梦”三个字绣在了枕头上。
梁家河的发展一刻也没有停息。大家做规划，搞建设，聚人心，兴产业，变化一天一个样，过上了祖祖辈辈梦想的生活。
梁家河变了，一条柏油马路从文安驿镇出发，穿过村子，直修到了木军塬上。小河流水潺潺，仿佛欢快的歌声。整洁的农家小院在绿树丛中伸出瓦房一角，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流连。
梁家河人变了，每天面对全国各地的游人旅客，他们也主动学起了普通话，连老太太都要跟着学，怕有人问路听不懂。镇里还给村上派来了驻村的青年大学生，担任村上的英语翻译，主动向外国游客介绍梁家河的发展变化。
走进新时代，要有新面貌。
村党支部书记巩保雄说：“总书记的报告，就是我们奋斗的方向。”
回顾青年习近平在梁家河的七年岁月，对比梁家河的今昔变化，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人们时时感受到，梁家河这个坐落在陕西北部的小村庄，深深包含着为民造福的初心、追求真理的精神、埋头苦干的作风、攻坚克难的意志，成为每个怀揣梦想、甘于奉献的青年人的向往之地，更是无数牢记使命、砥砺前行的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
伟大的时代，孕育着伟大的梦想。
如今的梁家河，乘着新时代的东风，在新征程中破浪启航，驶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彼岸。
（本刊节选）
〔本刊责任编辑 姚 梅〕
〔原载陕西人民出版社《梁家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