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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欧亚大陆边界地区目前正趋向稳定与繁荣，环欧亚大陆海域的局势则日趋紧张和不稳定。如何应对潜在冲突，以避免该区域相关方卷入军事冲突？笔者提出“大欧亚”的概念和构想，这将为大陆和海洋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注入动力。同时，建立一个新机构以应对未来欧亚地区的危机也很关键。如何在发挥上合组织现有优势的同时，突破机制和认知上的障碍，将欧亚国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是当今国际秩序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 欧亚大陆边界 上合组织 内陆合作 海洋争议
“大欧亚”概念的提出
众所周知，自1991年开始的后冷战转型期改变了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面貌。尤其是1996年之后开始深化发展的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加快了以规范手段限制边界冲突的步伐，到2004年，双方已经解决了大量处于长期争议中的领土问题，这样的重大进展促进了中俄关系的和谐，此外，于1992年发起的“上海进程（Shanghai Process）”还见证了1996年～1997年间中国与中亚国家在领土问题上建立互信的过程，更推动了前苏联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与中国开展的相关双边谈判。这使得与争议领土相关的所有问题在2004年都得到了解决。如今，这些国家正充分享受和平与稳定所带来的成果。①
欧亚大陆边界地区目前正趋向稳定与繁荣，我们应当把这一状况与20世纪的状况进行对比研究。内陆合作的趋势正在从前苏联—中国区域向其他地区加速扩展，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和越南已就陆地边界和北部湾（TONKIN BAY）划定的问题达成一致。虽然尚有部分领土问题（例如中印边界问题）未得到解决，但是形势至少还比较稳定，没有变得更糟。
另一方面，与内陆合作进展顺利相反的是，环欧亚大陆海域的局势则日趋紧张和不稳定。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关系趋紧。中日之间于2010年发生的海上冲突尤其引人注目，中国强烈谴责日本海上保安厅在东海钓鱼岛（日方称之为尖阁群岛）附近扣押中国渔船船长的行为，并极力主张对钓鱼岛的主权。韩国也坚决捍卫其对位于日本海的竹岛的实际占领，拒绝承认日本对该岛的主权声明。俄罗斯前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首次登上国后岛（KUNASHIRI，北方四岛之一，位于鄂霍次克海与太平洋之间，日本声称对其拥有主权），这一举动也表明，领海问题将很快成为这一区域的焦点问题。
为什么在当前内陆冲突趋于平静的同时，海洋争端却在升级？如何应对潜在冲突，从而避免该区域的相关方卷入军事冲突？在此，笔者提出“大欧亚”的概念和构想，这一构想将为大陆和海洋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注入动力。同时，笔者还提议建立一个新机构以应对未来欧亚地区的危机。没有区域合作，经济合作和一体化所需要的“走廊地带”和运输通道将得不到有效保障。
当我们将内陆和海洋现象置于“大欧亚”框架之内来分析时，欧亚大国（如中、印、俄等）具有一些相同的行为，并且这些行为都具有一些普遍特征。各国的共同特征能够通过区域国家间为了在大陆上求得长存而长期进行的空间竞争和角逐反映出来。强盛帝国或黩武王国的诞生、毁灭、兴盛、衰亡，使欧亚大陆的国家都懂得一个常识，即“封闭利益空间，排除外部势力”。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很容易在欧亚大陆国家的外交行为中辨别出“封闭”和“排他”的倾向。而美国的外交理念则大不相同。作为一个远离欧亚大陆的国家，美国一直致力于保持空间的“自由出入”（acceded free）和“对各方开放”（available to all）。“封闭排他”和“空间自由”之间的认知差距已经很大，各方似乎都对彼此存在误解。错误知觉通常会给欧亚大陆国家与美国带来不必要的冲突。本文将分析该区域内的一些内陆和海洋事件，并提出最终克服潜在矛盾的方案。
内陆合作典范：上海合作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是内陆冲突和震慑（deterrence）的典型案例。上合组织成立于2001年，创始成员国包括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五国。该组织成立之初，被寄望于成为推动欧亚大陆合作的新机构。事实证明，上合组织是名至实归的。“上海五国”是在前苏联成员国与中国之间进行边境谈判并建立互信的进程中诞生的，由“4（俄、哈、吉、塔） 1（中国）”会晤演变而来。此进程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包括设立“非军事区”、建立边境互相巡逻制度、推动相关方进行划定边界的双边谈判。其中，后一成就在本文前言中已经提到。
