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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诗词要真实可信
日本侵华的残暴杀戮，中国军民的全面反抗，尤其是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8月，全面的、大纵深的、长期的战火，在中国大地燃烧。这一时期的抗战诗词，表现出了不畏强敌、敢于亮剑的中国军人之魂魄，也体现了它的纪实性和战斗性。我在网上，读到桂林曾公岩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男儿卫国身先死，马革裹尸骨也香。”上款是“西历一九三九年抗日负伤留桂纪念”，下款为“张壮飞题”。这一帧石刻，出自一位抗日负伤战士的手笔。1939年的桂林，经常遭到日机的轰炸，但日寇的铁蹄尚未能踏上这块美丽的土地。所以，在前方受伤的战士还可以来到桂林养伤。即使在养伤的时候，他们也仍然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只要一声令下，他们会立即返回前方，继续战斗。纵然有一天为祖国为人民而牺牲了，那也是“马革裹尸骨也香”。这样的话多么豪迈！然而，这句话同时也是悲壮的，抗战期间有多少中华儿女“马革裹尸”？又有多少人伤残？经过中国历史学家多年研究考证、计算得出，中国军民伤亡共3500多万人。抗战的胜利是八年的艰难困苦和流血牺牲才换来的，我们的胜利是完胜，也是惨胜。因此，抗战诗词不可像有些抗战电视剧一样，让人感觉抗战很轻松。我曾经写过许多抗战题材的诗词。都遵循一个原则：真实可信。例如《全民族抗战》：“咆哮黄河狮吼声，忍观国破血还倾。勇挥利剑斩蛇断，敢向烽烟提首行。加固太行为掩体，挪移秦岭摆雄兵。因缝浴火红旗洞，一片朝阳作补丁。”全民族抗战的前提是，全国受到日本的侵略。曾几何时，日寇铁骑侵凌之下，国土沦亡，山河破碎，兵荒马乱，百姓流离。诗的首联“咆哮黄河狮吼声，忍观国破血还倾。”正是从宏观上说出抗战初期国家的危难情景。看到这种情景，“黄河”发出了雷鸣般的“狮吼”之声。“勇挥利剑斩蛇断，敢向烽烟提首行。”道出了中国军人不畏强敌，敢于“提着自己脑袋”去冲锋陷阵的视死如归之决心，以及保卫祖国和人民的坚强意志。“加固太行为掩体，挪移秦岭摆雄兵。”这是一个形象的比喻，试想，连太行山都要“加固”成“掩体”，连秦岭都要为摆雄兵而“挪移”，还有什么力量不可以动员来参战呢？终于，八年抗战胜利了。可是，我们的胜利是经过了全民族的浴血奋战和浴火重生才实现的。抗战胜利那一天，我们高高飘扬的红旗，已是千疮百孔。这时，火红的太阳出来了，正好和红旗的弹洞重叠在一起，火红的太阳重新将红旗“补好”——“因縫浴火红旗洞，一片朝阳作补丁。”这是真实的，诗中的艺术真实来源于现实的真实。
张冠李戴的梅花诗
我的剪裁本中有一则《梁实秋写梅》，是宏图先生1991年发表在《瞭望》杂志12期上的文章。文章说“梁实秋氏赞‘四君子’曰：‘梅，剪雪裁冰，一身傲骨；兰，空谷幽香，孤芳自赏；竹，筛风弄月，潇洒一生；菊，凌霜自得，不趋炎热。’于梅，梁氏似情有独钟。”梁实秋的确爱梅，一生坚持画梅写梅，不过，文章说的一首诗却是张冠李戴了。文章中有一段是这样的：“梁氏爱梅之心，年既老而弥坚，尝画梅并题诗赠马逢华，诗云：‘写梅未必合时宜，莫怪花前落墨迟。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两三枝。’”这首诗我也非常欣赏，并相信是梁氏的作品。直到几年后读袁枚的《随园诗话》，才知道它是清代通州人李方膺的作品，名为《题画梅》。不知是我自己理解有误，还是宏图先生没有说明白，总之有十余年时间，我都把它当作梁实秋的作品加以欣赏。
我对诗认识的四个阶段
