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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通过各有特色的联赛模式,最终成为足球强国;而曾令日本舆论惊惧的“中超计划”,却并未能改变中国足球的积弱,问题何在?
11月16日18点30分,在北京华贸中心写字楼里,西装革履的国际足联驻华商务代表、北京欧讯体育咨询公司董事长朱晓东,准时出现在记者面前。也许是离开家乡太久,上海人朱晓东的口音已没有了“阿拉”的韵调,“大家说了这么多年中国足球,这已经不是新鲜的话题了,但是,不管怎样,中国足球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
中超规划曾“吓坏”日本人
“2001年2月1日——这个日子我一直牢牢记着,这一天,中日韩三国的足球官员,第一次坐到了一起,来探讨亚洲尤其是东亚足球的发展。”作为日本J联赛当时的工作人员,朱晓东亲历了那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方聚会。
朱晓东介绍说,中日韩作为亚洲足球的东亚三强,一直以来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中日、中韩,或者韩日之间的交流,过去一直是一对一的,中日韩的足球官员从未在一起交流过。2001年2月1日,在东京, 三国足球官员历史上第一次坐到了一起。
朱晓东告诉记者,那一次,中超委员会秘书长郎效农在会议上介绍了中国的“中超规划”。“宏伟的‘中超蓝图’令日韩官员大感意外和吃惊。会后,一个J联赛的官员曾对我说,中国的中超让我们很害怕,中国的经济已经快速发展,现在足球也要强盛起来啦!
“‘中超规划’的披露让很多日本媒体‘悲观’地相信:中国足球将成为亚洲的一面旗帜,进而成为世界足坛的一只劲旅。日本人开始担忧,中国足球很快会甩开日本,成为亚洲的老大。”朱晓东说。
然而, 光阴荏苒,8年后的今天,那个华丽的“中超计划”好像依然停留在“计划”层面,日本人的担忧并没有成为现实。
2009年,日本和韩国双双获得了南非世界杯的门票,中国足球却在拼命与越南争夺亚洲杯小组出线权……中国足球在低迷的尴尬中,在深陷赌、假、黑的漩涡中,迎来了暴雪连连的寒冬。
“‘中超计划’中,升降级制度、球员转会、赛事管理、 赞助冠名等各项规定,均借鉴了英超、意甲、日本等成熟联赛模式,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足球赛事规划,如果能够有效执行,中国足球肯定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朱晓东表示,“中超计划”之所以令日本人感到恐惧,除了计划本身的科学与全面,还有一个原因是,日本人有一个观念,那就是“既然是规定好的事情,那就一定要坚决执行”。“所以在日本人眼里,‘中超计划’才会显得如此‘可怕’。”
“显然,中超联赛并没有严格按照‘计划’行事,一些硬性的门槛,到最后也只是一纸空文。计划是好的,但最终却走偏了。这其中除了人为的因素和体制的因素之外,还有一点也值得我们思考:外国先进的足球联赛模式,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国情,最终中国足球还是要走自己的路。”朱晓东表示。
日韩联赛:各有各的玩法
中日韩三国在文化背景、足球发展历史、球员身体条件等方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日韩在亚洲号称东亚三强,且三国之中,中国足球也是当仁不让的带头“大哥”。
近年来,日韩足球水平进步神速,已接近甚至超过欧洲二流水平,国际足联的实力榜排名,日本是第40位,韩国48位,而中国足球目前的排名为102位。很多人认为,也许20年前中国是亚洲一流,但现在,已成为亚洲三流甚至更差。