然而，为震慑中亚地区所谓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上合组织吸纳乌兹别克斯坦为成员国，而该国与中俄都不接壤，不存在边界划定问题。这就为“上海进程”增加了新的内涵，相关各国此时不仅致力于推动建立安全同盟关系，而且还关注经济、生态合作等其他方面的利益。由于不存在边界合作问题，乌兹别克斯坦在上合组织中扮演了一个力量平衡者的角色。此外，在创立之初，由于上合组织的宪章和组织形式尚未确定，美国被拒之门外，这使得美国对于上合组织的排他性倾向有所疑虑。事实上，中国和俄罗斯曾一致同意提议蒙古国成为上合组织的第一候选成员国，因为后者的缺席将使中俄边境出现真空地带，但是这一决定在当时并未公开。
自2004年起，上合组织开始加速扩充力量：首先是蒙古，随后是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等国家，都获得了观察员成员国身份。有观察家认为上合组织能对推动阿富汗和平起到一定作用。然而，这似乎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理解罢了，国际社会忘不了前苏联在1980年代阿富汗战争中所受的创伤。
美国也是上合组织格局（configuration）的一个关键。美国长期以来对上合组织的冷漠和不信任态度对该组织成员国之间的互动造成了巨大阻碍，这种怀疑态度始于2005年阿斯塔纳峰会的决议，因为该决议终止了美国在中亚地区军事基地的存在。幸运的是，由于2007年比什凯克峰会设法保留了“透明与开放”原则，美国—上合组织关系才不至于实质性恶化。有人期待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俄实行“重置（reset）”政策的背景下，美国能在阿富汗和平问题上从上合组织那里获取更大利益。然而，美国国务院的决策者们并不认同《上合组织宪章》中的“反分裂”条款，因为这一条款能够将成员国政府镇压少数民族争取自由和独立的运动合法化。即使美国对上合组织做出某种积极承诺，也没有迹象表明会减少对这种合法化的抗议。事实上，抛开小布什政府提出的“大中亚”政策不算，美国迄今尚未确立一项针对该地区的与时俱进的有利战略。 此外，即便美国想对上合组织做出什么承诺，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也不会欢迎它在该地区势力日益增强。这将对美国染指上合组织或任何相关军事行动形成障碍。②
构建“新欧亚大陆”的最新倡议
上合组织和中亚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可以归结如下：欧亚大陆的轴心线（Axes）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美国（通过与印度接触而达到的）“南部通道”，与之相对应的另一部分是中俄的“禁止通行（access denial）”。2005年的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声明、2006年伊朗反美示威行动和美国的反制都是该轴心线上的典型现象。自2007年底开始，美国与上合组织开始互动，但有效的合作形式还未出现。相反，当冲突缓和之后，美国对上合组织的冷漠态度重现。此外，上合组织内部也缺乏新的活力（因为尚无新的成员被邀请加入）。
当2006年～2007年美国—上合组织关系跌入低谷时，笔者曾为上合组织提出过“欧亚互动倡议”的方案③。其要点如下：一是利用《上合组织宪章》第十四条，设立“对话伙伴”身份（邀请一个新的相关国家参加，以使上合组织更加透明）④；二是设定一个临时性的峰会成员身份：“特邀嘉宾”（如阿富汗）；三是进行峰会前的互动；四是建立“上合组织 X”模式：从“嘉宾”到“伙伴”；五是建立上合组织与其它区域组织之间的联系。例如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东南亚联盟（ASEAN）及六方会谈。
上合组织将有如下获益：1、获得更多声誉；2、避免与西方之间的潜在冲突；3、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全方位“欧亚论坛”中成为关键的组成部分；4、通过与非成员国及组织之间建立多边信任机制，可以平息针对上合组织不必要的“制衡”呼声；5、通过全球性的支持，强化区域建设性合作的积极方面。
该方案有赖于将阿富汗看作“联系组（contact group）”的成员或是“嘉宾（guest）”，并鼓励外部力量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参与欧亚内陆合作。另一个关键则在于“对话伙伴（dialogue partner）”。当时，上合组织界定了“对话伙伴”、“观察员”和“完全充分成员（full-fledge）”这三个身份，但并未在条款中解释清楚。因此，笔者的方案是发展“伙伴”或“嘉宾”成员，使任何能在与中亚国家及其邻国的合作中获得收益的国家都得以参与上合组织的活动。
