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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佩苍（1889-1942），别号雨珊，辽宁辽阳人，早年毕业于北洋师范优级博物科，1920年10月以俭学身份赴法留学，初在巴黎美术学校进行初级美术训练，后专攻美术史研究，课余从事欧洲艺术品搜集。1926年归国后，受聘为东北大学文学院专任教授兼法工学院教授。1930年底赴法担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国联宗旨教育青年委员会中国委员、教育专家委员会的东方委员等职务，曾受国立北平研究院委托代为搜集欧洲艺术品。1934年返国后从事国民党党务工作，抗战时期当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2年1月病逝于成都。
对中国现代收藏欧洲绘画原作第一人的孙佩苍生平、成就研究，限于资料匮乏、藏品缺失，近六十年来鲜有成篇，直到近年来北平翰海拍卖公司在春拍中推出了“溯本寻源——孙佩苍家族收藏徐悲鸿油画珍品专场”及孙元着、陈丹青序之《寻找孙佩苍》一书的出版[1]，开始引起艺术界的关注。笔者认为涉及孙氏藏画的脉络主要有三条：一，抗战爆发后将保存在东北的收藏品经香港等地转移到重庆，并选择部分藏品参加1942年元旦起至七日，在成都美术协会举办第一届美术展览会中作为乙部展出之藏画（含印刷品）部分，随着孙佩苍的突然病逝（另有遭暗杀之说）及展览的结束，藏品下落不明。二，经姚淑文女士在上海慈幼教养院仓库中秘密保存藏画部分，日后曾以捐赠名义暂存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待“文革”结束后经家属要求进行退还时部分藏品被扣留、遗失部分。三，1930年代初中期受北平研究院委托代为搜集艺术品，抗日战争爆发后由教育总署移归国立北京艺专保存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中国科学院划归中央美术学院部分。由于第三部分远离其后人寻找的范围，所以更加被人忽略，而对这批被称作“美院展览馆的基本藏品”之解析，可以对近现代中法艺术合作交流、中国学术机构中博物馆的建设，特别是对孙佩苍作为“民国第一收藏家”的个案研究，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国立北平研究院的设立及与里昂中法大学合作
1929年9月9日国民政府在北平（今北京）成立学术研究机构国立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石曾），11月聘李书华（润章）为副院长，襄理院务。该院筹备起初隶属于北平大学区，后改为独立学术机关，隶属教育部，下分行政事务与研究机构两部分。行政事务设总办事处，处理全院行政事务，地址在中海怀仁堂西四所。研究机构分理化、生物、人地三部，设物理、化学、镭学（后改称原子学）、药物、生理、动物、植物、地质、历史等9个研究所和测绘事务所等，1931年3月设博物馆，内分设理工、艺术、风俗陈列所，研究事业，在启发民智，改善风俗，提倡工业。其首先开办者，为艺术陈列所，陈列物品，系古今中外名人字画、美术雕刻、捏像塑像、碑帖、金石拓片，及各种古迹名胜照像等有艺术价值者。
该院建院主旨在发展文化事业，目标为“科学研究”及“科学应用”，前者为探讨自然界真理，增长人类知识，以求在学术上增高国家或民族对于国际的地位；后者即科学对于国计民生实际上的应用。该院最初每月三万元的经费可以由北平大学经费中支付，后成为一个学术机关，各方面的开支增大，需多方筹集，于是设法同其他学术机关合作，以便节省部分经费。当时所拟定的合作学术机关有：国立中央研究院、国立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国立天然博物院、北平地质调查所等，此外还有国际学术机关世界学院、中法大学研究院、巴斯德学院等。[2]
里昂中法大学系1921年经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等创办之中法共建高等学府，其办学宗旨是为中国学生提供高等教育的机会，其目的是要为中国培养一批高级学者和研究人员，同时为国内大学提供合格的高校师资。该校利用庚款，培养了大量中国急需的科学和教育方面的专家和人才，这种培养精英人才的高等学校，实行公开招考、择优录取制度，故而学生整体素质很高，仅以学习美术者而言，“该校学生成绩甚为优美……其在校中考试屡次冠曹及得银牌等奖证者，为数亦多，如方藴之于法国国立里昂美术专门学校图案科，王静远之于同校雕刻科[3]，唐学咏之于法国音乐学院、虞炳烈之于里昂建筑学校，同校同业均视为畏友，法国学界亦传为佳话云。”[4]“在美术学校建筑学校音乐学院考得第一奖金计二十六次，奖牌及奖状
孙佩苍（1889-1942），别号雨珊，辽宁辽阳人，早年毕业于北洋师范优级博物科，1920年10月以俭学身份赴法留学，初在巴黎美术学校进行初级美术训练，后专攻美术史研究，课余从事欧洲艺术品搜集。1926年归国后，受聘为东北大学文学院专任教授兼法工学院教授。1930年底赴法担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国联宗旨教育青年委员会中国委员、教育专家委员会的东方委员等职务，曾受国立北平研究院委托代为搜集欧洲艺术品。1934年返国后从事国民党党务工作，抗战时期当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2年1月病逝于成都。
对中国现代收藏欧洲绘画原作第一人的孙佩苍生平、成就研究，限于资料匮乏、藏品缺失，近六十年来鲜有成篇，直到近年来北平翰海拍卖公司在春拍中推出了“溯本寻源——孙佩苍家族收藏徐悲鸿油画珍品专场”及孙元着、陈丹青序之《寻找孙佩苍》一书的出版[1]，开始引起艺术界的关注。笔者认为涉及孙氏藏画的脉络主要有三条：一，抗战爆发后将保存在东北的收藏品经香港等地转移到重庆，并选择部分藏品参加1942年元旦起至七日，在成都美术协会举办第一届美术展览会中作为乙部展出之藏画（含印刷品）部分，随着孙佩苍的突然病逝（另有遭暗杀之说）及展览的结束，藏品下落不明。二，经姚淑文女士在上海慈幼教养院仓库中秘密保存藏画部分，日后曾以捐赠名义暂存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待“文革”结束后经家属要求进行退还时部分藏品被扣留、遗失部分。三，1930年代初中期受北平研究院委托代为搜集艺术品，抗日战争爆发后由教育总署移归国立北京艺专保存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中国科学院划归中央美术学院部分。由于第三部分远离其后人寻找的范围，所以更加被人忽略，而对这批被称作“美院展览馆的基本藏品”之解析，可以对近现代中法艺术合作交流、中国学术机构中博物馆的建设，特别是对孙佩苍作为“民国第一收藏家”的个案研究，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国立北平研究院的设立及与里昂中法大学合作
1929年9月9日国民政府在北平（今北京）成立学术研究机构国立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石曾），11月聘李书华（润章）为副院长，襄理院务。该院筹备起初隶属于北平大学区，后改为独立学术机关，隶属教育部，下分行政事务与研究机构两部分。行政事务设总办事处，处理全院行政事务，地址在中海怀仁堂西四所。研究机构分理化、生物、人地三部，设物理、化学、镭学（后改称原子学）、药物、生理、动物、植物、地质、历史等9个研究所和测绘事务所等，1931年3月设博物馆，内分设理工、艺术、风俗陈列所，研究事业，在启发民智，改善风俗，提倡工业。其首先开办者，为艺术陈列所，陈列物品，系古今中外名人字画、美术雕刻、捏像塑像、碑帖、金石拓片，及各种古迹名胜照像等有艺术价值者。
