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重新谈判
　　
　　1999年我被任命为欧洲委员会贸易委员。当时，中国和美国的关系非常紧张，北约轰炸塞尔维亚，中国领导人向华盛顿提出了严正警告，并且毫不客气地使用“罪犯”、“侵略者”等词。但是中美之间关于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一直在加速进行，并且于1999年11月15日达成了协议。对于这两个主角，过去的事情已经结束。中国已经看到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门敞开了。
　　中美达成一致时，我刚刚上任，作为欧洲委员会贸易委员，我一直在想，什么才是我们要采取的最好立场？一个就是我们乘中国刚刚达成协议之势，加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当然，这样中美双方都会对我们表示感谢；另一个就是走我们自己的棋，去进行谈判，当然这可能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复杂化。
　　我让我部门的人员站在欧盟的立场上，对中美达成的协议进行认真的分析，结果认为协议是可行的。美国方面在服务、电信和流通领域所得到的结果并不能像预想的那样好，而这些领域是欧洲的强项，但对进入中国的外国保险公司数目的限制使欧洲处于不利的地位。正如可以预见的那样，优先降低关税的产品主要是美国出口的产品。再说，中国公共市场的开放太有限了。
　　这些分析最终使我确信，我们要重新谈判，尽管很明显，谈判可能是艰难的，并且需要时间。我们和欧洲委员会主席普罗迪及其他相关人员（包括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进行了讨论。最后，我们选择了“行动”。理由当然是经济利益，但同时也有政治因素：在现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欧盟要有她的声音。我们要重新谈判。
　　我打电话给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告诉他，欧盟希望和中国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并计划达成一个互利的协议。他的吃惊并不使我感到意外：“我们已经对美国做了巨大的让步，你们也会从中得到利益。”这就是说，为什么要给欧盟比给美国更多呢？
　　在向他表示祝贺的同时，我向他解释了我的看法：美国人和中国人根据自己的经济利益达成了协议，这很正常。但欧盟有欧盟的考虑。我们许多领域在全球处于领先的地位，如保险、电信、销售、制酒等，这些领域中有许多事情要讨论。我们必须要维护我们的利益。
　　我告诉他，我们的要求不会是过分的，如果中国在和我们的谈判中也会像和对美国人一样富有建设性的话，我想我们会很快达成协议。
　　2000年2月底，双方工作人员进行首次接触，并且同意在北京进行部长级谈判。
　　但2月份的会谈是令人失望的。在银行和农业方面取得的一点点进展没有解决欧盟关心的主要问题。中国方面并没有太多的行动，甚至还有些后退，所以我必须去北京。在去之前，我给中国同仁石广生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明了我们的困难和担心。
　　
　　“中国人没有叫我们回来”
　　
　　1985年底，我曾陪同欧盟主席德洛尔先生来过北京。我记得邓小平曾半开玩笑地提到中国人对欧洲人的看法：“那些是传教士和冒险者。”
　　谈判很艰难，通过和石广生及中国代表团4天的讨论，没有什么进展。我想没有必要再谈下去了。很明显，中国部长没有可以达成协议的空间，他们只是要看看欧洲人的“抵抗力”。我想测试的结果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我们是非常强硬的。最好先停下来回国，我打电话给普罗迪并得到他的认可。我告诉石广生，我们很失望，但我可以随时回来，如果北京告诉我，你们可以走得更远的话。石广生看着我，好像在看我的“威胁”是不是真的。他说我知道。我知道他应该知道我知道，在几个月前，当美国人和他们谈判时，美国人也有非常困难的时候，他们也决定离开北京。当支付了旅馆费后，他们又被告知，中国总理要接见他们，并且达成了协议。我们也“要走”，但中国人没有叫我们回来。
　　 “欧盟继续阻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论坛》2000年4月3日的标题新闻。2000年4月10日，一回到欧洲，我就向正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洲部长会议汇报，欧盟的很多利益没有被考虑，还有很多的障碍，比如电信等。我告诉部长们，希望能重新给我谈判的授权。同时也向中国表明，欧盟所有的成员国都坚定地站在一条线上。欧盟已经表明了她的灵活性，也希望中国采取同样的态度并考虑欧盟的特殊利益。
　　部长们的反应是积极的，欧洲议会也一样。15个成员国部长的一致立场和欧洲议会的支持是一张很重要的王牌，同样也要告诉正在世界贸易组织日内瓦总部讨论中国入世的其他合作伙伴：中国和欧盟达成协议是其他所有更深层次工作的前提。为此，我给美国、加拿大和其他几个亚洲同行打了电话。
