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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发现”了丽江，并把这里当作沿藏地考察的大本营，在其记忆中，丽江是他唯一的故乡。我们在丽江乡间漫步，惊喜地发现，洛克那个“挽住我们记忆的世界”至今仍远未逝去。
Joseph F. Rock
约瑟夫·洛克
约瑟夫·洛克（Joseph Charles Francis Rock，1884—1962年），美籍奥地利探险家、植物学家、地理学家，被称为西方研究东巴文化的鼻祖。20世纪初，洛克以美国农业部与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的探险家、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摄影家的身份到云南滇缅边境以及西藏考察。
洛克于1922年到达中国的西南部，并以云南的丽江为总部，度过了他此后生命中的27年。他在边远山区采集植物和飞禽标本，不间断地进行摄影，虽然他认定自己是一个“植物学家”，或面对艰险的“探险植物学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从对植物的研究转到了对纳西人领域的研究，并热情地置身于他生活和工作周围的人们——纳西人中。
本文作者布鲁斯·查特文（1940—1989）曾是苏富比拍卖行最年轻的董事，后来辞职开始旅行，成为英国著名的小说家与旅游作家。本文是他在1986年为《纽约时报》撰写的知名报道，它激发了新一代西方游客对丽江的想望。
丽江之上，矗立着青绿色的雪山
那是挽住我们记忆的洛克的世界
云烟中小径飘摇
——埃兹拉·庞德《诗章》第113首
这是在云南，一个天气寒冷、阳光充足的星期日。玉龙雪山脚下的平原上，白沙村的村民们正在燃放鞭炮，庆祝新房子落成；村里的医生也在家中餐室里大摆筵席，庆贺他第一个孙儿诞生。
阳光穿过棚架，在挂满玉米的椽木上跳动嬉戏，最后照在了人们脸上。除了我和我的朋友之外，其他客人几乎都是纳西部落的成员。纳西人原本是西藏一带的游牧民族，许多世纪以前舍弃了帐篷，住进了房屋，在丽江谷地定居下来，并开始在8000英尺的高原上种植稻米和荞麦。他们的信仰包含喇嘛教、中原道教、以及年头更久的萨满教习俗（相信云、风和松树的神力）等多种成分，即使在当代社会里也暗自流传不绝。
医生让我们坐在靠东窗的上座，与他的四个兄弟坐在一起。
楼下，沿街种着垂柳，旁边还流淌着一条湍急的小溪，几只浅褐色的鸭子在戏水。它们由一只公鸭领头，迅疾地逆流游去，一直掠过小桥，然后又都转身重新游回来。房子的外墙板涂成了牛血色。墙是泥砖砌成，其中还混有谷壳；铺着瓦片的屋顶采取了独特的挑檐造型，升垂有致，形式很像古代王朝时期建造的寺庙。
医生的四个兄弟长得一点儿都不像。其中一位是农民，精神最矍铄，双眼有典型的蒙古式皮褶，他不断给我的酒碗斟入烈酒。第二位短发灰白，满脸笑纹，端坐不动，带着僧侣般的沉思风度。剩下两人，一位身材矮小，双目总是游移顾盼，另一位则皮帽遮头，仿佛只是在暗影中才存在。
我们向女眷席间望去，年轻姑娘体态婀娜，笑靥如花，而年长的妇女则沉静端庄，景象令人心生赞叹。女士们都身穿传统服装，主色调为蓝、白二色——这也是天空的颜色。诚然，其中有几位戴着毛泽东式军帽，不过更多人戴的则是一种卷边的蓝色帽子，有点儿像佛兰德斯绘画中常见的布帽。同来的上海朋友丛综说，我们简直是大画家布鲁盖尔名画《农民的婚宴》里的客人了。
