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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的波动引发了金融危机，僵化的监管放大了危机
最近读到美国知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Samuelson）的一篇文章《Is Another Financial Crisis Near?》。作者从全球资本协议《巴塞尔协议》（Ⅰ、Ⅱ）的角度来分析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机和近期欧债危机的成因。看后颇受启发。
《巴塞尔协议》（Ⅰ）规定，银行总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对于普通的企业贷款，资本充足率应达到8%。住房抵押贷款的资本充足率只需达到4%，这类贷款被假定风险较低。于是进一步实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资本充足率只要1.6%；它们被认为更安全。美国一九九五年通过了《社区再投资法》，允许银行向低收入人群提供贷款，一般情况下，这类人偿还贷款的机会很小。同年美国政府要求“房地美”和“房利美”将其抵押融资的42%用于中低收入的借贷者，一九九七年，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房利美开发了一个预付3%的的抵押贷款新项目（传统的抵押贷款预付是20%）。由于门槛太低，很多根本不可能买房的人买了房。此时，美国经济处于上升期，利率很低，房价每年都上涨，抵押贷款收益可观。接着国际评级机构又给这些抵押债权评了个AAA级，银行又把抵押贷款证券化，推向资本市场，进一步衍生，推至CDOs。此时涉及的资金规模已是当初贷款的N倍。金融系统外风险——二○○八年世界能源、矿产资源价格暴涨，美联储为抑制通胀提高利率，自然带来了低收入人群住房按揭违约率上升了，接着抵押贷款出问题了……当年九月，全球金融危机来了。这次危机实质上是由房地产危机带来的更大范围的金融危机。从金融系统来看，荒唐的评级、僵化的监管条例、银行经营者的不负责任，金融衍生过度等因素是放大危机的主要因素。事后，美国救助银行大约花了七万亿美元，救助金额远远高于不良抵押贷款的数目。
二○○八年九月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在一片加强监管的氛围下，有关各方协商下有了《巴塞尔协议》（Ⅱ）。该协议赋予银行自行决定权，银行可以用自己的电脑模型给所持证券投资组合里不同的风险进行评级。这种改进有可能确定其投资组合风险安全吗？不需要太多资本金保障吗？理论上可行，说的通。由于银行偏好资本金要求低的投资，因“管制性套利交易”的趋向欧洲银行大量购买了主权债券（巴塞尔协议中把抵押债券和国债风险设定最低）。美国的银行采用《巴塞尔协议》（Ⅱ）比欧洲要慢的多，这个问题远不及欧洲严重。欧洲金融机构采用《巴塞尔协议》（Ⅱ）后，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了。根据J.P.摩根的一项分析，多个欧洲大银行（如德意志银行、法国兴业银行）的总资产中只有30%是受资本储备金保护的。
靠发国债来维持居民高福利生活的希腊、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玩不下去时，欧洲就危机了！购买了这些国家国债的欧洲银行，因国债的风险为零，没有建立拨备，偿付能力出问题了。这时投资者不知道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价值几何？不知道资本金提供了多少保护以及还需要多少资本金才能保住银行。一份泄露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算表明，需要给问题银行注资两千七百亿美元（其中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才能稳住银行。当众多资金遭遇风险而投资者无从知道他们需要的信息时，恐慌来了……又是荒唐的评级、僵化的监管，使欧洲银行家死守着希腊、葡萄牙等财政失衡的欧洲国家的国债风险为零监管设定。直至危机爆发。
忽视实体经济的变化，过度监管，僵化的监管条例是导致近两次经济危机的主要根源。
金融系统的运行依赖于实体经济
