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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月与10年，对朱清时来说是两段完全不同的体验。前者是他担任正在筹备中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的时间，心力交瘁的感觉时时相伴——他要从无到有、一步到位地创办一所亚洲一流大学；后者是他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时间，在那所中国一流大学里面，孤独无奈的体验也从未间断。
“亚洲一流大学”
2009年教师节那天，朱清时从深圳市代市长王荣手中接过聘书，出任正在筹建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南科大是富裕起来的深圳市渴望“仰望星空”的产物。经过30年的经济发展与积淀，深圳市希望给全国留下的印象不仅是经济特区，还能有与特区经济相匹配的文化结晶——一所在南中国首屈一指，甚至与北大、清华比肩的大学。
与以往高校校长由组织人事等上级机关直接任命的方式不同，朱清时是深圳市政府委托国际猎头公司从全球遴选的大学校长，这在国内没有先例。遴选之初，进入第一批候选名单的有200余人，外籍人士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其中包括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位院长和国内几所著名大学的校长、副校长。经过评选委员会几轮筛选和投票，朱清时最终胜出。
今年2月，深圳市耗资1.76亿收回位于深圳大学城的南开深圳金融工程学院，供南科大作为启动校区使用。深圳市还另外拨给南科大一片土地用作永久校区的建设，从沙盘看，依山而建的校园规模甚是宏大。
南下履新
从中科大卸任时，朱清时对自己的退休生活有诸多规划，比如文物考古研究，比如书法创作，唯独没有重新出任校长这一项。被拒后，时任深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的王穗明亲自到合肥邀请朱清时，同行的还有几位知名的大学前校长和老院士。
美国加州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前校长吴家玮的一句话打动了朱清时。吴家玮说：我们这一代人，对中国高校改革一直怀着一个梦想，南科大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能够突破现在所有的条条框框。
朱清时动心了。任职中科大校长10年间，他对破除高校陈弊一直有许多构想，但始终没有机会推行，譬如高校“去行政化”。中科大的不少教师、研究人员争相竞聘后勤、人事等行政职务，因为在现行体制下，教授没有行政职务，就几乎没有公共资源可以利用。教授官员化，官员教授化，高校就是另外一个官场。
几年前，地方政府官员想建高教园区，多次找到朱清时，答应给中科大批最好的地。但朱清时认为，中科大是培养拔尖人才的，不必把规模搞那么大。去那么远的地方建新校区，老师每天在路上跑，哪里还有精力搞科研？后来网上出现一篇帖子《朱清时校长的战略错误》，认为朱清时不趁机占地圈钱，一旦国家为其他高校的巨额债务埋单，中科大就错过了一次大好机会。
压力还来自教育部的扩招要求。第一年，中科大响应号召，扩招了300人。但朱清时很快就发现，食堂、教室、图书馆立刻吃紧，老师不够用，作业和卷子改不过来，教育质量明显下降。朱清时决定停止扩招。做出这个决定不容易——国家按学生人头数拨经费，再加上学费，每扩招一名学生，学校就能多收入1.5万元，扩招1000人就等于多收1500万元。朱清时同样顶着压力坚持了下来，从2001年起中科大每年只招1860名学生，一直保持到现在。
但不能做的事情却更多，比如他一直想做的让教授的待遇远远高于行政人员。
如今，南科大为他提供了机会。朱清时开始动摇：在深圳白手起家，没有那么多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有可能打造一个理想国。加上深圳方面再三表现出来的诚意，朱清时考虑再三后，告别了退休生活，怀着满腔期望南下。
什么是“自主权”
但是南下后发生的种种事情，还是出乎他预想之外。
朱清时履新后，需要一台电脑办公。但他被告知，由于买电脑需要向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报批，两个月后才能买回，他只好从其他地方先借一台回来。