除了帽子，女装的构成部分还包括蓝色上装、带褶的白围裙，以及一种系带的针织披肩。每个纳西女人都肩负着整个宇宙：披肩上部的带子呈靛青色，代表夜空；下半部由丝绸或者羊皮制成，颜色乳白，松垂而下，代表着日光。分隔开这两个部分的是一排七个圆盘，象征七星——从前样式的披肩中，双肩处还有日月，但现在已经不流行了。
姑娘们从厨房端出了甜点：蜂蜜腌制的苹果、姜汁腌制的甜瓜、酒泡过的酸梅。后面还有更多姑娘，端来了著名的“九大盘”——自周朝起就有这种菜肴，也称“九龙”：我们这一席上的“九龙”分别是切成方块的肉冻和腊肠、荸荠、莲藕、鲤鱼、芋头、豆苗、油炸米饼、一种名叫木耳的真菌，以及一大堆牛肚和腌蛋，其味道之浓郁，堪比芥子气炸弹，才一入口，滋味就已深达脏腑。
医生本人不时地出现在楼梯口，头戴出诊时的白帽子，身穿银灰色棉布外套。他的神态有几分超然出世，好似一位深通道家思想的名士，一边用打趣的眼光看着宴会上的宾客，一边把纤细的胡须从一边捋到另一边。大家吃完饭，他就又出现了，手里拿着一支注射器，好像是在提醒我们：就算在这个“大日子”里，治病救人也是一项无穷无尽的职责。
小孙子名叫“德寿”，道德的德，长寿的寿。门廊上贴着一张红纸，上面是老人手书的贺词。新生儿成了所有人关爱的焦点，他的襁褓是金色与紫色交织的西藏锦缎，露出一张天生聪慧的小脸。母亲把他放在膝盖上，让楼下的众人观看。卧室墙壁上覆有白色墙纸，上面又贴着鲜红的剪纸，其中有些是具有吉祥意义的文字，有些则是蝴蝶成双飞舞的图案。
“文革”期间，红卫兵曾洗劫过这家人，幸免于难的除了医生的草药和英语字典之外，就只剩下现在裹着小孙子的那一幅锦缎了。老医生抱起婴儿，放在自己怀中轻轻摇着。“我家有点儿钱，”他一边说，一边跟庭院里欢聚的人们打着招呼，“6年前我还一无所有。不过现在有点儿钱了。”他的妻子从厨房出来，站到了他身边。她戴着帽檐挺深的蓝色布帽，笑容温顺，让我们想起佛罗伦萨祭坛画中的马大、马利亚这些圣经人物。红卫兵把医生家洗劫一空，而且还不准他行医。“是我太太救了我，”他告诉我们，“要不然我肯定活不下来。”
老两口的儿子，也就是那个20多天大的新生儿的父亲，是个27岁的年轻人，穿一身整洁的中山装。他是个自学成才的英语老师，现在也在学医。他自豪地把自己婚礼时用的杯子给我们看——这是一个瓷杯，画着孔雀，村里的书法家还在上面写下了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两行诗：“只愿人们长生不老，哪怕相隔一千里也仍为眷侣。”（译按：这恐怕是宋代苏轼的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本文作者弄错了。）
书法家——一位举止斯文、长着鹰钩鼻子的老先生——是医生的堂兄弟，同时还身为党员。由于政治原因，他曾坐过多年牢。不过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他得以退居故里，住在溪流旁边的小房子中，以刻印、书法、培育兰花等方式自娱。星期二我们曾拜访过他，他让我们看一株紫色的秋水仙，上面还有中文标牌，写着“意大利秋水仙花”。
医生本人也热衷于收集植物，但当然是出于不同的目的。在他的诊所后面有一座花园，小径上由石子铺成图案，梅子树像日晷一样把阴影投在白墙上，旁边则有种植各种草药的苗圃。大多数草药都是医生自己从雪山坡上采回来的：天麻（用于治疗膀胱疾病）、兰花的根（治头痛）、多刺绿绒蒿（治痢疾），还有一种地衣，如果跟熊油同服，据说可治愈卵巢萎缩和支气管炎等症。
医生的大部分植物学知识来自在南京求学的年月。不过也有一些知识是一个孤单怪癖的西方人——其特征是红脸、戴眼镜、脾气很坏——教给他的，这个人同时教过他一些粗浅的英语。每当此人走在村里的街道上，小孩们就会大声起哄“洛克！洛克！”然后一溜烟地跑掉。
