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教育如何回归本位？教育焦虑从何而来？在我看来，教育从来就不仅仅是教育自身的问题，而是关乎国家政权、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系统工程。
　　新中国成立之初，需要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因此采取了集中稀缺教育資源重点办好若干学校的一种教育制度。1953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针对小学整顿提出了“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这被业界追溯为中国“重点学校制度”的缘起。改革开放之后，教育部更是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把约700所首批重点中学办成全国、全省、全地区第一流的、高质量的、有特色的、有良好学风的学校”。“重点中学”的主要功能是“为上一级学校输送尖子生”，开展“拔尖教育”。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后，国家禁止再举办“重点学校”和“变相的重点学校”，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变相重点学校”始终存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重点学校”和“拔尖教育”是有着历史科学性的，但也在无形中制造了教育焦虑。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渴望不断升温。部分“改革红利”的获得者们尤其渴望优质的基础教育资源，当地有限的“重点中学”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公参民”的办学模式应运而生。公办学校以品牌输出的方式参与举办民办学校，由民营资本投资，地方政府扶持，逐步形成了“地方政府 房地产开发商 公办学校品牌 民办学校”的办学模式。客观上说，这一办学模式既缓解了地方政府办学的资金压力，也满足了人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但其背后隐藏的“择校热”“天价学区房”的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教育不均衡，释放出高强度的教育焦虑。
　　教育焦虑背后，还有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滞后，职业教育的系统工程没有健全等原因。目前，我国正逐步构建起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纵向贯通上，巩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强化高等职业教育的主体地位，稳步推进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在横向融通上，加强职业教育、继续教育、普通教育的有机衔接、协调发展。2019年以来，教育部批准了33所学校开展职教本科试点，实施长学制培养高技能人才，打破了职业教育止步于专科层次的“天花板”。职业教育的理想蓝图无限美好，可现实中的就业歧视、学历瓶颈、社会保障与福利滞后，不得不令人焦虑。
　　面对基础教育资源不均衡、中考分流的残酷现实，想到日趋激烈的就业竞争，家长们的教育焦虑就无法停止。这种焦虑的背后是一种期待，也是一种无奈。与此同时，校外培训机构在资本的裹挟下，不断大肆宣传、疯狂扩张、营造竞争氛围，催生了教育资本化。一时间，资本加持教育培训，教育商业化、功利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进一步制造了教育焦虑。
　　教育焦虑是一种“社会病”，没有灵丹妙药，需要系统医治，更需要时间。只有理性分析教育焦虑的根源，实施标本兼治的策略，我们才能真正让教育回归本位。
　　责任编辑/曹小飞
　　谢先军
　　华中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创新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华中师范大学校友基础教育家协会秘书长，中华文化促进会儿童专委会副秘书长，长期关注基础教育，专注研究青少年“爱的教育”，提出并倡导“用爱唤醒生命”的教育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