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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每一万个人才有一个医生，可是一九七二年里却有二百五十九个医生移居美国，使得非洲各国有近二百六十万人得不到医疗照护。在印度，每五千八百人有一个医生，而在一九七二年移居美国的医生竟达一千八百人，于是上千万的平民老百姓缺医少药。假如考虑到这些国家的医生大多聚居城市，而居民大多在农村，那就可以知道实际情况更加严重得多。
美国的科技发达，不少人啧啧称羡，可是人们未必都看到，这种发达在一定程度上是靠这种攫取人才的办法造成的。在知识日益重要的今天，人才是无价之宝，保护人才极其重要。本书揭露美国攫取人才的历史，提供有关情况，对于如何认识美国，如何实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保护本国科技人才不致流失，不无参考意义。
美国科技人才不少来自外国，已成惯例。英文中有一专门用词：brain－drain，来形容这种现象。照美国官方人士和某些学者的说法，这种趋势由来已久，因而是理所当然的。罗斯托就曾说过，这种“流动自由”在美国已有三百年的传统，“它同美国的民主传统紧密相关，违反它就是破坏自由”。
照本书作者的看法，根据美国的具体情况，从立国之初确是吸收了很多外国人才和技术成就的。例如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英国纺织业出现了哈格里夫斯、阿克莱特、克洛普登的三大发明，就是靠一个叫斯莱特的英国纺织工人移植到美国的，以后美国纺织业才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这并不是现代的“人才流动”(brain—drain)。实际上，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到美国的有用之才并不能尽展所长。当时很多报纸上不断刊有知识分子的求职广告，说明在美国的脑力劳动市场上供过于求。不少学者专家不得不从事商业谋生。这原因也很简单：美国当时文教科学事业还很不发达，最多只注意了技术部门，对基础的理论学科毫不重视。在这种供过于求的情况下，社会上自然就发展起嫌恶外来移民的现象。一八九四年组织了一个“限制移民同盟”，提出各种方案来制止“不受欢迎的”移民，并且要把他们赶走。在当时美国的社会条件下，脑力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也并不高，吃香的是那些体格强壮、有进取心、会做买卖、能挣大钱的盎格罗萨克逊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移民数目仍是微不足道的。
不过，在三十——四十年代，移民的成份大为改变，专门人才大为增加。这主要是由于法西斯势力抬头，实行排犹政策，很多科学家、艺术家逃亡出国。据著名物理学家费米的夫人等研究，大约有六十万脑力劳动者在这时逃亡到了美国。仅仅德国在纳粹统治时期就有二千个杰出的学者移居美国。例如研究原子能的学者就多半来自轴心国。不言而喻，这些人才对美国的科技艺术发展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而纳粹法西斯对知识分子采取的错误态度则是覆灭的原因之一。书中提到，有人总结德国人在这方面的三个失败教训：自满、损害纯粹科学的利益、用强制的办法管理科学。看来这对别的国家的知识分子政策说来也是值得注意的。
上述种种，据本书作者分析，也还不是现在意义上的“人才流动”，因为它主要出自政治原因而不是社会经济原因。但是，美国在那些年代里利用外国人才的经验的确已使美国统治者深信，“进口”人才是个一本万利的好买卖。
战后美国日益注意攫取人才，逐步形成了所谓“人才流动”。其过程大致有两：从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主要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级科技人才流向美国，发展中国家所占份额不大，至一九五六年才占33％。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由于规定了新的法律等原因，发达国家的人才流动大为减少，发展中国家占绝对优势，在七十年代平均占70—80％。在发展中国家中，亚洲国家特别是远东地区所占比率最大。一九七三年，美国全部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才”的移民中，84％来自亚洲，而其中76％来自远东。因此可以说，现在美国的“人才流动”指的就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的高级专家移居美国。作者认为这种趋势绝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美国竭力促成的。美国的公司往往直接在外国挖人才，答应付给来回旅费和高额的安家费，作出种种物质报酬上的许诺。八十年代以来还加强了思想上吸引工作。还有一种办法是设法使外国留学生留居美国。据介绍，在一九六七年，发达国家的科技人才移民中没有回国的留学生占4％，而发展中国家占48％，其中南朝鲜竟占80％，印度——78％，伊朗——71％。南朝鲜在十四年里在美国留学的专家，回国的仅6％。在美国，培养一个博士大约要化五万美元，一个医生要八万多美元。由此可以估算，美国在一九四九——一九七八年里由于攫夺外国人才，使自己在人才培养上至少节约了一百四十多亿美元。
