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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事中国经济研究已经超过20年，起于欧洲，辗转于芬兰央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后回到中国香港地区任国际投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一直专注观察变革中的中国经济。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十年，中国经济弯道超车，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看到新经济、新业态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巨变，我深受鼓舞。同时，伴随着几轮稳增长措施的助力，传统的以债务扩张推动的高投资难以为继，金融与实体经济高杠杆推升了金融风险，房地产泡沫积聚加剧了家庭与金融机构的脆弱性等等也使我有一丝担忧：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所面临的挑战也在增加。
回头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十年，中国经济运行与研究工作都有太多需要总结和反思的内容，我把这些总结和反思汇集成这本书，希望通过这一机会可以系统性地就中国近年来发展与改革中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经过与编辑的反复探讨，我们最后把书名定为变革：新时期中国经济的机遇与挑战，在我看来，没有一词可以比“变革”更适合描述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
变革之一：中国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
在金融危机这十年中，中国危中有机，把握住了难得的弯道超车的机会。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中国在全球的竞争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大大增强，国际话语权也有明显提升。主要体现在，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从危机前2006年的不足20%，上升到2017的近30%;中国出口競争力增强，出口份额占比从十年前的第三跃升为遥遥领先的第一;消费市场增长迅速，中国零售市场规模从十年前占美国市场份额的四分之一，到2016年已接近美国市场份额，2018年预计中国很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零售市场。
与此同时，经济上竞争力的增强也使得近年来中国在金融与全球治理方面的话语权大幅提升。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在加大，其外溢性亦已被纳入美国货币政策走势的考量;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倡议的提出，G20会议、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的举行，以及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仍然坚持全球化战略等事件，均显示危机十年后，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强的领导力。
变革之二：中国应对危机的水平增强
十年来，看空中国的声音此起彼伏，很多国际指标显示，中国离债务危机的距离越来越近，但中国并未出现如教科书中所描述的危机。在我看来，中国是有一些成功经验的，反映的是中国应对危机水平能力的增强。例如，应对2014年至2016年美元升值造成的人民币大幅贬值与资本外流这一情况，中国并未采取一次性贬值策略，反而采取了稳定汇率的措施，抵住了外界的质疑，最终在美元走弱的背景下，迎来了人民币汇率企稳，资金外流态势也得到了改善，维护了金融稳定，是非常成功的。
不少看空中国的观点，也将中国房地产泡沫与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情形做类比，认为中国不久后将陷入日本式的衰退。中国政府在对待房地产泡沫的问题上吸取了日本政府强势加息主动刺破泡沫，导致经济长期萎靡不振的教训：先是通过行政手段打压房价持续上涨的势头，但避免刺破泡沫;而后通过收入水平的提升与基本面的改善，换来房地产市场的短暂平稳，避免了危机的发生。当然，中国的房地产泡沫问题依然存在，亟待相关决策层建立调控房地产的长效机制。
此外，在货币政策操作方面，中国也有很多创新之处。例如：与大多数国家货币政策单一目标制不同，中国货币政策有以下几大举措：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中国并未默守“不可能三角”理论，而是选择了资本项目有限开放、汇率有管理浮动和货币政策一定程度上自主独立的中间状态;创新货币政策框架转型，通过SLF（StandingLendingFacility，常备借贷便利）、MLF（Mediumterm Lending Facihty，中期借贷便利）、PSL（Pledged Supplementary Lending，抵押补充贷款）等流动性工具，一方面支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另一方面，通过短期利率走廊 中期指引，引导中国货币政策框架逐步向价格型调控转型;协调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而非在上述改革推进上有明确的先后顺序等等。上述创新举措对于防风险、促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变革之三：中国经济新动能积极显现
2017年，中国经济企稳回升，GDP（Gross Domestic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终止了七年的下跌趋势，增速反弹至6.9%，三驾马车同时发力，净出口对GDP拉动为0.6%，一改过去两年的负贡献，且创十年来的新高。与此同时，新经济发展超出预期，移动支付、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 ”等带动产业革命与产品创新。
例如，中国移动支付应用领先于全球水平，当前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的渗透率已高达九成，极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并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人工智能发展迅速，中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保持年均20%的高速增长，中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互联网消费快速增长，2017年全国网上零售同比增长32.2%，远高于同期社会传统零售10%左右的增长率。可以说，新经济正在改变传统的商业模式与业态，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的重要推动力。
变革之四：改革进入深水区
鉴于中国经济取得的积极进展，中国正面临新的发展方向与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当前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政策重点应由强调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这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2017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未来的重点将放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
在此框架下，笔者认为，未来经济政策方面可能会更加注重收入分配问题、环境问题以及房地产问题的解决。与此同时，供给侧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十九大之后，金融改革仍将保持较快的推进步伐，预计未来实体与金融领域去杠杆、国有企业打破刚性兑付、规范互联网金融、加强地方债务属地问责、金融反腐等措施可能将协同推进;中国房地产或迎来新时代，特别是房地产税的加快落地以及地方与中央财权与事权的理顺，将从根本上摆脱土地财政的顽疾。中国政府宣布扩大金融业开放，大幅度放宽外资进入金融业的投资比例限制，显示了新一届领导层对待未来改革开放的鲜明态度。
