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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鉴定自古有之，如果从梁武帝萧衍辨别不清王羲之书法的真伪，而令陶弘景鉴定的故事说起，已经有近一千五百年的历史了。这以后唐代褚遂良，宋代的米芾、米友仁父子，元代的柯九思，明代的董其昌，清代的安歧，直到现代已故的张珩先生等，都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眼光。
既称为鉴定，当然须在眼见实物的条件下，才能做出判断。但是历来在收藏鉴定中，都会出现某种有趣的故事，根据启功先生的经验，古代字画的“真与伪”不能概括鉴定的全部内容；古代“著录”中的名字画也在可凭信与不可凭信之间；再就是鉴定古代字画往往能在书画本身以外得到印证。启功先生从事书画鉴定已经有七十多年的历史，所见之广，所闻之博，法眼如炬，早已被业内外人士所推崇，且启先生严谨的治学方法，谦和待人的高尚品格，更得到人们的尊重。今据启功先生之文、之言，以问答方式，将先生有关鉴定方面的见闻及亲身经历的一些轶闻趣事记述整理如下：
书画鉴定有—定的“模糊度”
金煜(以下简称金)：您在鉴定古代字画的工作中，曾提出过“模糊度”，您是怎样解释这三个字的呢?
启功(以下简称启)：古代名人书画有真伪问题，因之就有价值和价钱问题。我每遇到有人拿旧字画来找我看的时候，首先提出的问题，不是想知道它的优劣美恶，而常是先问真伪，再问值多少钱。又在一般鉴定工作中，无论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又有许多“世故人情”掺在其间。如果查查私人收藏著录，无论是历代哪个大收藏鉴定名家，从孙承泽、高士奇的书以至《石渠宝笈》，其中的漏洞破绽，已然不一而足；既使是解放后人民的文物单位所有鉴定记录中，难道都没有矛盾、武断、模糊的问题吗?这方面的工作，我个人大多参加过，所以有可得而知的。但“求同存异”、“多闻阙疑”，本是科学态度，是一切工作所不可免，并且是应该允许的。只是在今天一切宝贵文物都是人民的公共财富，人民就都应知道所谓鉴定的方法。鉴定工作都有一定的“模糊度”，而这方面的工作者、研究者、学习者、典守者，都宜于心中有数，就是说，知道有这个“度”，才是真正向人民负责。
金：鉴定古代字画的方法历来是件复杂和带点神秘色彩的问题，而且各家说法多有不同，您是如何对待的呢?
启：鉴定方法，在近代确实有很大的进步。因为摄影印刷的进展，提供了鉴定的比较资料。科学摄影可以照出昏暗不清的部分，使被掩盖的款识重新显现，等等。研究者又在鉴定方法上更加细密，比起前代“鉴赏家”那套玄虚的理论、“望气”的力、法，无疑进了几大步。但个人的爱好、师友的传习、地方的风尚、古代某种理论的影响、外国某种的比附，都是不可完全避免的。因之任何一位现今的鉴定家，如果要说没有丝毫的局限性，是不可能的。如说“我独无”，这句话恐怕就是不够科学的。记得清代梁章矩《制艺丛话》曾记一个考官出题为《盖有之矣》(见《论语》)，考生作八股破题是：“凡人莫不有盖。”考官见了大怒，批曰：“我独无。”往下看起讲是：“凡自言无盖者，其盖必大。”考官赶紧又将前边批语涂去。往下再看是“凡自言有盖者，其盖必多。”这是清代科举考试中的实事，足见“我独无”三字是不宜随便说的!
有人会问：怎么才更科学，或说还有什么更好的科学方法?我个人觉得首先是辨证法的深入掌握，然后才可以更多地泯除成见，虚心地尊重科学。其次是电脑的发展，必然可以用到书画鉴定方法的研究上。例如用笔的压力、行笔习惯的侧重方向、字的行距、画的构图以及印章的校对等等，如果通过电脑来比较，自比肉眼和人脑要准确得多。已知的还有用电脑测试种种图像的技术，更可使模糊的图像复原近真，这比前些年用红外线摄影又前进了一大步。再加上材料的凑集排比，可以看出其一家书画风格的形成过程，从笔力特点印证作者体力的强弱，以及他年寿的长短。至于纸绢的年代，我相信，将来必会有比“碳十四”测定年限更精密的办法，测出几百年中间的时间差。人的经验又可与科学工具相辅相成。不妨说，人的经验是软件，或说软件是据人的经验制定的，而工具是硬件，若干不同的软件方案所得的结论，再经比较，那结论一定会更科学。从这个角度说，“肉眼一观”，“人脑一想”，是否“万无一失”，自是不言可喻的!
