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区三州”是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群众聚居区、经济欠发达地区、重点生态功能区、自然保护区、国家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贫困程度深，扶贫战线长，致贫因素多，脱贫成本高，返贫压力大，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抓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根本大计，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上下联动、尽锐出战、精准施策，形成西部特色教育精准扶贫制度体系，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教育扶贫工作进入攻克最后堡垒的收官阶段。

痛点难点

　　“三区三州”教育精准扶贫切实帮扶了贫困家庭和贫困学生，显著改善了贫困学生学习和生活状况，极大地鼓舞了教师和学生工作学习士气。目前，“三区三州”教育扶贫工作进入收官阶段，需要瞄准关键问题和薄弱环节，更加聚焦重点难点着力点。
　　第一是教育扶贫政策优化问题。“三区三州”现有教育扶贫政策普惠性强，但标准偏低、受助面過大、人均受助金较少，不能完全满足建档立卡贫困学生的脱贫需求。部分地区普通高中按学生总数的30%分解确定贫困学生助学金，有些家庭贫困学生不能享受政策。营养餐补助标准偏低，加工环节支出费用高，炊事员工资等开支挤占公用经费。另外，贫困学生生态移民到县城后，生活成本增加却不能继续享受营养餐补助。
　　“三区三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存在早婚、外出打工等辍学现象，“控辍保学”任务十分艰巨。“三区三州”广泛建立双线四层联控联保工作机制，政府、社会、家庭、村组和学校上下联动齐抓共管，“控辍保学”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同时，“控辍保学”政策需要优化细化，部分地区“控辍保学”劝返学生不在年度统计报表中，导致劝返学生的营养餐、生均公用经费、住宿费等都没有纳入财政预算。文盲、单亲、语言障碍、父母多病等贫困家庭学生没有生活来源，单纯减免学杂费无法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影响“控辍保学”效果。
　　第二是教师队伍建设问题。“三区三州”教师编制总量不足、结构性缺编。例如，青海省教师编制总量以2013年在校生为基数核定，近年学生数量增加5000余名、高中阶段教育快速普及，出现教师编制总量不足、结构性缺编等问题，音体美、信息技术、理科教师尤为短缺。“三区三州”教学点多、双语学校多，教师教学工作负担很重，部分州县招聘同工同酬无编教师应急，也有学校使用公用经费自聘教师或后勤人员。
　　“三区三州”寄宿制学校占比高，没有勤杂人员编制和预算，教师不得不兼任很多非教学工作，部分藏区环保、扶贫等工作也摊派给校长和老师。“三区三州”很多学校建在高寒、高海拔、干旱、缺氧地带，气候恶劣，交通、水电、通信、供暖等基础设施不完善，45岁以上教职工普遍患有高原性疾病。部分乡村学校没有行政楼、运动场地、教师周转房，教师借住学生宿舍、在教室办公备课、冬天在雪地里上体育课。教师队伍不稳定、优秀师资缺乏，长期制约教育事业发展。
　　第三是职业教育发展问题。“三区三州”职业教育发展相对滞后，职业发展不能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不能满足高中毕业生升学需求。职业学校开发和转化双语资源能力欠缺，职业教育双语教材基本是空白，很多双语学校初中毕业生难以顺利衔接，亟须组织人力物力编写双语教材。中职对口升高职渠道不畅，中职对口升高职比例低、渠道少，部分中职专业与省内高职院校不能衔接，中职毕业生就业困难，很有必要新建高职院校。
　　第四是学前教育短板问题。“三区三州”幼儿教师待遇低、流动性大，学前教育补助标准偏低，“小学化”现象比较常见。尤其是农牧区村级幼儿园覆盖率低，学前专业教师匮乏，不少基层幼儿园附设在小学，没有幼儿教师编制，由小学教师承担幼儿园教学工作。
　　第五是地方配套资金难兑现问题。“三区三州”国家项目类别多、分布较广、工作量大，很多国家项目、省级项目需要10%～20%地方财政配套资金。地方财政入不敷出，无力兑现地方配套资金，导致部分项目无法完工或后续运营困难。

