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想象，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3500年前的姑娘。她静静地躺在展柜里，头戴白色毛毡帽，脚蹬牛皮筒靴，身裹毛织斗篷，全身涂满白色的乳酪。她有一头亚麻色的头发，高鼻梁、深眼窝，微微闭着眼睛，睫毛似一排幼松似的挺立着。

　　这位小河墓地11号墓的主人，被人们称为“小河公主”。11月1日起，她就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千山共色——丝绸之路文明特展”中，与每一位观众迎面相见。
　　与她共同展出的，还有69件（组）国家级珍貴文物——战国的铜武士像、汉代的“五星出东方”锦护膊、西晋的《三国志》写本、唐代的《托盏仕女图》屏风画……它们无一例外地来自新疆，跨越千年，集结于2019年冬天的北京，勾勒出一条瑰奇绚烂的丝路之旅。
　　绵延万里的丝绸之路，既是地理的长度，也是历史的长度。它东起长安、洛阳两都，向西从甘肃、新疆，途经中亚、西亚，远届地中海，向东则延伸至朝鲜半岛、日本。在这条人类历史上空间跨度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文化线路中，地处亚欧大陆腹心的新疆，是东西方交流的孔道和枢纽。在这里，四大文明千里迢迢而来，相互激荡、借鉴、交融。它们凝结在一件件文物背后，指向一个个璀璨纷繁的历史现场。

死者殿堂里的“微笑公主”

　　在“小河公主”的展柜旁，墓地中精巧的船棺、男根立木与女阴木桨依次并立，就连塔克拉玛干的黄沙也被运来现场。后面的背景图中呈现着它们在罗布泊被发现时的场景：百余根高低不等的巨型木柱矗立在沙山之中，壮观、神秘而充满诱惑。
　　1934年初夏的一天，这幅场景出现在瑞典人沃尔克·贝格曼的眼前。这位年轻的考古学者拥有丰富的调查、发掘经历，正因如此，当学界名宿斯文·赫定于1927年筹备中瑞中国西北考察团时，就用唯一的增募名额将时年24岁的贝格曼揽至麾下。
　　1934年，贝格曼已是第三次进入中国西北。他带领考古队沿着孔雀河往南走，去寻找那个传说中有1000口棺材的古墓葬。他们历经艰险，却仿佛陷入巨大的迷魂阵，长时间徘徊在沙漠之中。一次意外，考古队拐向了库姆河的支流——一条宽度只有20米的无名河流，队员们随口把它称为“小河”。6月2日，考古队沿着小河边测量绘图边前进，直至日影偏西，终于与小河以东4公里的一座小沙山上密密麻麻的根根立木，对视于夕阳之下。这就是“小河墓地”，贝格曼称其为“死者的殿堂”。
　　在这里，贝格曼粗略地发掘了12座墓葬。在描述所见的一具女性干尸时，他这样写道：“她双目微合，好像刚刚入睡一般。漂亮的鹰钩鼻、微张的薄嘴唇与微露的牙齿，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永恒的微笑。”
　　此后66年，小河墓地沉没于沙海，销声匿迹。直至2000年12月，中国探险队才在卫星定位系统的帮助下，再次看到那处木杆密集的沙山。
　　3年后，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对小河墓地进行考古发掘。一个冬季的早晨，考古队员揭下覆盖在棺木上的牛皮，打开一块块盖板，一张年轻美丽的脸暴露在日光之下，使人想起贝格曼当年发现的“微笑公主”，人们便唤她为“小河公主”。