鉴定不只是“真伪”的判断
金： 鉴定不就是判别作品的真伪吗?您却说不只是真伪的问题，这是为什么?
启：从古流传下来的书画，有许多情况，不只是“真”、“伪”两端所能概括的。如把“真伪”二字套到历代一切书画作品上，也是与表里不符合，逻辑不周严的。
譬如我们拿一张张三的照片说是李四，这是误指，误认；如说是张三，对了。再问是真张三吧，答说是的。这个“真”字、“是”字，就有问题了。照片是一张纸，真张三是个肉体，纸片怎能算真肉体?那么不怕废话，应该说是张三的真影、张三的真像等等才算合理。书画的“真”、“伪”者，也有若干成因，据此时想到的略举几例：
(一)古法书复制品，古代称为“摹本”。在没有摄影技术时，一件好书法，由后人用较透明的油纸、蜡纸罩在原迹上勾摹，摹法忠实，连纸上的破损痕迹都一一描出。这是古代的复制法，又称为“响拓”，并非有意冒充。后世有人得到摹本，称它为原迹，摹者并不负责的。
(二)古画的摹本。宋人记载常见有摹拓名画的事，但它不像书法那样把破损之处用细线勾出，因而辨认是不容易的。在今天如果遇到两件相同的宋画，其中必有一件是摹本，或者两件都是摹本。即使已知其中一件是摹本，那件出自宋人之手，也应以宋画的条件对待它。
(三)无款的古画，妄加名款。何以没有款?原因可能很多，既然不存在了，谁也无法妄加推测。但常见有人追问：“这到底是谁画的?”这个没有理由的问题，本不值得一答。古画却常因此造成冤案，所谓“好事者”或“有钱无眼”的地主老财们，没名的画他便不要，于是谋利的画商，就给画上乱加名款。及至加了名款后，别人看见款字和画法不相应，便“鉴定”它是一件假画。这种张冠李戴的画，如把一个“假”字简单地派到它头上，是不合逻辑的。
(四)拼配。真画、真字配假跋，或假画、假字配真跋。有注重书画本身的人，商人即把真本假跋的卖给他；有注重题跋的人，商人即把伪本真跋的卖给他。还有挖掉小名头的本款，改题大名头的假款，如此等等。从故友张珩先生遗著《怎样鉴定书画》一书问世之后，陆续有好几位朋友撰写这方面的专著，各列例证，这里不必详举了。
(五)直接作伪。彻头彻尾地硬造，就更不必说了。
(六)代笔。这是最麻烦的问题，这种作品往往是半真半假的混合物。写字找人代笔，有的是完全不管代笔人风格是否相似，只有那个人的姓名就够了。最可爱 的是旧时代官僚死了，门前竖立“铭旌”，中间是死者的官衔和姓名，旁边写另一个大官僚的官衔和姓名，下写“顿首拜题”，看那字迹，则是扁而齐的木刻字体，这是那个大官僚不会写的，就是他的代笔人什么文案秘书之类的人，也不会写，只有刻字工作专才能写它。这可算代笔的第一类。还有代笔人专门学习那位官僚或名家的风格，写出来，旁人是不易辨认的；且印章真确，作品实出那官僚或名家之家，甚至还有当时得者的题跋。这可算代笔的第二类，在鉴定结论上，已难处理。
至于画的代笔，比字的代笔更复杂。一件作品从头至尾都出自代笔人，也还罢了；竟有本人画一部分，别人补一部分的。我曾见董其昌画的半成品，而未经补全的几开册页，各开都是半成品，我还曾看到过溥心畲先生在纸绢上画树木枝干、房屋间架、山石轮廓后即加款盖印的半成品，不待别人给补全就被人拿去了。可见(至少这两家)名人画迹中有两层的混合物。还有原纸霉烂了多处，重裱补纸之后，裱工“全补”(裱工专门术语，即是用颜色染上残缺部分的纸地，使之一色，再仿着画者的笔墨，补足画上缺损的部分)。补缺处时，有时也牵连改动未损部分，以使笔法统一。这实际也是一种重叠的混合物。这可算代笔的第三类，在鉴定结论上更难处理。即以前边所举几例来看，“真伪”二字很难概括书画的一切问题，还有鉴定者的见闻、学问，各有不同，某甲熟悉某家某派，某乙就可能熟悉另一家一派。
