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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爱莲（1916年—2006年），中国新舞蹈艺术的开创者、中国当代舞蹈艺术的先驱者和奠基人。1946年，在重庆举办了轰动一时的“边疆音乐舞蹈大会”，开创了民俗舞蹈舞台化的先河；领衔创作并出演了中国的第一部芭蕾舞剧作品《和平鸽》；代表作《荷花舞》与《飞天》均获“20世纪中华民族舞蹈经典”之誉；1996年，被香港演艺学院授予“高级院士”称号；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授予戴爱莲首届国家“造型表演艺术创作研究成就奖”。
跳舞不“苦”，祖国不“远”
“我梦见自己是一滴水，在金池里浮动，那里金光闪烁，但我感到窒息，那不是我想要的。我感到渴，一心想寻求属于我的海洋，直到我飞出金池，不停地寻找，发现了一个大海，在那里面，我变成了一个人，一个中国人。挤在熙攘的人群中，我的呼吸变得自主而轻快，我大口呼吸，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归属。”
—戴爱莲
1916年，爱琳·阿萨克出生在特立尼达岛上的一个华侨世家，由于自己的祖父小名叫“阿石”，加上广东话的发音特点，阿石就被念成了“阿萨”，岛上的英国人便以为这家华人的姓是“阿萨克”。小爱琳虽然生长在特立尼达岛，从小成长在英语的环境里，不过她知道自己的“根”在一个遥远的国度，叫做“中国”。无忧无虑的小爱琳喜欢跳舞，在她14岁的时候，母亲带她来到英国本土。第一次见到舞蹈家安东·道林时，这位著名的芭蕾舞专家很好奇为什么一位华裔小女孩却有一个犹太人的姓氏“阿萨克”，爱琳的妈妈解释说，丈夫名叫阿戴，所以爱琳其实姓戴①。“爱琳”（Aillien）在中文里被音译为“爱莲”，于是这个名叫戴爱莲的女孩子，开始了自己的舞蹈人生。
在安东·道林同时期教授的六名学生中，戴爱莲是唯一的华裔，因为个子小没有芭蕾舞团招收她当演员，于是，老师鼓励她去任何可以表演的地方进行演出。年轻的戴爱莲在饭店、餐厅进行表演，却对那些并非欣赏艺术的眼光有些反感。很快，她就拒绝在类似的地方表演舞蹈。谈不上愉快的演出经验并没有让戴爱莲减少对于芭蕾的热爱，她说：“我练了那么多年芭蕾，从未有过‘苦’的感受，只知道用功就行，因为我遵循的是老师传授给我的科学的芭蕾训练方法。” [1]
在英国学习的九年间，戴爱莲也会遇到一些中国来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们在戴爱莲的眼中显得格外令人羡慕。作为一个外貌特征非常明显的华裔，戴爱莲早已经意识到自己在文化身份上的尴尬。“我虽是中国人，但对中国所知很少，甚至连中国话都不会说，令我感到非常别扭、尴尬。我急切地希望了解我的祖国。”[2]得知中国遭受侵略的消息，戴爱莲的心越发无法安定，除了在英国的“援华运动委员会”参与募捐义演的活动，她一直在寻找回到祖国的机会。虽然回国之路并不平坦，可是戴爱莲在一次次尝试回国的失败中，越发明白自己是一定要回到中国去的。终于，1940年的春天，戴爱莲踏上了香港的土地。这个曾经在梦中不断召唤她的地方，近在眼前。
触碰战火，起舞边疆
“只要你们喜欢跳，这就够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你是发自内心地喜欢做一件事情，什么困难也难不倒你们，这就是精神的力量。”
—戴爱莲
回到祖国的戴爱莲，没有想过战争中的祖国会遭受如此令人心痛的磨难，暗无天日、民不聊生是对战时国家境况的真实描述。戴爱莲在香港和重庆亲眼目睹了“大轰炸”后的惨状，在心灵上遭受到极大的震撼与创痛。