我对诗的认识，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诗是一般喜好，可有可无。第二阶段，诗是生活的一部分，有了诗，生活丰富多彩了。第三阶段，诗是生命的一部分，有了诗，生命才更有价值和意义，生命中已经离不开诗了。第四阶段，诗是灵魂的一部分，生命会有终结，而灵魂不会，好的诗是焚烧思想留下的舍利，会永远留在世上。古诗也说过，世有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当然，“立言”有四个层次：个人记忆、群体记忆、国家记忆、民族记忆。而真正的此“立言”，是指某些精典作品进入“民族记忆”。这谈何容易。我们虽然悟得到，但却很难做得到。
景实为经、想象为纬
诗，有一种基本模式：景实为经，想象为纬，构成诗的意境。情感和语言是诗的色彩。如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再如《望星空》：“星子繁多有序难，此间行运令魂牵。南箕地位因何定，北斗神形费我参。若个飞临黑洞外，几枚流放地球边。太阳卫士如更换，谁把忠诚第一关？”
诗，永远不会是一种或两种模式，但这一种模式是存在的。我把这种模式提出来的意义是要告诉大家，诗不只是语言，也不只是思想，诗的景实和想象才是最重要的。
诗题宜小不宜大
有人写诗爱用大题目，以为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大的题材或内容。其实未必，鲁迅《自题小像》一诗，是一个接近“无题”的小题目，却说出了极其丰富的内涵和极其高大的精神：“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首诗倾吐了作者内心蓄积的爱国感情，叙述了自己爱憎的原因，同时流露出“同胞未醒”的苦闷忧虑，更表达了为国献身的精神和同帝国主义列强斗争到底的决心。所以，诗题宜小不宜大。
（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著名诗人、诗评家）
日本侵华的残暴杀戮，中国军民的全面反抗，尤其是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8月，全面的、大纵深的、长期的战火，在中国大地燃烧。这一时期的抗战诗词，表现出了不畏强敌、敢于亮剑的中国军人之魂魄，也体现了它的纪实性和战斗性。我在网上，读到桂林曾公岩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男儿卫国身先死，马革裹尸骨也香。”上款是“西历一九三九年抗日负伤留桂纪念”，下款为“张壮飞题”。这一帧石刻，出自一位抗日负伤战士的手笔。1939年的桂林，经常遭到日机的轰炸，但日寇的铁蹄尚未能踏上这块美丽的土地。所以，在前方受伤的战士还可以来到桂林养伤。即使在养伤的时候，他们也仍然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只要一声令下，他们会立即返回前方，继续战斗。纵然有一天为祖国为人民而牺牲了，那也是“马革裹尸骨也香”。这样的话多么豪迈！然而，这句话同时也是悲壮的，抗战期间有多少中华儿女“马革裹尸”？又有多少人伤残？经过中国历史学家多年研究考证、计算得出，中国军民伤亡共3500多万人。抗战的胜利是八年的艰难困苦和流血牺牲才换来的，我们的胜利是完胜，也是惨胜。因此，抗战诗词不可像有些抗战电视剧一样，让人感觉抗战很轻松。我曾经写过许多抗战题材的诗词。都遵循一个原则：真实可信。例如《全民族抗战》：“咆哮黄河狮吼声，忍观国破血还倾。勇挥利剑斩蛇断，敢向烽烟提首行。加固太行为掩体，挪移秦岭摆雄兵。因缝浴火红旗洞，一片朝阳作补丁。”全民族抗战的前提是，全国受到日本的侵略。曾几何时，日寇铁骑侵凌之下，国土沦亡，山河破碎，兵荒马乱，百姓流离。诗的首联“咆哮黄河狮吼声，忍观国破血还倾。”正是从宏观上说出抗战初期国家的危难情景。