要精准施策

　　打好“三区三州”教育扶贫收官歼灭战，需要各级党委政府继续涉险滩、闯难关、辟新径，精准施策攻克最后堡垒。
　　一是优化细化教育精准扶贫政策。设立国家专项资助基金，国家财政全额承担建档立卡贫困生的教育费用，精准资助、重点资助、应助尽助、应扶尽扶，做到“一校一方案、一户一计划、一人一对策”。将学前二、三年贫困学生也纳入免费教育补助范围，确保贫困生上学不花一分钱。提高普通高中公用经费补助标准，满足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实际需要。赴内地就学的学生资助，除了免除学杂费等费用外，增加探亲交通费、寄宿费和生活费等。
　　借助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计划，积极争取“点对点”援建帮扶项目。通过东西部联合办学、设立分校、定向招生、援建共建、人员选派、教师培训等方式，实行教师干部双向挂职、两地培训促进观念互通、思路互动、技术互学、作风互鉴，形成全领域、多方位结对帮扶工作机制，促进“三区三州”教育可持续良性发展。
　　用好用足普惠政策和特惠政策，让贫困学生切切实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参照内地西藏、新疆高中班，出台“三区三州”异地高中班援助政策，每年由教育部下达招生计划，享受国家、地方两级财政补助，在对口省市参加高考单独划线、单独录取，培养一批记党恩、听党话、靠得住的高层次人才。建立从学前教育到高中阶段全员、全程、全覆盖的教育扶贫资助政策，构建政府、行业、企业和个人携手的大学生资助体系。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生态补偿政策等向“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全覆盖。
　　二是出台教师培养培训特殊政策。出台“三区三州”定向公费师范生政策，在教育部直属6所师范院校定向招收“三区三州”公费师范生，选拔家庭困难、学业优秀、有志从教的优秀学生就读，建设一支“回得去、留得下、带不走”的教师队伍。支持“三区三州”实施地方公费师范生培养计划，在省内高等院校开设民族师范班，定向培养小学全科、双语、音体美、信息技术、理科教师。 　　启动“三区三州”中小学教师关爱工程，设立国家“三区三州”教师终身从教奖励基金，对在“三区三州”工作满30年、20年、15年的教师，发放一次性艰苦岗位津贴，增强乡村教师荣誉感、自豪感和获得感。增加“三区三州”乡村学校教师周转房建设投入，满足农牧区学校教师居住需要。出台“三区三州”教师编制倾斜政策，考虑双语教学、教学点、寄宿制等因素，动态核定各学段教师编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解决乡村中小学校和幼儿园炊事员、保育员、宿管员、校医、安保等工勤人员配备问题，按《劳动合同法》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禁止给教师摊派扶贫、环保等非教育教学工作任务。
　　三是精准安排使用教育扶贫项目资金。建議区分“三区三州”交通、气候、地质、产业、人口等因素差异，按需逐项分地域核定工程成本和项目资金，统筹安排主体项目、配套设施、后期运营等必要经费，坚持“一州一策”核定项目建设资金。取消深度贫困地区教育信息化、薄弱校改造等中央财政补助公益性项目的地方配套资金，确保贫困地区教育扶贫项目顺利落地。适当放宽地方政府自主权，以实际需要和目标相近为原则，统筹安排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中央基建投资用于扶贫的资金、中央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社会帮扶资金等等，提高教育扶贫资金分配和使用效率。
　　四是发挥职业教育保就业促发展的扶贫优势。职业教育扶贫是见效最快、成效最显著的扶贫方式，掌握一技之长，就业就有希望。建议设立“三区三州”职业教育专项建设资金，支持每州至少建设好一所中职学校或高职院校，培养满足当地产业发展、基本公共服务等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实施《职业教育东西部协作行动计划》，协调东部发达地区职业教育集团、高职院校与“三区三州”联合建设专业、联合培养人才。开辟职业教育招生绿色通道，允许东部地区高职院校直接从“三区三州”招收学生，让更多贫困地区学生接受优质高职教育，同时化解东部优质高职招生难、资源闲置问题。
　　探索职业教育新模式，开设唐卡、堆绣、雕塑、畜牧、食品、旅游、藏医药等具有地方特色的专业，开展高中后、初中后、农牧区人口职业技能培训，增强贫困人口自身发展“造血”能力，确保贫困学生获得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的机会，更好地融入全国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建立政府机关、国企、事业单位用人配额制度，定向招录“三区三州”贫困家庭子女职业院校毕业生。建立劳务输出对接机制，因人因需提供就业服务，让“职教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的美好愿望成为现实。
　　五是精准调校教育扶贫的思路和举措。“三区三州”教育扶贫要全面融入产业扶贫、异地扶贫、就业扶贫、生态扶贫、健康扶贫、金融扶贫、水利扶贫、交通扶贫等总布局，与其他行业扶贫、专业扶贫、社会扶贫等互动联动。构建政府、社会、市场“三位一体”的教育扶贫大格局，形成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教育扶贫体系。高校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结合点，可以在“三区三州”种植业、养殖业、旅游业、创新药、传统医学等产业扶贫和健康扶贫方面有大作为。
　　“控辍保学”的难点在“保学”，关键在于提升学校吸引力和竞争力。信息时代，必须全面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推动人工智能、智慧学习环境等新技术与课堂教学全方位融合，推广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等新型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实现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同步共享。全面改善“三区三州”学校办学条件，增加寄宿制学校运营经费，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细化劝返学生个性化指导，建立人性化、精细化留守儿童关爱体系，让学生快乐健康成长、掌握终身学习与发展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