艺術家的悲愤自然需要艺术的途径来表达与宣泄。1941年，戴爱莲在重庆遇到了作曲家马思聪，他的《思乡曲》让戴爱莲深受感动，就此生出了强烈的创作冲动。“当时我正钻研昆曲中的舞蹈动作，于是我决定舞蹈采用中国新古典风格。我从这些歌词的细节出发设计我的舞蹈情境：用黑幕斜着构成‘山’的意象，中间是一条路，表明环境，很抽象；一架无马的大车停在舞台的一侧，车辕靠在地上，使人感到马在近处休息；一个女子用舞蹈在倾诉背井离乡的愁苦与愤懑……全舞表现她如何想念故土，回忆过去美好的日子，又想到今天的苦难。最后她背对观众，向后迈步，继续思念家乡。” [3]戴爱莲尝试将自己对中国民族舞蹈的研究发掘融入到支持抗战的艺术创作中。与此同时，戴爱莲也在创作表现抗战活动的作品，《游击队的故事》（1943年）就是她看到“保卫中国同盟”报道的一条简讯之后，根据简讯中关于游击队在香港通过声东击西、乔装打扮等作战手法进行构思与创作的。
戴爱莲用舞蹈触碰“现实”，用艺术鼓舞斗志，她的作品记录了一场战争对于国家和国人带来的心理创痛，铭记着那些为抗战付出热血与生命的仁人志士，也诉说着战火侵袭下每一个人的悲伤与愤怒。就是在硝烟弥漫的年代，戴爱莲也从未忘记自己回国的初衷，除了要投身抗战，她回到中国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发掘中国传统舞蹈这个巨大的“宝藏”。“我在英国的时候，看过印度舞蹈、日本舞蹈、印度尼西亚的舞蹈（当然也看了很多西方的舞蹈），但遗憾的是惟独没有看到中国的民族舞蹈。虽然我学的是芭蕾舞，但我一直希望回来要找中国的舞蹈。” [4]战乱中的边疆地区并非人们想象那般尽是草地牛羊，如同世外桃源般安宁。不少人劝戴爱莲不要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去，一不小心恐怕真的要丢了性命。且不说彼时民族冲突带来的危险，就是前往的路途中也是险象环生。“人在山间的碎石道上或乘马、或步行，道路狭窄又泥水纵横，湿滑得不得了！不时石头滑落、坍塌；马儿走着、走着，一不留神，轻者蹄子崴到路旁，重者失足落崖，跌个粉身碎骨。山崖下边，是幽深的山涧和湍急的河水，无论人、畜掉下去就绝无生还的可能。” [5]可是戴爱莲没有退缩，1945年她和丈夫叶浅予一起深入四川康定藏区采风学舞。起初，当地的藏族民众对其他民族的外来人十分排斥与警惕，并不愿意和他们接触往来，不过戴爱莲的真诚慢慢打动了当地民众的心，终于观摩与学习到了当地的民俗舞蹈。
1946年的春天，在陪都重庆，一场名为“边疆音乐舞蹈大会”的演出让彼时的政要、文化界和广大市民纷纷惊叹于“边疆”舞蹈的魅力，大家不由得感叹：原来中国还有这样美的舞蹈啊！这一场演出在重庆青年馆持续了5天，一共演了8场，各大报刊纷纷报道。演出中的节目，如《青春舞曲》（维吾尔族）《嘉戎酒会》（藏族）等作品一时间风靡重庆、上海、北平等各大城市。作为“边疆音乐舞蹈大会”的主要创作者，戴爱莲“边疆舞蹈家”的名号不胫而走。1947年，戴爱莲的几位学生已经在上海成立了“中国乐舞学院”，当时依旧有不少人前来慕名学习“边疆舞”，有学生也有公司职员。“边疆舞”成了向国人展现边疆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窗口，不少人感叹：原来中国还有这么美的舞蹈啊！对于彼时紧张的民族氛围与抗战局势而言，“边疆舞”的盛行无形中激发了国人的爱国热情，也打开了内陆大城市市民与边疆少数民族同胞之间相互了解与欣赏的窗口，为建立抗站时期的统一战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很多年后，当戴爱莲回想自己在采风学舞时那些惊心动魄的经历，这样说道：“其实我这个人，年轻时还是很‘怕死’的！……可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这件事是你想干的，就不会在乎危险！” [6]
“荷花”出水，玄女“飞天”
“芭蕾是我的工作，民族舞蹈是我的挚爱。”
“我就是喜欢跳舞！”
—戴爱莲
戴爱莲说，她永远也不会忘记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那天我真是太高兴了，在马路上就跳起舞来了！……我尽情地跳了一天中国的民族舞，我深知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无论我的专业芭蕾舞，还是我热爱的民族舞都会迈开蓬勃发展的脚步，我一定要在舞蹈事业中有所作为。” [7]
