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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投名状》有别于传统电影文学结义题材而将结义放在一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背景下，通过三人的情感与理想矛盾所展现的张力突出人性的弱点，官场的黑暗以及制度的变迁，进而使得电影从一个单纯的暴力美学上升到了对人性的关怀。
[关键词]《投名状》 潜规则 博弈
中国的文学电影作品当中，关于结义的题材，往往不乏经典之作，古有如《三国演义》之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港产电影诸如《喋血街头》、《古惑仔》等更是风靡大江南北。尽管都是刻画了结义的题材，然而，把结义放在一个如此宏观的历史背景下叙述，并在一个复杂的博弈之下展现人性，由陈可辛导演。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和徐静蕾主演，取材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政府与太平天国的内战和清末四大奇案之刺马案的《投名状》(The warIords)可谓经典之作，它展现了政治世界里面的缤纷色彩。
一、投名状：要黑一起黑的博弈
投名状一词语出《水浒传》。在第十一回关于林冲雪夜上梁山的描写中有这么一段对话。
林冲道：“三位头领容覆：小人‘千里投名，万里投主’，平托柴大官人面皮，径投大寨入伙。……”(中略)王伦道：“既然如此，你若真心入伙，把一个投名状来。”林冲便道：“小人颇识几字，乞纸笔来便写。”朱贵笑道：“教头你错了：但凡好汉们入伙，须要纳投名状，是教你下山去杀得一个人，将头献纳，他便无疑心。这个便谓之投名状。”林冲道：“这事也不难，林冲便下山去等，只怕没人过。”
可见《水浒传》里面的投名状是指下山杀一个人，然后献首级表示真心入伙落草为寇的意思。那么，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纳了投名状，都犯了死罪，从而也就避免了一方告发另一方、出卖同伙的可能性，即所谓的“囚徒困境”。
由于结义往往都举行一定的仪式，但是“仪式并非只是一个事件，而是一种似乎已经渗透到人们不仅仅是精神和身体的、从物质层面上讲，中介和中保的全部生活真诚和基本的宗教表达方式。”
“今有庞青云，赵二虎，姜午阳纳投名状，结兄弟义，死生相托，吉凶相救。福祸相依，患难相扶。外人乱我兄弟者，视投名状，必杀之。兄弟乱我兄弟者，视投名状，必杀之。天地作证，山河为盟。有违此誓，天地诛之。人和一心……”
故此，纳投名状就意味这当事人通过一定的仪式订立了一个生死与共的契约。在汉语世界里面，“誓”有约束的意思，简单地说就是不能失言。所以在赵二虎、姜午阳眼中，这个投名状是一个必须遵守的盟誓。加上经验都是知识的缘故，在他们的土匪生涯的基础上，他们将共进退，也就是说为了三人的整体利益，他们只会采取一个共赢的正和博弈的策略。然而，在庞青云眼中，因为发誓的纯粹性，它不需要任何的外在强制力，只需要一种内心的确定，所以这个投名状对他而言毫无约束力。所以庞青云说他不相信投名状。在姜午阳问那你相信什么的时候，庞青云说相信二哥(赵二虎)，还有姜午阳。那么，庞青云可能采取的策略则有可能是个正和博弈的策略，也有可能是个零和博弈的策略，当然他不可能受到损失。例如在攻打苏州的时候，屠杀俘虏即是将赵二虎陷于不义。所以，尽管他们一起黑，有他们的策略却是有时候是正和博弈，又时候是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也就是说他们玉石俱焚，同归于尽。
二、黑白无常：黑白之间的潜规则
“中国社会在正式的各种制度之外，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可以称为内部章程的东西。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这种东西就是潜规则。而潜规则实实在在存在于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尽管有时候我们并不觉察。
