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是浅碟子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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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清华大学与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两所大学一脉相承,新竹清华的昆明湖、蒙民伟楼等,都是延续老清华旧名。两所清华有相同的校训、校歌、校徽,“一笔写不出两个清华”。
  梅贻琦在北京清华做了18年校长,又到台湾新竹清华做首任校长,一当就是6年。之后的13位继任者中,一小半都是清华校友。现任校长陈力俊则属于另一半“外来者”。他今年66岁,是知名物理学家,从事电子材料的研究。他毕业于台湾大学物理系,后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物理学博士学位,1977年做完博士后研究后返回台湾。当时的台湾,只有新竹清华大学设有材料科学系,因此成为他的唯一选择,一待数十年。2010年2月,他在师生们的期许中接任清华校长。
  6月28日下午,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见到了陈力俊校长。他自称“生理年龄60岁、知识年龄90岁、心理年龄30岁”。他每周工作70小时以上,每天都要看一两个小时的书。他崇尚守时,学生只要迟到5分钟,他会立刻批评,因此上他的课没人敢迟到。在一个多小时的访谈中,他就当前的大学生素质、两岸高等教育等问题发表了很多真知灼见。身为一位科学家,他的话语里没有虚言、空言,务实的作风表露无遗。
  大学本来应教高层次的知识,可基础通识教育反而成了必需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的大学生跟您那个年代有何不同?
  陈力俊:我们那个年代比较单纯,信息闭塞,现在的大学生通过电视、网络,掌握的信息很充足,外面发生什么事,他很了解,但不关心。这是个很吊诡的事。他们容易得到信息,但并不关心;以前我们是不太容易得到,但是我们关心。
  还有就是,现在生活富裕,但学生耽于安逸,上进心就比较差,不想考博士,也不想出国留学,觉得太辛苦了,在这边找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这辈子就得过且过了。我觉得一个人要力争上游,在能力范围内发挥潜力才有价值,不管是对自己、对国家、对别人都是如此,现在学生不太往这方面想。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大学生的素质常常受到批评,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陈力俊:我常跟学生讲,现在你们比我们当年幸运多了。以新竹清华大学来讲,老师都是国外名校毕业的,仪器设备也都达到一定的水平。现在的问题是学生在大学以前所受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整体而言是欠缺的。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学生进大学校门前就知书达理,可事实上不是,初级教育出了问题,到了大学,本来应该教比较高层次的知识,可基础通识教育反而变成了一种必需,就把大学真正该学习的时间剥夺了。
  环球人物杂志:的确。我记得2009年,台大校长李嗣涔对新生致辞,提醒大家不要作弊,别乱停自行车,就好像是对小学生训话。
  陈力俊:对啊,可是大学生有这方面的问题,讲总比不讲好。 谁喜欢唠叨?谁喜欢教训别人?
  环球人物杂志:只有高中学历,却当了圆山饭店总经理的严长寿先生曾说,台湾有2/3的大学科系不值得念,另外凭借当今方便的网络课程,学生也不需要一直待在同一所大学念书,您是否认同?
  陈力俊:他的话指出了台湾高等教育的一大重要问题——大学里科系冗多。这是台湾教育政策惹的祸。20年前教育改革时提倡广设大学,结果变成每个人都可以念大学。其实一个社会里有各种人,要做不同的事。世界平均的标准是100万人设一所大学,所以台湾应该是23所大学,结果呢?台湾有160多所大学,多出七八倍,整个都乱掉了。
  环球人物杂志:您很鼓励学生考博,可台湾的社会氛围似乎不是这样,要每个人都念大学,却不鼓励做深入的研究。您感觉到自己是在跟社会大环境拔河吗?
  陈力俊:台湾是浅碟子的文化。原来我们说台湾的经济是浅碟子,一点点水就会有很大变化,现在几乎每个层面都是浅碟子,包括大学教育,学生们不愿意念博士已经成了风气。以前我们跟学生说念不念博士,就看你有没有能力,现在则要列很多条件,说念博士有多大好处,但不这样讲,跟社会大环境拔河又拔不过。
  好好做教学研究,不要去炒楼
  环球人物杂志:您说过,“与北京清华紧密结盟,是我们的秘密武器。”目前双方合作是不是越来越紧密了?
  陈力俊:我们跟北京清华交流的渠道非常多,从暑期的学生交流,到学期交换生,现在还有“双联学位”,就是在这边拿一个学位,在那边拿一个学位,现在已经有几个人去了,目前是硕士,以后一定会扩增到“双联博士”。另外还有“联合研究”,每年有十几个项目,各出一部分经费,两边教授合作。还有教师互访。总之,渠道很多,以后还会扩大。
  环球人物杂志:近年来台湾对大陆学生的政策越来越开放。在您看来,来台的大陆学生素质如何?与台湾学生相比呢?
  陈力俊:大陆学生更勤奋没有话说。他们很像以前的我。(笑)但台湾的学生,兴趣多元,有学生不把全部心力都放在课业上,这有好处,也有坏处。
  环球人物杂志:北京清华大学是理工科顶尖名校,但学生毕业后留学出国居多,新竹清华大学是否也这样?