还有人随着年龄的不同、经历的变化，眼光也会有所差异。例如，恽南田记王烟客早年见到黄子久《秋山图》以为“骇心洞目”，乃至晚年再见，便觉索然无味，但那件画“是真一峰也”。如果烟客早年作鉴定记录，一定把它列入特级品；晚年作记录，恐要列入参考品了吧!我二十多岁时在秦仲文先生家看见一幅黄谷原绢本设色山水，觉得是精彩绝伦，回家去心摹手追，真有望尘莫及之叹。后在四十余岁时又在秦先生家谈到这幅画，秦先生说：“你现在看就不同了。”及至展观，我的失望神情又使秦先生不觉大笑。这和《秋山图》的事正是同一道理，属于年龄与眼力同步提高的例子。
另有一位老前辈，从前在鉴定家中间公推为泰山北斗，晚年收一幅清代人的画。在元代，有一个和这清人同名的画家，有人便在这幅清人画上伪造—段明代人的题，说是元代那个画家的作品。不但入藏，还把它影印出来。我和王畅安先生曾写文章提到它是清人所画而非元人的制作。这位老先生大怒。还有几位好友，在中年收过许多好书画，及至渐老，却把真品卖去，买了许多伪品。不难理解，只是年衰眼力亦退而已。
我听到刘盼遂先生谈过，王静安先生对学生所提出研究的结果或考证的问题时，常用不同的三个字为答：一是“弗晓得”，一是“不见得”。王先生的学术水平，比我们这些所谓“鉴定家”们(我也不例外)的鉴定水平(学术种类不同。这里专指质量水平)，恐怕谁也无法说低吧?我现在几乎可以说，凡有时肯说或敢说自己有“不清楚”、“没懂得”、“待研究”的人，必定是一位真正的伟大鉴定家。
金：您说到这里，我也想起一个例子。前些时我拿一个手卷，是和刘墉同时的书法家王芑孙的论书诗卷，字很像刘墉书写的，我请一位大鉴定家去鉴赏。他展卷即说是刘墉的，还说写得真好，看到最后的题款才知道是王芑孙的。如果有人将王芑孙的款割去，改成刘墉，那么这幅书法就成了刘墉书写的了。
鉴定中有“世故人情”
金：记得您在鉴定中有“世故人情”的八种说法，不知指的是什么内容?
启：鉴定工作，本应是“铁面无私”的，从种种角度“侦破”，按极公正的情理“宣判”。但它究竟不同于自然科学，“一加二是三”，“氢二氧一是水”。即使赵政、项羽出来，也无法推翻。而鉴定工作，则常有许许多多社会阻力，使得结论不正确，不公平。不正不公的，固然有时限于鉴者的认识，这里所指的是“屈心”做出的一些结论。因此我初步得出了八条：一皇威、二挟贵、三挟长、四护短、五尊贤、六远害、七忘形、八容众。前七项是造成不正不公的原因，后一种是工作者应自我警惕保持的态度。
(一)皇威。是指古代皇帝所喜好、所肯定的东西，谁也不敢否定。乾隆得了一卷仿得很不像的黄子久<<富春山居图》，作了许多诗，题了若干次。后来得到真本，不好转还了，便命梁诗正在真本上题说它是伪本。这种瞪着眼睛说谎话的事，在历代最高权力的集中者皇帝口中，本不稀奇；但在真伪是非问题上，却是冤案。
康熙时，陈邦彦学董其昌的字最逼真，康熙也最喜爱董字。一次康熙把各省官员“进呈”的许多董字拿出命陈邦彦看，问他这里边有哪些件是他仿写的，陈邦彦看了之后说他自己也分不出了，康熙大笑(见《庸间斋笔记》)。自己临写过的乃至自己造的伪品，焉能自己都看不出来。无疑，如果指出，那“进呈”人的“礼品价值”就会降低，陈和他也会结了冤家。说自己也看不出来，又显得自己书法“乱真”。这个答案，一举两得，但这能算公平正确的吗?
