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4日，恰逢冯友兰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四周年，北京大学燕南园五十七号作为“冯友兰故居”正式挂牌，对外开放。这是北京大学的盛事，也是中国学界的盛事。
　　冯友兰先生一生居住过不少地方，燕南园五十七号是他最后居住，也是住得时间最长的一座寓所。因庭院中有三棵松树，他在晚年时把这座寓所命名为“三松堂”。
　　燕南园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燕京大学所建高级住宅区，占地四十亩，共有西式小楼和中式庭院十六座，位于校园之内，环境优美，交通便利。2001年，燕南园和燕京大学的其他建筑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2年，燕京大学取消建制，北京大学兼并燕园，燕南园也就成为北京大学住宅区。在那里居住的都是学术界和教育界的顶级人物，如马寅初、周培源、冯友兰、汤用彤、王力、朱光潜、陈岱荪、褚圣麟、江泽涵、林庚和侯仁之等，以致北京大学一些学生把能住进燕南园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五十七号位于燕南园南端，中西合璧，朴实典雅，有独立的院子，厨房、餐厅和保姆住房与主房分开，是燕南园两座最好的住宅之一，另外一座是隔壁的五十八号，它们一东一西，一模一样，如同一对孪生兄弟。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清华大学文科被取消建制，冯友兰先生被调入北京大学，住进燕南园。开始是住在五十四号的一楼，那里比较狭窄，显得拥挤。1956年冬天的一天，北大党委书记、副校长江隆基到冯友兰先生家拜访，看到住房狭小、拥挤不堪，就主动提出将自己居住的五十七号和五十四号对换。对于这种关怀，冯友兰先生深为感动，但还是再三推辞，无奈江隆基一再坚持，冯友兰先生就只得“恭敬不如从命”，和江书记对换住房，于次年1月搬进五十七号。“文革”动乱期间，冯友兰先生虽然没有被驱逐出门，但最多的时候有四户人家强行住入。冯友兰先生夫妇蜗居在一间十平米的斗室里，在院子里生火做饭。
　　燕南园五十七号院里古树参天，绿荫铺地，鸟语花香，十分幽静。院中有三棵松树，或挺拔直立，或伸臂弯曲，或婆娑起舞，各具神态，四季常青。冯友兰先生在这里居住了三十三年，久处生情。1981年，在出版回忆录时，他把这座住宅命名为“三松堂”。他在自序中说：“三松堂者，北京大学燕南园之一眷属宿舍也，余家寓此凡三十多年矣。十年动乱，殆将逐出，幸而得免。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犹多其二焉。余女宗璞随寓此舍，尝名之曰风庐，谓余曰已名之为风庐，何不即题此书《风庐自序》？余因为昔人所谓某堂某庐，皆所以寄意耳，或以松，或以风，各寄所寄可也，宗璞然之。”后来，冯友兰先生的著作多冠以“三松堂”三字刊行，其全集就命名为《三松堂全集》。
　　冯友兰先生的女儿宗璞，著名作家，为侍奉父母，出阁后和夫君蔡仲德一起寓居三松堂内。她把这座寓所命名为风庐。这是有一番说辞的，因为从校园北边通往燕南园有两条路，东边的一条正对着五十七号院子的大门，也正对着三松堂大门。当然，名为“风庐”，还有更深的寓意。宗璞解释说：“此寓正值风口，常有穿堂风过，或冬日朔风呼啸，或夏日南风袭人。转念当今之世，随风转舵者有之，见风使舵者有之，呼风唤雨、推波助澜几摧吾庐者亦有之。是故余感而命名为‘风庐’，以观时代特色之在风者。”
　　就是在这座“风庐”内，冯友兰度过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晚年。尽管如此，在不断接受批判的同时，他一直没有放弃学术活动，先后完成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史新编》试用本的前两卷，出版了《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上、下集。特别是最后十年，他倾尽全部心血，在耳目失去聪明的情况下，以九十五岁的高龄完成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集大成者，创造学术史的奇迹。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遭受长期批判、经历种种打击之后，冯友兰先生猛然醒悟，“破名关，斩利索”，“不依不傍”，“海阔天高我自飞”，不再照着所谓权威讲，不再顺着领导意图讲，“修辞立其诚实”，实事求是，恢复自己的思考，肯定自己的思想，根据历史的发展审视社会的现实，展望未来的趋势，提出一系列真知灼见，重现哲学家的形象，散发思想家的光芒。