约瑟夫·洛克（Joseph F. Rock）——纳西族居民回忆起他，会称他为“洛克博士”——是一位奥地利裔的美国植物学家、探险家，从1922年到1949年间，他曾断断续续地在丽江的山谷中生活过很长时间。我自己对他的兴趣要追溯到很多年前的一个夏日傍晚，那时我在波士顿的阿诺德植物园参观，突然发现那里我喜欢的所有植物上都有刻着“洛克”名字的标牌。
“告诉我，”我上一次拜访小村医生的时候，他问我，“为什么洛克要生我们的气？”“他不是对你们生气，”我说，“他生来就带着气。”也许我还应该告诉他，洛克发怒的对象另包括《国家地理》杂志（因为大幅修改了他的文章）、他在维也纳的侄子、哈佛大学、各类女性、美国国务院、国民党、红军、各类官方公文、传教士、五旬节教派、中国强盗以及破产的西方文明。
洛克的父亲是奥地利的男仆，后来曾担任波兰贵族波多斯基的大管家。洛克6岁时，母亲去世。13岁时，他对传说中的华夏古国着了迷，开始自学中国文字。年轻的洛克患有肺结核，但仍然周游四海：汉堡、纽约、檀香山——在檀香山，他无师自通地成了夏威夷群岛植物的专家。他写出了三部重要的植物志著作，而后远赴缅甸，搜寻一种能治疗麻风病的植物。他“发现”了丽江，并把这里当做沿藏地考察的大本营：他探访过木里、卓尼和永宁等地的古老“王国”，游历过贡嘎山，并且鲁莽地宣称这是世界最高峰（多算了大约1英里的高度）。不过，虽然他把数百种全新或罕见的植物从中国引进到西方植物园中，并寄回了数以千计的植物标本，他却从未写过中国植物方面的文章。相反，他投身于记录纳西朋友们的习俗、仪式以及独特的象形文字。在其记忆中，丽江是他唯一的故乡；在中国政府把他赶出丽江后，他还是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宁可死在那些美丽的山峦中，也不愿孤身一人死在阴冷的医院里。”
洛克是个性格严谨的自学成才者，他常在行李中放上一本《大卫·科波菲尔》，用以提醒自己铭记悲惨的童年。他成年后出手阔绰，旅行时简直像个王子（美国方面一直给他提供资助），吃饭用金盘子，常给山区的村民播放卡鲁索的唱片，按照他的形容，他走在半山上向后望去，会得意地发现自己的辎重队伍“长达半英里”。
他写成一部题为《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的著作，书里的人物世系晦涩得不堪卒读，连篇累牍的离题话更令人眼花缭乱，在哈佛大学出版社有史以来印行过的各类出版物中，这本书恐怕是最古怪的一种。
下面我就从他错综复杂的文章中引一段看看：“从一座小庙出发，沿路上行不远，就是红土山坡，坡上被橡树、华山松、云南松、桤木、高山栲、杜鹃、蔷薇、小檗等植物覆盖，再向上是石灰岩山岭，穿过橡树林可到达一条小路，并有若干房屋，此地名叫‘臭水井’。土匪张杰霸的团伙在此间制造了大量抢劫和谋杀案件。他把受害者的拇指绑在高大树木的枝干上，并给他们的双脚绑上石头，在地上点火，然后扬长而去，把受害者的生死交给命运安排。对于来往车队而言，这是一条可怕的道路。山顶上长有大片橡树（学名Quercus delavayi，黄毛青冈）……”
难怪大诗人埃兹拉·庞德会喜欢这书！
庞德大概是在1956年拿到了洛克的著作，当时他被关在华盛顿圣伊丽莎白医院的疯人病房里；借助这本书，庞德拟想出了一个高原上的天堂，这份憧憬成了他生存的动力。
我们用了一周的时间在丽江乡间漫步，惊喜地发现，洛克那个“挽住我们记忆的世界”——且不提庞德本人对它的玄想——至今仍远未逝去。在丽江镇上洛克居住过的小屋，我们看到了他的书架、小书桌、宽椅子（“因为他胖！”），以及他在小溪边建造的花园的遗迹。在巫鲁肯村（巫鲁肯为纳西语“银色峭壁脚下”的意思），洛克的乡间故居几乎与他离开时一模一样，只是门廊前晾晒的不是他的植物标本，而是一些风干的大头菜。现在的住户李文彪，原先曾担任洛克的赶骡人。他让我们参观了洛克的行军床和洗浴间（洛克弄了一个Abercrombie