“国家队水平的高低,往往取决于其国内联赛的水平,作为亚洲劲旅的韩日,其国内联赛都开展得有模有样,而且他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截然不同的联赛制度。”
曾在日本J联赛供职4年的朱晓东,对日本J联赛(日本职业足球联盟)了如指掌。“日本J联赛的架构是‘会员制’,是一个大家庭,参加联赛的所有俱乐部自动成为这个会员机构的一员,并拥有投票否决权。J联赛共有30个俱乐部参加,分为J1和J2两个赛制级别,有些像中国以前的甲A和甲B。会员大会对联赛的重大决策拥有神圣的投票权,并选举出大会的最高权利机构——委员大会。委员大会下设董事会,董事会是常务管理机构,下设 ‘裁判委员会’、‘财务委员会’、‘纪律委员会’等部门,董事会的主席和成员及各部门负责人,都是由会员大会投票产生的。”
朱晓东告诉记者,J联赛和中超最大的不同,是联赛董事会一共有15个成员名额,这15位成员分别来自三个阵营:其中有5个人来自日本足协及J联赛的管理层 ;还有5个人来自足球俱乐部;另外5个来自社会各界,由社会名流或有影响力的公众人士组成。“这样的构成,可以保证联赛的公平、公正性,同时能够有效地维护各俱乐部的合法权益,而来自社会的力量,则代表球迷及民众,对联赛进行监督和参与联赛建设。这是一个民主而严谨的制度构架。”
“韩国的K联赛更加自成体系。在韩国,球队和俱乐部完全控制在企业手里,这一点从球队的名称就可见一斑:水原三星、全北现代……这和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国企十分相似:企业拥有各种团体,体育运动队、艺术团、歌舞团等。在韩国,一些知名大企业都同时拥有国内顶级的足球、篮球等体育团体,也有些企业喜欢投资文艺、影视,不一而足。这是韩国的特色。”
朱晓东表示,很难说哪种联赛体制更好。只要适合自己的国情,能够把联赛办好,能有效提高足球竞技水平就是好制度,反之,看起来很美的规划,不一定实用。
“从俱乐部和球队来看,日本球队的名称比较中性,J联赛不允许俱乐部直接用企业作为球队名字,像‘横滨水手’、‘鹿岛鹿角’、‘磐田喜悦’等球队,你很难看出来这是哪家企业的球队。但是,比赛的时候,企业的冠名或者LOGO会出现在球员的运动衣上。中超联赛的各俱乐部和韩国一样,大多数也是采用企业冠名,如‘广州广药’、‘山东鲁能’、‘杭州绿城’等,但是,从根本上说,中国的俱乐部并不完全享有自己的权益,中国足协才是‘大家长’。”
谁的中超联赛?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有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联赛的所属权问题。很多人搞不明白,中超(包括以前的甲A)到底是谁的?
朱晓东认为,中国最大的特色,是体制上的一言堂制度,“尤其是甲A时代,中国足协下属的联赛部,可以不征求任何俱乐部意见,随时下发一些指令甚至重大决策,当时的足协领导可以直接给某俱乐部打电话:现在有一个某某决定,不用问什么,你就按这个决定做就是了。”
这样的体制直接或者间接导致了2001年的“甲B五鼠”事件和2004年中超元年的“G7革命”。风波过后的2005年,由于各俱乐部逼宫,中国足协组建了中超公司,俱乐部开始有了自己的话语权,联赛经营商,多少也分了一小杯羹。
“按《中超公司章程草案》,足协将占有中超公司36%的股份,另外64%的股份由16家中超俱乐部所有,平摊下来每家中超俱乐部所占比例只有4%,根本无法同足协抗衡,因此在中超公司中各俱乐部依然没有发言权,依然是足协的附庸。”朱晓东认为,“作为股东,中超联赛的俱乐部充其量是中国足球游戏的参与者,对于中超执行的游戏规则,各俱乐部只有接受的份儿。现在看来很难说,中超联赛到底是谁的。”
朱晓东,1972年出生,原籍上海。1998年进入日本职业足球J联盟,负责联赛的电视转播工作。作为第一位在日本足球管理机构任职的中国人,朱晓东在J联盟前后工作近四年。其间,无论是J联盟高层川渊三郎、佐佐木访问中国,还是中国足协高层王俊生、郎效农等人出访日本,朱晓东都一路陪同。2003年回国,在北京创办了欧讯体育文化咨询有限公司,并作为国际足联(FIFA)驻中国的商务代表,负责与中国方面协调相关事宜。