　　居住在这座寓所做出骄人成就的不单是冯友兰先生。这不仅是哲学的殿堂，也是文学和文化的殿堂。随冯友兰寓居在此的宗璞和蔡仲德夫妇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宗璞是著名的作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表《红豆》，一举成名，后来从事翻译与研究，中年之后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以抗战时期清华、北大与南开南迁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为背景和题材，写下了《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和《北归记》长篇小说，其中《南渡记》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这些著作都是在三松堂内完成或构思的。蔡仲德是现代著名学者，长期从事中国音乐美学研究，著有《中国音乐美学史》、《中国音乐美学资料注譯》（上、下册）等一系列著作，是这一学科的创立人;同时在冯友兰研究方面用力甚勤，创获甚多，编著《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撰写一系列有关冯学研究的文章，是冯学研究的重镇。“中国文库”收录中国现代人文社科领域的主要著作一千种，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三松堂自序》，宗璞的《南渡记》，蔡仲德的《中国音乐美学史》均被收。一家人有这么多的著作被收入国家文库，十分少见，堪称士林盛事。这些著作都是在三松堂里完成的。
　　冯友兰先生去世后，三松堂由宗璞继续居住，她照料着这座殿堂，守护着中国文化。她把冯友兰先生的卧室辟为纪念室，珍藏着冯友兰先生的所有著作，并收集和保存海内外研究冯友兰先生的著作及有关报刊资料。宗璞在燕南园居住的时间最长，对三松堂、燕南园乃至整个燕园产生了深厚的感情，那里的一房一院，一草一木、一墓一碑都映入她的眼帘，印入她的脑海，融入她的心田。除了记叙三松堂的文章之外，还有描写记叙燕园景物和事情的文章，如《我爱燕园》、《燕园碑寻》、《燕园桥寻》和《霞落燕园》等一系文章，均观察仔细，体悟深刻，描写细腻，文情并茂，脍炙人口，其中《紫藤萝瀑布》最为出名，被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随着北京大学校园规划的进展，燕南园改为办公场所，不再作为教职员工的寓所。2012年9月9日，八十五岁的宗璞告别了生活五十年的燕南园，搬离了居住四十五年的三松堂。
　　2017年秋天开始，北京大学对三松堂做大规模的维修，作为冯友兰故居对外开放。李慎之和李泽厚曾经指出，二十世纪在文、史、哲三大学科里贡献最大的分别是王国维、陈寅恪和冯友兰。碰巧的是，他们都曾经在清华园工作，或为国学院导师，或为文学院教授。王国维一死了之，清华园留下由陈寅恪撰文的王国维纪念碑，成为清华园里最神圣的文物之一。陈寅恪远走岭南，晚年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写下八十万字的《柳如是别传》;冯友兰滞留北京，最后十年在耳目失去聪明的情况下写完一百五十万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作为十九世纪末出生的老辈学者，他们为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学术史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堪称学界奇迹、世间楷模。
　　此前，中山大学将陈寅恪晚年居住的寓所寒柳堂作为“陈寅恪故居”对外开放，如今，北京大学把冯友兰晚年居住的寓所三松堂作为“冯友兰故居”建成挂牌。陈寅恪和冯友兰长期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共事，关系很好，过从甚密。陈寅恪为冯友兰成名之作《中国哲学史》作审查报告，倍加推崇，锦上添花;冯友兰执掌西南联大文学院，在陈寅恪双目失明、又被语史所解聘之时伸出援手，雪中送炭。这些民国学界掌故，成为士林佳话流传至今。他们居住到终老的寓所作为故居被保留下来，对外开放，一南一北遥相呼应，交相辉映，将激励无数后生学子为复兴中国文化、振兴中华民族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