该方案已得以部分实现。2008年，“对话伙伴”身份设立，但只有白俄罗斯和斯里兰卡加入。“嘉宾”身份也已启用，但只有土库曼斯坦和少数国际组织被邀请。因此，很难评价其功能。奥巴马政府也曾讨论过美国对上合组织做出承诺的可能性，但这很难实现，因为“对话伙伴”国应当遵守《上合组织宪章》，包括反对三股邪恶势力，即恐怖势力、极端势力和分裂势力，而这有违于美国的外交原则。
唯一可能的选择是，利用“嘉宾”身份来开展以往就已存在的上合组织成员国与外部国家之间的紧密互动。“上合组织 X”的模式尚未成形。这一模式可以是“上合组织 日本”、“上合组织 欧盟”及 “上合组织 美国”，也可以结合成诸如“上合组织 3”的模式。上合组织与外部力量合作的制度化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甚至许多中国学者也支持这一观点。欧亚内陆地区为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安全而成立一个共同体（commons）的时机已经到来。至少，我们必须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互动，以便消除欧亚内陆国家与外部力量之间因“错误知觉”（misperception）而导致的不必要的冲突。
欧亚大陆的海洋挑战：俄、中、印等国的摇摆不定
在欧亚大陆的沿海也正在形成某种轴心。美国与日本一起向欧亚地区的渗透是从南部开始的（尽管美国并没有像过去那样紧紧抓住“南亚—中亚走廊”）。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四方之间的合作最近已形成。在这一合作框架中，中国是其针对的假想目标。中美之间的观念性分歧，即“航行自由”与“禁止通行”，是其中的主要因素。从更广泛意义上来讲，该轴心似乎与陆地冲突解决机制相类似。
我们感兴趣的是，俄罗斯将会如何处理这种状况。在欧亚大陆上，俄罗斯倾向于“封闭”与“禁止通行”，但俄罗斯是一个继承了冷战时期苏联超级力量的半发达海洋国家。只要美国承认俄罗斯在海洋上的势力范围，俄罗斯是有可能与美国分享海洋利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俄罗斯与美国共享白令海峡与北极地区，并因此而成为邻国）。然而，令人产生疑问的是，美国是否已为尊重俄罗斯在俄领海里的排他性管理做好了准备。美国在冷战时期对前苏联所体现出的“尊重”并非出自其本意，而只不过是妥协与现实考虑相结合的临时性产物。
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则更为复杂。一方面，中俄之间的陆地关系是稳定的，并且是合作性的。回顾中俄之间在哈巴罗夫斯克附近黑瞎子岛（那里的一半已经被移交给中国）的边界合作，我们发现，两国的在陆地空间方面进行的合作虽不迅速，但是也在稳步发展。另一方面，俄罗斯在谨慎地观察中国在南中国海、东海及太平洋地区的活动，由此可看出，它已经开始关注中国在欧亚大陆海域的影响力及其向北部的发展。俄罗斯并不欢迎中国向日本海及鄂霍次克海方向发展，并最终达到北极地区。因为俄罗斯只想与挪威、加拿大、丹麦和美国等相关国家一起垄断这些地区的事务处理权。俄罗斯将面临（与中国进行）内陆合作与海洋竞争的两难境地。
印度也将面临挑战。有一种流行看法是：由于中印之间在发展国力（development of power）方面的竞争，将无可避免地使双边关系更具冲突性，从而很自然地促使美、印、日之间进行合作。然而，这未必就是唯一可能的趋势。尽管中印之间还是经常“打嘴仗”，但显然，两国的领土争议最近已冷却下来，搁置领土争议的战略已经对加强中印关系产生了积极效应。双方的会谈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印关系。有些印度人强烈抨击中国，而其他人则认为中国并非威胁。后一阵营特别强调要将印度与当前患有“恐华症”的日本区别开来。⑤
中印之间的海洋对话也有类似性。当我们回顾印度于1970～1980年代之间对海洋秩序的主张时，就会发现一些痕迹。印度坚决不允许其他国家的海军力量在其专属经济区里活动，而这正是美国一直以来要求的。印度不允许别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所谓的“科学考察”，并且推动大陆架用途的非军事化。简言之，印度是一个在海洋事务方面遵守欧亚大陆原则（即“封闭”与“排他性”的概念）的国家。如果中印之间同意在陆地与海洋上都划分势力范围的话，那么很可能会出现“禁止通行”式的同盟。有些研究者十分幼稚地认为，在日印或美印之间是存在“天然伙伴关系”的，因为它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如民主。事实上，中印两国可以拥有通过“禁止通行”原则来反对外来者的共同利益。在“价值”和“利益”中，到底哪一个更可能将两国联系在一起，恐怕很难说清。 最后，我们不应该忽视中国可能发生的改变。关键是我们不能按照定式思维，认为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之间必定会存在竞争。俄罗斯、印度、中国等都是传统的大陆国家，但是也有海洋地区尚待开发，特别是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之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一个发展中海洋国家与一个发达海洋国家之间的冲突。对于发展中海洋国家来说，发达海洋国家控制着大部分海洋，这使它们感到压力很大，它们想重组海洋秩序以使局势对自己更为有利。