在吴思的《血酬定律》中提到强盗、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都是靠血酬生活的。换言之，他们都在追求暴力的酬报。因此，为了追求血酬的长期最大化，土匪愿意建立保护掠夺对象的秩序；而为了追求短期血酬收入的最大化，合法的暴力集团也可以退化为土匪。如果依据血酬定律再引入生产收益的因素的话，随着血酬的逐步降低，生产行为的报酬相对提高，土匪可以转化为农民；而假定血酬不变，随着生产收益的减少以至消失，大量生产者将转入暴力集团。这就是所谓的“匪变官，官变匪，匪变民，民变匪”。那么，在《投名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了类似的现象。没有从军之前的赵二虎以及姜午阳率领的土匪们，实际上也是在努力的维持着自己势力范围的秩序，而当地人在接受这种安定秩序却是以自己的血酬在为了这一土匪团队在方圆百里内从事抢劫，乃至打劫军队的军粮。那么，从土匪们所提供秩序安定这一公共产品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在他们的势力范围里已经代替了官府的作用。而“官变匪”和“匪变官”则都发生在了庞青云身上。战场上诈死求存，且战事结束无故失踪长达两个月，从一个军官变成了一个土匪，而后来又利用土匪的力量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且官是越当越大。通过庞青云的对手何魁的“魁字营”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官变匪”的情形。大军过境，难免有扰民之处。军纪松弛的部队又何止是顺手牵羊而已?攻占了一个城池公然可以放任军队抢劫三天，这是军队还是土匪呢?事实上在屠杀苏州太平军降卒的时候，庞青云一再坚持说这些俘虏是兵而不是民的时候，他就是看到了民匪之间的角色相互转换，特别是在当时的一种特色环境下，更是随时可能从民变成兵。
如果说在日常生活中潜规则不是很明显的话，在地方各级政法乃至中央的各级官员，基于私利的追求和为民服务意识的缺失，在信息传递上，往往不能按照国家正式规则办事，而是形成了一套对整个官僚阶层都有利的潜规则体系。官场上的潜规则往往是致命的，特别是在中国传统社会这么一个重人情、轻法制的文化生态里面。潜规则它之所以大行其道，原因很简单，它是一种双赢的游戏规则，游戏双方按潜规则办事，各取所需，利益共沾，而冤大头则是不谙潜规则的局外人。在《投名状》中，庞青云三人显然都是这种冤大头。
凭着己身的努力，以庞青云为首的“山字营”势如破竹并攻破了南京城。然而，在论功行赏的时候，却彰显了庞青云等人的稚嫩。赵二虎与姜午阳同为性情中人，率性而为，义字当头。而庞青云机关算尽，却落入局中。三人命运何以至此?潜规则使然。因为朝廷需要的不仅仅是有能力的人，更加需要忠心的人，特别是在家天下的封建专制集权时代，愚忠甚至比才能更符合统治者的需要。
三、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两个性情中人土匪和一个智商发达情商欠缺也毫无官场经验但有充满着理想主义的武夫。在规则的转换之间，这两头猫已经没有颜色之分，凭着抓老鼠的本事统统被朝廷收编进入了体制内。然而，多重利益博弈的格 局使得这两只猫在官场倾轧、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中同归毁灭。因为朝廷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只好猫，同时还需要是一条好狗才行。换句话说，朝廷需要的是好猫跟好狗的混合体。
在专制统治者的眼中，“狡兔死，走狗烹”是理所当然的。何况封疆大吏拥兵自重对于朝廷来说历来是心腹大患，何况经历了这一场战争之后晚清政府的中央权威已经荡然无存。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及随后的捻军起义之后，出现了一种有别于清政府传统军队——八旗军和绿营军的军队。这种军队往往被历史学家称为地方军，在当时通称为勇营。在19世纪60年代末期，这种性质的军队包括曾国藩的湘军，左宗棠的楚军，李鸿章的淮军，还有一些较小的部队，例如豫军、东军、滇军、川军，人数超过了30万人。这些地方军的体制的组建原理可以追溯到明代的抗倭名将戚继光所组建的“戚家军”。这种依靠私人关系建立起来的军队是与清朝军事体制的官僚政治原则格格不入的。因为勇营的开支是靠厘金来维持运转的，这当然减少了朝廷的税收。影响朝廷的度支制度不说，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军队是地方封疆大吏的私人军队，而这种私人关系则是被统治者认为是具有高度颠覆性的。它不是“社稷的干城而是国家的威胁”。所以无论是从军事的角度、财政的角度还是政治的角度。清政府势必要消除这种地方力量，消除地方分权的制度基础。
