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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林与武汉长江大桥
1957年10月15日，武汉三镇，万众欢腾。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落成通车了！ 在震天的鞭炮声、锣鼓声和人们的欢呼声中第一趟列车呼啸着驶过铁路桥，340辆汽车徐徐通过宽阔的公路桥面。通车典礼上那壮观的场面充分反映出这座大桥在中国人民当中唤起的自豪感。
长江，中国最大的河，水深流急。千百年来谁也没能在这条大河上架起一座桥梁。长江像一条不可逾越的天堑，切断了纵贯南北的交通运输。在长江上建桥，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的梦想。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0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通过建造长江大桥的议案。1954年1月政务院通过了《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议》。同年7月，苏联政府派遣了以康·谢·西林为首的专家工作组一行28人来华进行技术援助。1955年9月1日，武汉长江大桥正式动工兴建。
西林这是第三次踏上中国这熟悉的土地。1948年夏，他作为桥梁专家应邀来到我国东北，和我铁道兵战士一起不畏艰险，排除国民党仓惶撤退时埋下的地雷，日夜抢修被破坏的路基与桥梁，以便大军能够顺利地通过重重天险，解放全中国。其间，他为修复第二松花江大桥作出了突出贡献。1949年他作为中国铁道部顾问第二次来华。在那艰苦的年代里，他和中国的铁路建设者并肩战斗，结下了浓厚的友谊。他的足迹到过松辽平原、中州大地、陇南高原、四川盆地，参加过成渝、天兰、兰新铁路的桥梁建设，到过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
作为苏联桥梁专家组组长的西林此次来到武汉，特别高兴能与在松花江上修桥的中国同行、已肩负武汉大桥工程局局长重任的彭敏重逢。中苏桥梁专家与中国建设者一起，承担起了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的历史重任。
在大桥的技术设计阶段，专家们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大江水深流急，无法用初步设计中的气压沉箱基础方案建设桥墩基础。在关键时刻，西林大胆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修建深水基础的方案—大型管柱钻孔法。这种方法能克服传统的气压沉箱法不能克服的困难，把水下施工改为水上施工，大大改善劳动条件，加速工程进度、降低造价，是深水基础工程发展的一条全新的道路。经中苏两国专家慎而又慎的研究和反复论证，中国政府决定采用西林的方法。西林后来说：“从此我把自己的根扎在中国的土地里了。”
为建设武汉长江大桥，年轻的共和国举全国之力，集结各地优秀科技力量和数以万计的建筑工人，日夜奋战；不论酷暑严寒、不怕狂风暴雨，不畏洪水骇浪，英勇搏斗，表现了非凡的英雄气概。在那艰苦的岁月里，西林为大桥倾注了全部心血。为了工作方便，西林谢绝住在大桥局为他安排的宽敞舒适的专家招待所，坚持搬到工地，和中苏技术人员、广大工人打成一片。不管是雪雨交加的冬夜，还是烈日炎炎的盛夏，哪里有险情、有困难，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他精湛的技术、谦和的态度、充沛的精力、饱满的热情赢得广大建桥职工的敬重和爱戴。长年累月的风吹日晒雨淋、工作的过度疲劳，使西林同志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但他在住院治疗期间仍不停止工作。在施工进入紧张阶段时，他毅然搬回工地……
1957年秋，经过两年零一个月的奋战，大桥终于竣工。“天堑”被新一代中国人征服了。毛泽东主席作词称赞武汉长江大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武汉长江大桥作为新中国建桥史上一座划时代的丰碑载入史册。武汉大桥沟通了大江南北的各种主要交通干线，成为铁路、公路运输网的中心枢纽。大桥的诞生也促进了这座工业城市的飞速发展。这项巨大的工程由于采用了大型管柱钻孔法，工期缩短了二年，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
“火车飞驰过长江—千年理想成现实 万众欢腾庆通车”，1957年 10月16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消息将这一喜讯传遍祖国大地。国务院授予西林同志由周恩来总理亲笔签署的感谢状，大桥桥头墩的纪念碑上，用铜字铸上了西林等苏联专家的功绩。