其实，被称为虚拟经济的金融业一开始就是为实体经济而生，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具有发现、规避风险和资源配置作用。不管现代金融产品如何创新、衍生层级如何高、结构如何复杂，它都根基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风吹草动均会反映到金融层面上来。实体经济的周期性必然带来金融业的周期性波动——以前是经济危机，现在叫金融危机。名称的改变也说明这些年金融深化的过度，金融机构已不再是实体经济的金融中介，制造信用成为其主业。传统的货币创造方程式（MV=PQ）已成过去时。标准普尔主权评级委员会主席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和当前的主权债务危机不仅与财政失衡有关，也与金融系统外部失衡有关。通过堆砌越来越多的条例来防范金融危机存在“致命的自负”（哈耶克，一九九○）倾向，解决不了经济波动问题。欧债危机不是最后一次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今后不出现是小概率事件。不解宏观者无以谋微观。
监管的局限性
那么推出《巴塞尔协议》(Ⅲ)，就可以熨平经济周期吗？金融危机就会销声匿迹吗？一味地加强监管不是灵丹妙药！《巴塞尔协议》Ⅲ不可能全息地模拟实体经济。退一步说，即使它能全息地描述又能怎么样呢？金融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金融危机实质上是实体经济出问题的表现。现时世界经济波动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金融危机也必然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本身。“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这是规律。过度关注金融系统本身的监管而忽视对实体经济的观察，是刻舟求剑。
现代金融监管的理念源自一八四四年英国通过的《皮尔银行法案》。当时英国为了解决私人银行人为的虚假信用扩张问题而出台了该法案。法案禁止伪造和过量发行存款单，要求银行按100%储备金发行纸币。尽管该法案有着良好的意愿与所谓的坚实的理论基础，却失败了。它忽视了活期存款的信用扩张能力。一八四四年以后，英国的银行重新定位了业务，从过量发行纸币改成发行部分准备的活期存款，人为的信用扩张继续着。此后随着经济危机的不断发生，监管者堆砌了越来越多的规则，危机还是时不时的来。合同的不完备性决定着人们不能穷尽所有风险。
现时世界的政治、文化、经济、金融联系错综复杂，试图把复杂的世界硬装进一个人为设计的简化模式中是削足适履。巴塞尔协议就是这样的一个框架。
首先，巴塞尔协议依据评级机构的评级来认定风险，评级的可靠性有多大呢？评级是对现实经济的一种简化描述，不能穷尽风险。评级机构对金融系统外世界进行刻舟求剑的描述早已违背了哈耶克一九三四年的论文《资本保全论》中对会计目的的定论“不是以实现易被误解的‘会计透明度’为借口，来反映期望的‘真实’价值”。评级机构的荒唐结论比比皆是。以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为例，从债务余额、财政赤字、外汇储备来看，中国的数据均优于美国和欧盟的大多数国家，我们的评级却是BBB。希腊债务危机发生之前，靠高盛闪躲腾挪，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也是AAA，与其实际情况严重脱离。而依据《巴塞尔协议Ⅲ》，银行购买希腊国债风险拨备为零。何其荒唐。近两次危机世界三大评级机构是人们诟病最多的。
其次，任何监管措施均不能避免“管制性的套利交易”。依据巴塞尔协议，资产的评级风险越小，那么资本要求就越低。举个例子，一家银行持有一笔抵押贷款，就必须持有该资金一定比例的资金拨备。如该银行出售了这笔抵押贷款，用出售资金购买了被评级机构评为AAA的债券，那么它需要持有的拨备资金就降低了，解冻的钱就可以投资到其他地方。这就是“管制性的套利交易”的定义。合同的不完备性决定了“管制性的套利交易”的永远存在。“管制性的套利交易”导致从业者的趋同性。近两次危机均发始于评级优良并且依据巴塞尔协议认定风险最小的债券身上。
再次，监管者的“事后聪明偏向”（以事后之明对待事前几乎没有看清的问题）以及爱管闲事的倾向导致堆砌更多的监管条例。监管的条例越来越多的代替了市场。监管的条例也代替了企业利润和亏损的发现行为，只要按协议来做，没必要小心谨慎。实质上，巴塞尔协议是让企业遵守为使风险最小化而设计的规则，与使企业风险最小化并不是一码事。
最后，巴塞尔协议的实施会加重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巴塞尔协议的实施，受到监管的金融机构就必须遵守协议的内容，协议致使金融企业的行为同质化，消灭了多样性。多样性的特点是总有一些企业可以登上诺亚方舟。危机中，富国银行、摩根银行和高盛银行都意识到抵押债券的风险，果断地采取了措施。假如监管更为严厉，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金融系统的系统性危机根源于从业企业的同质化。实际生活中往往是次要理论中某些不被人们重视的发现胜过高高在上的理论。现时世界里最好的情景是：相互竞争的企业有不同的玩法，表现差的出局。因此，防止未来危机的途径不能只是实施更多的监管。
