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一个从普通演员到具有声望的明星，闫妮明星声望的获得与自身文本的特点有关，亦有社会文化和受众需求因素的影响，并且也与电影、电视高度商业化和产业化的发展有关。闫妮的影视文本形象，已经在重复的建构和颠覆性的转变中，被受众定位为具有女性魅力和女性美德的女明星。她从外形、言谈到由形体演绎出的动作，都转化为当今社会文化需求所要求的内涵，因而闫妮成功的从众影星中脱颖而出，拥有了自己特有的声望。
　　[关键词] 明星声望 影像化消费 受众需求
　　电视剧《武林外传》的热播掀起了2006年的一次电视剧收视狂潮，5年过去了，在“腾讯娱乐频道—电视剧资料库排行榜—内地电视剧人气榜”的榜单上，《武林外传》仍以63376票排名电视剧收视率榜第一，笑傲群雄。同时，观众也在这部电视剧中，记住了那个风情万种又自然质朴的老板娘——闫妮。近几年来，闫妮更是以不可替代的姿态出现在各类影视作品中，2007年至今，她就参演了14部电影和20部电视剧；仅仅2011年一年闫妮就有五部电影作品上映，并且她还担任了2011年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的形象大使。可以说，闫妮正以不可抵挡的势头红遍全国，“世间女子千千万，唯有闫妮最好看”是她一众铁杆粉丝的心声，她是无数女子的心中偶像，无数男子的梦中情人 。然而作为一个女演员，在年龄上她已青春不再，外貌上也缺少“杀伤力”，可她却成功的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路，闫妮的明星声望获得的背后，有着耐人寻味的深层可解读性。
　　一、亲民式文本：传统女性形象在重复中建构
　　2005年出演《武林外传》时闫妮已经35岁，青春不再。当今娱乐圈中的大多数年轻女明星，都像是工业流水线生产出的产品，连外表都有惊人的相似：大眼睛、高鼻子、锥子脸、尖下巴时，相形之下的闫妮真的是过于普通的。而闫妮能够在竞争激烈的传媒娱乐市场中崭露头角，并迅速成为大众喜爱和关注的焦点，可以说是她自然朴实的外形和表演风格所致；进而视之，是闫妮的影像化文本本身所呈现的形象，在对以往影像文本女性角色的一种重复建构；而成名后的的闫妮又迎合了社会典型的内涵。综合这诸多元素，促成了闫妮在重复中建构起自己亲民的女性影像形象，从而获得了声望。
　　就演员个人而言，闫妮的个人文本有着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女性外貌特征的集中体现——鹅蛋脸笑起来显得圆润饱满；大嘴、圆鼻的中和之像显不出任何咄咄逼人的气势；尤其是她笑起来样子，便是万种风情，妩媚纵生，真是“脸若银盘，眼似水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这样一个在男人看来韵味独特，女人看来赏心悦目又不至于漂亮得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女演员，当然就有了她的市场活力。在明星生产线成熟的今天，衡量一个演员是否具备成为明星的潜力，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标准便是：有足够的亲和力。具有“接地气”的亲和力是演员最重要的武器，如“大众情人”或是“邻家女子”般，能够从群众中来又回到群众中去，于是闫妮成功的通过一个能让自己大放异彩的角色摇身一变，转型为炙手可热的偶像明星。
　　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提出，女性的第一性征和第二性征是天生的，而第三性征，也就是强调女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气质和举止方式的一整套性别识别系统，却是社会构建起来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女性，常常被赋予优雅、细致、闲适、伶俐等特点。她们在职场中表现出很强的亲和力和通融能力，在公共关系中体现较多的是娇柔、典雅、时尚的气度等等，在闫妮所饰演的诸多角色中都有所体现。《武林外传》（电影和电视剧版，下文同）中的佟湘玉，作为女性有着成熟女人的独特韵味，那种眼波流转的风情的确吸引人；作为老板娘，对手下的一帮打杂伙计们在协调管理之余又有着强烈的人情味和亲和力。