(二)挟贵。贵人有权有势有钱，谁也不便甚至不敢说“扫兴”的话，这种常情，不待详说。最有趣的一次，是笔者从前在一个官僚家中看画，他首先挂出一条既伪且劣的龚贤名款的画，他说“这一幅你们随便说假，我不心疼，因为我买的最便宜(价最低)。”大家一笑，也就心照不宣。下边再看多少件，都一律说是真品了。
(三)挟长。前边淡到的那位前辈，误信伪题，把清人画认为元人画。王畅安先生和我惹他生气，他把我们叫去训斥，然后说：“你们还淘气不淘气了?”这是管教小孩的用语，也足见这位老先生和我们的关系。我们回答“不淘气了。”老人一笑，这画也就是元人的了。
(四)护短。一件书画，一人看为假，旁人说它真，还不要紧，至少表现说假者眼光高、要求严。如一人说真，旁人说假，则显得说真者眼力弱、水平低，常致大吵一番。如属真理所在的大问题，或有真凭实据的宝贝，即争一番，甚至像卞和抱玉刖足，也算值得，否则谁又愿惹闲气呢?
(五)尊贤。有一件旧仿褚遂良体写的大字《阴符经》，有一位我们尊敬的老前辈从书法艺术上特别喜爱它。有人指出书艺虽高但未必果然出于褚手。老先生反问：“你说是谁写的呢?谁能写到这个样子呢?”这个问题答不出来，这件的书写权便判归了褚遂良。
(六)远害。旧社会常有富贵人买古书画，但不知真伪，商人借此卖给他假物，假物卖真价当然可赚大钱。买者请人鉴定，商人如果串通常给他鉴定的人，把假说真，这是骗局一类，可以不谈。难在公正的鉴定家，如果指出是伪物，买者“退货”，常常引鉴者的判断为证，这便与那个商人结了仇。曾有流氓掮客，声称找鉴者寻衅，所以多数鉴定者省得麻烦，便敷衍了事。从商人方面讲，旧社会的商人如 买了假货，会遭到经理的责备甚至解雇；一般通情达理的顾客，也不随便闲评客店中的藏品。这种情况相通于文物单位，如果某个单位“掌眼”的是个集体，评论起来，顾忌不多，如果只有少数鉴家，极易伤及威信和尊严，弄成不愉快。
(七)忘形。笔者一次在朋友家聚集看画，见到一件佳品，一时忘形地攘臂而呼：“真的!”还和旁人强辩一番。有人便写给我一首打油诗说：“独立扬新令，真假一言定。不同意见人，打成反革命。”我才凛然自省，向人道歉，认识到应该如何尊重群众!
(八)容众。一次，外地单位收到一册宋人书札，拿到北京故宫嘱为鉴定。唐兰先生、徐邦达先生、刘九庵先生，还有几位年轻同志看了，意见不完全一致，共同研究，极为和谐。为了集思广益，把我找去。我提出些备考意见，他们几位以为理由可取，就定为真迹，请外地单位收购。最后唐先生说“你这一言，定则定矣。”不由得触到我那次目无群众的旧事，急忙加以说明，是大家的共同意见，并非是我“一言堂”。我说：“先生漏了一句‘定则定矣’之上还有‘我辈数人’呢。”这两句原是陆法言《切韵序》中的话，唐先生是极熟悉的，于是仰面大笑，我也如释重负。颜鲁公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会，微有振矜，叛者九国。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节末路之难也。”这句何等沉痛，我辈可不戒哉!
金：记得有朋友曾与我谈到，明代大画家沈周有临摹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长卷，品味极高。近来一位收藏家拿出了这样的一个卷子。请了著名的鉴定家题字，又请到几位鉴定专家开会论证，造成声势，以说明此卷是沈周亲仿之佳作。而后，我在一展览中见过此卷，虽未见全貌，但看到的那些笔墨及用色不似沈周而为。不知您是否知道此事，这样的事情能放在您归纳八条中的哪一条中?
启：我曾见过这个手卷，我看这个卷子上的许多地方都不舒服。这幅画如果是某位“大款”喜欢，花钱买回去收藏、欣赏，自不必多说了。如果是国家博物馆出资入藏，这就需要慎重对待了。这虽然没有了“挟贵”之嫌，但也不能护短，更不能敷衍了事，但“远害”确是存在了。
以上诸例，都是有根有据的真人真事。仿章学诚《古文十弊》的例子，略述于此。坚持真理是社会主义的新道德，牵就世故是旧社会的残余意识。今天在还有贯彻新道德余地的情况下，注意讲求，深入贯彻，仍是建设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值得今天做鉴定工作的同志们共勉的!