在同僚的眼中，这是一个离间对手、除去对手的绝佳机会。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中央的控制能力严重受损，地方督抚权力大增，军队成了私人的，财政可以截留用于培植私人势力。江苏，这么一个重要的财税来源地，岂不是人人垂涎三尺的肥肉?如此又岂能让这块肥肉落在一个不是游离于任何集团之外的人手中?要知道，枪杆子出政权。有野心的政治人物谁人不想保存实力，发展自己的势力?太平军缘何壮大?其中的一个缘故就是清政府在早期的广西军事围剿中各部没有协调一致，都是只追不堵。个中缘由不就是为了保存实力?多年以后在蒋介石发动的围剿红军中。各地军阀同样如法炮制。“追的‘中央军’和逃的‘红军’，相距往往只是‘一日之程’。在红军过境之处，指挥官军堵剿的地方将领如湖南何健、广东陈济棠、广西李白、云南龙云、四川刘湘、西北诸马……都只守不堵，红军过境而去，便皆大欢喜。”因而，新任江苏巡抚庞青云带头裁兵势必会引起各个利益集团的忌恨。这绝对是一个捅马蜂窝的自杀行为。然而，他又不得不捅。所以各方权力博弈的结果使得庞青云之死是必然的。朝廷希望他死。同僚希望他死，就连到最后，他的兄弟也希望他死。
然而在他的把兄弟姜午阳眼中，庞青云该死不是为了连生嫂子这个“扬州瘦马”，而是违反了投名状，是因为庞青云设计害死赵二虎，是因为“兄弟乱我兄弟者。视投名状”。所以要“必杀之”。然而，论心计，论武艺，姜午阳均不是庞青云的对手，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庞青云死在狙击手的枪口下，进而“死”在了赵二虎的匕首之下。这个时候零和博弈竟然变成了一个正和博弈。朝廷除去心腹大患。同僚除去了眼中钉。死于信息不对称的赵二虎的冤仇得以洗刷。姜午阳得偿所愿，誓死捍卫了投名状。就连被杀的庞青云也在临死之前念念不忘投名状，一是可以与兄弟履行了投名状这一契约，尽管他不相信；二来作为一个封建官僚的理想主义者，他也以死捍卫了忠义这一伦理价值。皆大欢喜的结局。
[关键词]《投名状》 潜规则 博弈
中国的文学电影作品当中，关于结义的题材，往往不乏经典之作，古有如《三国演义》之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港产电影诸如《喋血街头》、《古惑仔》等更是风靡大江南北。尽管都是刻画了结义的题材，然而，把结义放在一个如此宏观的历史背景下叙述，并在一个复杂的博弈之下展现人性，由陈可辛导演。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和徐静蕾主演，取材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政府与太平天国的内战和清末四大奇案之刺马案的《投名状》(The warIords)可谓经典之作，它展现了政治世界里面的缤纷色彩。
一、投名状：要黑一起黑的博弈
投名状一词语出《水浒传》。在第十一回关于林冲雪夜上梁山的描写中有这么一段对话。
林冲道：“三位头领容覆：小人‘千里投名，万里投主’，平托柴大官人面皮，径投大寨入伙。……”(中略)王伦道：“既然如此，你若真心入伙，把一个投名状来。”林冲便道：“小人颇识几字，乞纸笔来便写。”朱贵笑道：“教头你错了：但凡好汉们入伙，须要纳投名状，是教你下山去杀得一个人，将头献纳，他便无疑心。这个便谓之投名状。”林冲道：“这事也不难，林冲便下山去等，只怕没人过。”
可见《水浒传》里面的投名状是指下山杀一个人，然后献首级表示真心入伙落草为寇的意思。那么，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纳了投名状，都犯了死罪，从而也就避免了一方告发另一方、出卖同伙的可能性，即所谓的“囚徒困境”。
由于结义往往都举行一定的仪式，但是“仪式并非只是一个事件，而是一种似乎已经渗透到人们不仅仅是精神和身体的、从物质层面上讲，中介和中保的全部生活真诚和基本的宗教表达方式。”