发展中国家由于人才流向美国造成的损失难以计量。从经济损失上看，据估算，这些国家从一九四九——一九七七年共损失人才培养费用二十八亿美元，其他损失三十二亿美元。然而最严重的问题并不在此。这些国家经济本来落后，高级人才很少，现在人才一外流，就严重影响它们的现代化，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会更加拉大。
照本书提供的材料看，形成人才流向美国的情况，也还有人才流失国科技组织工作上的缺点等复杂原因。例如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工作组织往往不够好，难以用集体力量来解决问题，而现代科学中的许多难题是个人无能为力的。据特里立特的国际理论研究中心主席萨拉姆说，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形成使用著名学者的条件，最有才能的学者往往去担任国家职务，国内教学质量不高，以及不大可能组织年轻人在某些大学者手下工作。另外，这些国家的人材培养往往脱离整个社会经济计划，带有很大盲目性。菲律宾在六十年代末几乎有70％的高级人才是学医的，以致国内医生过剩。七家高等医学院校每年毕业一千二百人，其中只有八百人当上医生。而另一方面，科学技术领域的人才奇缺。这些都说明，只要有关国家注意改进工作，人才外流的情况是可以改变的。这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尤其有意义。因为有些问题发展中国家限于社会制度无法解决，而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运用国家的力量予以克服和解决。
更何况，美国居，大不易。高级人才流向美国，对美国劳动力市场不无冲击。资本主义的经济萧条和危机，不断的通货膨胀，更容易使外裔知识分子受到打击。某些学者在美国难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往往学非所长。许多外裔医生能在医院当上一个麻醉师已算好事，优缺多给本地土生土长的学者占去了。据美国学者达勃林说，在一九七四年，美国共有一万名外裔医生不准独自行医。加州有一个关于朝鲜、菲律宾裔医生的情况的报告，题目即为“无法实现的幻想”。据本书披露，这种在美国由于各种困难不易同化的学者专家，尤以印度裔和我国台湾省去的华裔为多。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象美国这样的大国攫取人才为自己谋利是必然的。作为发展中国家，重要的是尽一切可能维护本国的知识资源，爱惜人才，使用人才，正确地掌握知识分子政策，而不是把人才推出去。这些问题在我国正在日益受到重视。读完这本小书，虽然看到国际上人才流动问题严重的一面，但同时也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科技人才的培养使用政策的正确贯彻深自庆幸，当然，这方面根据国际经验进一步完善也还是必要的。
(A.H.Ⅲлeлаковилр：CⅢA“поxищeниeyмов”в пpошломинаcтoящeм.“Mыcль”，1983.184cтp.)
美国的科技发达，不少人啧啧称羡，可是人们未必都看到，这种发达在一定程度上是靠这种攫取人才的办法造成的。在知识日益重要的今天，人才是无价之宝，保护人才极其重要。本书揭露美国攫取人才的历史，提供有关情况，对于如何认识美国，如何实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保护本国科技人才不致流失，不无参考意义。
美国科技人才不少来自外国，已成惯例。英文中有一专门用词：brain－drain，来形容这种现象。照美国官方人士和某些学者的说法，这种趋势由来已久，因而是理所当然的。罗斯托就曾说过，这种“流动自由”在美国已有三百年的传统，“它同美国的民主传统紧密相关，违反它就是破坏自由”。
照本书作者的看法，根据美国的具体情况，从立国之初确是吸收了很多外国人才和技术成就的。例如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英国纺织业出现了哈格里夫斯、阿克莱特、克洛普登的三大发明，就是靠一个叫斯莱特的英国纺织工人移植到美国的，以后美国纺织业才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这并不是现代的“人才流动”(brain—drain)。实际上，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到美国的有用之才并不能尽展所长。当时很多报纸上不断刊有知识分子的求职广告，说明在美国的脑力劳动市场上供过于求。不少学者专家不得不从事商业谋生。这原因也很简单：美国当时文教科学事业还很不发达，最多只注意了技术部门，对基础的理论学科毫不重视。在这种供过于求的情况下，社会上自然就发展起嫌恶外来移民的现象。一八九四年组织了一个“限制移民同盟”，提出各种方案来制止“不受欢迎的”移民，并且要把他们赶走。在当时美国的社会条件下，脑力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也并不高，吃香的是那些体格强壮、有进取心、会做买卖、能挣大钱的盎格罗萨克逊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移民数目仍是微不足道的。
不过，在三十——四十年代，移民的成份大为改变，专门人才大为增加。这主要是由于法西斯势力抬头，实行排犹政策，很多科学家、艺术家逃亡出国。据著名物理学家费米的夫人等研究，大约有六十万脑力劳动者在这时逃亡到了美国。仅仅德国在纳粹统治时期就有二千个杰出的学者移居美国。例如研究原子能的学者就多半来自轴心国。不言而喻，这些人才对美国的科技艺术发展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而纳粹法西斯对知识分子采取的错误态度则是覆灭的原因之一。书中提到，有人总结德国人在这方面的三个失败教训：自满、损害纯粹科学的利益、用强制的办法管理科学。看来这对别的国家的知识分子政策说来也是值得注意的。