11月16日18点30分,在北京华贸中心写字楼里,西装革履的国际足联驻华商务代表、北京欧讯体育咨询公司董事长朱晓东,准时出现在记者面前。也许是离开家乡太久,上海人朱晓东的口音已没有了“阿拉”的韵调,“大家说了这么多年中国足球,这已经不是新鲜的话题了,但是,不管怎样,中国足球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
中超规划曾“吓坏”日本人
“2001年2月1日——这个日子我一直牢牢记着,这一天,中日韩三国的足球官员,第一次坐到了一起,来探讨亚洲尤其是东亚足球的发展。”作为日本J联赛当时的工作人员,朱晓东亲历了那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方聚会。
朱晓东介绍说,中日韩作为亚洲足球的东亚三强,一直以来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中日、中韩,或者韩日之间的交流,过去一直是一对一的,中日韩的足球官员从未在一起交流过。2001年2月1日,在东京, 三国足球官员历史上第一次坐到了一起。
朱晓东告诉记者,那一次,中超委员会秘书长郎效农在会议上介绍了中国的“中超规划”。“宏伟的‘中超蓝图’令日韩官员大感意外和吃惊。会后,一个J联赛的官员曾对我说,中国的中超让我们很害怕,中国的经济已经快速发展,现在足球也要强盛起来啦!
“‘中超规划’的披露让很多日本媒体‘悲观’地相信:中国足球将成为亚洲的一面旗帜,进而成为世界足坛的一只劲旅。日本人开始担忧,中国足球很快会甩开日本,成为亚洲的老大。”朱晓东说。
然而, 光阴荏苒,8年后的今天,那个华丽的“中超计划”好像依然停留在“计划”层面,日本人的担忧并没有成为现实。
2009年,日本和韩国双双获得了南非世界杯的门票,中国足球却在拼命与越南争夺亚洲杯小组出线权……中国足球在低迷的尴尬中,在深陷赌、假、黑的漩涡中,迎来了暴雪连连的寒冬。
“‘中超计划’中,升降级制度、球员转会、赛事管理、 赞助冠名等各项规定,均借鉴了英超、意甲、日本等成熟联赛模式,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足球赛事规划,如果能够有效执行,中国足球肯定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朱晓东表示,“中超计划”之所以令日本人感到恐惧,除了计划本身的科学与全面,还有一个原因是,日本人有一个观念,那就是“既然是规定好的事情,那就一定要坚决执行”。“所以在日本人眼里,‘中超计划’才会显得如此‘可怕’。”
“显然,中超联赛并没有严格按照‘计划’行事,一些硬性的门槛,到最后也只是一纸空文。计划是好的,但最终却走偏了。这其中除了人为的因素和体制的因素之外,还有一点也值得我们思考:外国先进的足球联赛模式,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国情,最终中国足球还是要走自己的路。”朱晓东表示。
日韩联赛:各有各的玩法
中日韩三国在文化背景、足球发展历史、球员身体条件等方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中日韩在亚洲号称东亚三强,且三国之中,中国足球也是当仁不让的带头“大哥”。
近年来,日韩足球水平进步神速,已接近甚至超过欧洲二流水平,国际足联的实力榜排名,日本是第40位,韩国48位,而中国足球目前的排名为102位。很多人认为,也许20年前中国是亚洲一流,但现在,已成为亚洲三流甚至更差。
“国家队水平的高低,往往取决于其国内联赛的水平,作为亚洲劲旅的韩日,其国内联赛都开展得有模有样,而且他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截然不同的联赛制度。”