(金 煜 整理)
既称为鉴定，当然须在眼见实物的条件下，才能做出判断。但是历来在收藏鉴定中，都会出现某种有趣的故事，根据启功先生的经验，古代字画的“真与伪”不能概括鉴定的全部内容；古代“著录”中的名字画也在可凭信与不可凭信之间；再就是鉴定古代字画往往能在书画本身以外得到印证。启功先生从事书画鉴定已经有七十多年的历史，所见之广，所闻之博，法眼如炬，早已被业内外人士所推崇，且启先生严谨的治学方法，谦和待人的高尚品格，更得到人们的尊重。今据启功先生之文、之言，以问答方式，将先生有关鉴定方面的见闻及亲身经历的一些轶闻趣事记述整理如下：
书画鉴定有—定的“模糊度”
金煜(以下简称金)：您在鉴定古代字画的工作中，曾提出过“模糊度”，您是怎样解释这三个字的呢?
启功(以下简称启)：古代名人书画有真伪问题，因之就有价值和价钱问题。我每遇到有人拿旧字画来找我看的时候，首先提出的问题，不是想知道它的优劣美恶，而常是先问真伪，再问值多少钱。又在一般鉴定工作中，无论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又有许多“世故人情”掺在其间。如果查查私人收藏著录，无论是历代哪个大收藏鉴定名家，从孙承泽、高士奇的书以至《石渠宝笈》，其中的漏洞破绽，已然不一而足；既使是解放后人民的文物单位所有鉴定记录中，难道都没有矛盾、武断、模糊的问题吗?这方面的工作，我个人大多参加过，所以有可得而知的。但“求同存异”、“多闻阙疑”，本是科学态度，是一切工作所不可免，并且是应该允许的。只是在今天一切宝贵文物都是人民的公共财富，人民就都应知道所谓鉴定的方法。鉴定工作都有一定的“模糊度”，而这方面的工作者、研究者、学习者、典守者，都宜于心中有数，就是说，知道有这个“度”，才是真正向人民负责。
金：鉴定古代字画的方法历来是件复杂和带点神秘色彩的问题，而且各家说法多有不同，您是如何对待的呢?
启：鉴定方法，在近代确实有很大的进步。因为摄影印刷的进展，提供了鉴定的比较资料。科学摄影可以照出昏暗不清的部分，使被掩盖的款识重新显现，等等。研究者又在鉴定方法上更加细密，比起前代“鉴赏家”那套玄虚的理论、“望气”的力、法，无疑进了几大步。但个人的爱好、师友的传习、地方的风尚、古代某种理论的影响、外国某种的比附，都是不可完全避免的。因之任何一位现今的鉴定家，如果要说没有丝毫的局限性，是不可能的。如说“我独无”，这句话恐怕就是不够科学的。记得清代梁章矩《制艺丛话》曾记一个考官出题为《盖有之矣》(见《论语》)，考生作八股破题是：“凡人莫不有盖。”考官见了大怒，批曰：“我独无。”往下看起讲是：“凡自言无盖者，其盖必大。”考官赶紧又将前边批语涂去。往下再看是“凡自言有盖者，其盖必多。”这是清代科举考试中的实事，足见“我独无”三字是不宜随便说的!
有人会问：怎么才更科学，或说还有什么更好的科学方法?我个人觉得首先是辨证法的深入掌握，然后才可以更多地泯除成见，虚心地尊重科学。其次是电脑的发展，必然可以用到书画鉴定方法的研究上。例如用笔的压力、行笔习惯的侧重方向、字的行距、画的构图以及印章的校对等等，如果通过电脑来比较，自比肉眼和人脑要准确得多。已知的还有用电脑测试种种图像的技术，更可使模糊的图像复原近真，这比前些年用红外线摄影又前进了一大步。再加上材料的凑集排比，可以看出其一家书画风格的形成过程，从笔力特点印证作者体力的强弱，以及他年寿的长短。至于纸绢的年代，我相信，将来必会有比“碳十四”测定年限更精密的办法，测出几百年中间的时间差。人的经验又可与科学工具相辅相成。不妨说，人的经验是软件，或说软件是据人的经验制定的，而工具是硬件，若干不同的软件方案所得的结论，再经比较，那结论一定会更科学。从这个角度说，“肉眼一观”，“人脑一想”，是否“万无一失”，自是不言可喻的!