回头来看，人类有两件事永远也不会做好：一、预测经济走向。否则，我们可以利用计划经济手段来掌握经济。还有一个生动的例子，一九九八年由以解决了不确定条件下的风险定价问题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科尔斯领衔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拥有最优秀的人才和当时最好的计算设备，也因俄罗斯外债违约这一明显的外部风险导致巨额亏损，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二、监管金融机构。金融体系在广度和深度上极其复杂，与那些千方百计绕过监管获利的人相比，政府监管始终显得人手不够和激励不足。政府的多重目标性（如一个阶段政府对扩大居民住房的覆盖面的兴趣可能高于金融体系的风险）也决定了金融监管的局限性。让我们再琢磨一下萨缪尔森的话：千真万确的事实表明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用良好动机铺成的。
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有别于西方国家，应有一套适应自身发展阶段的监管体系
中国和西方发达经济体在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金融体系总体框架、市场成熟度、金融产品与信用基础、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差异很大，巴塞尔协议是针对发达经济体国家的金融企业状况设计的条例，照抄搬来监管中国金融业会产生大麻烦。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
（一）我国的高投资率是被动的由高储蓄率决定的。由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发展阶段决定的高储蓄若没有高投资来吸收，经济必然紧缩，那麻烦就大了。这几年看似投资率很高，但离极限还很远。现在我国的铁路网总里程也只是美国的40%。高速公路、城市化、医疗、教育等社会领域的发展水平与西方的差距就更大了。今后我国的城市化、信息化、工业再深化均需大量的投资。而西方则没有这样的需求。事实上，正是近三十年的高投资才带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存量资本的积累，带来了家庭收入和消费的大幅增加。至今中国人均资本存量也仅为美国的8%，韩国的15%。中国的资本积累远没有达到收益递减的阶段，只不过是要解决资本错配问题。今后的路还长。近三十年的高投资带来的高增长并没有显示出严重的不可持续性。未来，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仍然是最靠谱的动力。而投资背后则需要银行源源不断地大量贷款。
（二）中国的城市化率远低于西方，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化，居民对住房有着强劲的需求，房地产业不可能崩溃。二○○一年底，中国的房地产业贷款总额只占GDP的22%。而美国在二○○七年底抵押贷款就占到期GDP的103%。这意味着即使中国的房价真的降了，家庭和银行也不会破产。
（三）即便放宽估算标准，我国的中央债务加上地方债务最高也占GDP的50%。美国的债务约为其GDP的100%，日本是230%。而且我们的债务均是内债。二○○八年顶峰时，美国影子银行的规模是其传统银行的两倍。据咨询公司伯恩斯坦的分析师估算，二○一○年底，中国的数据是28%，离起爆点还远着呢。
以上可以看出我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与西方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银行业务模式也与西方银行有着很大的差别。我国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占比过高，二○一○年企业从银行贷款总额占社会融资总额的75%，去年银行业利润的80%强来自息差。这一趋势近期看不到改变的迹象。发达经济体的银行业务主要集中在为融资和付款服务的中间业务，给企业贷款不是其主要业务，没有多大的再融资需求。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银行贷款规模必然越来越大，结果一定是银行的风险资产大增，拨备大增，导致资本充足率下降，再融资是银行每年必做的难题。近几年这个问题也是导致我国股市走熊的一个原因（近期中国银行业协会预测未来六年银行业需要新增五点二六万亿元人民币的一级资本，年均八千八百亿元）。《巴塞尔协议》(Ⅲ)又进一步提高了资本充足率要求，我国金融业再融资的压力会更大，实体经济融资难的问题会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进出口是中国经济的支柱，《巴塞尔协议》(Ⅲ)对贸易信用的资本要求（拨备从20%提至100%），会大大降低银行对进出口的信贷支持。这些均危及国家经济的健康运行。