今年3月，为迎接教育部的评审，朱清时需要先建一个教学实验室。不料计划报上去后被市有关部门否决。理由是，这一阶段要采购的所有东西应该汇总起来报批，不能一个项目报一次。按政府部门规章制度，南科大所有物品的购买，哪怕是一叠打印纸的采购都要走市财政拨款，每笔花费都要先报预算，10万元以上还必须招标。餐厅买餐具要提前报批，房顶漏水维修要先同市有关部门打交道……种种琐事让朱清时不胜其扰。
来深圳之前，朱清时心里盘算的全都是如何办学、如何制定章程、如何找到优秀人才。眼下的遭遇在他料想之外，但他又觉得很自然，“因为行政话语体制充斥整个社会，根深蒂固。”
“没有红头文件支持，我们寸步难行，只能找领导争取一个接一个的红头文件。”朱清时说，他感觉自己就像是在现有的行政化体制下撕开一个一个裂口，“全撕开之后我想中国教育就有希望了，多样性就会出来。”
南科大的团队组建被朱清时视为这所大学能否成功的关键。朱清时雄心勃勃，打算五年内面向全球招聘30位领军教授，待遇不低于香港科大，再以这些教授为号召，招全中国最好的学生。实际上，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帮助下，南科大已与国外十多名一流学者达成意向，仅香港科大就有三个系主任级教授确定要来加盟。只是，即便确定了的人员暂时也来不了，因为没有住处。朱清时必须给市政府打报告，经批准后，他才能向对方作出包括住房、薪酬在内的承诺。作为校长，他被赋予的权限真正在哪里，至今仍没有界定。
当初香港政府拿出500亿港币建立基金会，请吴家玮来创校。香港科大在短短20年内崛起，成为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并驾齐驱的亚洲一流高校。朱清时说：“我们与港科大的最大区别是，当时香港政府拿出500亿放在那里，而我们现在所有的钱都要一笔笔打报告申请，经政府各部门的审核批准后才划拨。”
眼下朱清时正在申请一笔数以千万元的机动经费来维持运转。尽管深圳市曾经承诺“最大限度的办学自主权”，但很多人并不清楚什么是大学办学的自主权。
一心要在南科大推行“去行政化”的朱清时，不得不打起精神，先跟行政权力打交道。他对南科大的设想再美好，最终还是要落在深圳这块土地上，与行政化主导的整个社会对接。
教育需要“特区”
从酝酿之初，南科大其实就与教育部现有规章格格不入。
按规定，大学必须先从大专办起，在办学年限、学生人数、图书馆藏书、教师数量、专业系科等方面都达标后，才能依次升格为本科学院、大学、研究型大学。而如今，南科大却要一步到位办成一所研究型大学。此外，南科大“去行政化”的措施之一，是采取一种法人治理的结构制度，这也完全打破了教育部对大学的现行规定。“中国不少大学为何如此死气沉沉，没有活动空间，千校一面？都与这些制度有关。”朱清时感慨良多。
今年1月，温家宝总理在谈到大学教育时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形势对南科大可谓柳暗花明。在南科大最终被批准成为高校教育改革试点后，朱清时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办学方案。
通过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考察，朱清时决定在南科大取消学院和系，这在国内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尝试。“院系对交叉学科有不利影响，取消院系是一种新的有活力的大学模式，我们可能会成为全世界做到这一步的少数例子之一。”取而代之的是几十个研究所及实验室，由学校直接管理。鼓励教师们依照自己的兴趣从事高风险、高回报的前沿研究，同时接纳本科生在研究所上课和实习。
朱清时打算重划整个学校的行政机构，使其尽可能小，尽可能不重叠。学校仍然会有各种办公室，比如教学器材办公室、人事办公室等，但这些办公室不是权力机构，而是服务机构。这就把行政对学术的阻力降到了最低，有利于学术自由的发展。在朱清时的构想中，学生入学之后不分专业，而是按宿舍来分班，与辅导员、导师住在一起，用一种“书院”制度来培养学生。他还希望按照自己的办学理念来建造校园：厚重、实用、节能、环保……
回顾10个月来的工作，朱清时说自己的工作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与教育部及深圳市等政府部门的磨合。政府在筹建、管理南科大时的体系仍然是传统的行政化体系，用旧的规章制度来管理这样一个改革创新的试点，这是出现所有冲突的核心所在。朱清时想让政府理解，他需要的，是如同当年深圳经济特区那样的“教育特区”政策。
这个大型实验，对朱清时来说是挣破束缚，撕开裂口；对政府来说，是学习怎样通过更合理、更法治的方法来管理学校。怎么立法，怎么合作，每一步都在试验。
“我要是陷到这个漩涡里面跳不出来，就会很痛苦。”朱清时说：“但当我以一种跳出来的心态，站在旁边看整个过程，就像看一场正在进行的复杂实验，我会发现很多过去不知道的事情，找到一些深层次的规律。这些收获让我体会到一种巨大的乐趣。”