我们能够预测中国可能的态度转变。1970年代，苏联在对待更广泛的可利用海洋空间（比如那些属于美国的海洋空间）方面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从这一事实可以推测，当一个发展中海洋国家强化了自身在海洋地区的力量投送时，它的立场就可能发生改变。因此，首先，中国在积蓄了足够力量从而能够管控西太平洋与欧亚大陆的北部海域之后，可能会与美国“分享”其海洋利益。到那时，即使中国并没有采取欧亚大陆本性（即“封闭”空间），海洋秩序仍然会发生剧变。只要我们关注中美两国形成的“G2”模式，就会发现，既然“G2”模式包含着合作关系，那么由它所主导的海洋秩序也必然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在这种模式下，俄罗斯、印度和日本将会如何反应呢？
全新的欧亚合作：共赢
日本是一个由海洋环绕的国家，北临鄂霍次克海，西濒日本海，南面东海，东向太平洋。这赋予作为“大欧亚”地区海洋性国家的日本以明确的地缘政治角色。目前，日本在海洋安全政策管控方面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并与俄罗斯、韩国与中国共享海洋边界。
传统观点将发达的海洋国家——日本，视为美国的天然盟友。对于管控太平洋来说，的确如此。然而，日本与美国在海洋秩序上的利益是不对称的，尤其是在欧亚海域。原因在于，日本同其周边邻国之间存在边界争端，同俄罗斯有北方四岛之争、同韩国有竹岛（独岛）之争、同中国在东海包括能源开发在内的专属经济区问题等也发生了领土纠纷。这意味着，在享有在印度洋与太平洋“自由航行”权的同时，日本必须尽快确定与俄罗斯、韩国和中国之间的海洋边界以保证该地区处于独家控制之中。此外，在日本与其邻国之间的“边界”问题上，美国漠不关心，只是要求当事各方保持地区稳定，并对域外国家开放。美国在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上的“冷漠”表态，明显表明，美国的非“欧亚”式观念与日本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应该被界定为一个发达的欧亚海洋性国家，它能够在美国与中国及其它欧亚国家之间扮演一个中间调停人的角色。
美国与中俄之间的分歧矛盾在许多国际问题上表现了出来。只要中、俄、美等国之间出现任何多边的互不信任，印度就会在欧亚大陆扮演中间“调停人”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是有机会与日本进行合作的。印度在内陆合作问题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同时在欧亚海域上的作用与日俱增，而这也是日本的重要利益所在。我们需要在欧亚海域及大陆秩序的重建中去界定印度在欧亚地区的角色。为了在除各自专有部分以外的海洋共同体里保持稳定与繁荣，中、美、印、日、俄等国应该寻求一种新的多维互动。在欧亚海域创造一种全新海洋合作方式的时机已经成熟。
我们期待，一个能够涵盖大陆与海洋空间的“大欧亚”观念，能够为处理欧亚大陆及周边海域的事务提供丰富的真知灼见。这一观念反对在大陆与海洋轴心上必然存在地缘政治力量冲突的陈旧观点，也不认同美国的“自由”与欧亚大陆的“封闭”之间存在冲突的陈词滥调。
注释
有关俄罗斯、中亚国家与中国之间领土问题的研究，可以参见以下文章： Akihiro Iwashita "Border dynamics in Eurasia： Sino-Soviet border disputes and the aftermath，" Journal of Borderlands Studies， Vol. 23， No. 3 （2008）， pp. 69-81； Akihiro Iwashita， "An Inquiry for New Thinking on the Border Dispute： Backgrounds of ’Historic Success’ for the Sino-Russian Negotiations，" Siberia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 in the 21st Century： Partners in the Community of Asia， Vol.1： Crossroads in Northeast Asia， Sapporo： Slavic Research Center （2005）， pp. 95-114； Akihiro Iwashita， A 4，000 Kilometer Journey along the Sino-Russian Border， Sapporo： Slavic Research Center （2004）.