鉴定不只是“真伪”的判断
金： 鉴定不就是判别作品的真伪吗?您却说不只是真伪的问题，这是为什么?
启：从古流传下来的书画，有许多情况，不只是“真”、“伪”两端所能概括的。如把“真伪”二字套到历代一切书画作品上，也是与表里不符合，逻辑不周严的。
譬如我们拿一张张三的照片说是李四，这是误指，误认；如说是张三，对了。再问是真张三吧，答说是的。这个“真”字、“是”字，就有问题了。照片是一张纸，真张三是个肉体，纸片怎能算真肉体?那么不怕废话，应该说是张三的真影、张三的真像等等才算合理。书画的“真”、“伪”者，也有若干成因，据此时想到的略举几例：
(一)古法书复制品，古代称为“摹本”。在没有摄影技术时，一件好书法，由后人用较透明的油纸、蜡纸罩在原迹上勾摹，摹法忠实，连纸上的破损痕迹都一一描出。这是古代的复制法，又称为“响拓”，并非有意冒充。后世有人得到摹本，称它为原迹，摹者并不负责的。
(二)古画的摹本。宋人记载常见有摹拓名画的事，但它不像书法那样把破损之处用细线勾出，因而辨认是不容易的。在今天如果遇到两件相同的宋画，其中必有一件是摹本，或者两件都是摹本。即使已知其中一件是摹本，那件出自宋人之手，也应以宋画的条件对待它。
(三)无款的古画，妄加名款。何以没有款?原因可能很多，既然不存在了，谁也无法妄加推测。但常见有人追问：“这到底是谁画的?”这个没有理由的问题，本不值得一答。古画却常因此造成冤案，所谓“好事者”或“有钱无眼”的地主老财们，没名的画他便不要，于是谋利的画商，就给画上乱加名款。及至加了名款后，别人看见款字和画法不相应，便“鉴定”它是一件假画。这种张冠李戴的画，如把一个“假”字简单地派到它头上，是不合逻辑的。
(四)拼配。真画、真字配假跋，或假画、假字配真跋。有注重书画本身的人，商人即把真本假跋的卖给他；有注重题跋的人，商人即把伪本真跋的卖给他。还有挖掉小名头的本款，改题大名头的假款，如此等等。从故友张珩先生遗著《怎样鉴定书画》一书问世之后，陆续有好几位朋友撰写这方面的专著，各列例证，这里不必详举了。
(五)直接作伪。彻头彻尾地硬造，就更不必说了。
(六)代笔。这是最麻烦的问题，这种作品往往是半真半假的混合物。写字找人代笔，有的是完全不管代笔人风格是否相似，只有那个人的姓名就够了。最可爱 的是旧时代官僚死了，门前竖立“铭旌”，中间是死者的官衔和姓名，旁边写另一个大官僚的官衔和姓名，下写“顿首拜题”，看那字迹，则是扁而齐的木刻字体，这是那个大官僚不会写的，就是他的代笔人什么文案秘书之类的人，也不会写，只有刻字工作专才能写它。这可算代笔的第一类。还有代笔人专门学习那位官僚或名家的风格，写出来，旁人是不易辨认的；且印章真确，作品实出那官僚或名家之家，甚至还有当时得者的题跋。这可算代笔的第二类，在鉴定结论上，已难处理。
至于画的代笔，比字的代笔更复杂。一件作品从头至尾都出自代笔人，也还罢了；竟有本人画一部分，别人补一部分的。我曾见董其昌画的半成品，而未经补全的几开册页，各开都是半成品，我还曾看到过溥心畲先生在纸绢上画树木枝干、房屋间架、山石轮廓后即加款盖印的半成品，不待别人给补全就被人拿去了。可见(至少这两家)名人画迹中有两层的混合物。还有原纸霉烂了多处，重裱补纸之后，裱工“全补”(裱工专门术语，即是用颜色染上残缺部分的纸地，使之一色，再仿着画者的笔墨，补足画上缺损的部分)。补缺处时，有时也牵连改动未损部分，以使笔法统一。这实际也是一种重叠的混合物。这可算代笔的第三类，在鉴定结论上更难处理。即以前边所举几例来看，“真伪”二字很难概括书画的一切问题，还有鉴定者的见闻、学问，各有不同，某甲熟悉某家某派，某乙就可能熟悉另一家一派。