朱清时说自己在南科大只有可能只任一届校长，他的职责是在这5年内创立各项制度，让这所大学良性运转下去。（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30期）
“亚洲一流大学”
2009年教师节那天，朱清时从深圳市代市长王荣手中接过聘书，出任正在筹建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南科大是富裕起来的深圳市渴望“仰望星空”的产物。经过30年的经济发展与积淀，深圳市希望给全国留下的印象不仅是经济特区，还能有与特区经济相匹配的文化结晶——一所在南中国首屈一指，甚至与北大、清华比肩的大学。
与以往高校校长由组织人事等上级机关直接任命的方式不同，朱清时是深圳市政府委托国际猎头公司从全球遴选的大学校长，这在国内没有先例。遴选之初，进入第一批候选名单的有200余人，外籍人士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其中包括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位院长和国内几所著名大学的校长、副校长。经过评选委员会几轮筛选和投票，朱清时最终胜出。
今年2月，深圳市耗资1.76亿收回位于深圳大学城的南开深圳金融工程学院，供南科大作为启动校区使用。深圳市还另外拨给南科大一片土地用作永久校区的建设，从沙盘看，依山而建的校园规模甚是宏大。
南下履新
从中科大卸任时，朱清时对自己的退休生活有诸多规划，比如文物考古研究，比如书法创作，唯独没有重新出任校长这一项。被拒后，时任深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的王穗明亲自到合肥邀请朱清时，同行的还有几位知名的大学前校长和老院士。
美国加州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前校长吴家玮的一句话打动了朱清时。吴家玮说：我们这一代人，对中国高校改革一直怀着一个梦想，南科大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能够突破现在所有的条条框框。
朱清时动心了。任职中科大校长10年间，他对破除高校陈弊一直有许多构想，但始终没有机会推行，譬如高校“去行政化”。中科大的不少教师、研究人员争相竞聘后勤、人事等行政职务，因为在现行体制下，教授没有行政职务，就几乎没有公共资源可以利用。教授官员化，官员教授化，高校就是另外一个官场。
几年前，地方政府官员想建高教园区，多次找到朱清时，答应给中科大批最好的地。但朱清时认为，中科大是培养拔尖人才的，不必把规模搞那么大。去那么远的地方建新校区，老师每天在路上跑，哪里还有精力搞科研？后来网上出现一篇帖子《朱清时校长的战略错误》，认为朱清时不趁机占地圈钱，一旦国家为其他高校的巨额债务埋单，中科大就错过了一次大好机会。
压力还来自教育部的扩招要求。第一年，中科大响应号召，扩招了300人。但朱清时很快就发现，食堂、教室、图书馆立刻吃紧，老师不够用，作业和卷子改不过来，教育质量明显下降。朱清时决定停止扩招。做出这个决定不容易——国家按学生人头数拨经费，再加上学费，每扩招一名学生，学校就能多收入1.5万元，扩招1000人就等于多收1500万元。朱清时同样顶着压力坚持了下来，从2001年起中科大每年只招1860名学生，一直保持到现在。
但不能做的事情却更多，比如他一直想做的让教授的待遇远远高于行政人员。
如今，南科大为他提供了机会。朱清时开始动摇：在深圳白手起家，没有那么多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有可能打造一个理想国。加上深圳方面再三表现出来的诚意，朱清时考虑再三后，告别了退休生活，怀着满腔期望南下。
什么是“自主权”
但是南下后发生的种种事情，还是出乎他预想之外。
朱清时履新后，需要一台电脑办公。但他被告知，由于买电脑需要向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报批，两个月后才能买回，他只好从其他地方先借一台回来。
今年3月，为迎接教育部的评审，朱清时需要先建一个教学实验室。不料计划报上去后被市有关部门否决。理由是，这一阶段要采购的所有东西应该汇总起来报批，不能一个项目报一次。按政府部门规章制度，南科大所有物品的购买，哪怕是一叠打印纸的采购都要走市财政拨款，每笔花费都要先报预算，10万元以上还必须招标。餐厅买餐具要提前报批，房顶漏水维修要先同市有关部门打交道……种种琐事让朱清时不胜其扰。
来深圳之前，朱清时心里盘算的全都是如何办学、如何制定章程、如何找到优秀人才。眼下的遭遇在他料想之外，但他又觉得很自然，“因为行政话语体制充斥整个社会，根深蒂固。”