中国的银行业主要还是传统业务，表外业务占比很小。中国银行业的主要问题是解决经济发展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的问题。这个模式导致了借款人杠杆率过高的隐患（贷款在借款人和投资里即是债务，而债务过高就是杠杆率过高）。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须把目光放在银行之外的资本市场上，通过完善资本市场制度，提供更多的权益资本、健全债券市场（给居民的高储蓄提供更多的投资渠道）来分散过度从银行融资的风险。采用《巴塞尔协议》(Ⅲ)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没有任何作用。
中国的金融业基本上还是以实体经济的需求为主要目标，没有太多的衍生层级。亟需的监管措施是，减少政府干预、指导，通过利用市场竞争的手段加速银行业的商业化转型（我们骨子里还是把市场经济与意识形态画了等号，其实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均是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完善做实公司治理，让银行自主决策，健全实践中证明的最有效的内部监管制度，这才是正理。
结语
除了监管之外，我们金融从业者也该拿出些精力，抬头打望一下周围的世界，未雨绸缪。美国庞大的财政赤字和债务的快速增长可能影响世界经济几何？在欧洲财政统一的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欧元、欧债、欧洲商业银行的走势如何？经久不息的中东变局、伊朗的核计划对世界能源的价格有多少影响……国内投资率（48.6%）已经超过消费率（47.4%），长达二十几年高投资支撑高增长的发展模式持续性会怎样？国家调低“十二五”的增长目标、产业结构调整对银行业有什么影响……
此外，处于一个北京香山的蛾子求偶时翩翩起舞可能影响世界天气的时代，我们是否还该做点别的：检讨一下自己的投资是否太激进，期望值是否太高，是否急功近利。有没有“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的态度。千年留下的是没有利润追求的庙宇和学堂。“活着”是金融业的最优选择。
最近读到美国知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Samuelson）的一篇文章《Is Another Financial Crisis Near?》。作者从全球资本协议《巴塞尔协议》（Ⅰ、Ⅱ）的角度来分析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机和近期欧债危机的成因。看后颇受启发。
《巴塞尔协议》（Ⅰ）规定，银行总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对于普通的企业贷款，资本充足率应达到8%。住房抵押贷款的资本充足率只需达到4%，这类贷款被假定风险较低。于是进一步实施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资本充足率只要1.6%；它们被认为更安全。美国一九九五年通过了《社区再投资法》，允许银行向低收入人群提供贷款，一般情况下，这类人偿还贷款的机会很小。同年美国政府要求“房地美”和“房利美”将其抵押融资的42%用于中低收入的借贷者，一九九七年，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房利美开发了一个预付3%的的抵押贷款新项目（传统的抵押贷款预付是20%）。由于门槛太低，很多根本不可能买房的人买了房。此时，美国经济处于上升期，利率很低，房价每年都上涨，抵押贷款收益可观。接着国际评级机构又给这些抵押债权评了个AAA级，银行又把抵押贷款证券化，推向资本市场，进一步衍生，推至CDOs。此时涉及的资金规模已是当初贷款的N倍。金融系统外风险——二○○八年世界能源、矿产资源价格暴涨，美联储为抑制通胀提高利率，自然带来了低收入人群住房按揭违约率上升了，接着抵押贷款出问题了……当年九月，全球金融危机来了。这次危机实质上是由房地产危机带来的更大范围的金融危机。从金融系统来看，荒唐的评级、僵化的监管条例、银行经营者的不负责任，金融衍生过度等因素是放大危机的主要因素。事后，美国救助银行大约花了七万亿美元，救助金额远远高于不良抵押贷款的数目。