该院建院主旨在发展文化事业，目标为“科学研究”及“科学应用”，前者为探讨自然界真理，增长人类知识，以求在学术上增高国家或民族对于国际的地位；后者即科学对于国计民生实际上的应用。该院最初每月三万元的经费可以由北平大学经费中支付，后成为一个学术机关，各方面的开支增大，需多方筹集，于是设法同其他学术机关合作，以便节省部分经费。当时所拟定的合作学术机关有：国立中央研究院、国立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国立天然博物院、北平地质调查所等，此外还有国际学术机关世界学院、中法大学研究院、巴斯德学院等。[2]
里昂中法大学系1921年经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等创办之中法共建高等学府，其办学宗旨是为中国学生提供高等教育的机会，其目的是要为中国培养一批高级学者和研究人员，同时为国内大学提供合格的高校师资。该校利用庚款，培养了大量中国急需的科学和教育方面的专家和人才，这种培养精英人才的高等学校，实行公开招考、择优录取制度，故而学生整体素质很高，仅以学习美术者而言，“该校学生成绩甚为优美……其在校中考试屡次冠曹及得银牌等奖证者，为数亦多，如方藴之于法国国立里昂美术专门学校图案科，王静远之于同校雕刻科[3]，唐学咏之于法国音乐学院、虞炳烈之于里昂建筑学校，同校同业均视为畏友，法国学界亦传为佳话云。”[4]“在美术学校建筑学校音乐学院考得第一奖金计二十六次，奖牌及奖状计六十次。”[5]其中程鸿寿考得塑像第一奖金及装饰第一奖金；王临乙、吕斯百考得活模型班第一奖金；常书鸿考得活模型班第一奖状；王临乙考得炭笔写生第一奖状。[6]据《1921年至1946年里昂中法大学海外部同学录》，此二十五年间在该校学习美术者计有18人（见附表），其中在孙佩苍1930-1934年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时有常书鸿、王临乙、吕斯百、李慰慈、陈芝秀、陈士文等6人。[7]这些艺术学子大多获得过优异的考试成绩，并在学成归国后成为艺术界的重要力量。
1930年里昂中法大学为庆祝国庆节（双十节）的到来，曾借得我国参加比国万国展览会之名家国画一百余幅，此外尚有自比京中国驻比代办谢寿康处借到徐悲鸿画作二十幅、自巴黎处借到何香凝四幅、王济远作品二十幅，共约一百四十余幅。里昂中国学生私人珍藏美术品，及里昂中法大学同学历年成绩——油画、雕塑、博士论文等均搜集陈列于大礼堂、A、B两教室及阅报室四处。展出国画作品以山水花草居多，其中管平《出浴图》、高奇峰《散步归来》、邢一峰《花中兔》、赵浩公《鸡在菊花中》、冯逸梅《游鱼水中》、王一亭《授经图》及汪采白、张大千、伍佩荣诸人画作，均受到法国人赞美。徐悲鸿作品专门陈列在A教室内，所作鸟兽，独成一派，逸笔淡色，而神气毕露，尤为法国人所推重。学生作品如虞炳烈《国民政府建造图》、《巴黎大学区中国学舍图》，王临乙、吕斯百、常书鸿之西洋炭画，程鸿寿之雕刻等，法国人皆称之为奇才之作。开展当日，里昂报界及与该校有关人士等百余人到会。报章杂志纷纷记载展览消息，且摄影刊印。里昂美术学校秘书A.Vicard先生发表长篇评论文章，诗人Pailleux先生作诗赞扬中国美术，甚至有人要求在该校开办中国画班，以便学习。[8]以圣伊雷内城堡为标志性建筑的里昂中法大学曾在中法教育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独特桥梁作用，推动并加强了法兰西思想精神、学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同时也向法国人民介绍了遥远的东方大国中华文明，加深了不同历史背景和文化取向的人们之间相互的认识和理解。中法两国间艺术交流活动的开展，也为即将上任的孙佩苍校长日后受到北平研究院委托代为搜集艺术品创造了良好的契机。
二，北平研究院委托孙佩苍在法代为搜集美术品
有关孙佩苍受北平研究院委托代为搜集海外艺术品的文献记载，经笔者查阅，目前发现有两则，其一：据1931年3月17日《国立北平研究院博物馆理工陈列所筹备会第一次会议记录》载，早在1930年1月8日召开该院博物馆筹备会时，即决定博物馆内先设理工艺术风俗三陈列所，其中“艺术陈列所，曾托驻法国孙君代为调查办理。”此“驻法孙君”应即指孙佩苍，因孙氏在1930年双十节之后至里昂中法大学担任校长。从孙佩苍早期赴法俭学时曾就读巴黎美术学校学习美术，之后改习美术史，出于个人兴趣和研究需要开始系统搜藏西方油画作品及印刷品的经历看，筹备艺术陈列所所需对西方美术作品有着鉴赏能力和一定工作之便的不二人选，也非孙氏莫属。[9]
其二：国立北平研究院刊登之《本院各部会所组概况及要闻·总务部文电统计摘要》中“关于本院博物馆事件”收发文（摘录）得知，1931年3月17日北平研究院博物馆理工陈列所筹备会不久，曾向国内外机构及个人广泛征集、商借相关物品以利展示，得到积极响应，包括河北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宁夏省、浙江省、北平市、天津市、青岛市、上海市、汉口市等省、市政府、公署、教育局、个人等都纷纷提供物品或借或赠，远在法国的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孙佩苍及毕业于里昂美术专门学校雕塑科及巴黎美术学院雕塑系、返国后任教于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雕塑科主任的王静远也在委托、应征之列。（参见下表）[10]虽然目前尚未能获取寄发孙佩苍“签字函及空白封面请代征集海外理工艺术赠品由”之具体文字内容，但笔者认为，从上述第一条所引文献及筹备、成立三项陈列所时间来分析，显系委托孙氏代为博物馆内理工陈列所、艺术陈列所而征集海外赠品，实际上部分艺术品是采取购置而得之。 为存史料，现将当时理工、艺术陈列所征集陈列品函件抄录如下：
本院博物馆理工陈列所征集国内理工叶出品[11]
本院博物馆理工陈列所，为提倡我国理化工艺及增长民众知识起见，凡国内所有理工出品，足供研究之价值者，均广为搜集以供众览。除直接函各省区著名工厂公司征求出品外，并分函各省市政府、实业厅、建筑厅、社会局等机关，转饬所属各县社会局、建设局、商会及各大工厂，征集各种工业出品并机器模型制造顺序说明等件，以供展览。至应需寄费及物品价值，概由本院担任。并置就征集物品表一种，俾得分别填入。
征集艺术陈列物品，平市府昨令教育局[12]
平市府前接北平研究院函，以该院博物馆艺术陈列所征集艺术陈列物品，请饬属广为征集，市府据情昨已转令教育局遵照，原令如次：
案准国立北平研究院函开，本院博物馆为发扬文化起见，特设立艺术陈列所，凡关于古今字画金石雕刻等项，有足供研究之价值者，亟愿广为征求，以备陈列，而供众览。贵市政府提倡文化，谅表同情。拟恳鼎力赞助，转饬各教育局暨各学校代为征集或酌予寄赠或暂予寄陈，于精华荟萃之中，收同志观摩之益。兹附上艺术陈列征集物品表五十份，送请查收，分别转发以便依式填注，随同物品寄到，俾资陈列，而广宣传。至应需寄若干，概由本院担任，并请其先行代垫函示，立即汇还，相应函达查觉，见复等因。附表五十份准此，合行检发原表令仰该局遵照，征集径送该院陈列并将征集物品列单报查，此令。
北平研究院博物馆艺术陈列所自1931年5月1日对外正式展出，最初陈列场仅三处，后以陈列品增多，不敷分配，复辟第四第五两陈列场。其各场所在地及陈列品目情形概略如下：
第一陈列场，怀仁堂内外两殿，陈列品大部为碑帖拓片，各处送陈之名胜照片，及北平庙宇壁画等。
第二陈列场，福昌殿正殿内，原陈古今字画及先贤手泽等。
第三陈列场，延庆楼下，陈列品为美术雕刻及烧瓷建漆制品。
第四陈列场，福昌殿西殿内，陈列法国名画石膏及大理石雕塑像。