曾在日本J联赛供职4年的朱晓东,对日本J联赛(日本职业足球联盟)了如指掌。“日本J联赛的架构是‘会员制’,是一个大家庭,参加联赛的所有俱乐部自动成为这个会员机构的一员,并拥有投票否决权。J联赛共有30个俱乐部参加,分为J1和J2两个赛制级别,有些像中国以前的甲A和甲B。会员大会对联赛的重大决策拥有神圣的投票权,并选举出大会的最高权利机构——委员大会。委员大会下设董事会,董事会是常务管理机构,下设 ‘裁判委员会’、‘财务委员会’、‘纪律委员会’等部门,董事会的主席和成员及各部门负责人,都是由会员大会投票产生的。”
朱晓东告诉记者,J联赛和中超最大的不同,是联赛董事会一共有15个成员名额,这15位成员分别来自三个阵营:其中有5个人来自日本足协及J联赛的管理层 ;还有5个人来自足球俱乐部;另外5个来自社会各界,由社会名流或有影响力的公众人士组成。“这样的构成,可以保证联赛的公平、公正性,同时能够有效地维护各俱乐部的合法权益,而来自社会的力量,则代表球迷及民众,对联赛进行监督和参与联赛建设。这是一个民主而严谨的制度构架。”
“韩国的K联赛更加自成体系。在韩国,球队和俱乐部完全控制在企业手里,这一点从球队的名称就可见一斑:水原三星、全北现代……这和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国企十分相似:企业拥有各种团体,体育运动队、艺术团、歌舞团等。在韩国,一些知名大企业都同时拥有国内顶级的足球、篮球等体育团体,也有些企业喜欢投资文艺、影视,不一而足。这是韩国的特色。”
朱晓东表示,很难说哪种联赛体制更好。只要适合自己的国情,能够把联赛办好,能有效提高足球竞技水平就是好制度,反之,看起来很美的规划,不一定实用。
“从俱乐部和球队来看,日本球队的名称比较中性,J联赛不允许俱乐部直接用企业作为球队名字,像‘横滨水手’、‘鹿岛鹿角’、‘磐田喜悦’等球队,你很难看出来这是哪家企业的球队。但是,比赛的时候,企业的冠名或者LOGO会出现在球员的运动衣上。中超联赛的各俱乐部和韩国一样,大多数也是采用企业冠名,如‘广州广药’、‘山东鲁能’、‘杭州绿城’等,但是,从根本上说,中国的俱乐部并不完全享有自己的权益,中国足协才是‘大家长’。”
谁的中超联赛?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有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联赛的所属权问题。很多人搞不明白,中超(包括以前的甲A)到底是谁的?
朱晓东认为,中国最大的特色,是体制上的一言堂制度,“尤其是甲A时代,中国足协下属的联赛部,可以不征求任何俱乐部意见,随时下发一些指令甚至重大决策,当时的足协领导可以直接给某俱乐部打电话:现在有一个某某决定,不用问什么,你就按这个决定做就是了。”
这样的体制直接或者间接导致了2001年的“甲B五鼠”事件和2004年中超元年的“G7革命”。风波过后的2005年,由于各俱乐部逼宫,中国足协组建了中超公司,俱乐部开始有了自己的话语权,联赛经营商,多少也分了一小杯羹。
“按《中超公司章程草案》,足协将占有中超公司36%的股份,另外64%的股份由16家中超俱乐部所有,平摊下来每家中超俱乐部所占比例只有4%,根本无法同足协抗衡,因此在中超公司中各俱乐部依然没有发言权,依然是足协的附庸。”朱晓东认为,“作为股东,中超联赛的俱乐部充其量是中国足球游戏的参与者,对于中超执行的游戏规则,各俱乐部只有接受的份儿。现在看来很难说,中超联赛到底是谁的。”
朱晓东,1972年出生,原籍上海。1998年进入日本职业足球J联盟,负责联赛的电视转播工作。作为第一位在日本足球管理机构任职的中国人,朱晓东在J联盟前后工作近四年。其间,无论是J联盟高层川渊三郎、佐佐木访问中国,还是中国足协高层王俊生、郎效农等人出访日本,朱晓东都一路陪同。2003年回国,在北京创办了欧讯体育文化咨询有限公司,并作为国际足联(FIFA)驻中国的商务代表,负责与中国方面协调相关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