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成立了，戴爱莲担任了校长。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从零开始的舞蹈学校，在戴爱莲的主持下，很快成立了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前身），并且仅仅用了四年的时间就演出了古典芭蕾的经典作品《天鹅湖》。虽然在作品演出的质量上无法与欧美、俄罗斯那些知名的芭蕾舞团相比，但是中国芭蕾舞毕竟迈出了第一步，从无到有的第一步。
除了芭蕾舞，戴爱莲也没有停下民族舞蹈的创作步伐。1953年，为了参加“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戴爱莲开始构思创作一个能够体现中国民族特色的舞蹈作品。她选择了陕北民間舞蹈中“荷花灯”的舞蹈素材，为了让传统民俗舞蹈的素材更加适合舞台呈现，她想了很多的办法。“荷花”本是一种偏于安静的形象，可是舞蹈却是要“动起来”的。戴爱莲想，如果“荷花”要动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既不是灵巧的跳动，也不应该是大幅度的移动。“水！”荷花是在水上的，它的动态也应该是和水相似的。于是戴爱莲想到了“漂”，就像一朵朵荷花漂在河面上，既安静祥和，又充满生机。为了呈现出荷花漂在水面上的效果，戴爱莲让演员用细碎的圆场步进行舞台的流动调度，并配合以如同清风拂过一般的手臂动作。“荷花”高洁雅致的形象，整个作品温婉祥和的意境与彼时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形成了独特的呼应关系。这个作品在“世界青年和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1953年）上荣获二等奖，可以说是中国舞蹈作品首次在国际舞台上得到关注与认可。
时隔两年，还是在“世界青年和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1955年）上，戴爱莲携新作《飞天》亮相。与《荷花舞》取材民间不同，“飞天”的形象灵感最初是来自于京剧《天女散花》中的舞蹈动作，为了让这些源自戏曲的舞蹈语汇更加丰富，特别是道具长绸的使用更具表现力，戴爱莲想到了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她找来敦煌的画册，挂满自己的房间，寻求灵感。为了解决空间的立体感问题，戴爱莲将本来设计的独舞形式改为双人舞，通过两位舞者之间的距离变化与动作配合，生动地塑造了“飞天”的形象。她用卓越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让沉睡千年的敦煌壁画以活生生的样子重返人们的视野，“飞天”的形象也在以敦煌壁画为素材的舞蹈创作中成为无法绕过的经典。
无论是《荷花舞》对于民间舞蹈素材的改造与使用，还是《飞天》对壁画形象充满创意的“复活”，戴爱莲怀着对中国民族舞蹈的深沉情感，将无限的艺术创造力投入到对民族舞蹈资源的挖掘中。她认为中国的舞蹈资源是一个巨大的宝藏，她希望这个宝藏能够显露出绝世的姿容，让世界惊艳。近半个世纪后，《荷花舞》与《飞天》被评为“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这两部作品不仅充满艺术魅力，而且也饱含着一个舞蹈先驱者对祖国的挚爱。
生有所信，去无所怨
“我知道‘苦’是什么，我回国时是抗日战争时期，也够苦了，但那时我自己不感到苦，因为我有了一个目标—要学东西，再苦，我也不会感到是牺牲，因为愿意这么做！”
—戴爱莲