Joseph F. Rock
约瑟夫·洛克
约瑟夫·洛克（Joseph Charles Francis Rock，1884—1962年），美籍奥地利探险家、植物学家、地理学家，被称为西方研究东巴文化的鼻祖。20世纪初，洛克以美国农业部与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的探险家、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摄影家的身份到云南滇缅边境以及西藏考察。
洛克于1922年到达中国的西南部，并以云南的丽江为总部，度过了他此后生命中的27年。他在边远山区采集植物和飞禽标本，不间断地进行摄影，虽然他认定自己是一个“植物学家”，或面对艰险的“探险植物学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从对植物的研究转到了对纳西人领域的研究，并热情地置身于他生活和工作周围的人们——纳西人中。
本文作者布鲁斯·查特文（1940—1989）曾是苏富比拍卖行最年轻的董事，后来辞职开始旅行，成为英国著名的小说家与旅游作家。本文是他在1986年为《纽约时报》撰写的知名报道，它激发了新一代西方游客对丽江的想望。
丽江之上，矗立着青绿色的雪山
那是挽住我们记忆的洛克的世界
云烟中小径飘摇
——埃兹拉·庞德《诗章》第113首
这是在云南，一个天气寒冷、阳光充足的星期日。玉龙雪山脚下的平原上，白沙村的村民们正在燃放鞭炮，庆祝新房子落成；村里的医生也在家中餐室里大摆筵席，庆贺他第一个孙儿诞生。
阳光穿过棚架，在挂满玉米的椽木上跳动嬉戏，最后照在了人们脸上。除了我和我的朋友之外，其他客人几乎都是纳西部落的成员。纳西人原本是西藏一带的游牧民族，许多世纪以前舍弃了帐篷，住进了房屋，在丽江谷地定居下来，并开始在8000英尺的高原上种植稻米和荞麦。他们的信仰包含喇嘛教、中原道教、以及年头更久的萨满教习俗（相信云、风和松树的神力）等多种成分，即使在当代社会里也暗自流传不绝。
医生让我们坐在靠东窗的上座，与他的四个兄弟坐在一起。
楼下，沿街种着垂柳，旁边还流淌着一条湍急的小溪，几只浅褐色的鸭子在戏水。它们由一只公鸭领头，迅疾地逆流游去，一直掠过小桥，然后又都转身重新游回来。房子的外墙板涂成了牛血色。墙是泥砖砌成，其中还混有谷壳；铺着瓦片的屋顶采取了独特的挑檐造型，升垂有致，形式很像古代王朝时期建造的寺庙。
医生的四个兄弟长得一点儿都不像。其中一位是农民，精神最矍铄，双眼有典型的蒙古式皮褶，他不断给我的酒碗斟入烈酒。第二位短发灰白，满脸笑纹，端坐不动，带着僧侣般的沉思风度。剩下两人，一位身材矮小，双目总是游移顾盼，另一位则皮帽遮头，仿佛只是在暗影中才存在。
我们向女眷席间望去，年轻姑娘体态婀娜，笑靥如花，而年长的妇女则沉静端庄，景象令人心生赞叹。女士们都身穿传统服装，主色调为蓝、白二色——这也是天空的颜色。诚然，其中有几位戴着毛泽东式军帽，不过更多人戴的则是一种卷边的蓝色帽子，有点儿像佛兰德斯绘画中常见的布帽。同来的上海朋友丛综说，我们简直是大画家布鲁盖尔名画《农民的婚宴》里的客人了。
除了帽子，女装的构成部分还包括蓝色上装、带褶的白围裙，以及一种系带的针织披肩。每个纳西女人都肩负着整个宇宙：披肩上部的带子呈靛青色，代表夜空；下半部由丝绸或者羊皮制成，颜色乳白，松垂而下，代表着日光。分隔开这两个部分的是一排七个圆盘，象征七星——从前样式的披肩中，双肩处还有日月，但现在已经不流行了。