在建设大桥的过程中和落成以后，西林同志收到了许多中国朋友的来信，很多是素不相识的人。这些来信至今还珍藏在西林的家中。其中一封这样写道：“我的儿子恰巧是在大桥通车那天生下的。为了纪念大桥的通车，为了纪念伟大的苏联人民对我国的援助，为了纪念和感谢您和其他苏联专家们的功绩，所以我准备把您—亲爱的西林同志的名字，永远记在我们全家人的心目中，我的儿子就改名叫西林。请允许我这样说，这完全是，而且绝对是对您的尊敬。”
援助工作结束后，西林于1957年11月返回苏联，在苏联运输工程研究院工作，任桥梁研究所所长。西林以他卓越的才华和丰硕的成果赢得了他应得的荣誉。他是苏联和俄罗斯桥梁大师，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列宁勋章获得者、俄罗斯联邦功勋发明家、国际工程院院士、俄联邦交通科学院院士、技术科学博士、教授……，他还多年担任苏中友协、俄中友协理事，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为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西林曾说，他一生在苏联和世界各地建设过许多桥梁，但他最珍视的是武汉长江大桥，“中国是我的第二祖国，我时常在思念着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林多次应对外友协等单位邀请访华。1995年，对外友协决定向他授予“人民友好使者”荣誉称号，并再次向他发出访华邀请。西林高兴地接受了邀请，表示将于1996年4月来华。1996年2月5日，从莫斯科传来了噩耗—西林同志与世长辞。西林同志走完了忙碌而充实的一生，没有来得及再看一眼他所热爱的中国，没有能和自己的心血结晶—武汉长江大桥告别，没有能亲手接过“人民友好使者”的证书，就匆匆地离开了我们。
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1913-1996）长眠在莫斯科古老的卡利特尼科夫墓园里。黑色的花岗石碑，正面是安祥微笑的西林肖像，背面是雄伟的武汉长江大桥。
武汉长江大桥经过半个世纪惊涛骇浪的洗礼，如今依然坚如磐石地屹立在滚滚长江洪流中。它是一座丰碑，记载着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铭刻着西林等苏联专家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在纪念大桥落成通车5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深切地怀念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俄罗斯人民优秀的儿子康·谢·西林和以他为代表的苏联专家们，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
西林一家的中国情
1996年3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世界桥梁大师西林去世一个多月之后，受对外友协领导的委托，我随中俄友协资深顾问、作家高莽同志到家中看望了西林夫人及亲属。
年逾八旬的西林娜女士上世纪50年代曾随西林在中国生活、工作过。我们向她转达了对外友协、中俄友协领导对她及家人的亲切慰问。这位慈祥的老妈妈强忍着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紧紧握着我们的手说：“谢谢你们来看望我们，谢谢中国人民还记得西林。我们忘不了在中国度过的不平凡的岁月……”她不时地用手绢擦拭着眼泪。全家人围坐在她的身边，女儿用手臂轻轻地搂住她的肩膀，默默地安慰着她。虽一晃11年过去了，但当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西林的两个女儿都在科技方面有所造就。长女叶连娜是俄罗斯公路交通大学教研室主任、教授，次女安娜是莫斯科公共事业与交通学院科研部主任、副教授。姐妹俩小时候都随父母在中国学习、生活过，她们心中一直保留着对中国的爱。叶连娜50年代在北京读书时担任少先队大队长，她曾代表苏联少年儿童向毛泽东主席献过花，这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叶连娜说：“几十年来，父亲对中国深深的爱，渗透到全家每个人的心中。‘中国’这个名词在我们家里是神圣的。”