第五陈列场，福昌殿东殿，陈列油画水彩及辋川图卷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四陈列场中已经明确注明陈列品为法国名画、石膏及大理石雕塑像，可以说，此时有关此项藏品数量的搜集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故而有辟为专场之必要，这在国内当时以学术机关收藏外国艺术品并能专场专题长期展出，较为罕见，值得引起美术史研究者的重视。于此相关的例证还有下列几项：
1932年9月25日，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王静远举行个人雕刻展览会，展出地点即在中海怀仁堂国立北平研究院陈列室第四陈列场。展出作品有石膏人类模型、玩骫、悲愁、弄箫女像及孙中山先生石膏像等。这些雕塑作品曾在杭州展出，颇得好评，此次展出后，即赠该馆以作永久陈列。这正与前印王静远赠送博物馆雕塑作品往来函件内容相吻合，可惜不知这些作品以后的下落为何？
1935年8月，该馆“新由法国购运绘画照片及油画名作二百五十幅。刻正装潢整理，并作说明。一俟工作完成，拟即分陈福昌殿东西两殿内，公开展览。以该两殿之位置光线陈列画片，较为适宜也。”[13]
即在刊登这则消息的原刊中，还刊登了一幅《博物馆陈列法国油画之一（吕贝珈）》图版，笔者将此图发陈丹青先生辨识作者及回忆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中是否收藏此画作，经陈先生对该图反复鉴赏后认为：“几乎是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的作风，是莆桑一路的延续，很好的一幅画。不知这幅画现在在哪里？孙佩苍中收藏中，以我记忆，只有十九世纪画，没有更早的。但年头实在久了，我不相信自己的记忆。”查这幅题名《吕贝珈》的油画作品，与苏格兰历史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WalterScott，1771-1832年）的著名长篇历史小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现译为司各特的《艾文荷》，1819年出版）党属同一题材。该书经林纾译述，1905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林氏对犹太女郎吕贝珈“洞明大义，垂青英雄。又能以坚果之力，峻斥豪暴”大为赞赏，并以传神之笔，尽情描绘：“夫以吕贝珈之美，在英国中固第一，……身段既佳，又衣东方之衣饰，髻上束以鹅黄之帕，愈衬其面容之柔嫩；双瞳剪水，修眉入鬓；准直颐丰，居中适称；齿如编贝，柔发作圆瓣，被之肩际；缟颈酥胸，灿然如玉；衣波斯之锦，花朵如生，合众美为一。”以这段文字对应画作内容，或许有助于对作品的理解。
1936年3月28日至4月18日，中德学会在国立北平研究院博物馆艺术陈列所举办德国绘画展览会，展出德国著名画家所作绘画多种，并德国精印绘画品一百五十余幅，印画极工，参观者颇为踊跃。
北平研究院博物院艺术陈列所之所以能够有系统地搜购欧洲艺术品，固然与其“发扬文化”的办所宗旨有关，同时也应看作是20世纪初期蔡元培倡导的艺术代宗教学说、李石曾等人创办中法大学为国家培养精英人才以及李石曾、李书华等主办北平研究院学术机构三者之间相互交融的最佳体现。从20世纪初期西画东渐的美术思潮中，将西方美术作品介绍于国内，建立中国博物馆、美术馆，以便成为推动中国美术发展的参考物，是那一代留学欧洲的艺术学子共同的心愿，这在徐悲鸿、王子云等人的论述中均有体现，颜文梁、王临乙、吴作人等从国外购置艺用石膏像用于美术院校教学，孙佩苍等人搜集绘画原作及印刷品意在编写艺术史书籍及建筑美术馆，1935年南京建成国立美术馆，这与国立北平研究会在此前后从欧洲购置艺术品都是可看做是这一历史潮流下的同一作为。
三，中国科学院的建立及北平研究院博物院艺术陈列所藏画的转移
早在“七七”卢沟桥事变的前一两年，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十分明显，随着北平地区的形势日益险恶，为保障学术研究工作的进行，北平研究院决定陆续将部分的研究机构迁离北平。七七事变后，该院无法在原址继续工作，各研究单位和行政单位立即进行内迁。1938年4月，副院长李书华在昆明设立一办事处，其时因战事影响，该院的经费曾停发数个月，随后各项经费均减成支付，博物馆等机构因经费紧缩而停办，馆内藏品随之流散。其中法国油画作品等被部分移交王石之任校长的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 查1942年3月25日北京《新民报》刊登《艺专古美术展览》报道，大致可以了解到部分藏品的流存情况：
【本报特讯】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以该校于去岁冬间，曾由教育总署令将北平研究院之油画多幅移归保存，该项油画具系法国古名家遗作，为近代罕见之品，名贵异常，为求公开鉴赏起见，决将其陈展，并征集教职员同人私家所藏古书画及古美术工艺品等项，都凡一百数十件，如莫高窟发现之唐代佛画四帧，宋马远翎毛松鹊图，五代北宋李营邱山水，元人仿关同山水，五代后蜀黄荃双鹿图，及明代文征明、八大山人、石涛、陈老莲、唐六如、蓝瑛、沈石田等作品，概属古代佳构，此外并有陶瓷、工艺品等，定于明（二十六）日起至二十九日止，在东总布胡同该校举行古美术展览会四日，并于今（廿五）日举行预展，只招待京中各机关领袖及各界闻人到校参观，请柬昨日已分别发出云。
这批移归国立北京艺专的法国油画作品具体数量不详，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当在抗战胜利后继续由临时大学第八分班及徐悲鸿接收重建国立北平艺专时延续保存，与之后自中国科学院划归中央美术学院的多幅法国油画原作，同属于北平研究院旧藏的一部分。
抗战胜利后，北平研究院及其机构陆续迁回北平。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成立，郭沫若为院长。同月文管会接管了北平研究院，原北平研究院的各机构皆归入中国科学院，隶属于政务院下的文化教育委员会。同时宣布：北平研究院及中央研究院的名称即日撤销，北平研究院从此不复存在。北平研究院在活动的20年中，遵循其创始人李煜瀛拟定的“学理与实用并重”的宗旨，以实行科学的研究，促进学术进步为其任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也应当包括自1930-1937年以来自欧洲搜集之艺术品（含油画原作、画作印刷品及雕塑作品等），对这些作品的研究和集中陈列展出，势必对美术院校师生教学、观摩，为普通观众欣赏到西方艺术作品起到良好的借鉴、宣传作用。
1951年底，美术史学家、诗人常任侠经过革命大学政审通过后，返回中央美术学院接任图书馆主任职，不久，适逢中央根据毛泽东指示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之三反运动，全国各地积极响应，文教系统亦闻风而动，上至文化部长，下至基层人员，自我检讨，联合动员，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清查活动。常任侠不仅对管辖内的图书馆收藏做过逐一排查，还经常参加院外的一些相关会议（浪费展览会、揭发处理贪污分子大会、讨论打虎策略会等），接收团体或个人的图书、文物捐赠、转让，为丰富馆藏建设奠定了厚实的基础，较为重要的有原辅仁大学教授张怀捐赠的古籍线装书、傅惜华与周作人部分藏书、郑振铎自印度购置的艺术图书、古董商人方雨楼遗存字画及孙佩苍购藏之美术印刷品等。他在晚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是这样记述的：