　　4月25日，我给石广生打电话，告诉他我和欧盟部长们及欧洲议会的讨论结果。我告诉他我已经得到进行新一轮谈判的授权，并且希望得到一个平衡的结果。很明显，这意味着我们准备重新审视我们最新提出来的一些要求，但希望在其他方面得到满意的补偿。我们希望有结果，但不会不惜代价。在这方面，中欧之间的友谊关系要落到实处。
　　石对我说：他和中国总理朱鎔基很认真地研究了上次谈判的结果。在某些问题上，不可能有任何新的让步。但在另一些问题上，中国可以采取一定的灵活性。最后，我们决定于4月26日发布一条新闻公报，内容是：“石先生和拉米一致同意在5月15日这一周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进行新的讨论。”
　　
　　“历史性的一步”
　　
　　在飞往北京的航班上，我重新看了我同事准备的资料和记录，政治背景应该是很有利的。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正有待美国国会批准。投票结果是不确定的。很明显，如果中欧达成协议将会有助于美国参众两院对中美协议的批准。
　　如果中国过多地向欧盟让步，可能会使美国的部分议员指责克林顿政府“软弱”。我重新认真地看了谈判的情况和在下列每一个领域可能回旋的余地：手机、财物保险、人寿保险、汽车、进口制度、分销、银行、旅游等。
　　2000年5月16日，我们来到了中国外经贸部。我们充实了我们的理由，更加具体化了我们的要求。石先生认真地看了看材料，和他的代表团回到一个房间。我们被告知：我们的最后一个建议值得考虑，并将征求其他部长的意见（我想是和总理本人）。第二天上午，我们又重新见面了。石先生沉着脸，显得很憔悴，对我说：“对不起，拉米先生，我没能说服其他部长们接受你提议的内容。”
　　他说他将要总理做出决断。这时，一个人给他送来一张纸条，他认真地看着，然后放在桌上，说：“不论我们是否达成协议，总理都要见我们。”他接着说：“40分钟后我们将见到朱总理。”
　　我知道，“关键”的时候就要来临了。当我们去见朱总理时，我们考虑着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没有历史性的握手”，这是我们感到不太令人鼓舞的信息。
　　朱总理很平静地说：“我很高兴再见到你，拉米先生。我知道这个星期大家都做了许多努力，希望能够达成一个协议，石部长一直都向我汇报谈判的进程。”
　　他停了一下，拿起一张写着中文的纸继续说道：“总体上来说，拉米先生，我们可以接受你的提议，并希望你能尽快和石先生将其细化。特别是我非常高兴我们就外资只能在手机企业中占49％的股份达成协议，我们不反对超出49％，但不是现在，谢谢你能够理解和接受。”
　　我开始发言：“谢谢你，总理先生。我想告诉你，我是如何看待自2月份我首次到北京以来所进行谈判的进程的。有两件事值得一提，第一件事是我向欧洲部长会议解释说，你们很难接受51％这样的条件，我当时说对你们来讲50％是底线。部长会议同样尊重这条底线，前提是能给欧洲其他方面的补偿。也正是带着这样的授权，我又回到了这里。
　　“第二件事我准备接受这个底线，但希望可以在其他三个领域得到满足：第一是欧洲企业可以进入中国手机市场；第二是在分销领域能有更多承诺；第三是在人寿保险上给欧洲企业增加一个执照的名额。”
　　吴仪要求发言，她过去曾任外经贸部部长，她说：“我希望谈一谈分销，我们需要确立产品的名单。”
　　我回答她：“如果是增加名单的话，我可以接受。前提是中国取消各种限制。我重申，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们可以立即准备好材料。”
　　朱总理抬起头直视着我。我知道，“判决”就要下来了。
　　“我很认真地听了你的发言，拉米先生。我现在可以很正式地告诉你，我接受你提出的三个条件。”
　　“谢谢你，总理先生。”
　　“我对欧盟能够理解我们的困难表示感谢。如果技术上的工作进展顺利的话，我们将签订协议。这对双方都是一个胜利，它反映了中国和欧盟的友谊。”
　　作为结束，他说：“你是一个诚实的人，拉米先生，但是和你谈判很困难。另外，石先生掉了很多头发，现在差不多快和你一样了。”
　　代表团爆发出轻松的笑声，我们充满信心地离开了。不久又和欧盟代表团重新回到北京来落实协议的最后细节。
　　当然，这一协议并没有满足欧盟的所有要求，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协议。它包括对欧盟感兴趣的130个产品和服务的关税减免；允许欧盟保险和电信企业在中国成立合资企业，并且缩短了时间；取消大部分分销领域的限制。但是在这些具体内容之上，这个协议还对我们有着双重的意义。首先是欧洲在重大谈判中的苏醒。它证明了这样一条真理：只有联合的欧洲才能强大和受尊重；另外就是协议为开辟一条均衡世界的道路做出了贡献。我们在和中国及所有合作伙伴一起加强相互之间人员和商务交往的同时，为世界的稳定和均衡做出了贡献。
　　经过最终谈判，世贸组织将在多哈最终接受中国。有这样一个占人类人口1/4国家的加入，我们已经不能再说全球化只是西方人的事了。“这是历史的一步”，媒体这样评论。我们对此也深信不疑。
　　
　　《以欧洲的名义》 [法] 帕斯卡尔·拉米著 苗建敏译 中信出版社 2004.02 定价：2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