还有人随着年龄的不同、经历的变化，眼光也会有所差异。例如，恽南田记王烟客早年见到黄子久《秋山图》以为“骇心洞目”，乃至晚年再见，便觉索然无味，但那件画“是真一峰也”。如果烟客早年作鉴定记录，一定把它列入特级品；晚年作记录，恐要列入参考品了吧!我二十多岁时在秦仲文先生家看见一幅黄谷原绢本设色山水，觉得是精彩绝伦，回家去心摹手追，真有望尘莫及之叹。后在四十余岁时又在秦先生家谈到这幅画，秦先生说：“你现在看就不同了。”及至展观，我的失望神情又使秦先生不觉大笑。这和《秋山图》的事正是同一道理，属于年龄与眼力同步提高的例子。
另有一位老前辈，从前在鉴定家中间公推为泰山北斗，晚年收一幅清代人的画。在元代，有一个和这清人同名的画家，有人便在这幅清人画上伪造—段明代人的题，说是元代那个画家的作品。不但入藏，还把它影印出来。我和王畅安先生曾写文章提到它是清人所画而非元人的制作。这位老先生大怒。还有几位好友，在中年收过许多好书画，及至渐老，却把真品卖去，买了许多伪品。不难理解，只是年衰眼力亦退而已。
我听到刘盼遂先生谈过，王静安先生对学生所提出研究的结果或考证的问题时，常用不同的三个字为答：一是“弗晓得”，一是“不见得”。王先生的学术水平，比我们这些所谓“鉴定家”们(我也不例外)的鉴定水平(学术种类不同。这里专指质量水平)，恐怕谁也无法说低吧?我现在几乎可以说，凡有时肯说或敢说自己有“不清楚”、“没懂得”、“待研究”的人，必定是一位真正的伟大鉴定家。
金：您说到这里，我也想起一个例子。前些时我拿一个手卷，是和刘墉同时的书法家王芑孙的论书诗卷，字很像刘墉书写的，我请一位大鉴定家去鉴赏。他展卷即说是刘墉的，还说写得真好，看到最后的题款才知道是王芑孙的。如果有人将王芑孙的款割去，改成刘墉，那么这幅书法就成了刘墉书写的了。
鉴定中有“世故人情”
金：记得您在鉴定中有“世故人情”的八种说法，不知指的是什么内容?
启：鉴定工作，本应是“铁面无私”的，从种种角度“侦破”，按极公正的情理“宣判”。但它究竟不同于自然科学，“一加二是三”，“氢二氧一是水”。即使赵政、项羽出来，也无法推翻。而鉴定工作，则常有许许多多社会阻力，使得结论不正确，不公平。不正不公的，固然有时限于鉴者的认识，这里所指的是“屈心”做出的一些结论。因此我初步得出了八条：一皇威、二挟贵、三挟长、四护短、五尊贤、六远害、七忘形、八容众。前七项是造成不正不公的原因，后一种是工作者应自我警惕保持的态度。
(一)皇威。是指古代皇帝所喜好、所肯定的东西，谁也不敢否定。乾隆得了一卷仿得很不像的黄子久<<富春山居图》，作了许多诗，题了若干次。后来得到真本，不好转还了，便命梁诗正在真本上题说它是伪本。这种瞪着眼睛说谎话的事，在历代最高权力的集中者皇帝口中，本不稀奇；但在真伪是非问题上，却是冤案。
康熙时，陈邦彦学董其昌的字最逼真，康熙也最喜爱董字。一次康熙把各省官员“进呈”的许多董字拿出命陈邦彦看，问他这里边有哪些件是他仿写的，陈邦彦看了之后说他自己也分不出了，康熙大笑(见《庸间斋笔记》)。自己临写过的乃至自己造的伪品，焉能自己都看不出来。无疑，如果指出，那“进呈”人的“礼品价值”就会降低，陈和他也会结了冤家。说自己也看不出来，又显得自己书法“乱真”。这个答案，一举两得，但这能算公平正确的吗?