　　她和周围的族人一样，躺在一座小船形状的棺木中。墓地中，女性棺木前立木柱，象征男根;男性棺木前立木桨，象征女阴。这些立木埋于沙土的部分残留着红色，可以想象，当年整座墓地都被笼罩在一片耀眼而充满魅惑的红色之中，就像一个巨大、高耸的“死神宫殿”。
　　那么，这些远古人类到底是谁？从外表看白肤栗发、高鼻深目的“小河公主”是典型的欧罗巴人种，那么这些欧罗巴人为何会出现在中亚的沙漠腹地？
　　有一种说法认为，小河人是印欧人中一支古老的吐火罗人。他们一度推翻了两河流域的政治明星——巴比伦王朝，之后又被苏美尔人征服，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进入塔里木盆地东部罗布泊的沙漠绿洲。那时，这里水中有鱼，林中有动物，草地可以放牧，耕地可种庄稼。
　　在这里，小河人开始大规模开发自己的家园。他们从东方引入黍，从西方引入小麦，在绿洲中开垦农田;他们饲养牛羊，切其皮革为鞋靴，纺其毛绒为衣物;他们用胡杨木做成小舟，在河流中自由穿行;他们信仰灵魂不灭，频繁举行隆重的宗教仪典……
　　唯一的问题是沙漠绿洲生态的脆弱性，会给生命造成意想不到的灾难。小河人的故事在3500年前戛然而止，罗布泊在随后的1000年里，似乎失去了生命的连接，直到公元前176年，一个西域小国突然现身西汉史籍——匈奴冒顿单于在给汉文帝的信中，夸耀自己的武功之盛，顺便提到了“楼兰”这个名字。
　　收到单于书信的50年后，即公元前126年，张骞带回了楼兰的“实测报告”。楼兰自此成为中西交通的要道，中国的丝绸、茶叶，西域的良马、葡萄、珠宝，最早都在这里进行交易。然而，与这里的史前居民一样，楼兰王国也没能逃脱生态恶化的危机，在南北朝时突然沉入漫漫黄沙。645年，唐玄奘途经此地，只见“城郭岿然，人烟断绝”，一片繁华落尽。

“营盘男子”身上的丝绸之路

　　楼兰再次引起世人注意，已是千年后的近代。20世紀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发现了这座被沙漠掩埋已久的古城，细沙之下的官署、寺庙、马棚、街市，特别是那些保存完好的纸本汉文、佉（音同区）卢文文书，让他心潮涌动。这些文物被运往西方，令此前埋头故纸堆的东方学者震惊不已。被认为“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新疆，从此吸引了无数探险家和考古学者的目光。
　　在这个荒凉之地，楼兰古城、小河遗址、佛都于阗、乐都龟兹、尼雅遗址、米兰遗址……一层文明下覆盖着另一层文明。站在展厅里的一件件文物前，似乎可以感受到当年探险家们的震撼与惊艳：
　　一件战国的铜武士像，单脚跪地，头戴尖尖的武士盔，流露出浓浓的“希腊风”;一件北朝的石钵，上面雕刻的动物马头、龙身、鹰翅，是波斯地区的典型图案;一件唐代的黑人俑，头发卷曲，大眼有神，仿佛正手执木棍跳起舞来——这应该就是《旧唐书》所记载的“昆仑奴”，隋唐时代，中原贵族家里有蓄养黑人的习俗，没想到在遥远的新疆，竟也有这些来自南亚的黑人……
　　东西方文化如何精妙地混搭，看看展厅中一位“营盘男子”的一身华服就知道了。
　　这位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营盘墓地15号墓的主人，是一位身高1.8米、年龄约25岁的英俊青年。他脸上戴着麻质的面具，面色煞白，红唇金额，黑色的眼、眉、八字胡，好像正瞑然入睡。从他的长相不难发现，这并非一张中原人士的面孔。有考古专家认为，营盘古城就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墨山国，这位美男则是汉晋时期的一位墨山国贵族。
　　他上身穿一件红底黄花的罽（音同记，兽毛织品）袍，是亚欧大陆草原民族的做法;细看上面的纹样，成对的人、牛、羊，当中用横排的无花果树或石榴树隔开，是典型的波斯图案;图中的人物卷发高鼻，肌肉发达，肩搭披风，手执兵器，又分明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众神像。到了下半身，画风突变。绛紫色的长裤是丝质的，上面用淡黄、湖蓝、粉绿各色毛线绣满花纹，充满浓厚的中原文化色彩。他的枕头，中间宽厚凹陷，头一枕，两头翘起如鸡头和鸡尾——正是源于中原的“鸡鸣枕”。