看到这种情景，“黄河”发出了雷鸣般的“狮吼”之声。“勇挥利剑斩蛇断，敢向烽烟提首行。”道出了中国军人不畏强敌，敢于“提着自己脑袋”去冲锋陷阵的视死如归之决心，以及保卫祖国和人民的坚强意志。“加固太行为掩体，挪移秦岭摆雄兵。”这是一个形象的比喻，试想，连太行山都要“加固”成“掩体”，连秦岭都要为摆雄兵而“挪移”，还有什么力量不可以动员来参战呢？终于，八年抗战胜利了。可是，我们的胜利是经过了全民族的浴血奋战和浴火重生才实现的。抗战胜利那一天，我们高高飘扬的红旗，已是千疮百孔。这时，火红的太阳出来了，正好和红旗的弹洞重叠在一起，火红的太阳重新将红旗“补好”——“因縫浴火红旗洞，一片朝阳作补丁。”这是真实的，诗中的艺术真实来源于现实的真实。
张冠李戴的梅花诗
我的剪裁本中有一则《梁实秋写梅》，是宏图先生1991年发表在《瞭望》杂志12期上的文章。文章说“梁实秋氏赞‘四君子’曰：‘梅，剪雪裁冰，一身傲骨；兰，空谷幽香，孤芳自赏；竹，筛风弄月，潇洒一生；菊，凌霜自得，不趋炎热。’于梅，梁氏似情有独钟。”梁实秋的确爱梅，一生坚持画梅写梅，不过，文章说的一首诗却是张冠李戴了。文章中有一段是这样的：“梁氏爱梅之心，年既老而弥坚，尝画梅并题诗赠马逢华，诗云：‘写梅未必合时宜，莫怪花前落墨迟。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两三枝。’”这首诗我也非常欣赏，并相信是梁氏的作品。直到几年后读袁枚的《随园诗话》，才知道它是清代通州人李方膺的作品，名为《题画梅》。不知是我自己理解有误，还是宏图先生没有说明白，总之有十余年时间，我都把它当作梁实秋的作品加以欣赏。
我对诗认识的四个阶段
我对诗的认识，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诗是一般喜好，可有可无。第二阶段，诗是生活的一部分，有了诗，生活丰富多彩了。第三阶段，诗是生命的一部分，有了诗，生命才更有价值和意义，生命中已经离不开诗了。第四阶段，诗是灵魂的一部分，生命会有终结，而灵魂不会，好的诗是焚烧思想留下的舍利，会永远留在世上。古诗也说过，世有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当然，“立言”有四个层次：个人记忆、群体记忆、国家记忆、民族记忆。而真正的此“立言”，是指某些精典作品进入“民族记忆”。这谈何容易。我们虽然悟得到，但却很难做得到。
景实为经、想象为纬
诗，有一种基本模式：景实为经，想象为纬，构成诗的意境。情感和语言是诗的色彩。如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再如《望星空》：“星子繁多有序难，此间行运令魂牵。南箕地位因何定，北斗神形费我参。若个飞临黑洞外，几枚流放地球边。太阳卫士如更换，谁把忠诚第一关？”
诗，永远不会是一种或两种模式，但这一种模式是存在的。我把这种模式提出来的意义是要告诉大家，诗不只是语言，也不只是思想，诗的景实和想象才是最重要的。
诗题宜小不宜大
有人写诗爱用大题目，以为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大的题材或内容。其实未必，鲁迅《自题小像》一诗，是一个接近“无题”的小题目，却说出了极其丰富的内涵和极其高大的精神：“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首诗倾吐了作者内心蓄积的爱国感情，叙述了自己爱憎的原因，同时流露出“同胞未醒”的苦闷忧虑，更表达了为国献身的精神和同帝国主义列强斗争到底的决心。所以，诗题宜小不宜大。
（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著名诗人、诗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