上述种种，据本书作者分析，也还不是现在意义上的“人才流动”，因为它主要出自政治原因而不是社会经济原因。但是，美国在那些年代里利用外国人才的经验的确已使美国统治者深信，“进口”人才是个一本万利的好买卖。
战后美国日益注意攫取人才，逐步形成了所谓“人才流动”。其过程大致有两：从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主要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级科技人才流向美国，发展中国家所占份额不大，至一九五六年才占33％。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由于规定了新的法律等原因，发达国家的人才流动大为减少，发展中国家占绝对优势，在七十年代平均占70—80％。在发展中国家中，亚洲国家特别是远东地区所占比率最大。一九七三年，美国全部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才”的移民中，84％来自亚洲，而其中76％来自远东。因此可以说，现在美国的“人才流动”指的就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的高级专家移居美国。作者认为这种趋势绝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美国竭力促成的。美国的公司往往直接在外国挖人才，答应付给来回旅费和高额的安家费，作出种种物质报酬上的许诺。八十年代以来还加强了思想上吸引工作。还有一种办法是设法使外国留学生留居美国。据介绍，在一九六七年，发达国家的科技人才移民中没有回国的留学生占4％，而发展中国家占48％，其中南朝鲜竟占80％，印度——78％，伊朗——71％。南朝鲜在十四年里在美国留学的专家，回国的仅6％。在美国，培养一个博士大约要化五万美元，一个医生要八万多美元。由此可以估算，美国在一九四九——一九七八年里由于攫夺外国人才，使自己在人才培养上至少节约了一百四十多亿美元。
发展中国家由于人才流向美国造成的损失难以计量。从经济损失上看，据估算，这些国家从一九四九——一九七七年共损失人才培养费用二十八亿美元，其他损失三十二亿美元。然而最严重的问题并不在此。这些国家经济本来落后，高级人才很少，现在人才一外流，就严重影响它们的现代化，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会更加拉大。
照本书提供的材料看，形成人才流向美国的情况，也还有人才流失国科技组织工作上的缺点等复杂原因。例如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工作组织往往不够好，难以用集体力量来解决问题，而现代科学中的许多难题是个人无能为力的。据特里立特的国际理论研究中心主席萨拉姆说，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形成使用著名学者的条件，最有才能的学者往往去担任国家职务，国内教学质量不高，以及不大可能组织年轻人在某些大学者手下工作。另外，这些国家的人材培养往往脱离整个社会经济计划，带有很大盲目性。菲律宾在六十年代末几乎有70％的高级人才是学医的，以致国内医生过剩。七家高等医学院校每年毕业一千二百人，其中只有八百人当上医生。而另一方面，科学技术领域的人才奇缺。这些都说明，只要有关国家注意改进工作，人才外流的情况是可以改变的。这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尤其有意义。因为有些问题发展中国家限于社会制度无法解决，而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运用国家的力量予以克服和解决。
更何况，美国居，大不易。高级人才流向美国，对美国劳动力市场不无冲击。资本主义的经济萧条和危机，不断的通货膨胀，更容易使外裔知识分子受到打击。某些学者在美国难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往往学非所长。许多外裔医生能在医院当上一个麻醉师已算好事，优缺多给本地土生土长的学者占去了。据美国学者达勃林说，在一九七四年，美国共有一万名外裔医生不准独自行医。加州有一个关于朝鲜、菲律宾裔医生的情况的报告，题目即为“无法实现的幻想”。据本书披露，这种在美国由于各种困难不易同化的学者专家，尤以印度裔和我国台湾省去的华裔为多。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象美国这样的大国攫取人才为自己谋利是必然的。作为发展中国家，重要的是尽一切可能维护本国的知识资源，爱惜人才，使用人才，正确地掌握知识分子政策，而不是把人才推出去。这些问题在我国正在日益受到重视。读完这本小书，虽然看到国际上人才流动问题严重的一面，但同时也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科技人才的培养使用政策的正确贯彻深自庆幸，当然，这方面根据国际经验进一步完善也还是必要的。
(A.H.Ⅲлeлаковилр：CⅢA“поxищeниeyмов”в пpошломинаcтoящeм.“Mыcль”，1983.184cт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