自1952年起，我兼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长，为馆收集不少珍贵书物、古艺术品。其中重要的是孙佩苍在欧洲德、法等国为过去北平研究院收集的一批名画家的油画，解放后归科学院。某日我去看郭老，恰逢在仓库中取出。这在中国保存的名画家的原作还是稀有的。我签呈郭老划归中央美术学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经郭老批准，即由图书馆以车运来，这成为后来美院展览馆的基本藏品，其中也经过本院美术家的修整，并把这些原来的宝贵画框，也修理一新。其后孙佩苍家中所藏一大批西洋名画原大的印制品，也收归本院。这些美术品印数甚少，其第一二张，例归该国美术馆保藏。孙氏在前数张中选购，仅下真迹一等，也甚不易得。徐悲鸿先生常盛赞孙氏的辛勤和精鉴，在他身后由本院保藏这些珍品，也出于故院长的教导。[14]
查阅常任侠1952年日记，他首次见到中国科学院藏画的时间为4月21日：参观“科学院贪污展览会，……科学院所购欧洲油画多幅，有损毁者。又桥川所藏宋版书，宋翔凤书扇等，放仓库中，多被毁，可惜之甚。”为搞清楚这批藏画的来源，他向此时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的吴晓铃（1914-1995）询问情况。抗战胜利后，他们曾经同为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教授，在治学、收藏图书上有着相近的志向和爱好，私交很好。具体办理接收是在10月16日，日记中留下这样一则重要文字：“上午赴科学院取来西洋油画十三件，晤郭沫若、钟潜九。”[15]
常任侠与郭沫若相识于日本，1935年12月11日，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进修的常任侠专程前往千叶市川须和田町郭沫若寓所进行了拜访，从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抗战爆发后，他们同在武汉政治部三厅从事抗日宣传工作，1939年后共同参与过挖掘整理重庆汉墓遗物，留下多篇研究论文和唱和诗篇，再加上他们都与徐悲鸿关系密切，当1952年国内外政治风云变换的背景下，遇到这批不为所重的西方油画作品，存之仓库又有浪费之虞，不如移交中央美术学院，物为所用，一举两得。从1948年底徐悲鸿曾频繁参加在中南海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举行之平津国立院校长谈话会，并与院长李书华有过交往的情况来分析，徐悲鸿对该院收藏有孙佩苍经手购置欧洲油画的情况是略知一二的，由常任侠出面向郭沫若建议并得首肯，或许就有徐悲鸿的意愿在内——此时徐氏身患重病不利出行。事实上，早在这年初的一次常郭偶遇交谈中，就为此事的成功进行了铺垫。
1月20日，常任侠与郭沫若偶遇公园，品茗且谈，兴致甚畅，其话题涉及孔墨评论、奴隶制度社会问题、故宫博物院购归“二希”、中央美术学院整风情况、创作题材诸事，当常“告以油画亦受批判，同人中谓油画艺术，未经群众批准，亦是资产阶级之物。郭谓表现大幅，终非油画不可，如主题正确，则群众应亦喜爱也。”正是郭沫若对油画作品所具有的社会教育和艺术功能的高度认识，得此机缘，故而成就了这段艺坛佳话。
常任侠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犹记往科学院，见欧西原作名画四十余幅，保存不善，致有残损，吾请郭老批归美院，以车载来，价值甚鉅。在中国甚不易得，此盖过去科学院派遣孙佩苍在法国坐收得之。又孙佩苍藏画千张，亦收归美院。辅仁大学教务长张怀博士，藏章回小说多珍本，明刊《一片情》为海内外孤本，闻其遭批判，惧散失，吾往请归美院，张氏慨允，以车载来，此皆未费一钱，得此珍物。他如朱启钤旧收，周作人苦雨斋旧藏，陶兰泉藏金石旧拓，皆由吾收得，此可以自慰矣。”[16]这里谈到的画作“四十余幅”与最初记录的“十三件”数目有差误；“孙佩苍藏画千张，亦收归美院”之语，实为画作印刷品。而当年中央美院领导层对搜集中外作品有着分歧，仍从常任侠1952年9月19日的日记中可以看得出：“上午八时赴馆办公。谈方雨楼遗画《番王按乐图》、《岳阳楼图》需价五千万，丁井文颇热心，欲为学校购之，但江丰不同意。又谈孙佩苍所藏画，恐亦无结果。此两君者，生前一爱中画，一爱西画，吾院皆与之有关系，徐悲鸿先生之友也。”此处谈到的孙佩苍藏画，正是孙元《寻找孙佩苍》书中提到的成都画展遗失与中央美院扣留不还之后者，因本文侧重点在于探讨孙佩苍为国家学术机构搜集外国美术作品这一史实，以期研究者对孙氏收藏美术品的意义有所新的认识，故而对孙佩苍另外两条收藏线索容当别论。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王璜生馆长在《馆藏国立北平艺专精品陈列前言》中坦言：
“北平艺专”递延多变，档案及作品的收藏极为单薄零散，再加上相应的保护、整理措施简率粗陋，以至于应有的相关收集、整理、复制、保护、研究、展示、出版等工作都没有在规范的基础上较好地开展。[17]
本文中提到的1941年、1952年由国立北京艺专、中央美术学院两次接收到北平研究院旧藏的欧洲油画作品的经办手续、登记簿等历史记录是否存留？北平研究院寄中法大学校长孙佩苍委托代理搜集欧洲艺术品的函件是否存档？这些看似流传有序的藏品都是经过孙佩苍之手抑或另有途径？等等，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发掘史料，在此基础上做出合理的解释。
甲午立秋日于京城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
【注释】
[1]2011年翰海拍卖公司春季拍卖会推出的“孙佩苍家族收藏徐悲鸿油画珍品专场”，其中《孙慧君像》、《坐裸女》和《参孙与大莉拉》为重量级作品。孙元着《寻找孙佩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
[2]参见《本院各部会所组概况及要闻》，《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3卷第4期，1932年7月。《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双月刊，全年六期为一卷，自1930年至1936年，共出版七卷。
[3]王静远（1893-1968），辽宁海城人。早年在北京江亢虎办的内城传习所学习，1921年经蔡元培推荐赴法国勤工俭学，毕业于法国里昂国立美术专门学校雕塑系，为我国赴法学习雕塑的第一人。1928年回国后历任国立西湖艺术院和国立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4]《中法大学之成绩》，《世界日报》1927年7月18日第6版。
[5]《里昂中法大学近闻》，上海《申报》1930年9月30日第8版。
[6]《里昂中法大学考试成绩》，上海《申报》1929年10月9日。
[7]李尘生，《欧华学报》1983年第一期。
[8]董希白《里昂中法大学本年国庆国画展览志盛》，《中法教育界》1930，Num.38。
[9]《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二卷第二期，1931年3月。
[10]《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五卷第一期，1934年1月。
[11]《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二卷第六期，1931年11月。
[12]1932年6月5日北平《京报》、《华北日报》。
[13]《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6卷第5期，1935年9月。
[14]《冰庐失宝记》，该文作于1989年11月6日。收入端木蕻良、方成编《说画集》，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12月第1版；郭淑芬、常法韫、沈宁编《常任侠文集》（卷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