　　可以说，“营盘男子”从头到脚的一身服饰，就串起了一条丝绸之路。

精绝国的汉字织锦

　　在这条丝绸之路上，新疆构成了中华文明之轮不可或缺的辐条。
　　以宗教为例，当外来宗教传入时，新疆往往是实现“中国化”的第一站。展厅里，出土自伊犁的祆（音同先）教铜牛祭盘展现了祆教徒对火的崇拜，当火焰在祭盘中燃烧时，边沿的铜牛会在火的倒影中奔走起来;来自吐鲁番安乐古城的《法华经》写本，由鸠摩罗什于后秦弘始八年（406年）译出，这位龟兹高僧一生传奇，以一己之力开启了佛教“中国化”的旅程;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的摩尼教文书，展现了彼时摩尼教的教团活动，这个创始于波斯的教派，就是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里“明教”的原型，与大明王朝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与此同时，汉文化也渐渐汇入新疆历史前行的轴线。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汉宣帝设立西域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新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此后，历代中央政府在西域建置军政机构，设官分职、颁布政令，对新疆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著名的汉代织锦“五星出东方”锦护膊，此次虽原件未至，但馆方展出了最好的一件复制品。它用鲜艳的白、红、黄、绿四色，在蓝地上织出翼兽、老虎、凤鸟、云气纹图案，花纹间还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隶书文字。“五星”指火、水、木、金、土星，中国古代天象学认为，五星同时出现在东方，是对中原王朝有利的祥瑞之兆。
　　这件护膊的所有者，是尼雅遗址8号墓的主人——一位45岁左右、身高1.64米、深目高鼻的中年男人。1901年，英国人斯坦因在新疆和田民丰县北部发现了“沙漠中的庞贝”尼雅遗址。他推断这里就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精绝国——盗墓小说《鬼吹灯》中，主人公们探险的第一站就是这里。它曾是丝绸之路南道的一个重要城邦，在5世纪前后销声匿迹于茫茫黄沙。1995年，中日联合调查队来到尼雅。在8号墓，队员们发现了两具男女合葬的干尸，以及那件“五星出东方”锦护膊。棺木中的人物很可能是精绝国的王族，而那条带有汉字的织锦，无论是中央王朝赏赐的礼物，还是他们自制的纺织品，都体现了中原文化渗透之深远。
　　事实上，中原文化在这里传播、蔓延的速度和广度，远远超过今人的想象：
　　一件出土自吐鲁番安乐古城的西晋写本《三国志》，纸张上仍显现出清晰的纤维与明艳的色彩。从陈寿成书到西晋灭亡，不过短短20年，《三国志》就从中原传入了新疆，堪称“神速”。
　　一件来自吐鲁番阿斯塔纳墓地的唐代《托盏侍女图》屏风画，色彩之新仿佛刚刚上色不久。画中的侍女，眉形宽阔，额间描有花钿，身穿蓝色圆领花袍——正是我们熟知的唐朝美女形象。这种屏风画的形式在汉唐风靡一时，可见在新疆，中原的家居风格也成为一时风尚。
　　在展厅的走廊上，挂着红色的纱幔，上面的文字选自汉代的“儿童识字课本”《急就章》。这是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北京大学考古与文博学院研究员陈凌的创意。“汉代以后，新疆基础教育的教材跟中原保持着高度一致，内地用《仓颉篇》，新疆也用《仓颉篇》;内地用《急就章》，新疆也用《急就章》;内地用《千字文》，新疆很快也用《千字文》……这就是我们说的‘万里同文’。”
　　这里的每一件展品都由陈凌精心挑选。他已在新疆考古一线工作了20多年，有一些展品就出自他参与发掘的遗址现场。在为展览撰写的序言中，陈凌将丝绸之路比作“多重奏的交响乐章”，而新疆，就是多种文明交汇奏出的“最强音”。
　　在这里，张骞、甘英、法显、玄奘西去了，安世高、鸠摩罗什、马可·波罗、鲁布鲁克东来了。在这里，希腊罗马艺术、拜占庭建筑、波斯服装、印度佛经、贵霜造像、汉朝文书随处可见;佛教、景教、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东正教先后抵达;汉语、粟特语、突厥语、回鹘语、波斯语等30多种语言从容交流;青铜、皮毛、玉石、香料、丝绸等各种商品自由交换……
　　在绵亘千里的天山，历史的回声悠然响起，上下古今，千山共色，万里同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