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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您好！
不好意思，现在才给您回信。
很惭愧，我实在难以跟“行动主义摄影师”画上等号。虽然我曾花了一些时间和精力去关注麻风康复者的生存和搬迁问题，但我自觉并没有达到应有的社会效果。
我所拍摄的是关于中国唯一一个海岛麻风医院—广东台山大衾岛麻风医院搬迁前后康复者生存状态的项目，拍摄时间大约从2010年10月到2011年1月。
大衾医院，1924年由美国传教士力约翰及华侨梁耀东先生建立，曾收治过1200多名麻风病人，其中1000多名安息在岛上。2010年底，医院里只剩下44名康复者和1名他们收养的残障青年，平均年纪超过75岁，大多身患残疾，行动不便，每月仅靠政府300元的补助生活。2008年后，医院的医护人员很少到医院上班照料他们。
2007年我第一次踏上了大衾岛，短短一个多小时的接触即被老人们乐观、感恩的心所打动。2010年9月，当我生活和摄影同时陷入困境之时，我决定一个人重回大衾岛，希望在与这些自强不息的老人的相处中寻找突破。不过，当了解到因为几个政府部门之间相互推诿和当时广州正要举办亚运会，医院早已定好的搬迁计划一再搁置，以致老人们粮食和柴火都即将用尽，而他们几乎所有人都对我表示希望尽早搬回大陆，我改变了想法，扩展了整个计划。
一方面，我计划从田野调查和文献的角度出发，记录康复者们在孤岛上最后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也为一座具有80多年沧桑历史的麻风医院作尽可能完整的历史存档。另一方面，我希望从人文关怀和新闻报道的角度，为他们的遭遇和困境发出声音，呼吁社会更多的关注，促成他们尽快“脱离苦海”。
因此，在拍摄的前期，我就应老人的请求以媒体记者的身份向分管卫生的副省长写信，并计划在我所在的报纸上刊发3个视觉版的摄影报道。可惜由于时局的原因，早早做好的报道并未能顺利刊出，一拖再拖一改再改，自感有愧于老人们的信任。而几个月前发出的信，也只在他们搬迁后才收到回复：他们已顺利搬迁，多谢关注。
在一个多月的拍摄过程中，我采访了全部45名康复者（除个别聋哑、失言、智障或刚去世的外），作了近3万字的口述记录，拍摄了大量的图片和视频。文字方面，每一位康复者我都分别作了个人资料、生活史、疾病史、家庭关系、个人愿望等内容的采访；而图片方面则分为人物肖像、日常生活、生存环境、搬迁过程、遗留物品等几部分。在图片的摄影手法上，为了超脱日常工作中“快、近、广”的拍摄套路而有所创新，我以类型学的手法来拍摄整个作品，而每一部分又分别利用了135、120、617不同的片幅去表现，希望能带出不同的效果。
从摄影的艺术性、个性来说，也许我的作品都远远未能符合“艺术”和“当代”的要求，其实我也希望我的摄影能成为艺术品，可是眼前的这一切让我的内心无法脱离对现实的追问。在当时，我感觉用心感受和记录眼前的一切，比创作一部出色的个人作品更为重要。如果实在改变不了现实，那至少也应该把更多真相告诉更多的人。因此，我计划除了作一般性的报道以外，还希望最终能形成一本图文书、一部15分钟的短片、一堆从他们那里收集的遗留物品、一个公益性质的摄影展览。
他们搬迁之后，我也多次前往探访，还与我的同事合作为几个希望寻找亲人的老人做深度的追踪，通过网络联系发动当地的朋友帮忙寻亲。我也有过继续拍摄他们和家人的计划，由于时间、精力和费用等原因，未能真正展开。
我还多次与深圳的杨延康（上世纪90年代末曾拍摄过这个麻风院）、佛山的秦念锋等摄影师以及广东省汉达康福协会讨论过，希望联合做一个有关麻风病康复者的公益展览，但是由于我一直没法鼓起更大的勇气，拖至今日未能实施。
2011年、2012年我把图片带到连州、大理摄影节，发表在网络、杂志上，确实让一部分人对麻风康复人群有了一点了解。但是，我却仍然未能感受到因由我的作品和报道，而给他们带来实质性的帮助；对他们提出的一些体制问题，我也感觉无能为力，内心常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
但在他们看来，我却是他们得以顺利搬迁的大恩人，每次去拜访，他们都对我非常客气，在我结婚的时候他们还凑钱给我们送红包、给我太太买戒指。我能深深地感受到他们的真诚和善良，我也曾多次带上朋友和同事一起去探望他们，送小礼物给他们，和他们聊心事。只是，我心里也一直放不下我的心事，我要什么时候才能再次鼓起勇气去为他们办一个公益展览呢？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一位叫伍运启的老人的寻子故事通过我们的报道，最近在微博上得到了网友的回应，已经找到了他的孙子，希望下一步，能促成他们顺利团圆。