[15]《常任侠日记集·春城纪事（1949-1953）》，郭淑芬整理，沈宁编注，台湾，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12月第1版。
[16]常任侠日记，1984年2月27日条，未刊稿。
[17]《艺术》2013年第5期。
对中国现代收藏欧洲绘画原作第一人的孙佩苍生平、成就研究，限于资料匮乏、藏品缺失，近六十年来鲜有成篇，直到近年来北平翰海拍卖公司在春拍中推出了“溯本寻源——孙佩苍家族收藏徐悲鸿油画珍品专场”及孙元着、陈丹青序之《寻找孙佩苍》一书的出版[1]，开始引起艺术界的关注。笔者认为涉及孙氏藏画的脉络主要有三条：一，抗战爆发后将保存在东北的收藏品经香港等地转移到重庆，并选择部分藏品参加1942年元旦起至七日，在成都美术协会举办第一届美术展览会中作为乙部展出之藏画（含印刷品）部分，随着孙佩苍的突然病逝（另有遭暗杀之说）及展览的结束，藏品下落不明。二，经姚淑文女士在上海慈幼教养院仓库中秘密保存藏画部分，日后曾以捐赠名义暂存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待“文革”结束后经家属要求进行退还时部分藏品被扣留、遗失部分。三，1930年代初中期受北平研究院委托代为搜集艺术品，抗日战争爆发后由教育总署移归国立北京艺专保存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中国科学院划归中央美术学院部分。由于第三部分远离其后人寻找的范围，所以更加被人忽略，而对这批被称作“美院展览馆的基本藏品”之解析，可以对近现代中法艺术合作交流、中国学术机构中博物馆的建设，特别是对孙佩苍作为“民国第一收藏家”的个案研究，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国立北平研究院的设立及与里昂中法大学合作
1929年9月9日国民政府在北平（今北京）成立学术研究机构国立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石曾），11月聘李书华（润章）为副院长，襄理院务。该院筹备起初隶属于北平大学区，后改为独立学术机关，隶属教育部，下分行政事务与研究机构两部分。行政事务设总办事处，处理全院行政事务，地址在中海怀仁堂西四所。研究机构分理化、生物、人地三部，设物理、化学、镭学（后改称原子学）、药物、生理、动物、植物、地质、历史等9个研究所和测绘事务所等，1931年3月设博物馆，内分设理工、艺术、风俗陈列所，研究事业，在启发民智，改善风俗，提倡工业。其首先开办者，为艺术陈列所，陈列物品，系古今中外名人字画、美术雕刻、捏像塑像、碑帖、金石拓片，及各种古迹名胜照像等有艺术价值者。
该院建院主旨在发展文化事业，目标为“科学研究”及“科学应用”，前者为探讨自然界真理，增长人类知识，以求在学术上增高国家或民族对于国际的地位；后者即科学对于国计民生实际上的应用。该院最初每月三万元的经费可以由北平大学经费中支付，后成为一个学术机关，各方面的开支增大，需多方筹集，于是设法同其他学术机关合作，以便节省部分经费。当时所拟定的合作学术机关有：国立中央研究院、国立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国立天然博物院、北平地质调查所等，此外还有国际学术机关世界学院、中法大学研究院、巴斯德学院等。[2]
里昂中法大学系1921年经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等创办之中法共建高等学府，其办学宗旨是为中国学生提供高等教育的机会，其目的是要为中国培养一批高级学者和研究人员，同时为国内大学提供合格的高校师资。该校利用庚款，培养了大量中国急需的科学和教育方面的专家和人才，这种培养精英人才的高等学校，实行公开招考、择优录取制度，故而学生整体素质很高，仅以学习美术者而言，“该校学生成绩甚为优美……其在校中考试屡次冠曹及得银牌等奖证者，为数亦多，如方藴之于法国国立里昂美术专门学校图案科，王静远之于同校雕刻科[3]，唐学咏之于法国音乐学院、虞炳烈之于里昂建筑学校，同校同业均视为畏友，法国学界亦传为佳话云。”[4]“在美术学校建筑学校音乐学院考得第一奖金计二十六次，奖牌及奖状
孙佩苍（1889-1942），别号雨珊，辽宁辽阳人，早年毕业于北洋师范优级博物科，1920年10月以俭学身份赴法留学，初在巴黎美术学校进行初级美术训练，后专攻美术史研究，课余从事欧洲艺术品搜集。1926年归国后，受聘为东北大学文学院专任教授兼法工学院教授。1930年底赴法担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国联宗旨教育青年委员会中国委员、教育专家委员会的东方委员等职务，曾受国立北平研究院委托代为搜集欧洲艺术品。1934年返国后从事国民党党务工作，抗战时期当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2年1月病逝于成都。
对中国现代收藏欧洲绘画原作第一人的孙佩苍生平、成就研究，限于资料匮乏、藏品缺失，近六十年来鲜有成篇，直到近年来北平翰海拍卖公司在春拍中推出了“溯本寻源——孙佩苍家族收藏徐悲鸿油画珍品专场”及孙元着、陈丹青序之《寻找孙佩苍》一书的出版[1]，开始引起艺术界的关注。笔者认为涉及孙氏藏画的脉络主要有三条：一，抗战爆发后将保存在东北的收藏品经香港等地转移到重庆，并选择部分藏品参加1942年元旦起至七日，在成都美术协会举办第一届美术展览会中作为乙部展出之藏画（含印刷品）部分，随着孙佩苍的突然病逝（另有遭暗杀之说）及展览的结束，藏品下落不明。二，经姚淑文女士在上海慈幼教养院仓库中秘密保存藏画部分，日后曾以捐赠名义暂存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待“文革”结束后经家属要求进行退还时部分藏品被扣留、遗失部分。三，1930年代初中期受北平研究院委托代为搜集艺术品，抗日战争爆发后由教育总署移归国立北京艺专保存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中国科学院划归中央美术学院部分。由于第三部分远离其后人寻找的范围，所以更加被人忽略，而对这批被称作“美院展览馆的基本藏品”之解析，可以对近现代中法艺术合作交流、中国学术机构中博物馆的建设，特别是对孙佩苍作为“民国第一收藏家”的个案研究，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国立北平研究院的设立及与里昂中法大学合作
1929年9月9日国民政府在北平（今北京）成立学术研究机构国立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石曾），11月聘李书华（润章）为副院长，襄理院务。该院筹备起初隶属于北平大学区，后改为独立学术机关，隶属教育部，下分行政事务与研究机构两部分。行政事务设总办事处，处理全院行政事务，地址在中海怀仁堂西四所。研究机构分理化、生物、人地三部，设物理、化学、镭学（后改称原子学）、药物、生理、动物、植物、地质、历史等9个研究所和测绘事务所等，1931年3月设博物馆，内分设理工、艺术、风俗陈列所，研究事业，在启发民智，改善风俗，提倡工业。其首先开办者，为艺术陈列所，陈列物品，系古今中外名人字画、美术雕刻、捏像塑像、碑帖、金石拓片，及各种古迹名胜照像等有艺术价值者。
该院建院主旨在发展文化事业，目标为“科学研究”及“科学应用”，前者为探讨自然界真理，增长人类知识，以求在学术上增高国家或民族对于国际的地位；后者即科学对于国计民生实际上的应用。该院最初每月三万元的经费可以由北平大学经费中支付，后成为一个学术机关，各方面的开支增大，需多方筹集，于是设法同其他学术机关合作，以便节省部分经费。当时所拟定的合作学术机关有：国立中央研究院、国立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国立天然博物院、北平地质调查所等，此外还有国际学术机关世界学院、中法大学研究院、巴斯德学院等。[2]