西林一直有个愿望：一定要有一个学汉语的孩子来继承俄中友好事业。在他的积极倡导下，以优异成绩考入莫斯科大学地理系的外孙女卡佳选修了汉语。1996年4月应对外友协邀请，正在上大学二年级的卡佳随俄中友协名誉主席阿尔希波夫一行来华，陈昊苏会长将授予西林同志的“人民友好使者”荣誉证书捧给了卡佳，请她呈交西林夫人，转达中国人民对她老人家的亲切问候，并鼓励卡佳学好中文，继承先辈的遗志，继续谱写中俄友谊新的篇章。湖北省对外友好协会热情地接待了老朋友的后代，安排卡佳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短期听课。在这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城市，卡佳亲眼看到了外祖父日夜思念的武汉长江大桥，体会到人们对西林的怀念与颂扬。这之后她又两次到北京大学进修，她毕业论文和副博士论文的题目都与中国的地理、生态有关。
卡佳没有辜负外祖父对她的期望：经过多年的刻苦学习钻研，她的专业水平和中文水平都得到很大提高。几年前，她顺利通过了副博士论文答辩，现在是莫斯科大学地理系副教授。她有了幸福的小家庭和一个可爱的女儿娜斯佳。已熟练掌握中文的卡佳深深地爱上了中国，也正在把这种爱传给她的亲人和后代。前年她和丈夫季玛利用短暂的假期来中国旅游。我们在北京见面时，酷爱摄影的卡佳笑着说：“我们随身带着女儿的照片，在长城、黄山等名胜都要拿着娜斯佳的照片摄影留念。女儿还太小，等她长大了，我们一定要带她来亲眼看看伟大的中国，看看黄河、长江，看看外祖父生前念念不忘的武汉长江大桥。”
2006年9月，对外友协、中国科协邀请俄罗斯老朋友的后代来华，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中俄老中青科学家联谊活动”。叶连娜、安娜、卡佳都来了。她们激动地说：“中国是我们全家人最向往的地方。”叶连娜教授代表50年代苏联援华专家的后代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当我们问起西林娜老妈妈的情况时，叶连娜笑着说：“老人快94岁了，身体总的来说还好，可是记忆力大不如前，但只要听家人谈起中国，她就会叨唠：我想去中国，你们为什么总不带我去？”
记得2003年1月9日，西林娜老妈妈90岁生日那天，陈昊苏会长代表对外友协、中俄友协给她老人家发去贺信，信中写道：“亲爱的卡列利娅·弗拉基米罗芙娜，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西林同志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中俄友好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永远珍视您及您的全家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我们相信，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将世代相传，如长江之水一样奔腾不息，永远向前！”
1957年10月15日，武汉三镇，万众欢腾。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落成通车了！ 在震天的鞭炮声、锣鼓声和人们的欢呼声中第一趟列车呼啸着驶过铁路桥，340辆汽车徐徐通过宽阔的公路桥面。通车典礼上那壮观的场面充分反映出这座大桥在中国人民当中唤起的自豪感。
长江，中国最大的河，水深流急。千百年来谁也没能在这条大河上架起一座桥梁。长江像一条不可逾越的天堑，切断了纵贯南北的交通运输。在长江上建桥，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的梦想。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0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通过建造长江大桥的议案。1954年1月政务院通过了《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议》。同年7月，苏联政府派遣了以康·谢·西林为首的专家工作组一行28人来华进行技术援助。1955年9月1日，武汉长江大桥正式动工兴建。
西林这是第三次踏上中国这熟悉的土地。1948年夏，他作为桥梁专家应邀来到我国东北，和我铁道兵战士一起不畏艰险，排除国民党仓惶撤退时埋下的地雷，日夜抢修被破坏的路基与桥梁，以便大军能够顺利地通过重重天险，解放全中国。其间，他为修复第二松花江大桥作出了突出贡献。1949年他作为中国铁道部顾问第二次来华。在那艰苦的年代里，他和中国的铁路建设者并肩战斗，结下了浓厚的友谊。他的足迹到过松辽平原、中州大地、陇南高原、四川盆地，参加过成渝、天兰、兰新铁路的桥梁建设，到过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
作为苏联桥梁专家组组长的西林此次来到武汉，特别高兴能与在松花江上修桥的中国同行、已肩负武汉大桥工程局局长重任的彭敏重逢。中苏桥梁专家与中国建设者一起，承担起了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的历史重任。