所以，基于以上这些事实，我想我并不是实质上的“行动主义摄影师”，因为我无法用摄影和行动为我的摄影对象带来实质的帮助和改变。
在中国，进行传统的深度社会纪实摄影，基本上是一个人的战斗，孤身奋战到最后未必能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摄影师往往也是身心疲惫。首先，在拍摄上，这方面的题材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费用（我对大衾岛麻风院的拍摄前后请假三次共一个月，光胶卷、旅费和后期扫描就花费5000多元），一个仅靠工资度日的摄影师通常难以长期坚持。在作品的传播方面，往往会因为包含各种“负面信息”而被主流媒体摒弃，又会因为题材的陈旧、手法的常规而被专业的摄影媒体、摄影节、摄影赛事远离，如果发表在一般的网络论坛上则很容易被各种信息所淹没。
……
其实，中国从来不缺乏优秀的纪实和报道摄影师，更不缺乏这方面的题材和对象，我认为最关键是触发点、支撑点和落脚点（作品最后出路和效果）的问题。按照传统的出路，如果最终只是在媒体上发一下，领两三千块的稿费；又或者在摄影节上亮亮相，那它所起的作用就极有限。年轻的摄影师也很难再有动力和成就感，去从事社会纪实摄影和帮助拍摄对象。
如果社会纪实摄影不能用摄影和行动起到关怀拍摄对象、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那它就是失败的。而摄影圈的内部交流，不是也不应该是它最后的归宿，进入大众传媒作传播、进入社会组织作公益、进入政府部门作参考、进入学术领域作研究、进入文献领域作档案，才是它最佳的目标。
最后，我想斗胆呼吁我们先富裕起来的企业家、器材商，甚至高校、媒体、各类基金会，应该有魄力有远见地发现和支持一些有实力有行动力的摄影师去长期从事社会纪实题材的拍摄和研究。行动主义摄影师们的长期、有效行动，有赖于多元的支持以及良好的社会互动，如此，社会的进步和变革也会大有希望。
作为一个年轻的摄影师，摄影在我的理解里有很多的方式和可能，我的摄影之旅才刚刚开始，我无意随便给自己贴标签。但是用摄影去思考人生和社会、去关注和帮助需要的人，是我摄影的初衷和做人的基本原则；无论路上有多少艰难和困惑，只要需要，那也会是我一直坚持的想法。
在完成《大衾岛》这个项目之后，我才明白：摄影，其实不难，难在摄影之后的行动。
此祝编安！
骆昌威
2012年12月12日
不好意思，现在才给您回信。
很惭愧，我实在难以跟“行动主义摄影师”画上等号。虽然我曾花了一些时间和精力去关注麻风康复者的生存和搬迁问题，但我自觉并没有达到应有的社会效果。
我所拍摄的是关于中国唯一一个海岛麻风医院—广东台山大衾岛麻风医院搬迁前后康复者生存状态的项目，拍摄时间大约从2010年10月到2011年1月。
大衾医院，1924年由美国传教士力约翰及华侨梁耀东先生建立，曾收治过1200多名麻风病人，其中1000多名安息在岛上。2010年底，医院里只剩下44名康复者和1名他们收养的残障青年，平均年纪超过75岁，大多身患残疾，行动不便，每月仅靠政府300元的补助生活。2008年后，医院的医护人员很少到医院上班照料他们。
2007年我第一次踏上了大衾岛，短短一个多小时的接触即被老人们乐观、感恩的心所打动。2010年9月，当我生活和摄影同时陷入困境之时，我决定一个人重回大衾岛，希望在与这些自强不息的老人的相处中寻找突破。不过，当了解到因为几个政府部门之间相互推诿和当时广州正要举办亚运会，医院早已定好的搬迁计划一再搁置，以致老人们粮食和柴火都即将用尽，而他们几乎所有人都对我表示希望尽早搬回大陆，我改变了想法，扩展了整个计划。
一方面，我计划从田野调查和文献的角度出发，记录康复者们在孤岛上最后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也为一座具有80多年沧桑历史的麻风医院作尽可能完整的历史存档。另一方面，我希望从人文关怀和新闻报道的角度，为他们的遭遇和困境发出声音，呼吁社会更多的关注，促成他们尽快“脱离苦海”。
因此，在拍摄的前期，我就应老人的请求以媒体记者的身份向分管卫生的副省长写信，并计划在我所在的报纸上刊发3个视觉版的摄影报道。可惜由于时局的原因，早早做好的报道并未能顺利刊出，一拖再拖一改再改，自感有愧于老人们的信任。而几个月前发出的信，也只在他们搬迁后才收到回复：他们已顺利搬迁，多谢关注。
在一个多月的拍摄过程中，我采访了全部45名康复者（除个别聋哑、失言、智障或刚去世的外），作了近3万字的口述记录，拍摄了大量的图片和视频。文字方面，每一位康复者我都分别作了个人资料、生活史、疾病史、家庭关系、个人愿望等内容的采访；而图片方面则分为人物肖像、日常生活、生存环境、搬迁过程、遗留物品等几部分。在图片的摄影手法上，为了超脱日常工作中“快、近、广”的拍摄套路而有所创新，我以类型学的手法来拍摄整个作品，而每一部分又分别利用了135、120、617不同的片幅去表现，希望能带出不同的效果。