里昂中法大学系1921年经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等创办之中法共建高等学府，其办学宗旨是为中国学生提供高等教育的机会，其目的是要为中国培养一批高级学者和研究人员，同时为国内大学提供合格的高校师资。该校利用庚款，培养了大量中国急需的科学和教育方面的专家和人才，这种培养精英人才的高等学校，实行公开招考、择优录取制度，故而学生整体素质很高，仅以学习美术者而言，“该校学生成绩甚为优美……其在校中考试屡次冠曹及得银牌等奖证者，为数亦多，如方藴之于法国国立里昂美术专门学校图案科，王静远之于同校雕刻科[3]，唐学咏之于法国音乐学院、虞炳烈之于里昂建筑学校，同校同业均视为畏友，法国学界亦传为佳话云。”[4]“在美术学校建筑学校音乐学院考得第一奖金计二十六次，奖牌及奖状计六十次。”[5]其中程鸿寿考得塑像第一奖金及装饰第一奖金；王临乙、吕斯百考得活模型班第一奖金；常书鸿考得活模型班第一奖状；王临乙考得炭笔写生第一奖状。[6]据《1921年至1946年里昂中法大学海外部同学录》，此二十五年间在该校学习美术者计有18人（见附表），其中在孙佩苍1930-1934年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时有常书鸿、王临乙、吕斯百、李慰慈、陈芝秀、陈士文等6人。[7]这些艺术学子大多获得过优异的考试成绩，并在学成归国后成为艺术界的重要力量。
1930年里昂中法大学为庆祝国庆节（双十节）的到来，曾借得我国参加比国万国展览会之名家国画一百余幅，此外尚有自比京中国驻比代办谢寿康处借到徐悲鸿画作二十幅、自巴黎处借到何香凝四幅、王济远作品二十幅，共约一百四十余幅。里昂中国学生私人珍藏美术品，及里昂中法大学同学历年成绩——油画、雕塑、博士论文等均搜集陈列于大礼堂、A、B两教室及阅报室四处。展出国画作品以山水花草居多，其中管平《出浴图》、高奇峰《散步归来》、邢一峰《花中兔》、赵浩公《鸡在菊花中》、冯逸梅《游鱼水中》、王一亭《授经图》及汪采白、张大千、伍佩荣诸人画作，均受到法国人赞美。徐悲鸿作品专门陈列在A教室内，所作鸟兽，独成一派，逸笔淡色，而神气毕露，尤为法国人所推重。学生作品如虞炳烈《国民政府建造图》、《巴黎大学区中国学舍图》，王临乙、吕斯百、常书鸿之西洋炭画，程鸿寿之雕刻等，法国人皆称之为奇才之作。开展当日，里昂报界及与该校有关人士等百余人到会。报章杂志纷纷记载展览消息，且摄影刊印。里昂美术学校秘书A.Vicard先生发表长篇评论文章，诗人Pailleux先生作诗赞扬中国美术，甚至有人要求在该校开办中国画班，以便学习。[8]以圣伊雷内城堡为标志性建筑的里昂中法大学曾在中法教育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独特桥梁作用，推动并加强了法兰西思想精神、学术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同时也向法国人民介绍了遥远的东方大国中华文明，加深了不同历史背景和文化取向的人们之间相互的认识和理解。中法两国间艺术交流活动的开展，也为即将上任的孙佩苍校长日后受到北平研究院委托代为搜集艺术品创造了良好的契机。
二，北平研究院委托孙佩苍在法代为搜集美术品
有关孙佩苍受北平研究院委托代为搜集海外艺术品的文献记载，经笔者查阅，目前发现有两则，其一：据1931年3月17日《国立北平研究院博物馆理工陈列所筹备会第一次会议记录》载，早在1930年1月8日召开该院博物馆筹备会时，即决定博物馆内先设理工艺术风俗三陈列所，其中“艺术陈列所，曾托驻法国孙君代为调查办理。”此“驻法孙君”应即指孙佩苍，因孙氏在1930年双十节之后至里昂中法大学担任校长。从孙佩苍早期赴法俭学时曾就读巴黎美术学校学习美术，之后改习美术史，出于个人兴趣和研究需要开始系统搜藏西方油画作品及印刷品的经历看，筹备艺术陈列所所需对西方美术作品有着鉴赏能力和一定工作之便的不二人选，也非孙氏莫属。[9]
其二：国立北平研究院刊登之《本院各部会所组概况及要闻·总务部文电统计摘要》中“关于本院博物馆事件”收发文（摘录）得知，1931年3月17日北平研究院博物馆理工陈列所筹备会不久，曾向国内外机构及个人广泛征集、商借相关物品以利展示，得到积极响应，包括河北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宁夏省、浙江省、北平市、天津市、青岛市、上海市、汉口市等省、市政府、公署、教育局、个人等都纷纷提供物品或借或赠，远在法国的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孙佩苍及毕业于里昂美术专门学校雕塑科及巴黎美术学院雕塑系、返国后任教于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雕塑科主任的王静远也在委托、应征之列。（参见下表）[10]虽然目前尚未能获取寄发孙佩苍“签字函及空白封面请代征集海外理工艺术赠品由”之具体文字内容，但笔者认为，从上述第一条所引文献及筹备、成立三项陈列所时间来分析，显系委托孙氏代为博物馆内理工陈列所、艺术陈列所而征集海外赠品，实际上部分艺术品是采取购置而得之。 为存史料，现将当时理工、艺术陈列所征集陈列品函件抄录如下：
本院博物馆理工陈列所征集国内理工叶出品[11]
本院博物馆理工陈列所，为提倡我国理化工艺及增长民众知识起见，凡国内所有理工出品，足供研究之价值者，均广为搜集以供众览。除直接函各省区著名工厂公司征求出品外，并分函各省市政府、实业厅、建筑厅、社会局等机关，转饬所属各县社会局、建设局、商会及各大工厂，征集各种工业出品并机器模型制造顺序说明等件，以供展览。至应需寄费及物品价值，概由本院担任。并置就征集物品表一种，俾得分别填入。
征集艺术陈列物品，平市府昨令教育局[12]
平市府前接北平研究院函，以该院博物馆艺术陈列所征集艺术陈列物品，请饬属广为征集，市府据情昨已转令教育局遵照，原令如次：
案准国立北平研究院函开，本院博物馆为发扬文化起见，特设立艺术陈列所，凡关于古今字画金石雕刻等项，有足供研究之价值者，亟愿广为征求，以备陈列，而供众览。贵市政府提倡文化，谅表同情。拟恳鼎力赞助，转饬各教育局暨各学校代为征集或酌予寄赠或暂予寄陈，于精华荟萃之中，收同志观摩之益。兹附上艺术陈列征集物品表五十份，送请查收，分别转发以便依式填注，随同物品寄到，俾资陈列，而广宣传。至应需寄若干，概由本院担任，并请其先行代垫函示，立即汇还，相应函达查觉，见复等因。附表五十份准此，合行检发原表令仰该局遵照，征集径送该院陈列并将征集物品列单报查，此令。
北平研究院博物馆艺术陈列所自1931年5月1日对外正式展出，最初陈列场仅三处，后以陈列品增多，不敷分配，复辟第四第五两陈列场。其各场所在地及陈列品目情形概略如下：
第一陈列场，怀仁堂内外两殿，陈列品大部为碑帖拓片，各处送陈之名胜照片，及北平庙宇壁画等。
第二陈列场，福昌殿正殿内，原陈古今字画及先贤手泽等。
第三陈列场，延庆楼下，陈列品为美术雕刻及烧瓷建漆制品。
第四陈列场，福昌殿西殿内，陈列法国名画石膏及大理石雕塑像。
第五陈列场，福昌殿东殿，陈列油画水彩及辋川图卷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四陈列场中已经明确注明陈列品为法国名画、石膏及大理石雕塑像，可以说，此时有关此项藏品数量的搜集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故而有辟为专场之必要，这在国内当时以学术机关收藏外国艺术品并能专场专题长期展出，较为罕见，值得引起美术史研究者的重视。于此相关的例证还有下列几项：