二○○八年九月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在一片加强监管的氛围下，有关各方协商下有了《巴塞尔协议》（Ⅱ）。该协议赋予银行自行决定权，银行可以用自己的电脑模型给所持证券投资组合里不同的风险进行评级。这种改进有可能确定其投资组合风险安全吗？不需要太多资本金保障吗？理论上可行，说的通。由于银行偏好资本金要求低的投资，因“管制性套利交易”的趋向欧洲银行大量购买了主权债券（巴塞尔协议中把抵押债券和国债风险设定最低）。美国的银行采用《巴塞尔协议》（Ⅱ）比欧洲要慢的多，这个问题远不及欧洲严重。欧洲金融机构采用《巴塞尔协议》（Ⅱ）后，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了。根据J.P.摩根的一项分析，多个欧洲大银行（如德意志银行、法国兴业银行）的总资产中只有30%是受资本储备金保护的。
靠发国债来维持居民高福利生活的希腊、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玩不下去时，欧洲就危机了！购买了这些国家国债的欧洲银行，因国债的风险为零，没有建立拨备，偿付能力出问题了。这时投资者不知道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价值几何？不知道资本金提供了多少保护以及还需要多少资本金才能保住银行。一份泄露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估算表明，需要给问题银行注资两千七百亿美元（其中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才能稳住银行。当众多资金遭遇风险而投资者无从知道他们需要的信息时，恐慌来了……又是荒唐的评级、僵化的监管，使欧洲银行家死守着希腊、葡萄牙等财政失衡的欧洲国家的国债风险为零监管设定。直至危机爆发。
忽视实体经济的变化，过度监管，僵化的监管条例是导致近两次经济危机的主要根源。
金融系统的运行依赖于实体经济
其实，被称为虚拟经济的金融业一开始就是为实体经济而生，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具有发现、规避风险和资源配置作用。不管现代金融产品如何创新、衍生层级如何高、结构如何复杂，它都根基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风吹草动均会反映到金融层面上来。实体经济的周期性必然带来金融业的周期性波动——以前是经济危机，现在叫金融危机。名称的改变也说明这些年金融深化的过度，金融机构已不再是实体经济的金融中介，制造信用成为其主业。传统的货币创造方程式（MV=PQ）已成过去时。标准普尔主权评级委员会主席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和当前的主权债务危机不仅与财政失衡有关，也与金融系统外部失衡有关。通过堆砌越来越多的条例来防范金融危机存在“致命的自负”（哈耶克，一九九○）倾向，解决不了经济波动问题。欧债危机不是最后一次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今后不出现是小概率事件。不解宏观者无以谋微观。
监管的局限性
那么推出《巴塞尔协议》(Ⅲ)，就可以熨平经济周期吗？金融危机就会销声匿迹吗？一味地加强监管不是灵丹妙药！《巴塞尔协议》Ⅲ不可能全息地模拟实体经济。退一步说，即使它能全息地描述又能怎么样呢？金融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金融危机实质上是实体经济出问题的表现。现时世界经济波动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金融危机也必然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本身。“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这是规律。过度关注金融系统本身的监管而忽视对实体经济的观察，是刻舟求剑。
现代金融监管的理念源自一八四四年英国通过的《皮尔银行法案》。当时英国为了解决私人银行人为的虚假信用扩张问题而出台了该法案。法案禁止伪造和过量发行存款单，要求银行按100%储备金发行纸币。尽管该法案有着良好的意愿与所谓的坚实的理论基础，却失败了。它忽视了活期存款的信用扩张能力。一八四四年以后，英国的银行重新定位了业务，从过量发行纸币改成发行部分准备的活期存款，人为的信用扩张继续着。此后随着经济危机的不断发生，监管者堆砌了越来越多的规则，危机还是时不时的来。合同的不完备性决定着人们不能穷尽所有风险。
现时世界的政治、文化、经济、金融联系错综复杂，试图把复杂的世界硬装进一个人为设计的简化模式中是削足适履。巴塞尔协议就是这样的一个框架。