姑娘们从厨房端出了甜点：蜂蜜腌制的苹果、姜汁腌制的甜瓜、酒泡过的酸梅。后面还有更多姑娘，端来了著名的“九大盘”——自周朝起就有这种菜肴，也称“九龙”：我们这一席上的“九龙”分别是切成方块的肉冻和腊肠、荸荠、莲藕、鲤鱼、芋头、豆苗、油炸米饼、一种名叫木耳的真菌，以及一大堆牛肚和腌蛋，其味道之浓郁，堪比芥子气炸弹，才一入口，滋味就已深达脏腑。
医生本人不时地出现在楼梯口，头戴出诊时的白帽子，身穿银灰色棉布外套。他的神态有几分超然出世，好似一位深通道家思想的名士，一边用打趣的眼光看着宴会上的宾客，一边把纤细的胡须从一边捋到另一边。大家吃完饭，他就又出现了，手里拿着一支注射器，好像是在提醒我们：就算在这个“大日子”里，治病救人也是一项无穷无尽的职责。
小孙子名叫“德寿”，道德的德，长寿的寿。门廊上贴着一张红纸，上面是老人手书的贺词。新生儿成了所有人关爱的焦点，他的襁褓是金色与紫色交织的西藏锦缎，露出一张天生聪慧的小脸。母亲把他放在膝盖上，让楼下的众人观看。卧室墙壁上覆有白色墙纸，上面又贴着鲜红的剪纸，其中有些是具有吉祥意义的文字，有些则是蝴蝶成双飞舞的图案。
“文革”期间，红卫兵曾洗劫过这家人，幸免于难的除了医生的草药和英语字典之外，就只剩下现在裹着小孙子的那一幅锦缎了。老医生抱起婴儿，放在自己怀中轻轻摇着。“我家有点儿钱，”他一边说，一边跟庭院里欢聚的人们打着招呼，“6年前我还一无所有。不过现在有点儿钱了。”他的妻子从厨房出来，站到了他身边。她戴着帽檐挺深的蓝色布帽，笑容温顺，让我们想起佛罗伦萨祭坛画中的马大、马利亚这些圣经人物。红卫兵把医生家洗劫一空，而且还不准他行医。“是我太太救了我，”他告诉我们，“要不然我肯定活不下来。”
老两口的儿子，也就是那个20多天大的新生儿的父亲，是个27岁的年轻人，穿一身整洁的中山装。他是个自学成才的英语老师，现在也在学医。他自豪地把自己婚礼时用的杯子给我们看——这是一个瓷杯，画着孔雀，村里的书法家还在上面写下了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两行诗：“只愿人们长生不老，哪怕相隔一千里也仍为眷侣。”（译按：这恐怕是宋代苏轼的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本文作者弄错了。）
书法家——一位举止斯文、长着鹰钩鼻子的老先生——是医生的堂兄弟，同时还身为党员。由于政治原因，他曾坐过多年牢。不过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他得以退居故里，住在溪流旁边的小房子中，以刻印、书法、培育兰花等方式自娱。星期二我们曾拜访过他，他让我们看一株紫色的秋水仙，上面还有中文标牌，写着“意大利秋水仙花”。
医生本人也热衷于收集植物，但当然是出于不同的目的。在他的诊所后面有一座花园，小径上由石子铺成图案，梅子树像日晷一样把阴影投在白墙上，旁边则有种植各种草药的苗圃。大多数草药都是医生自己从雪山坡上采回来的：天麻（用于治疗膀胱疾病）、兰花的根（治头痛）、多刺绿绒蒿（治痢疾），还有一种地衣，如果跟熊油同服，据说可治愈卵巢萎缩和支气管炎等症。
医生的大部分植物学知识来自在南京求学的年月。不过也有一些知识是一个孤单怪癖的西方人——其特征是红脸、戴眼镜、脾气很坏——教给他的，这个人同时教过他一些粗浅的英语。每当此人走在村里的街道上，小孩们就会大声起哄“洛克！洛克！”然后一溜烟地跑掉。
约瑟夫·洛克（Joseph F. Rock）——纳西族居民回忆起他，会称他为“洛克博士”——是一位奥地利裔的美国植物学家、探险家，从1922年到1949年间，他曾断断续续地在丽江的山谷中生活过很长时间。我自己对他的兴趣要追溯到很多年前的一个夏日傍晚，那时我在波士顿的阿诺德植物园参观，突然发现那里我喜欢的所有植物上都有刻着“洛克”名字的标牌。