在一举成名之后，闫妮继续出演了《房前屋后》中的唐玉秀，一个善解人意，大方得体，待人友善，勤劳俭朴的家庭主妇；《北风那个吹》中的牛鲜花，一个泼辣能干，辛辣中带着几分温柔和一往深情的纯朴东北妇女；还有《三七撞上二十一》等等影视剧中的角色，虽然都是中国最普遍的妇女形象，但这样的女性角色，无论是外形上还是品德上，都展示的是其最美好的一面，更是一种人向往之的美好境界。人类是最高级的动物，情感需要是人类最本质的特性之一。尤其是在科技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人们的情感需要不但不会减弱，反而日益加深。而千姿百态的娱乐样式，正是直接诉求各种人类情感，是大家产生一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凝聚力，将一个个怀有同样或相似的心态的消费者凝结在一起。闫妮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在不断重复的建构中，与受众超越了时间界限与空间距离，并且满足了受众对情感的需要和归属感的渴望。
　　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明星如同他每一次塑造的人物一样，是民众的代表，并且他们同样也生活在现实之中，即如格里菲斯所说：“在我们面前演电影的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演员”。诸多学者认为，不论在一般或者特殊情况下，都把明星视为代 表大众表达其各种概念化的内在需求。观众对明星的喜好，是建立在观众的一种自我认同（sel-identification）上的。进入现代社会，对于处在影像时代的人们观看影像就像在照镜子，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会无意识的去认识“自我”，并在这个镜子面前寻找自我认同。
　　文化的具形化很重要的实现方式就在于演员的表意作用，受众试图通过“文化产品的精神性本质来寻求自我认识与自我认同。”通过演员将种种深奥难解或者不可表述的概念转化为可见的演出。《武林外传》一剧的目的本身就是要带着观众们一起做“白日梦”，让他们相信真实的友情、爱恋和家庭生活，并珍惜现在正拥有的。这个梦，正因闫妮用作为载体，成功的把观众带入电影情境中，于是观众相信，这比生活更真实，这是他们想要的世界。《武林外传》中的佟湘玉的角色定位，是有意参照《新龙门客栈》里的金镶玉的。但就将闫妮而言：这个佟湘玉有像张曼玉的金镶玉的一面，演得风情万种，八面玲珑。只不过张曼玉演的镶玉是“金”的，而闫妮演的湘玉是“铜（佟）”的。这一金一铜，代表着两种风格：张曼玉比较贵族，闫妮比较平民。闫妮自始自终把握住两点：真实自然的表达和语言、形体的多变。大众文化时代已经到来，知识分子文化的影响力已经渐渐褪去，精英主义立场以及纯粹艺术理念的坚守已经濒临危险之境。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正是一个平民式的、积极乐观的、又有教育意义的模范典型。闫妮的一个热情似火、风情妩媚又“乐而不淫”的中国女性的形象一直是中国社会文化的对于女性的一种主流审美倾向，从古至今一直都是。她说一口地道的陕西腔调喜感十足又十分的平民化，无形中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使得“大家看得很高兴，没有负担”。影片中她将老板娘大方热情的性格付诸在人物的行为上，在人物行动过程所体现出来各种不矫揉造作的、自然的个人美德，无形之中在唤醒观众被教育的认同并接受。也正因为如此，当“老板娘”用陕西话娓娓道来一些人生经验、各种道理时，观众都是微笑并接受的。 　　正如理查德?A?波斯纳指出：“声望是由那些称呼的人授予的而不是被称呼的人创造的——为了他们（受众）的目的而授予而不是他（明星）的目的。”闫妮所塑造的 “佟湘玉”，诞生的社会语境是正处在全民娱乐和市民社会的今天。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使人们富裕了，文化繁荣使娱乐形式多种多样化，与外界来往多是刺激性的，娱乐性的，因此娱乐享受在生活中已全民化和普遍化。另一方面，市民社会中，市民的需求是大众的，娱乐的，通俗的。正如现代美学家认为的，“娱乐是一种情感上和思想上的快感，也是一种美的观点、美的感受得到了满足的快感。”而闫妮的个人文本特点正与当下这种娱乐审美倾向契合，使得“闫妮”这个符号和具体影视作品形成了一种互补促销。