参见：Christopher Len and Uyama Tomohiko and Hirose Tetsuya （ed.）， Japan’s Silk Road Diplomacy， Paving the Road Ahead， Central Asia - Caucasus Institute
关键词 欧亚大陆边界 上合组织 内陆合作 海洋争议
“大欧亚”概念的提出
众所周知，自1991年开始的后冷战转型期改变了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面貌。尤其是1996年之后开始深化发展的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加快了以规范手段限制边界冲突的步伐，到2004年，双方已经解决了大量处于长期争议中的领土问题，这样的重大进展促进了中俄关系的和谐，此外，于1992年发起的“上海进程（Shanghai Process）”还见证了1996年～1997年间中国与中亚国家在领土问题上建立互信的过程，更推动了前苏联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与中国开展的相关双边谈判。这使得与争议领土相关的所有问题在2004年都得到了解决。如今，这些国家正充分享受和平与稳定所带来的成果。①
欧亚大陆边界地区目前正趋向稳定与繁荣，我们应当把这一状况与20世纪的状况进行对比研究。内陆合作的趋势正在从前苏联—中国区域向其他地区加速扩展，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和越南已就陆地边界和北部湾（TONKIN BAY）划定的问题达成一致。虽然尚有部分领土问题（例如中印边界问题）未得到解决，但是形势至少还比较稳定，没有变得更糟。
另一方面，与内陆合作进展顺利相反的是，环欧亚大陆海域的局势则日趋紧张和不稳定。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关系趋紧。中日之间于2010年发生的海上冲突尤其引人注目，中国强烈谴责日本海上保安厅在东海钓鱼岛（日方称之为尖阁群岛）附近扣押中国渔船船长的行为，并极力主张对钓鱼岛的主权。韩国也坚决捍卫其对位于日本海的竹岛的实际占领，拒绝承认日本对该岛的主权声明。俄罗斯前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首次登上国后岛（KUNASHIRI，北方四岛之一，位于鄂霍次克海与太平洋之间，日本声称对其拥有主权），这一举动也表明，领海问题将很快成为这一区域的焦点问题。
为什么在当前内陆冲突趋于平静的同时，海洋争端却在升级？如何应对潜在冲突，从而避免该区域的相关方卷入军事冲突？在此，笔者提出“大欧亚”的概念和构想，这一构想将为大陆和海洋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注入动力。同时，笔者还提议建立一个新机构以应对未来欧亚地区的危机。没有区域合作，经济合作和一体化所需要的“走廊地带”和运输通道将得不到有效保障。
当我们将内陆和海洋现象置于“大欧亚”框架之内来分析时，欧亚大国（如中、印、俄等）具有一些相同的行为，并且这些行为都具有一些普遍特征。各国的共同特征能够通过区域国家间为了在大陆上求得长存而长期进行的空间竞争和角逐反映出来。强盛帝国或黩武王国的诞生、毁灭、兴盛、衰亡，使欧亚大陆的国家都懂得一个常识，即“封闭利益空间，排除外部势力”。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很容易在欧亚大陆国家的外交行为中辨别出“封闭”和“排他”的倾向。而美国的外交理念则大不相同。作为一个远离欧亚大陆的国家，美国一直致力于保持空间的“自由出入”（acceded free）和“对各方开放”（available to all）。“封闭排他”和“空间自由”之间的认知差距已经很大，各方似乎都对彼此存在误解。错误知觉通常会给欧亚大陆国家与美国带来不必要的冲突。本文将分析该区域内的一些内陆和海洋事件，并提出最终克服潜在矛盾的方案。
内陆合作典范：上海合作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是内陆冲突和震慑（deterrence）的典型案例。上合组织成立于2001年，创始成员国包括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五国。该组织成立之初，被寄望于成为推动欧亚大陆合作的新机构。事实证明，上合组织是名至实归的。“上海五国”是在前苏联成员国与中国之间进行边境谈判并建立互信的进程中诞生的，由“4（俄、哈、吉、塔） 1（中国）”会晤演变而来。此进程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包括设立“非军事区”、建立边境互相巡逻制度、推动相关方进行划定边界的双边谈判。其中，后一成就在本文前言中已经提到。