1932年9月25日，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王静远举行个人雕刻展览会，展出地点即在中海怀仁堂国立北平研究院陈列室第四陈列场。展出作品有石膏人类模型、玩骫、悲愁、弄箫女像及孙中山先生石膏像等。这些雕塑作品曾在杭州展出，颇得好评，此次展出后，即赠该馆以作永久陈列。这正与前印王静远赠送博物馆雕塑作品往来函件内容相吻合，可惜不知这些作品以后的下落为何？
1935年8月，该馆“新由法国购运绘画照片及油画名作二百五十幅。刻正装潢整理，并作说明。一俟工作完成，拟即分陈福昌殿东西两殿内，公开展览。以该两殿之位置光线陈列画片，较为适宜也。”[13]
即在刊登这则消息的原刊中，还刊登了一幅《博物馆陈列法国油画之一（吕贝珈）》图版，笔者将此图发陈丹青先生辨识作者及回忆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中是否收藏此画作，经陈先生对该图反复鉴赏后认为：“几乎是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的作风，是莆桑一路的延续，很好的一幅画。不知这幅画现在在哪里？孙佩苍中收藏中，以我记忆，只有十九世纪画，没有更早的。但年头实在久了，我不相信自己的记忆。”查这幅题名《吕贝珈》的油画作品，与苏格兰历史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WalterScott，1771-1832年）的著名长篇历史小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现译为司各特的《艾文荷》，1819年出版）党属同一题材。该书经林纾译述，1905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林氏对犹太女郎吕贝珈“洞明大义，垂青英雄。又能以坚果之力，峻斥豪暴”大为赞赏，并以传神之笔，尽情描绘：“夫以吕贝珈之美，在英国中固第一，……身段既佳，又衣东方之衣饰，髻上束以鹅黄之帕，愈衬其面容之柔嫩；双瞳剪水，修眉入鬓；准直颐丰，居中适称；齿如编贝，柔发作圆瓣，被之肩际；缟颈酥胸，灿然如玉；衣波斯之锦，花朵如生，合众美为一。”以这段文字对应画作内容，或许有助于对作品的理解。
1936年3月28日至4月18日，中德学会在国立北平研究院博物馆艺术陈列所举办德国绘画展览会，展出德国著名画家所作绘画多种，并德国精印绘画品一百五十余幅，印画极工，参观者颇为踊跃。
北平研究院博物院艺术陈列所之所以能够有系统地搜购欧洲艺术品，固然与其“发扬文化”的办所宗旨有关，同时也应看作是20世纪初期蔡元培倡导的艺术代宗教学说、李石曾等人创办中法大学为国家培养精英人才以及李石曾、李书华等主办北平研究院学术机构三者之间相互交融的最佳体现。从20世纪初期西画东渐的美术思潮中，将西方美术作品介绍于国内，建立中国博物馆、美术馆，以便成为推动中国美术发展的参考物，是那一代留学欧洲的艺术学子共同的心愿，这在徐悲鸿、王子云等人的论述中均有体现，颜文梁、王临乙、吴作人等从国外购置艺用石膏像用于美术院校教学，孙佩苍等人搜集绘画原作及印刷品意在编写艺术史书籍及建筑美术馆，1935年南京建成国立美术馆，这与国立北平研究会在此前后从欧洲购置艺术品都是可看做是这一历史潮流下的同一作为。
三，中国科学院的建立及北平研究院博物院艺术陈列所藏画的转移
早在“七七”卢沟桥事变的前一两年，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十分明显，随着北平地区的形势日益险恶，为保障学术研究工作的进行，北平研究院决定陆续将部分的研究机构迁离北平。七七事变后，该院无法在原址继续工作，各研究单位和行政单位立即进行内迁。1938年4月，副院长李书华在昆明设立一办事处，其时因战事影响，该院的经费曾停发数个月，随后各项经费均减成支付，博物馆等机构因经费紧缩而停办，馆内藏品随之流散。其中法国油画作品等被部分移交王石之任校长的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 查1942年3月25日北京《新民报》刊登《艺专古美术展览》报道，大致可以了解到部分藏品的流存情况：
【本报特讯】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以该校于去岁冬间，曾由教育总署令将北平研究院之油画多幅移归保存，该项油画具系法国古名家遗作，为近代罕见之品，名贵异常，为求公开鉴赏起见，决将其陈展，并征集教职员同人私家所藏古书画及古美术工艺品等项，都凡一百数十件，如莫高窟发现之唐代佛画四帧，宋马远翎毛松鹊图，五代北宋李营邱山水，元人仿关同山水，五代后蜀黄荃双鹿图，及明代文征明、八大山人、石涛、陈老莲、唐六如、蓝瑛、沈石田等作品，概属古代佳构，此外并有陶瓷、工艺品等，定于明（二十六）日起至二十九日止，在东总布胡同该校举行古美术展览会四日，并于今（廿五）日举行预展，只招待京中各机关领袖及各界闻人到校参观，请柬昨日已分别发出云。
这批移归国立北京艺专的法国油画作品具体数量不详，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当在抗战胜利后继续由临时大学第八分班及徐悲鸿接收重建国立北平艺专时延续保存，与之后自中国科学院划归中央美术学院的多幅法国油画原作，同属于北平研究院旧藏的一部分。
抗战胜利后，北平研究院及其机构陆续迁回北平。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成立，郭沫若为院长。同月文管会接管了北平研究院，原北平研究院的各机构皆归入中国科学院，隶属于政务院下的文化教育委员会。同时宣布：北平研究院及中央研究院的名称即日撤销，北平研究院从此不复存在。北平研究院在活动的20年中，遵循其创始人李煜瀛拟定的“学理与实用并重”的宗旨，以实行科学的研究，促进学术进步为其任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也应当包括自1930-1937年以来自欧洲搜集之艺术品（含油画原作、画作印刷品及雕塑作品等），对这些作品的研究和集中陈列展出，势必对美术院校师生教学、观摩，为普通观众欣赏到西方艺术作品起到良好的借鉴、宣传作用。
1951年底，美术史学家、诗人常任侠经过革命大学政审通过后，返回中央美术学院接任图书馆主任职，不久，适逢中央根据毛泽东指示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之三反运动，全国各地积极响应，文教系统亦闻风而动，上至文化部长，下至基层人员，自我检讨，联合动员，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清查活动。常任侠不仅对管辖内的图书馆收藏做过逐一排查，还经常参加院外的一些相关会议（浪费展览会、揭发处理贪污分子大会、讨论打虎策略会等），接收团体或个人的图书、文物捐赠、转让，为丰富馆藏建设奠定了厚实的基础，较为重要的有原辅仁大学教授张怀捐赠的古籍线装书、傅惜华与周作人部分藏书、郑振铎自印度购置的艺术图书、古董商人方雨楼遗存字画及孙佩苍购藏之美术印刷品等。他在晚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是这样记述的：
自1952年起，我兼中央美术学院图书馆长，为馆收集不少珍贵书物、古艺术品。其中重要的是孙佩苍在欧洲德、法等国为过去北平研究院收集的一批名画家的油画，解放后归科学院。某日我去看郭老，恰逢在仓库中取出。这在中国保存的名画家的原作还是稀有的。我签呈郭老划归中央美术学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经郭老批准，即由图书馆以车运来，这成为后来美院展览馆的基本藏品，其中也经过本院美术家的修整，并把这些原来的宝贵画框，也修理一新。其后孙佩苍家中所藏一大批西洋名画原大的印制品，也收归本院。这些美术品印数甚少，其第一二张，例归该国美术馆保藏。孙氏在前数张中选购，仅下真迹一等，也甚不易得。徐悲鸿先生常盛赞孙氏的辛勤和精鉴，在他身后由本院保藏这些珍品，也出于故院长的教导。[14]