“今有庞青云，赵二虎，姜午阳纳投名状，结兄弟义，死生相托，吉凶相救。福祸相依，患难相扶。外人乱我兄弟者，视投名状，必杀之。兄弟乱我兄弟者，视投名状，必杀之。天地作证，山河为盟。有违此誓，天地诛之。人和一心……”
故此，纳投名状就意味这当事人通过一定的仪式订立了一个生死与共的契约。在汉语世界里面，“誓”有约束的意思，简单地说就是不能失言。所以在赵二虎、姜午阳眼中，这个投名状是一个必须遵守的盟誓。加上经验都是知识的缘故，在他们的土匪生涯的基础上，他们将共进退，也就是说为了三人的整体利益，他们只会采取一个共赢的正和博弈的策略。然而，在庞青云眼中，因为发誓的纯粹性，它不需要任何的外在强制力，只需要一种内心的确定，所以这个投名状对他而言毫无约束力。所以庞青云说他不相信投名状。在姜午阳问那你相信什么的时候，庞青云说相信二哥(赵二虎)，还有姜午阳。那么，庞青云可能采取的策略则有可能是个正和博弈的策略，也有可能是个零和博弈的策略，当然他不可能受到损失。例如在攻打苏州的时候，屠杀俘虏即是将赵二虎陷于不义。所以，尽管他们一起黑，有他们的策略却是有时候是正和博弈，又时候是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也就是说他们玉石俱焚，同归于尽。
二、黑白无常：黑白之间的潜规则
“中国社会在正式的各种制度之外，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可以称为内部章程的东西。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这种东西就是潜规则。而潜规则实实在在存在于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尽管有时候我们并不觉察。
在吴思的《血酬定律》中提到强盗、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都是靠血酬生活的。换言之，他们都在追求暴力的酬报。因此，为了追求血酬的长期最大化，土匪愿意建立保护掠夺对象的秩序；而为了追求短期血酬收入的最大化，合法的暴力集团也可以退化为土匪。如果依据血酬定律再引入生产收益的因素的话，随着血酬的逐步降低，生产行为的报酬相对提高，土匪可以转化为农民；而假定血酬不变，随着生产收益的减少以至消失，大量生产者将转入暴力集团。这就是所谓的“匪变官，官变匪，匪变民，民变匪”。那么，在《投名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了类似的现象。没有从军之前的赵二虎以及姜午阳率领的土匪们，实际上也是在努力的维持着自己势力范围的秩序，而当地人在接受这种安定秩序却是以自己的血酬在为了这一土匪团队在方圆百里内从事抢劫，乃至打劫军队的军粮。那么，从土匪们所提供秩序安定这一公共产品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在他们的势力范围里已经代替了官府的作用。而“官变匪”和“匪变官”则都发生在了庞青云身上。战场上诈死求存，且战事结束无故失踪长达两个月，从一个军官变成了一个土匪，而后来又利用土匪的力量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且官是越当越大。通过庞青云的对手何魁的“魁字营”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官变匪”的情形。大军过境，难免有扰民之处。军纪松弛的部队又何止是顺手牵羊而已?攻占了一个城池公然可以放任军队抢劫三天，这是军队还是土匪呢?事实上在屠杀苏州太平军降卒的时候，庞青云一再坚持说这些俘虏是兵而不是民的时候，他就是看到了民匪之间的角色相互转换，特别是在当时的一种特色环境下，更是随时可能从民变成兵。
如果说在日常生活中潜规则不是很明显的话，在地方各级政法乃至中央的各级官员，基于私利的追求和为民服务意识的缺失，在信息传递上，往往不能按照国家正式规则办事，而是形成了一套对整个官僚阶层都有利的潜规则体系。官场上的潜规则往往是致命的，特别是在中国传统社会这么一个重人情、轻法制的文化生态里面。潜规则它之所以大行其道，原因很简单，它是一种双赢的游戏规则，游戏双方按潜规则办事，各取所需，利益共沾，而冤大头则是不谙潜规则的局外人。在《投名状》中，庞青云三人显然都是这种冤大头。