然而，为震慑中亚地区所谓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上合组织吸纳乌兹别克斯坦为成员国，而该国与中俄都不接壤，不存在边界划定问题。这就为“上海进程”增加了新的内涵，相关各国此时不仅致力于推动建立安全同盟关系，而且还关注经济、生态合作等其他方面的利益。由于不存在边界合作问题，乌兹别克斯坦在上合组织中扮演了一个力量平衡者的角色。此外，在创立之初，由于上合组织的宪章和组织形式尚未确定，美国被拒之门外，这使得美国对于上合组织的排他性倾向有所疑虑。事实上，中国和俄罗斯曾一致同意提议蒙古国成为上合组织的第一候选成员国，因为后者的缺席将使中俄边境出现真空地带，但是这一决定在当时并未公开。
自2004年起，上合组织开始加速扩充力量：首先是蒙古，随后是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等国家，都获得了观察员成员国身份。有观察家认为上合组织能对推动阿富汗和平起到一定作用。然而，这似乎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理解罢了，国际社会忘不了前苏联在1980年代阿富汗战争中所受的创伤。
美国也是上合组织格局（configuration）的一个关键。美国长期以来对上合组织的冷漠和不信任态度对该组织成员国之间的互动造成了巨大阻碍，这种怀疑态度始于2005年阿斯塔纳峰会的决议，因为该决议终止了美国在中亚地区军事基地的存在。幸运的是，由于2007年比什凯克峰会设法保留了“透明与开放”原则，美国—上合组织关系才不至于实质性恶化。有人期待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俄实行“重置（reset）”政策的背景下，美国能在阿富汗和平问题上从上合组织那里获取更大利益。然而，美国国务院的决策者们并不认同《上合组织宪章》中的“反分裂”条款，因为这一条款能够将成员国政府镇压少数民族争取自由和独立的运动合法化。即使美国对上合组织做出某种积极承诺，也没有迹象表明会减少对这种合法化的抗议。事实上，抛开小布什政府提出的“大中亚”政策不算，美国迄今尚未确立一项针对该地区的与时俱进的有利战略。 此外，即便美国想对上合组织做出什么承诺，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也不会欢迎它在该地区势力日益增强。这将对美国染指上合组织或任何相关军事行动形成障碍。②
构建“新欧亚大陆”的最新倡议
上合组织和中亚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可以归结如下：欧亚大陆的轴心线（Axes）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美国（通过与印度接触而达到的）“南部通道”，与之相对应的另一部分是中俄的“禁止通行（access denial）”。2005年的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声明、2006年伊朗反美示威行动和美国的反制都是该轴心线上的典型现象。自2007年底开始，美国与上合组织开始互动，但有效的合作形式还未出现。相反，当冲突缓和之后，美国对上合组织的冷漠态度重现。此外，上合组织内部也缺乏新的活力（因为尚无新的成员被邀请加入）。
当2006年～2007年美国—上合组织关系跌入低谷时，笔者曾为上合组织提出过“欧亚互动倡议”的方案③。其要点如下：一是利用《上合组织宪章》第十四条，设立“对话伙伴”身份（邀请一个新的相关国家参加，以使上合组织更加透明）④；二是设定一个临时性的峰会成员身份：“特邀嘉宾”（如阿富汗）；三是进行峰会前的互动；四是建立“上合组织 X”模式：从“嘉宾”到“伙伴”；五是建立上合组织与其它区域组织之间的联系。例如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东南亚联盟（ASEAN）及六方会谈。
上合组织将有如下获益：1、获得更多声誉；2、避免与西方之间的潜在冲突；3、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全方位“欧亚论坛”中成为关键的组成部分；4、通过与非成员国及组织之间建立多边信任机制，可以平息针对上合组织不必要的“制衡”呼声；5、通过全球性的支持，强化区域建设性合作的积极方面。
该方案有赖于将阿富汗看作“联系组（contact group）”的成员或是“嘉宾（guest）”，并鼓励外部力量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参与欧亚内陆合作。另一个关键则在于“对话伙伴（dialogue partner）”。当时，上合组织界定了“对话伙伴”、“观察员”和“完全充分成员（full-fledge）”这三个身份，但并未在条款中解释清楚。因此，笔者的方案是发展“伙伴”或“嘉宾”成员，使任何能在与中亚国家及其邻国的合作中获得收益的国家都得以参与上合组织的活动。
该方案已得以部分实现。2008年，“对话伙伴”身份设立，但只有白俄罗斯和斯里兰卡加入。“嘉宾”身份也已启用，但只有土库曼斯坦和少数国际组织被邀请。因此，很难评价其功能。奥巴马政府也曾讨论过美国对上合组织做出承诺的可能性，但这很难实现，因为“对话伙伴”国应当遵守《上合组织宪章》，包括反对三股邪恶势力，即恐怖势力、极端势力和分裂势力，而这有违于美国的外交原则。