首先，巴塞尔协议依据评级机构的评级来认定风险，评级的可靠性有多大呢？评级是对现实经济的一种简化描述，不能穷尽风险。评级机构对金融系统外世界进行刻舟求剑的描述早已违背了哈耶克一九三四年的论文《资本保全论》中对会计目的的定论“不是以实现易被误解的‘会计透明度’为借口，来反映期望的‘真实’价值”。评级机构的荒唐结论比比皆是。以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为例，从债务余额、财政赤字、外汇储备来看，中国的数据均优于美国和欧盟的大多数国家，我们的评级却是BBB。希腊债务危机发生之前，靠高盛闪躲腾挪，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也是AAA，与其实际情况严重脱离。而依据《巴塞尔协议Ⅲ》，银行购买希腊国债风险拨备为零。何其荒唐。近两次危机世界三大评级机构是人们诟病最多的。
其次，任何监管措施均不能避免“管制性的套利交易”。依据巴塞尔协议，资产的评级风险越小，那么资本要求就越低。举个例子，一家银行持有一笔抵押贷款，就必须持有该资金一定比例的资金拨备。如该银行出售了这笔抵押贷款，用出售资金购买了被评级机构评为AAA的债券，那么它需要持有的拨备资金就降低了，解冻的钱就可以投资到其他地方。这就是“管制性的套利交易”的定义。合同的不完备性决定了“管制性的套利交易”的永远存在。“管制性的套利交易”导致从业者的趋同性。近两次危机均发始于评级优良并且依据巴塞尔协议认定风险最小的债券身上。
再次，监管者的“事后聪明偏向”（以事后之明对待事前几乎没有看清的问题）以及爱管闲事的倾向导致堆砌更多的监管条例。监管的条例越来越多的代替了市场。监管的条例也代替了企业利润和亏损的发现行为，只要按协议来做，没必要小心谨慎。实质上，巴塞尔协议是让企业遵守为使风险最小化而设计的规则，与使企业风险最小化并不是一码事。
最后，巴塞尔协议的实施会加重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巴塞尔协议的实施，受到监管的金融机构就必须遵守协议的内容，协议致使金融企业的行为同质化，消灭了多样性。多样性的特点是总有一些企业可以登上诺亚方舟。危机中，富国银行、摩根银行和高盛银行都意识到抵押债券的风险，果断地采取了措施。假如监管更为严厉，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金融系统的系统性危机根源于从业企业的同质化。实际生活中往往是次要理论中某些不被人们重视的发现胜过高高在上的理论。现时世界里最好的情景是：相互竞争的企业有不同的玩法，表现差的出局。因此，防止未来危机的途径不能只是实施更多的监管。
回头来看，人类有两件事永远也不会做好：一、预测经济走向。否则，我们可以利用计划经济手段来掌握经济。还有一个生动的例子，一九九八年由以解决了不确定条件下的风险定价问题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科尔斯领衔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拥有最优秀的人才和当时最好的计算设备，也因俄罗斯外债违约这一明显的外部风险导致巨额亏损，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二、监管金融机构。金融体系在广度和深度上极其复杂，与那些千方百计绕过监管获利的人相比，政府监管始终显得人手不够和激励不足。政府的多重目标性（如一个阶段政府对扩大居民住房的覆盖面的兴趣可能高于金融体系的风险）也决定了金融监管的局限性。让我们再琢磨一下萨缪尔森的话：千真万确的事实表明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用良好动机铺成的。
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有别于西方国家，应有一套适应自身发展阶段的监管体系
中国和西方发达经济体在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金融体系总体框架、市场成熟度、金融产品与信用基础、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差异很大，巴塞尔协议是针对发达经济体国家的金融企业状况设计的条例，照抄搬来监管中国金融业会产生大麻烦。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
（一）我国的高投资率是被动的由高储蓄率决定的。由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发展阶段决定的高储蓄若没有高投资来吸收，经济必然紧缩，那麻烦就大了。这几年看似投资率很高，但离极限还很远。现在我国的铁路网总里程也只是美国的40%。高速公路、城市化、医疗、教育等社会领域的发展水平与西方的差距就更大了。今后我国的城市化、信息化、工业再深化均需大量的投资。而西方则没有这样的需求。事实上，正是近三十年的高投资才带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存量资本的积累，带来了家庭收入和消费的大幅增加。至今中国人均资本存量也仅为美国的8%，韩国的15%。中国的资本积累远没有达到收益递减的阶段，只不过是要解决资本错配问题。今后的路还长。近三十年的高投资带来的高增长并没有显示出严重的不可持续性。未来，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仍然是最靠谱的动力。而投资背后则需要银行源源不断地大量贷款。