凭着己身的努力，以庞青云为首的“山字营”势如破竹并攻破了南京城。然而，在论功行赏的时候，却彰显了庞青云等人的稚嫩。赵二虎与姜午阳同为性情中人，率性而为，义字当头。而庞青云机关算尽，却落入局中。三人命运何以至此?潜规则使然。因为朝廷需要的不仅仅是有能力的人，更加需要忠心的人，特别是在家天下的封建专制集权时代，愚忠甚至比才能更符合统治者的需要。
三、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两个性情中人土匪和一个智商发达情商欠缺也毫无官场经验但有充满着理想主义的武夫。在规则的转换之间，这两头猫已经没有颜色之分，凭着抓老鼠的本事统统被朝廷收编进入了体制内。然而，多重利益博弈的格 局使得这两只猫在官场倾轧、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中同归毁灭。因为朝廷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只好猫，同时还需要是一条好狗才行。换句话说，朝廷需要的是好猫跟好狗的混合体。
在专制统治者的眼中，“狡兔死，走狗烹”是理所当然的。何况封疆大吏拥兵自重对于朝廷来说历来是心腹大患，何况经历了这一场战争之后晚清政府的中央权威已经荡然无存。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及随后的捻军起义之后，出现了一种有别于清政府传统军队——八旗军和绿营军的军队。这种军队往往被历史学家称为地方军，在当时通称为勇营。在19世纪60年代末期，这种性质的军队包括曾国藩的湘军，左宗棠的楚军，李鸿章的淮军，还有一些较小的部队，例如豫军、东军、滇军、川军，人数超过了30万人。这些地方军的体制的组建原理可以追溯到明代的抗倭名将戚继光所组建的“戚家军”。这种依靠私人关系建立起来的军队是与清朝军事体制的官僚政治原则格格不入的。因为勇营的开支是靠厘金来维持运转的，这当然减少了朝廷的税收。影响朝廷的度支制度不说，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军队是地方封疆大吏的私人军队，而这种私人关系则是被统治者认为是具有高度颠覆性的。它不是“社稷的干城而是国家的威胁”。所以无论是从军事的角度、财政的角度还是政治的角度。清政府势必要消除这种地方力量，消除地方分权的制度基础。
在同僚的眼中，这是一个离间对手、除去对手的绝佳机会。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中央的控制能力严重受损，地方督抚权力大增，军队成了私人的，财政可以截留用于培植私人势力。江苏，这么一个重要的财税来源地，岂不是人人垂涎三尺的肥肉?如此又岂能让这块肥肉落在一个不是游离于任何集团之外的人手中?要知道，枪杆子出政权。有野心的政治人物谁人不想保存实力，发展自己的势力?太平军缘何壮大?其中的一个缘故就是清政府在早期的广西军事围剿中各部没有协调一致，都是只追不堵。个中缘由不就是为了保存实力?多年以后在蒋介石发动的围剿红军中。各地军阀同样如法炮制。“追的‘中央军’和逃的‘红军’，相距往往只是‘一日之程’。在红军过境之处，指挥官军堵剿的地方将领如湖南何健、广东陈济棠、广西李白、云南龙云、四川刘湘、西北诸马……都只守不堵，红军过境而去，便皆大欢喜。”因而，新任江苏巡抚庞青云带头裁兵势必会引起各个利益集团的忌恨。这绝对是一个捅马蜂窝的自杀行为。然而，他又不得不捅。所以各方权力博弈的结果使得庞青云之死是必然的。朝廷希望他死。同僚希望他死，就连到最后，他的兄弟也希望他死。
然而在他的把兄弟姜午阳眼中，庞青云该死不是为了连生嫂子这个“扬州瘦马”，而是违反了投名状，是因为庞青云设计害死赵二虎，是因为“兄弟乱我兄弟者。视投名状”。所以要“必杀之”。然而，论心计，论武艺，姜午阳均不是庞青云的对手，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庞青云死在狙击手的枪口下，进而“死”在了赵二虎的匕首之下。这个时候零和博弈竟然变成了一个正和博弈。朝廷除去心腹大患。同僚除去了眼中钉。死于信息不对称的赵二虎的冤仇得以洗刷。姜午阳得偿所愿，誓死捍卫了投名状。就连被杀的庞青云也在临死之前念念不忘投名状，一是可以与兄弟履行了投名状这一契约，尽管他不相信；二来作为一个封建官僚的理想主义者，他也以死捍卫了忠义这一伦理价值。皆大欢喜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