唯一可能的选择是，利用“嘉宾”身份来开展以往就已存在的上合组织成员国与外部国家之间的紧密互动。“上合组织 X”的模式尚未成形。这一模式可以是“上合组织 日本”、“上合组织 欧盟”及 “上合组织 美国”，也可以结合成诸如“上合组织 3”的模式。上合组织与外部力量合作的制度化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甚至许多中国学者也支持这一观点。欧亚内陆地区为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安全而成立一个共同体（commons）的时机已经到来。至少，我们必须开始真正意义上的互动，以便消除欧亚内陆国家与外部力量之间因“错误知觉”（misperception）而导致的不必要的冲突。
欧亚大陆的海洋挑战：俄、中、印等国的摇摆不定
在欧亚大陆的沿海也正在形成某种轴心。美国与日本一起向欧亚地区的渗透是从南部开始的（尽管美国并没有像过去那样紧紧抓住“南亚—中亚走廊”）。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四方之间的合作最近已形成。在这一合作框架中，中国是其针对的假想目标。中美之间的观念性分歧，即“航行自由”与“禁止通行”，是其中的主要因素。从更广泛意义上来讲，该轴心似乎与陆地冲突解决机制相类似。
我们感兴趣的是，俄罗斯将会如何处理这种状况。在欧亚大陆上，俄罗斯倾向于“封闭”与“禁止通行”，但俄罗斯是一个继承了冷战时期苏联超级力量的半发达海洋国家。只要美国承认俄罗斯在海洋上的势力范围，俄罗斯是有可能与美国分享海洋利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俄罗斯与美国共享白令海峡与北极地区，并因此而成为邻国）。然而，令人产生疑问的是，美国是否已为尊重俄罗斯在俄领海里的排他性管理做好了准备。美国在冷战时期对前苏联所体现出的“尊重”并非出自其本意，而只不过是妥协与现实考虑相结合的临时性产物。
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则更为复杂。一方面，中俄之间的陆地关系是稳定的，并且是合作性的。回顾中俄之间在哈巴罗夫斯克附近黑瞎子岛（那里的一半已经被移交给中国）的边界合作，我们发现，两国的在陆地空间方面进行的合作虽不迅速，但是也在稳步发展。另一方面，俄罗斯在谨慎地观察中国在南中国海、东海及太平洋地区的活动，由此可看出，它已经开始关注中国在欧亚大陆海域的影响力及其向北部的发展。俄罗斯并不欢迎中国向日本海及鄂霍次克海方向发展，并最终达到北极地区。因为俄罗斯只想与挪威、加拿大、丹麦和美国等相关国家一起垄断这些地区的事务处理权。俄罗斯将面临（与中国进行）内陆合作与海洋竞争的两难境地。
印度也将面临挑战。有一种流行看法是：由于中印之间在发展国力（development of power）方面的竞争，将无可避免地使双边关系更具冲突性，从而很自然地促使美、印、日之间进行合作。然而，这未必就是唯一可能的趋势。尽管中印之间还是经常“打嘴仗”，但显然，两国的领土争议最近已冷却下来，搁置领土争议的战略已经对加强中印关系产生了积极效应。双方的会谈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印关系。有些印度人强烈抨击中国，而其他人则认为中国并非威胁。后一阵营特别强调要将印度与当前患有“恐华症”的日本区别开来。⑤
中印之间的海洋对话也有类似性。当我们回顾印度于1970～1980年代之间对海洋秩序的主张时，就会发现一些痕迹。印度坚决不允许其他国家的海军力量在其专属经济区里活动，而这正是美国一直以来要求的。印度不允许别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进行所谓的“科学考察”，并且推动大陆架用途的非军事化。简言之，印度是一个在海洋事务方面遵守欧亚大陆原则（即“封闭”与“排他性”的概念）的国家。如果中印之间同意在陆地与海洋上都划分势力范围的话，那么很可能会出现“禁止通行”式的同盟。有些研究者十分幼稚地认为，在日印或美印之间是存在“天然伙伴关系”的，因为它们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如民主。事实上，中印两国可以拥有通过“禁止通行”原则来反对外来者的共同利益。在“价值”和“利益”中，到底哪一个更可能将两国联系在一起，恐怕很难说清。 最后，我们不应该忽视中国可能发生的改变。关键是我们不能按照定式思维，认为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之间必定会存在竞争。俄罗斯、印度、中国等都是传统的大陆国家，但是也有海洋地区尚待开发，特别是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之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一个发展中海洋国家与一个发达海洋国家之间的冲突。对于发展中海洋国家来说，发达海洋国家控制着大部分海洋，这使它们感到压力很大，它们想重组海洋秩序以使局势对自己更为有利。