从摄影的艺术性、个性来说，也许我的作品都远远未能符合“艺术”和“当代”的要求，其实我也希望我的摄影能成为艺术品，可是眼前的这一切让我的内心无法脱离对现实的追问。在当时，我感觉用心感受和记录眼前的一切，比创作一部出色的个人作品更为重要。如果实在改变不了现实，那至少也应该把更多真相告诉更多的人。因此，我计划除了作一般性的报道以外，还希望最终能形成一本图文书、一部15分钟的短片、一堆从他们那里收集的遗留物品、一个公益性质的摄影展览。
他们搬迁之后，我也多次前往探访，还与我的同事合作为几个希望寻找亲人的老人做深度的追踪，通过网络联系发动当地的朋友帮忙寻亲。我也有过继续拍摄他们和家人的计划，由于时间、精力和费用等原因，未能真正展开。
我还多次与深圳的杨延康（上世纪90年代末曾拍摄过这个麻风院）、佛山的秦念锋等摄影师以及广东省汉达康福协会讨论过，希望联合做一个有关麻风病康复者的公益展览，但是由于我一直没法鼓起更大的勇气，拖至今日未能实施。
2011年、2012年我把图片带到连州、大理摄影节，发表在网络、杂志上，确实让一部分人对麻风康复人群有了一点了解。但是，我却仍然未能感受到因由我的作品和报道，而给他们带来实质性的帮助；对他们提出的一些体制问题，我也感觉无能为力，内心常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
但在他们看来，我却是他们得以顺利搬迁的大恩人，每次去拜访，他们都对我非常客气，在我结婚的时候他们还凑钱给我们送红包、给我太太买戒指。我能深深地感受到他们的真诚和善良，我也曾多次带上朋友和同事一起去探望他们，送小礼物给他们，和他们聊心事。只是，我心里也一直放不下我的心事，我要什么时候才能再次鼓起勇气去为他们办一个公益展览呢？
唯一值得安慰的是，一位叫伍运启的老人的寻子故事通过我们的报道，最近在微博上得到了网友的回应，已经找到了他的孙子，希望下一步，能促成他们顺利团圆。
所以，基于以上这些事实，我想我并不是实质上的“行动主义摄影师”，因为我无法用摄影和行动为我的摄影对象带来实质的帮助和改变。
在中国，进行传统的深度社会纪实摄影，基本上是一个人的战斗，孤身奋战到最后未必能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摄影师往往也是身心疲惫。首先，在拍摄上，这方面的题材往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费用（我对大衾岛麻风院的拍摄前后请假三次共一个月，光胶卷、旅费和后期扫描就花费5000多元），一个仅靠工资度日的摄影师通常难以长期坚持。在作品的传播方面，往往会因为包含各种“负面信息”而被主流媒体摒弃，又会因为题材的陈旧、手法的常规而被专业的摄影媒体、摄影节、摄影赛事远离，如果发表在一般的网络论坛上则很容易被各种信息所淹没。
……
其实，中国从来不缺乏优秀的纪实和报道摄影师，更不缺乏这方面的题材和对象，我认为最关键是触发点、支撑点和落脚点（作品最后出路和效果）的问题。按照传统的出路，如果最终只是在媒体上发一下，领两三千块的稿费；又或者在摄影节上亮亮相，那它所起的作用就极有限。年轻的摄影师也很难再有动力和成就感，去从事社会纪实摄影和帮助拍摄对象。
如果社会纪实摄影不能用摄影和行动起到关怀拍摄对象、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那它就是失败的。而摄影圈的内部交流，不是也不应该是它最后的归宿，进入大众传媒作传播、进入社会组织作公益、进入政府部门作参考、进入学术领域作研究、进入文献领域作档案，才是它最佳的目标。
最后，我想斗胆呼吁我们先富裕起来的企业家、器材商，甚至高校、媒体、各类基金会，应该有魄力有远见地发现和支持一些有实力有行动力的摄影师去长期从事社会纪实题材的拍摄和研究。行动主义摄影师们的长期、有效行动，有赖于多元的支持以及良好的社会互动，如此，社会的进步和变革也会大有希望。
作为一个年轻的摄影师，摄影在我的理解里有很多的方式和可能，我的摄影之旅才刚刚开始，我无意随便给自己贴标签。但是用摄影去思考人生和社会、去关注和帮助需要的人，是我摄影的初衷和做人的基本原则；无论路上有多少艰难和困惑，只要需要，那也会是我一直坚持的想法。
在完成《大衾岛》这个项目之后，我才明白：摄影，其实不难，难在摄影之后的行动。
此祝编安！
骆昌威
2012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