基于此，我认为，中国正在迎来大变革时代，存在诸多机遇。当然，挑战与之并存，不难发现，尽管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去产能、去库存等方面进展迅速，但去杠杆成效甚微。然而，传统以债务扩张刺激高速投资的旧模式，虽然短期内稳住了经济增长，但金融风险越来越大，难以为继，地方政府债务、金融与实体经济高杠杆以及房地产泡沫的隐忧是影响中国经济巨大的灰犀牛，有必要在当前经济转好的背景下加速处理。可喜的是，新一届决策层对待去杠杆与强监管的态度是坚定的，正在积极推进，是防范经济风险，以短期内牺牲部分增长速度换取更高质量发展的有益尝试。
回头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十年，中国经济运行与研究工作都有太多需要总结和反思的内容，我把这些总结和反思汇集成这本书，希望通过这一机会可以系统性地就中国近年来发展与改革中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经过与编辑的反复探讨，我们最后把书名定为变革：新时期中国经济的机遇与挑战，在我看来，没有一词可以比“变革”更适合描述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
变革之一：中国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
在金融危机这十年中，中国危中有机，把握住了难得的弯道超车的机会。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中国在全球的竞争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大大增强，国际话语权也有明显提升。主要体现在，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从危机前2006年的不足20%，上升到2017的近30%;中国出口競争力增强，出口份额占比从十年前的第三跃升为遥遥领先的第一;消费市场增长迅速，中国零售市场规模从十年前占美国市场份额的四分之一，到2016年已接近美国市场份额，2018年预计中国很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零售市场。
与此同时，经济上竞争力的增强也使得近年来中国在金融与全球治理方面的话语权大幅提升。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在加大，其外溢性亦已被纳入美国货币政策走势的考量;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倡议的提出，G20会议、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的举行，以及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仍然坚持全球化战略等事件，均显示危机十年后，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强的领导力。
变革之二：中国应对危机的水平增强
十年来，看空中国的声音此起彼伏，很多国际指标显示，中国离债务危机的距离越来越近，但中国并未出现如教科书中所描述的危机。在我看来，中国是有一些成功经验的，反映的是中国应对危机水平能力的增强。例如，应对2014年至2016年美元升值造成的人民币大幅贬值与资本外流这一情况，中国并未采取一次性贬值策略，反而采取了稳定汇率的措施，抵住了外界的质疑，最终在美元走弱的背景下，迎来了人民币汇率企稳，资金外流态势也得到了改善，维护了金融稳定，是非常成功的。
不少看空中国的观点，也将中国房地产泡沫与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情形做类比，认为中国不久后将陷入日本式的衰退。中国政府在对待房地产泡沫的问题上吸取了日本政府强势加息主动刺破泡沫，导致经济长期萎靡不振的教训：先是通过行政手段打压房价持续上涨的势头，但避免刺破泡沫;而后通过收入水平的提升与基本面的改善，换来房地产市场的短暂平稳，避免了危机的发生。当然，中国的房地产泡沫问题依然存在，亟待相关决策层建立调控房地产的长效机制。
此外，在货币政策操作方面，中国也有很多创新之处。例如：与大多数国家货币政策单一目标制不同，中国货币政策有以下几大举措：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中国并未默守“不可能三角”理论，而是选择了资本项目有限开放、汇率有管理浮动和货币政策一定程度上自主独立的中间状态;创新货币政策框架转型，通过SLF（StandingLendingFacility，常备借贷便利）、MLF（Mediumterm Lending Facihty，中期借贷便利）、PSL（Pledged Supplementary Lending，抵押补充贷款）等流动性工具，一方面支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另一方面，通过短期利率走廊 中期指引，引导中国货币政策框架逐步向价格型调控转型;协调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而非在上述改革推进上有明确的先后顺序等等。上述创新举措对于防风险、促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变革之三：中国经济新动能积极显现
2017年，中国经济企稳回升，GDP（Gross Domestic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终止了七年的下跌趋势，增速反弹至6.9%，三驾马车同时发力，净出口对GDP拉动为0.6%，一改过去两年的负贡献，且创十年来的新高。与此同时，新经济发展超出预期，移动支付、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 ”等带动产业革命与产品创新。
例如，中国移动支付应用领先于全球水平，当前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的渗透率已高达九成，极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并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人工智能发展迅速，中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保持年均20%的高速增长，中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球产量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互联网消费快速增长，2017年全国网上零售同比增长32.2%，远高于同期社会传统零售10%左右的增长率。可以说，新经济正在改变传统的商业模式与业态，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的重要推动力。
变革之四：改革进入深水区
鉴于中国经济取得的积极进展，中国正面临新的发展方向与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当前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政策重点应由强调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这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2017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未来的重点将放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
在此框架下，笔者认为，未来经济政策方面可能会更加注重收入分配问题、环境问题以及房地产问题的解决。与此同时，供给侧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十九大之后，金融改革仍将保持较快的推进步伐，预计未来实体与金融领域去杠杆、国有企业打破刚性兑付、规范互联网金融、加强地方债务属地问责、金融反腐等措施可能将协同推进;中国房地产或迎来新时代，特别是房地产税的加快落地以及地方与中央财权与事权的理顺，将从根本上摆脱土地财政的顽疾。中国政府宣布扩大金融业开放，大幅度放宽外资进入金融业的投资比例限制，显示了新一届领导层对待未来改革开放的鲜明态度。
基于此，我认为，中国正在迎来大变革时代，存在诸多机遇。当然，挑战与之并存，不难发现，尽管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去产能、去库存等方面进展迅速，但去杠杆成效甚微。然而，传统以债务扩张刺激高速投资的旧模式，虽然短期内稳住了经济增长，但金融风险越来越大，难以为继，地方政府债务、金融与实体经济高杠杆以及房地产泡沫的隐忧是影响中国经济巨大的灰犀牛，有必要在当前经济转好的背景下加速处理。可喜的是，新一届决策层对待去杠杆与强监管的态度是坚定的，正在积极推进，是防范经济风险，以短期内牺牲部分增长速度换取更高质量发展的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