我们能够预测中国可能的态度转变。1970年代，苏联在对待更广泛的可利用海洋空间（比如那些属于美国的海洋空间）方面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从这一事实可以推测，当一个发展中海洋国家强化了自身在海洋地区的力量投送时，它的立场就可能发生改变。因此，首先，中国在积蓄了足够力量从而能够管控西太平洋与欧亚大陆的北部海域之后，可能会与美国“分享”其海洋利益。到那时，即使中国并没有采取欧亚大陆本性（即“封闭”空间），海洋秩序仍然会发生剧变。只要我们关注中美两国形成的“G2”模式，就会发现，既然“G2”模式包含着合作关系，那么由它所主导的海洋秩序也必然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在这种模式下，俄罗斯、印度和日本将会如何反应呢？
全新的欧亚合作：共赢
日本是一个由海洋环绕的国家，北临鄂霍次克海，西濒日本海，南面东海，东向太平洋。这赋予作为“大欧亚”地区海洋性国家的日本以明确的地缘政治角色。目前，日本在海洋安全政策管控方面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并与俄罗斯、韩国与中国共享海洋边界。
传统观点将发达的海洋国家——日本，视为美国的天然盟友。对于管控太平洋来说，的确如此。然而，日本与美国在海洋秩序上的利益是不对称的，尤其是在欧亚海域。原因在于，日本同其周边邻国之间存在边界争端，同俄罗斯有北方四岛之争、同韩国有竹岛（独岛）之争、同中国在东海包括能源开发在内的专属经济区问题等也发生了领土纠纷。这意味着，在享有在印度洋与太平洋“自由航行”权的同时，日本必须尽快确定与俄罗斯、韩国和中国之间的海洋边界以保证该地区处于独家控制之中。此外，在日本与其邻国之间的“边界”问题上，美国漠不关心，只是要求当事各方保持地区稳定，并对域外国家开放。美国在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上的“冷漠”表态，明显表明，美国的非“欧亚”式观念与日本的利益是相互冲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应该被界定为一个发达的欧亚海洋性国家，它能够在美国与中国及其它欧亚国家之间扮演一个中间调停人的角色。
美国与中俄之间的分歧矛盾在许多国际问题上表现了出来。只要中、俄、美等国之间出现任何多边的互不信任，印度就会在欧亚大陆扮演中间“调停人”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是有机会与日本进行合作的。印度在内陆合作问题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同时在欧亚海域上的作用与日俱增，而这也是日本的重要利益所在。我们需要在欧亚海域及大陆秩序的重建中去界定印度在欧亚地区的角色。为了在除各自专有部分以外的海洋共同体里保持稳定与繁荣，中、美、印、日、俄等国应该寻求一种新的多维互动。在欧亚海域创造一种全新海洋合作方式的时机已经成熟。
我们期待，一个能够涵盖大陆与海洋空间的“大欧亚”观念，能够为处理欧亚大陆及周边海域的事务提供丰富的真知灼见。这一观念反对在大陆与海洋轴心上必然存在地缘政治力量冲突的陈旧观点，也不认同美国的“自由”与欧亚大陆的“封闭”之间存在冲突的陈词滥调。
注释
有关俄罗斯、中亚国家与中国之间领土问题的研究，可以参见以下文章： Akihiro Iwashita "Border dynamics in Eurasia： Sino-Soviet border disputes and the aftermath，" Journal of Borderlands Studies， Vol. 23， No. 3 （2008）， pp. 69-81； Akihiro Iwashita， "An Inquiry for New Thinking on the Border Dispute： Backgrounds of ’Historic Success’ for the Sino-Russian Negotiations，" Siberia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 in the 21st Century： Partners in the Community of Asia， Vol.1： Crossroads in Northeast Asia， Sapporo： Slavic Research Center （2005）， pp. 95-114； Akihiro Iwashita， A 4，000 Kilometer Journey along the Sino-Russian Border， Sapporo： Slavic Research Center （2004）.
参见：Christopher Len and Uyama Tomohiko and Hirose Tetsuya （ed.）， Japan’s Silk Road Diplomacy， Paving the Road Ahead， Central Asia - Caucasus Instit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