查阅常任侠1952年日记，他首次见到中国科学院藏画的时间为4月21日：参观“科学院贪污展览会，……科学院所购欧洲油画多幅，有损毁者。又桥川所藏宋版书，宋翔凤书扇等，放仓库中，多被毁，可惜之甚。”为搞清楚这批藏画的来源，他向此时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的吴晓铃（1914-1995）询问情况。抗战胜利后，他们曾经同为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教授，在治学、收藏图书上有着相近的志向和爱好，私交很好。具体办理接收是在10月16日，日记中留下这样一则重要文字：“上午赴科学院取来西洋油画十三件，晤郭沫若、钟潜九。”[15]
常任侠与郭沫若相识于日本，1935年12月11日，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进修的常任侠专程前往千叶市川须和田町郭沫若寓所进行了拜访，从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抗战爆发后，他们同在武汉政治部三厅从事抗日宣传工作，1939年后共同参与过挖掘整理重庆汉墓遗物，留下多篇研究论文和唱和诗篇，再加上他们都与徐悲鸿关系密切，当1952年国内外政治风云变换的背景下，遇到这批不为所重的西方油画作品，存之仓库又有浪费之虞，不如移交中央美术学院，物为所用，一举两得。从1948年底徐悲鸿曾频繁参加在中南海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举行之平津国立院校长谈话会，并与院长李书华有过交往的情况来分析，徐悲鸿对该院收藏有孙佩苍经手购置欧洲油画的情况是略知一二的，由常任侠出面向郭沫若建议并得首肯，或许就有徐悲鸿的意愿在内——此时徐氏身患重病不利出行。事实上，早在这年初的一次常郭偶遇交谈中，就为此事的成功进行了铺垫。
1月20日，常任侠与郭沫若偶遇公园，品茗且谈，兴致甚畅，其话题涉及孔墨评论、奴隶制度社会问题、故宫博物院购归“二希”、中央美术学院整风情况、创作题材诸事，当常“告以油画亦受批判，同人中谓油画艺术，未经群众批准，亦是资产阶级之物。郭谓表现大幅，终非油画不可，如主题正确，则群众应亦喜爱也。”正是郭沫若对油画作品所具有的社会教育和艺术功能的高度认识，得此机缘，故而成就了这段艺坛佳话。
常任侠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犹记往科学院，见欧西原作名画四十余幅，保存不善，致有残损，吾请郭老批归美院，以车载来，价值甚鉅。在中国甚不易得，此盖过去科学院派遣孙佩苍在法国坐收得之。又孙佩苍藏画千张，亦收归美院。辅仁大学教务长张怀博士，藏章回小说多珍本，明刊《一片情》为海内外孤本，闻其遭批判，惧散失，吾往请归美院，张氏慨允，以车载来，此皆未费一钱，得此珍物。他如朱启钤旧收，周作人苦雨斋旧藏，陶兰泉藏金石旧拓，皆由吾收得，此可以自慰矣。”[16]这里谈到的画作“四十余幅”与最初记录的“十三件”数目有差误；“孙佩苍藏画千张，亦收归美院”之语，实为画作印刷品。而当年中央美院领导层对搜集中外作品有着分歧，仍从常任侠1952年9月19日的日记中可以看得出：“上午八时赴馆办公。谈方雨楼遗画《番王按乐图》、《岳阳楼图》需价五千万，丁井文颇热心，欲为学校购之，但江丰不同意。又谈孙佩苍所藏画，恐亦无结果。此两君者，生前一爱中画，一爱西画，吾院皆与之有关系，徐悲鸿先生之友也。”此处谈到的孙佩苍藏画，正是孙元《寻找孙佩苍》书中提到的成都画展遗失与中央美院扣留不还之后者，因本文侧重点在于探讨孙佩苍为国家学术机构搜集外国美术作品这一史实，以期研究者对孙氏收藏美术品的意义有所新的认识，故而对孙佩苍另外两条收藏线索容当别论。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王璜生馆长在《馆藏国立北平艺专精品陈列前言》中坦言：
“北平艺专”递延多变，档案及作品的收藏极为单薄零散，再加上相应的保护、整理措施简率粗陋，以至于应有的相关收集、整理、复制、保护、研究、展示、出版等工作都没有在规范的基础上较好地开展。[17]
本文中提到的1941年、1952年由国立北京艺专、中央美术学院两次接收到北平研究院旧藏的欧洲油画作品的经办手续、登记簿等历史记录是否存留？北平研究院寄中法大学校长孙佩苍委托代理搜集欧洲艺术品的函件是否存档？这些看似流传有序的藏品都是经过孙佩苍之手抑或另有途径？等等，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发掘史料，在此基础上做出合理的解释。
甲午立秋日于京城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
【注释】
[1]2011年翰海拍卖公司春季拍卖会推出的“孙佩苍家族收藏徐悲鸿油画珍品专场”，其中《孙慧君像》、《坐裸女》和《参孙与大莉拉》为重量级作品。孙元着《寻找孙佩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
[2]参见《本院各部会所组概况及要闻》，《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3卷第4期，1932年7月。《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双月刊，全年六期为一卷，自1930年至1936年，共出版七卷。
[3]王静远（1893-1968），辽宁海城人。早年在北京江亢虎办的内城传习所学习，1921年经蔡元培推荐赴法国勤工俭学，毕业于法国里昂国立美术专门学校雕塑系，为我国赴法学习雕塑的第一人。1928年回国后历任国立西湖艺术院和国立北平艺专、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4]《中法大学之成绩》，《世界日报》1927年7月18日第6版。
[5]《里昂中法大学近闻》，上海《申报》1930年9月30日第8版。
[6]《里昂中法大学考试成绩》，上海《申报》1929年10月9日。
[7]李尘生，《欧华学报》1983年第一期。
[8]董希白《里昂中法大学本年国庆国画展览志盛》，《中法教育界》1930，Num.38。
[9]《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二卷第二期，1931年3月。
[10]《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五卷第一期，1934年1月。
[11]《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二卷第六期，1931年11月。
[12]1932年6月5日北平《京报》、《华北日报》。
[13]《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6卷第5期，1935年9月。
[14]《冰庐失宝记》，该文作于1989年11月6日。收入端木蕻良、方成编《说画集》，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12月第1版；郭淑芬、常法韫、沈宁编《常任侠文集》（卷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
[15]《常任侠日记集·春城纪事（1949-1953）》，郭淑芬整理，沈宁编注，台湾，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12月第1版。
[16]常任侠日记，1984年2月27日条，未刊稿。
[17]《艺术》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