（二）中国的城市化率远低于西方，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化，居民对住房有着强劲的需求，房地产业不可能崩溃。二○○一年底，中国的房地产业贷款总额只占GDP的22%。而美国在二○○七年底抵押贷款就占到期GDP的103%。这意味着即使中国的房价真的降了，家庭和银行也不会破产。
（三）即便放宽估算标准，我国的中央债务加上地方债务最高也占GDP的50%。美国的债务约为其GDP的100%，日本是230%。而且我们的债务均是内债。二○○八年顶峰时，美国影子银行的规模是其传统银行的两倍。据咨询公司伯恩斯坦的分析师估算，二○一○年底，中国的数据是28%，离起爆点还远着呢。
以上可以看出我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与西方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银行业务模式也与西方银行有着很大的差别。我国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占比过高，二○一○年企业从银行贷款总额占社会融资总额的75%，去年银行业利润的80%强来自息差。这一趋势近期看不到改变的迹象。发达经济体的银行业务主要集中在为融资和付款服务的中间业务，给企业贷款不是其主要业务，没有多大的再融资需求。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银行贷款规模必然越来越大，结果一定是银行的风险资产大增，拨备大增，导致资本充足率下降，再融资是银行每年必做的难题。近几年这个问题也是导致我国股市走熊的一个原因（近期中国银行业协会预测未来六年银行业需要新增五点二六万亿元人民币的一级资本，年均八千八百亿元）。《巴塞尔协议》(Ⅲ)又进一步提高了资本充足率要求，我国金融业再融资的压力会更大，实体经济融资难的问题会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进出口是中国经济的支柱，《巴塞尔协议》(Ⅲ)对贸易信用的资本要求（拨备从20%提至100%），会大大降低银行对进出口的信贷支持。这些均危及国家经济的健康运行。
中国的银行业主要还是传统业务，表外业务占比很小。中国银行业的主要问题是解决经济发展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的问题。这个模式导致了借款人杠杆率过高的隐患（贷款在借款人和投资里即是债务，而债务过高就是杠杆率过高）。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须把目光放在银行之外的资本市场上，通过完善资本市场制度，提供更多的权益资本、健全债券市场（给居民的高储蓄提供更多的投资渠道）来分散过度从银行融资的风险。采用《巴塞尔协议》(Ⅲ)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没有任何作用。
中国的金融业基本上还是以实体经济的需求为主要目标，没有太多的衍生层级。亟需的监管措施是，减少政府干预、指导，通过利用市场竞争的手段加速银行业的商业化转型（我们骨子里还是把市场经济与意识形态画了等号，其实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均是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完善做实公司治理，让银行自主决策，健全实践中证明的最有效的内部监管制度，这才是正理。
结语
除了监管之外，我们金融从业者也该拿出些精力，抬头打望一下周围的世界，未雨绸缪。美国庞大的财政赤字和债务的快速增长可能影响世界经济几何？在欧洲财政统一的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欧元、欧债、欧洲商业银行的走势如何？经久不息的中东变局、伊朗的核计划对世界能源的价格有多少影响……国内投资率（48.6%）已经超过消费率（47.4%），长达二十几年高投资支撑高增长的发展模式持续性会怎样？国家调低“十二五”的增长目标、产业结构调整对银行业有什么影响……
此外，处于一个北京香山的蛾子求偶时翩翩起舞可能影响世界天气的时代，我们是否还该做点别的：检讨一下自己的投资是否太激进，期望值是否太高，是否急功近利。有没有“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的态度。千年留下的是没有利润追求的庙宇和学堂。“活着”是金融业的最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