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这东西，我看得不多，也不算少，都看了些什么呢？名字当然可以报出一些，但内容，差不多都忘了。就连昨天晚上看的，也不例外。我自己也很惊奇我竟然有这样的本事。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看了个《风雪大别山》，那时还不会作文，不知怎么却产生了一个狂妄的念头，拿了一个新笔记本，要把这部电影从头到尾写下来。斗大的字写了四五页，就再也想不起来往下是怎么回事了。从此以后，所有的电影，我就都记不大清楚了。
　　但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看电影的情境。小时候看电影，都是露天；露天也没有什么，有什么的是去看电影的路上，和看完电影往回走的路上。路上怎么样呢？各位都读过鲁迅的名篇《社戏》吧，其实鲁迅没几笔写社戏，写的是去看社戏的路上和回来的路上，最精彩的在这儿。这么一说，也只好不写了，誰能把路上的情境写得比鲁迅更精彩？不同的是我生长的地方是北方，冬天夜里踩着厚厚的积雪来回，不小心还会滑到窄路旁的深雪坑里。我当年结伴来回的伙伴们，你们当中有谁对《社戏》不服吗———真希望有这么一个人，那我们看电影的经验就会留在文字里了。说实话，是没什么指望了。
　　上大学期间，除了固定的“相辉堂”电影，还有因在各个高校间游荡而相遇的电影。那个时候，你会因为一个非常细小的原因就跑到了另外一个校园。我曾经一个人在晚饭后背着书包走进了财经大学的教室，因为复旦的教室人多，而财大，你可以一个人就占一个教室；我和我的同学到上海外国语学院（对，那时候叫学院）的校园，寻找一个小小的西餐厅，在这里，六块钱吃一份西餐———你可别以为便宜就不讲究，它讲究得很，一张桌面一天只用一次；还有，穿过差不多整个上海到外贸学院去看高中同学，然后一起在天山电影院看电影。天山电影院，我离它多么遥远啊。就在前几天，还说起这件事，我的同学问我：“你还记得看的是什么电影吗？”当然不记得，30年了。
　　我的大学同学老幺，喜欢请女生看电影，他请过本班所有女生，当然是分别请的，暗地里请的，我们是后来才知道。这可不容易，我们班有40多个女生呢。老幺，你现在在哪里？这个传说准确吗？真希望能当面问问你，你还记得你请过的女生的名字吗？
　　我記得从相辉堂里出来，煞有介事地给一个法律系的女生讲解刚结束的《德克萨斯州的巴黎》，她没看懂，我装作看懂了。现在她在纽约曼哈顿的律师楼里，曾经梦到自己为不知道该讲英语、汉语普通话、还是家乡小城的方言而焦虑。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快要过完了的时候我们变成了研究生。一天，我的朋友乔，拉我去老财大看电影，他的女朋友在那里读书。乔穿上他的招牌风衣，我们就骑着自行车从南区一路呼啸而至。电影的名字叫《爱情与子弹》，哪个国家的忘了，只记得男主角的风衣和乔身上的差不多。
　　散场时突然下起暴雨，大家狼狈奔逃。我刚出校门就因为自行车轮胎别在火车轨道里摔了一跤，爬起来上了车仍然狂奔。乔在我前面，速度和风使得风衣下摆斜斜地鼓动不息，风采甚于常时。我就看着那风衣的下摆翻上来，乔和他的自行车轻盈地飞出去。我紧急刹车，而乔已经落入两米深的坑里。
　　这个坑，就在路面上，白天挖的，里面已经积了很深的水。我看到乔两只手在水里摸来摸去找眼镜，就赶紧跳下去。找到眼镜，又一个在下面举，一个在上面拉，好不容易把自行车弄上来。我发现有血顺着乔的脸往下流。是头撞破了。撞到什么程度黑灯瞎火看不清，听他自己说，没事。硬逼着他到了校医院，医生咔嚓咔嚓在他头上剪掉了一小块头发。
　　这可是叫乔无比痛苦，比撞破头缝三针还痛苦。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就见乔头上顶着一块白纱布，在南区见了女生就唱：“姑娘呀姑娘你水桶腰———水桶腰———水桶腰———”他觉得，全是那个电影的名字害的。所以我记住了这个名字。
　　选自《朝花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