  陈力俊:我念台大的时候,我们班几乎是全部出国,因为当年台湾生活水平跟美国差很多,你到美国去,好像是到不同的世界。现在差不多一样了,所以吸引力减少很多。现在出国比率大约是10%到15%,政府跟学校都有一些鼓励措施,要不然前几年更低。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台湾学生不愿留学?
  陈力俊:有好几个原因,第一,就像我刚讲的,台湾跟美国生活水平差不多了。第二,大学水平也差不多了,在台湾念硕士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毕竟地方小、人少,能够涵盖的领域有限,假如你要做一些罕见领域的研究,出国还是有道理的。第三,学生的上进心相对不是那么高,到国外去也算是接受挑战,陌生的环境、语言、生活等都需要适应。第四,台湾就业情况相对较好,尤其清华在新竹科学园区旁边,在园区里找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对清华理工科学生来说很容易,这些因素加起来使得出国念书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环球人物杂志:北京清华大学在国际高校的排名徘徊在36到58位之间,国际排名机构认为北京清华大学在硬件设施和师资上整体不错,但老师和管理层的主要精力似乎总是在“他处”——升教授、申请科研经费、出书、买房、盖楼……您怎么看?
  陈力俊:我们这边也是一样,教授也要发表论文、申请项目、出书,这是学术常态,大家都要做,差别不大。差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数量比我们多,教师是我们的4倍,学生是我们的3倍。至于你讲的盖楼、买房,那是社会大风气的问题,但这种风气也不会一直存在。有时候还可能是夸张,教授也没有那么多钱。
  环球人物杂志:大陆高校往往依据论文数量来评定教师和学生的科研水平,台湾高校的情况呢?
  陈力俊:这是不可避免的,可以当作一种参考。如果评鉴师生的标准分歧太大,没有一个校长或管理层会喜欢。在有国际地位的期刊上发表论文,这是最容易评定科研水平的做法,一般来讲,大部分还比较准。
  环球人物杂志:台湾的大学好像也是按论文数量给学校排座次?
  陈力俊:台湾一直是这样。很多人认为真正一流的学校不太重视排名,但你去哈佛的网站上看,一进去它就说它在哪个评比中是第一,剑桥也是这样。
  现在做评比的机构,一般都是英语系统,所以非英语地区的就比较吃亏。你看香港、新加坡的很多大学排名靠前,譬如香港科技大学,说它比东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好,大家不见得认同,但英语系统的人对它比较了解,有些主观分数,就像对人的印象分数一样,会升得比较高。所以这个排名,只能做参考。
  环球人物杂志:“高校改革”近些年一直是大陆教育界热议的一个话题,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吗?
  陈力俊:在我看,大陆高校最近投资非常大,不要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甚至省级的学校投资都非常大,也就是他们的硬件设施进步很快。要注意的是,这么充分的经费资源不可能太长久,所以要把握时机,这么多的资源进来,就要好好做教学研究,不要去炒楼(笑),眼光要放高,往世界级的大学去努力,要有魄力、有眼光。
  只要有想学习知识的热忱,什么情况下,都不至于一蹶不振
  环球人物杂志:您从小就与父亲分离,由母亲一手带大,她的教育方式对您有何影响?
  陈力俊:我母亲只有高中毕业,不怎么管我们。我算是很幸运的,从小学就开始念重点学校。我小学念的是新竹师范附小,校长叫高梓,是一位很有名的教育家。她在大陆是当大学教授的,到台湾后选择当一个小学校长。她也是台湾第一位女小学校长。当年,她在美国留学时主修体育,她的理念是小孩的教育要健康、快乐,精力不光要放在念书上。
  环球人物杂志:听说您受初中校长辛志平先生影响甚深,是这样吗?
  陈力俊:初中我被保送到新竹中学,校长就是辛志平,他曾办过几个学校,都办得很好。辛校长在新竹中学工作了30年,对我们很多学生的影响都是一辈子的。我们的校训是“诚慧健毅”,很少学校会把“健”放在校训里。身体的健康对一个人一辈子至关重要,这是辛校长的教育理念,并且他能落实,真正希望我们全面发展,五育(德智体群美)并重,对我是很好的熏陶。
  这些老师教给了我一种态度:只要有想学习知识、提高能力的热忱,知道努力,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至于一蹶不振。还是那句老话,态度决定高度,态度决定一切。
  环球人物杂志:3年前,您在新竹清华大学实行了一项改革,将百分计分制度改为等第制(ABCD),为什么要这么改?
  陈力俊: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学生不要太斤斤计较分数,让你不要为了多拿2分,却要多花一倍的时间,这样兴趣可以广一点,更开放、灵活。这样的学生跟拿很高分数的学生比,未来哪一个会获胜?其实是不一定的。大陆有一个讲法——“第十名效应”,就是说毕业二三十年后大家一起聚会,发现最有成就的不是第一名,而往往是十名前后的学生。在新竹清华大学,也确确实实有这个现象。我在材料系教学超过30年,每一年的第一名我都晓得,也确实往往不是第一名最有成就。
  环球人物杂志: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您认为什么样的大学才是好大学?
  陈力俊:美国一位大学校长说过和梅校长类似的话:“People make a great university(是人让学校伟大)”。我认为,要成为伟大的大学,最重要的是要拥有最好的教授、最好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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