“没有红头文件支持，我们寸步难行，只能找领导争取一个接一个的红头文件。”朱清时说，他感觉自己就像是在现有的行政化体制下撕开一个一个裂口，“全撕开之后我想中国教育就有希望了，多样性就会出来。”
南科大的团队组建被朱清时视为这所大学能否成功的关键。朱清时雄心勃勃，打算五年内面向全球招聘30位领军教授，待遇不低于香港科大，再以这些教授为号召，招全中国最好的学生。实际上，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帮助下，南科大已与国外十多名一流学者达成意向，仅香港科大就有三个系主任级教授确定要来加盟。只是，即便确定了的人员暂时也来不了，因为没有住处。朱清时必须给市政府打报告，经批准后，他才能向对方作出包括住房、薪酬在内的承诺。作为校长，他被赋予的权限真正在哪里，至今仍没有界定。
当初香港政府拿出500亿港币建立基金会，请吴家玮来创校。香港科大在短短20年内崛起，成为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并驾齐驱的亚洲一流高校。朱清时说：“我们与港科大的最大区别是，当时香港政府拿出500亿放在那里，而我们现在所有的钱都要一笔笔打报告申请，经政府各部门的审核批准后才划拨。”
眼下朱清时正在申请一笔数以千万元的机动经费来维持运转。尽管深圳市曾经承诺“最大限度的办学自主权”，但很多人并不清楚什么是大学办学的自主权。
一心要在南科大推行“去行政化”的朱清时，不得不打起精神，先跟行政权力打交道。他对南科大的设想再美好，最终还是要落在深圳这块土地上，与行政化主导的整个社会对接。
教育需要“特区”
从酝酿之初，南科大其实就与教育部现有规章格格不入。
按规定，大学必须先从大专办起，在办学年限、学生人数、图书馆藏书、教师数量、专业系科等方面都达标后，才能依次升格为本科学院、大学、研究型大学。而如今，南科大却要一步到位办成一所研究型大学。此外，南科大“去行政化”的措施之一，是采取一种法人治理的结构制度，这也完全打破了教育部对大学的现行规定。“中国不少大学为何如此死气沉沉，没有活动空间，千校一面？都与这些制度有关。”朱清时感慨良多。
今年1月，温家宝总理在谈到大学教育时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形势对南科大可谓柳暗花明。在南科大最终被批准成为高校教育改革试点后，朱清时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办学方案。
通过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考察，朱清时决定在南科大取消学院和系，这在国内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尝试。“院系对交叉学科有不利影响，取消院系是一种新的有活力的大学模式，我们可能会成为全世界做到这一步的少数例子之一。”取而代之的是几十个研究所及实验室，由学校直接管理。鼓励教师们依照自己的兴趣从事高风险、高回报的前沿研究，同时接纳本科生在研究所上课和实习。
朱清时打算重划整个学校的行政机构，使其尽可能小，尽可能不重叠。学校仍然会有各种办公室，比如教学器材办公室、人事办公室等，但这些办公室不是权力机构，而是服务机构。这就把行政对学术的阻力降到了最低，有利于学术自由的发展。在朱清时的构想中，学生入学之后不分专业，而是按宿舍来分班，与辅导员、导师住在一起，用一种“书院”制度来培养学生。他还希望按照自己的办学理念来建造校园：厚重、实用、节能、环保……
回顾10个月来的工作，朱清时说自己的工作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与教育部及深圳市等政府部门的磨合。政府在筹建、管理南科大时的体系仍然是传统的行政化体系，用旧的规章制度来管理这样一个改革创新的试点，这是出现所有冲突的核心所在。朱清时想让政府理解，他需要的，是如同当年深圳经济特区那样的“教育特区”政策。
这个大型实验，对朱清时来说是挣破束缚，撕开裂口；对政府来说，是学习怎样通过更合理、更法治的方法来管理学校。怎么立法，怎么合作，每一步都在试验。
“我要是陷到这个漩涡里面跳不出来，就会很痛苦。”朱清时说：“但当我以一种跳出来的心态，站在旁边看整个过程，就像看一场正在进行的复杂实验，我会发现很多过去不知道的事情，找到一些深层次的规律。这些收获让我体会到一种巨大的乐趣。”
朱清时说自己在南科大只有可能只任一届校长，他的职责是在这5年内创立各项制度，让这所大学良性运转下去。（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第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