(二)挟贵。贵人有权有势有钱，谁也不便甚至不敢说“扫兴”的话，这种常情，不待详说。最有趣的一次，是笔者从前在一个官僚家中看画，他首先挂出一条既伪且劣的龚贤名款的画，他说“这一幅你们随便说假，我不心疼，因为我买的最便宜(价最低)。”大家一笑，也就心照不宣。下边再看多少件，都一律说是真品了。
(三)挟长。前边淡到的那位前辈，误信伪题，把清人画认为元人画。王畅安先生和我惹他生气，他把我们叫去训斥，然后说：“你们还淘气不淘气了?”这是管教小孩的用语，也足见这位老先生和我们的关系。我们回答“不淘气了。”老人一笑，这画也就是元人的了。
(四)护短。一件书画，一人看为假，旁人说它真，还不要紧，至少表现说假者眼光高、要求严。如一人说真，旁人说假，则显得说真者眼力弱、水平低，常致大吵一番。如属真理所在的大问题，或有真凭实据的宝贝，即争一番，甚至像卞和抱玉刖足，也算值得，否则谁又愿惹闲气呢?
(五)尊贤。有一件旧仿褚遂良体写的大字《阴符经》，有一位我们尊敬的老前辈从书法艺术上特别喜爱它。有人指出书艺虽高但未必果然出于褚手。老先生反问：“你说是谁写的呢?谁能写到这个样子呢?”这个问题答不出来，这件的书写权便判归了褚遂良。
(六)远害。旧社会常有富贵人买古书画，但不知真伪，商人借此卖给他假物，假物卖真价当然可赚大钱。买者请人鉴定，商人如果串通常给他鉴定的人，把假说真，这是骗局一类，可以不谈。难在公正的鉴定家，如果指出是伪物，买者“退货”，常常引鉴者的判断为证，这便与那个商人结了仇。曾有流氓掮客，声称找鉴者寻衅，所以多数鉴定者省得麻烦，便敷衍了事。从商人方面讲，旧社会的商人如 买了假货，会遭到经理的责备甚至解雇；一般通情达理的顾客，也不随便闲评客店中的藏品。这种情况相通于文物单位，如果某个单位“掌眼”的是个集体，评论起来，顾忌不多，如果只有少数鉴家，极易伤及威信和尊严，弄成不愉快。
(七)忘形。笔者一次在朋友家聚集看画，见到一件佳品，一时忘形地攘臂而呼：“真的!”还和旁人强辩一番。有人便写给我一首打油诗说：“独立扬新令，真假一言定。不同意见人，打成反革命。”我才凛然自省，向人道歉，认识到应该如何尊重群众!
(八)容众。一次，外地单位收到一册宋人书札，拿到北京故宫嘱为鉴定。唐兰先生、徐邦达先生、刘九庵先生，还有几位年轻同志看了，意见不完全一致，共同研究，极为和谐。为了集思广益，把我找去。我提出些备考意见，他们几位以为理由可取，就定为真迹，请外地单位收购。最后唐先生说“你这一言，定则定矣。”不由得触到我那次目无群众的旧事，急忙加以说明，是大家的共同意见，并非是我“一言堂”。我说：“先生漏了一句‘定则定矣’之上还有‘我辈数人’呢。”这两句原是陆法言《切韵序》中的话，唐先生是极熟悉的，于是仰面大笑，我也如释重负。颜鲁公说“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会，微有振矜，叛者九国。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节末路之难也。”这句何等沉痛，我辈可不戒哉!
金：记得有朋友曾与我谈到，明代大画家沈周有临摹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长卷，品味极高。近来一位收藏家拿出了这样的一个卷子。请了著名的鉴定家题字，又请到几位鉴定专家开会论证，造成声势，以说明此卷是沈周亲仿之佳作。而后，我在一展览中见过此卷，虽未见全貌，但看到的那些笔墨及用色不似沈周而为。不知您是否知道此事，这样的事情能放在您归纳八条中的哪一条中?
启：我曾见过这个手卷，我看这个卷子上的许多地方都不舒服。这幅画如果是某位“大款”喜欢，花钱买回去收藏、欣赏，自不必多说了。如果是国家博物馆出资入藏，这就需要慎重对待了。这虽然没有了“挟贵”之嫌，但也不能护短，更不能敷衍了事，但“远害”确是存在了。
以上诸例，都是有根有据的真人真事。仿章学诚《古文十弊》的例子，略述于此。坚持真理是社会主义的新道德，牵就世故是旧社会的残余意识。今天在还有贯彻新道德余地的情况下，注意讲求，深入贯彻，仍是建设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值得今天做鉴定工作的同志们共勉的!
(金 煜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