在大桥的技术设计阶段，专家们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大江水深流急，无法用初步设计中的气压沉箱基础方案建设桥墩基础。在关键时刻，西林大胆提出了一个全新的修建深水基础的方案—大型管柱钻孔法。这种方法能克服传统的气压沉箱法不能克服的困难，把水下施工改为水上施工，大大改善劳动条件，加速工程进度、降低造价，是深水基础工程发展的一条全新的道路。经中苏两国专家慎而又慎的研究和反复论证，中国政府决定采用西林的方法。西林后来说：“从此我把自己的根扎在中国的土地里了。”
为建设武汉长江大桥，年轻的共和国举全国之力，集结各地优秀科技力量和数以万计的建筑工人，日夜奋战；不论酷暑严寒、不怕狂风暴雨，不畏洪水骇浪，英勇搏斗，表现了非凡的英雄气概。在那艰苦的岁月里，西林为大桥倾注了全部心血。为了工作方便，西林谢绝住在大桥局为他安排的宽敞舒适的专家招待所，坚持搬到工地，和中苏技术人员、广大工人打成一片。不管是雪雨交加的冬夜，还是烈日炎炎的盛夏，哪里有险情、有困难，哪里就有他的身影。他精湛的技术、谦和的态度、充沛的精力、饱满的热情赢得广大建桥职工的敬重和爱戴。长年累月的风吹日晒雨淋、工作的过度疲劳，使西林同志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但他在住院治疗期间仍不停止工作。在施工进入紧张阶段时，他毅然搬回工地……
1957年秋，经过两年零一个月的奋战，大桥终于竣工。“天堑”被新一代中国人征服了。毛泽东主席作词称赞武汉长江大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武汉长江大桥作为新中国建桥史上一座划时代的丰碑载入史册。武汉大桥沟通了大江南北的各种主要交通干线，成为铁路、公路运输网的中心枢纽。大桥的诞生也促进了这座工业城市的飞速发展。这项巨大的工程由于采用了大型管柱钻孔法，工期缩短了二年，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
“火车飞驰过长江—千年理想成现实 万众欢腾庆通车”，1957年 10月16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消息将这一喜讯传遍祖国大地。国务院授予西林同志由周恩来总理亲笔签署的感谢状，大桥桥头墩的纪念碑上，用铜字铸上了西林等苏联专家的功绩。
在建设大桥的过程中和落成以后，西林同志收到了许多中国朋友的来信，很多是素不相识的人。这些来信至今还珍藏在西林的家中。其中一封这样写道：“我的儿子恰巧是在大桥通车那天生下的。为了纪念大桥的通车，为了纪念伟大的苏联人民对我国的援助，为了纪念和感谢您和其他苏联专家们的功绩，所以我准备把您—亲爱的西林同志的名字，永远记在我们全家人的心目中，我的儿子就改名叫西林。请允许我这样说，这完全是，而且绝对是对您的尊敬。”
援助工作结束后，西林于1957年11月返回苏联，在苏联运输工程研究院工作，任桥梁研究所所长。西林以他卓越的才华和丰硕的成果赢得了他应得的荣誉。他是苏联和俄罗斯桥梁大师，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列宁勋章获得者、俄罗斯联邦功勋发明家、国际工程院院士、俄联邦交通科学院院士、技术科学博士、教授……，他还多年担任苏中友协、俄中友协理事，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为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西林曾说，他一生在苏联和世界各地建设过许多桥梁，但他最珍视的是武汉长江大桥，“中国是我的第二祖国，我时常在思念着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林多次应对外友协等单位邀请访华。1995年，对外友协决定向他授予“人民友好使者”荣誉称号，并再次向他发出访华邀请。西林高兴地接受了邀请，表示将于1996年4月来华。1996年2月5日，从莫斯科传来了噩耗—西林同志与世长辞。西林同志走完了忙碌而充实的一生，没有来得及再看一眼他所热爱的中国，没有能和自己的心血结晶—武汉长江大桥告别，没有能亲手接过“人民友好使者”的证书，就匆匆地离开了我们。
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1913-1996）长眠在莫斯科古老的卡利特尼科夫墓园里。黑色的花岗石碑，正面是安祥微笑的西林肖像，背面是雄伟的武汉长江大桥。
武汉长江大桥经过半个世纪惊涛骇浪的洗礼，如今依然坚如磐石地屹立在滚滚长江洪流中。它是一座丰碑，记载着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铭刻着西林等苏联专家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在纪念大桥落成通车5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深切地怀念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俄罗斯人民优秀的儿子康·谢·西林和以他为代表的苏联专家们，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