“告诉我，”我上一次拜访小村医生的时候，他问我，“为什么洛克要生我们的气？”“他不是对你们生气，”我说，“他生来就带着气。”也许我还应该告诉他，洛克发怒的对象另包括《国家地理》杂志（因为大幅修改了他的文章）、他在维也纳的侄子、哈佛大学、各类女性、美国国务院、国民党、红军、各类官方公文、传教士、五旬节教派、中国强盗以及破产的西方文明。
洛克的父亲是奥地利的男仆，后来曾担任波兰贵族波多斯基的大管家。洛克6岁时，母亲去世。13岁时，他对传说中的华夏古国着了迷，开始自学中国文字。年轻的洛克患有肺结核，但仍然周游四海：汉堡、纽约、檀香山——在檀香山，他无师自通地成了夏威夷群岛植物的专家。他写出了三部重要的植物志著作，而后远赴缅甸，搜寻一种能治疗麻风病的植物。他“发现”了丽江，并把这里当做沿藏地考察的大本营：他探访过木里、卓尼和永宁等地的古老“王国”，游历过贡嘎山，并且鲁莽地宣称这是世界最高峰（多算了大约1英里的高度）。不过，虽然他把数百种全新或罕见的植物从中国引进到西方植物园中，并寄回了数以千计的植物标本，他却从未写过中国植物方面的文章。相反，他投身于记录纳西朋友们的习俗、仪式以及独特的象形文字。在其记忆中，丽江是他唯一的故乡；在中国政府把他赶出丽江后，他还是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宁可死在那些美丽的山峦中，也不愿孤身一人死在阴冷的医院里。”
洛克是个性格严谨的自学成才者，他常在行李中放上一本《大卫·科波菲尔》，用以提醒自己铭记悲惨的童年。他成年后出手阔绰，旅行时简直像个王子（美国方面一直给他提供资助），吃饭用金盘子，常给山区的村民播放卡鲁索的唱片，按照他的形容，他走在半山上向后望去，会得意地发现自己的辎重队伍“长达半英里”。
他写成一部题为《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的著作，书里的人物世系晦涩得不堪卒读，连篇累牍的离题话更令人眼花缭乱，在哈佛大学出版社有史以来印行过的各类出版物中，这本书恐怕是最古怪的一种。
下面我就从他错综复杂的文章中引一段看看：“从一座小庙出发，沿路上行不远，就是红土山坡，坡上被橡树、华山松、云南松、桤木、高山栲、杜鹃、蔷薇、小檗等植物覆盖，再向上是石灰岩山岭，穿过橡树林可到达一条小路，并有若干房屋，此地名叫‘臭水井’。土匪张杰霸的团伙在此间制造了大量抢劫和谋杀案件。他把受害者的拇指绑在高大树木的枝干上，并给他们的双脚绑上石头，在地上点火，然后扬长而去，把受害者的生死交给命运安排。对于来往车队而言，这是一条可怕的道路。山顶上长有大片橡树（学名Quercus delavayi，黄毛青冈）……”
难怪大诗人埃兹拉·庞德会喜欢这书！
庞德大概是在1956年拿到了洛克的著作，当时他被关在华盛顿圣伊丽莎白医院的疯人病房里；借助这本书，庞德拟想出了一个高原上的天堂，这份憧憬成了他生存的动力。
我们用了一周的时间在丽江乡间漫步，惊喜地发现，洛克那个“挽住我们记忆的世界”——且不提庞德本人对它的玄想——至今仍远未逝去。在丽江镇上洛克居住过的小屋，我们看到了他的书架、小书桌、宽椅子（“因为他胖！”），以及他在小溪边建造的花园的遗迹。在巫鲁肯村（巫鲁肯为纳西语“银色峭壁脚下”的意思），洛克的乡间故居几乎与他离开时一模一样，只是门廊前晾晒的不是他的植物标本，而是一些风干的大头菜。现在的住户李文彪，原先曾担任洛克的赶骡人。他让我们参观了洛克的行军床和洗浴间（洛克弄了一个Abercromb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