　　二、闫妮——颠覆性存在
　　受众，尤其是当受众是粉丝型受众，他们很容易对某一文本产生感情的关键，是该角色具有某种社会性，其打动人心之处在于她能以一种无法割舍的入世情结描摹出世人心态而又充满戏剧色彩。于是，闫妮通过个人文本，将传统女性的形象和精神世界被放大再浓缩，在重复构建中既能让受众看到了女性美德、感性和情感的碰撞，以及女性普遍的精神世界，展现普遍存在的“社会典型”女性外，又用另外的一种方式——夸张、颠覆性的角色，将自身的另一部分潜力挖掘出来，以颠覆性的方式构建出有别于其他同类女演员的影像符号，进而将自己的声望进一步在受众中扩大。
　　闫妮所塑造的最具颠覆性的女性形象当属《斗牛》中的九儿了。稍加比较可以看出，《斗牛》中有个九儿，《红高粱》中也有个九儿。如果说，《红高粱》中的九儿被建构成一个完美女性的象征，那么《斗牛》中的九儿则带着点对《红高粱》中的九儿解构的意味，九儿被还原为小农经济下女性的本来面目。《红高粱.》里的巩俐的“九儿”刚出场的一组大特写镜头，一个漂亮的农村小媳妇形象点缀了画面，感染了观众；而《斗牛》中闫妮的“九儿”却更似一个丑角而存在的。她以一身醒目的大红袄，梳着一根麻花辫连蹦带跳的造型出现在观众眼前，爽朗的笑声和“嚣张的气焰”贯穿电影始终。光是在造型上，闫妮就将自身文本符号特点很好的与角色融合在一起，让这个九儿成为这部灰色调影片中的一抹“惊艳”。 小说《红高粱》中的九儿的形象，是忍辱负重、光辉灿烂的，她往往勇于追求自由，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丰腴，细腻，鲜活，美丽，几乎完美得没有缺点，而其身上的反抗、坚韧更有深味意义。而《斗牛》中的九儿确是另一种典型农村妇女的代表，她有一堆的缺点，样貌丑陋嗓门大，爬树翻墙大胆泼辣；可她虽然没有先进的思想，却会大胆释放情感，充满求爱欲望又会对着村里的男人们高呼“妇女解放”，这正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毫无文化、有些粗鄙的中国劳动妇女的。在闫妮的的诠释下，这个角色被还原为了一种原生态的，值得同情的女性。可以看出，闫妮能获得当前的声望，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的角色是在重复中又带着颠覆。《三枪拍案惊奇》中的角色也是如此，一个充满了娱乐感和戏剧性夸张的老板娘，同样有意在对传统女性形象进行颠覆，也更能体现闫妮的个性符号特征，颠覆中充满了个性的光辉。花哨夸张的造型，颠覆了传统女性温文内敛的形象，翠绿的裙衫上绣满了红艳艳的花，佩戴着金色首饰显得贵气外露，可这样的夸张在闫妮的塑造下并不恶俗而有一种风情奔放的艳俗之感。这个角色被她塑造的性格热情泼辣又不失通情达理，敢爱敢恨又不失风情妩媚，这又是在某种程度上重复着传统中国女性的形象。加之电影《三枪拍案惊奇》喜剧化的艺术风格明显，其别具一格的结构方式、通俗化的叙事模式使受众时刻处于松弛又时有惊喜的状态，电影的这些特点都与闫妮自身所具备的元素相契合——质朴、真实而又个性十足。
　　作为一个从普通演员到具有声望的明星，闫妮明星声望的获得与自身文本的特点有关，亦有社会文化和受众需求因素的影响，并且也与电影、电视高度商业化和产业化的发展有关。闫妮的影视文本形象，已经在重复的建构和颠覆性的转变中，被受众定位为具有女性魅力和女性美德的女明星。她从外形、言谈到由形体演绎出的动作，都转化为当今社会文化需求所要求的内涵，因而闫妮成功的从众影星中脱颖而出，拥有了自己特有的声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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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王晶，温州大学文艺学10级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