西林一家的中国情
1996年3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世界桥梁大师西林去世一个多月之后，受对外友协领导的委托，我随中俄友协资深顾问、作家高莽同志到家中看望了西林夫人及亲属。
年逾八旬的西林娜女士上世纪50年代曾随西林在中国生活、工作过。我们向她转达了对外友协、中俄友协领导对她及家人的亲切慰问。这位慈祥的老妈妈强忍着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紧紧握着我们的手说：“谢谢你们来看望我们，谢谢中国人民还记得西林。我们忘不了在中国度过的不平凡的岁月……”她不时地用手绢擦拭着眼泪。全家人围坐在她的身边，女儿用手臂轻轻地搂住她的肩膀，默默地安慰着她。虽一晃11年过去了，但当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西林的两个女儿都在科技方面有所造就。长女叶连娜是俄罗斯公路交通大学教研室主任、教授，次女安娜是莫斯科公共事业与交通学院科研部主任、副教授。姐妹俩小时候都随父母在中国学习、生活过，她们心中一直保留着对中国的爱。叶连娜50年代在北京读书时担任少先队大队长，她曾代表苏联少年儿童向毛泽东主席献过花，这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叶连娜说：“几十年来，父亲对中国深深的爱，渗透到全家每个人的心中。‘中国’这个名词在我们家里是神圣的。”
西林一直有个愿望：一定要有一个学汉语的孩子来继承俄中友好事业。在他的积极倡导下，以优异成绩考入莫斯科大学地理系的外孙女卡佳选修了汉语。1996年4月应对外友协邀请，正在上大学二年级的卡佳随俄中友协名誉主席阿尔希波夫一行来华，陈昊苏会长将授予西林同志的“人民友好使者”荣誉证书捧给了卡佳，请她呈交西林夫人，转达中国人民对她老人家的亲切问候，并鼓励卡佳学好中文，继承先辈的遗志，继续谱写中俄友谊新的篇章。湖北省对外友好协会热情地接待了老朋友的后代，安排卡佳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短期听课。在这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城市，卡佳亲眼看到了外祖父日夜思念的武汉长江大桥，体会到人们对西林的怀念与颂扬。这之后她又两次到北京大学进修，她毕业论文和副博士论文的题目都与中国的地理、生态有关。
卡佳没有辜负外祖父对她的期望：经过多年的刻苦学习钻研，她的专业水平和中文水平都得到很大提高。几年前，她顺利通过了副博士论文答辩，现在是莫斯科大学地理系副教授。她有了幸福的小家庭和一个可爱的女儿娜斯佳。已熟练掌握中文的卡佳深深地爱上了中国，也正在把这种爱传给她的亲人和后代。前年她和丈夫季玛利用短暂的假期来中国旅游。我们在北京见面时，酷爱摄影的卡佳笑着说：“我们随身带着女儿的照片，在长城、黄山等名胜都要拿着娜斯佳的照片摄影留念。女儿还太小，等她长大了，我们一定要带她来亲眼看看伟大的中国，看看黄河、长江，看看外祖父生前念念不忘的武汉长江大桥。”
2006年9月，对外友协、中国科协邀请俄罗斯老朋友的后代来华，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中俄老中青科学家联谊活动”。叶连娜、安娜、卡佳都来了。她们激动地说：“中国是我们全家人最向往的地方。”叶连娜教授代表50年代苏联援华专家的后代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当我们问起西林娜老妈妈的情况时，叶连娜笑着说：“老人快94岁了，身体总的来说还好，可是记忆力大不如前，但只要听家人谈起中国，她就会叨唠：我想去中国，你们为什么总不带我去？”
记得2003年1月9日，西林娜老妈妈90岁生日那天，陈昊苏会长代表对外友协、中俄友协给她老人家发去贺信，信中写道：“亲爱的卡列利娅·弗拉基米罗芙娜，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西林同志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中俄友好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永远珍视您及您的全家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我们相信，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将世代相传，如长江之水一样奔腾不息，永远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