接触过戴爱莲的人都说她是一个性情中人，爱笑，直率。她会随手点一根烟，会在聊天时哈哈大笑，喜欢喝咖啡，完全是一个在西方成长的海外华人。不过，就是这样一个海外背景的艺术家，却坚持在近90岁高龄并且缠绵病榻之时完成自己的夙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一场特殊的入党仪式令在场的很多人终身难忘。戴爱莲对祖国的热爱、对党的崇敬与信仰是属于一个时代的，也许在今天的很多年轻人看来，这样的执着显得有些不容易理解。这种不理解并非完全源于价值观的差异，更多的是不同时代与文化语境之间的疏离。
在人们眼中，戴爱莲是被誉为“中国舞蹈之母”的中国当代舞蹈艺术先驱者和奠基人，她是著名舞蹈艺术家、教育家、中国舞蹈家协会名誉主席，是心系民族国家的爱国志士。这些彪炳千秋的功绩与振聋发聩的称号让人们觉得这样一位杰出的女性艺术家如此功成名就，令人敬仰，然而人们看得到的是她被历史铭记的人生，看不到的是一个女性所承受的生命之重。
戴爱莲少小离家，自23岁回到中国之后，她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亲人；戴爱莲在战乱中毅然回国，却身染重病，病虽然治好了，却再也没有做母亲的机会。大浪淘沙，千帆过尽，随波逐流易，木秀于林难。戴爱莲的一生和每一个人一样，充满了选择与曲折，她并不比任何一个人更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来完成诸多创举。她只是更单纯、更执着。因为喜欢舞蹈，所以她年少离家，操着不甚纯熟的中文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采风学舞，可以数十年不停歇地将新中国的舞蹈推向国际平台；因为心怀祖国，所以她为从未“谋面”的祖国奔走呼吁，无惧无视隆隆战火为抗战尽己所能，敢于断然拒绝国民党政府当权势力的笼络招揽。
如果我们的身边有这样一个执拗、单纯，为了理想不顾一切的女子，她会遭遇更多嘲笑还是更多欣赏？当市侩主义已经将理想主义贬斥得一文不值，除了车子、房子、孩子构建的“生活利益圈”，其他的选择似乎都不再被肯定为价值。
戴爱莲去世时，没有子女继承她的遗产，她将所有的财物捐赠给中央芭蕾舞团，而她全部的财产不过一套小公寓和不足百万的存款。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实在算不上“人生赢家”的晚景。戴爱莲的人生不仅是一个舞蹈艺术家的传奇，而且更是一位不肯妥协的女性的生命轨迹。她拒不低头的岂止是敌人的炮火与威胁，更是那些人间烟火、现世安稳的召唤。
注释：
①根据戴爱莲的叙述，她的父亲其实并不叫阿戴，而是因为在家中排行老大，被叫做“阿大”，广东话里的“大”和“戴”差不多，于是就有了这个误会。
参考文献：
[1-7]戴爱莲口述，罗斌，吴静姝记录整理. 我的艺术与生活[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执笔人：闫桢桢）
[责任编辑：于 洋]
跳舞不“苦”，祖国不“远”
“我梦见自己是一滴水，在金池里浮动，那里金光闪烁，但我感到窒息，那不是我想要的。我感到渴，一心想寻求属于我的海洋，直到我飞出金池，不停地寻找，发现了一个大海，在那里面，我变成了一个人，一个中国人。挤在熙攘的人群中，我的呼吸变得自主而轻快，我大口呼吸，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归属。”
—戴爱莲
1916年，爱琳·阿萨克出生在特立尼达岛上的一个华侨世家，由于自己的祖父小名叫“阿石”，加上广东话的发音特点，阿石就被念成了“阿萨”，岛上的英国人便以为这家华人的姓是“阿萨克”。小爱琳虽然生长在特立尼达岛，从小成长在英语的环境里，不过她知道自己的“根”在一个遥远的国度，叫做“中国”。无忧无虑的小爱琳喜欢跳舞，在她14岁的时候，母亲带她来到英国本土。第一次见到舞蹈家安东·道林时，这位著名的芭蕾舞专家很好奇为什么一位华裔小女孩却有一个犹太人的姓氏“阿萨克”，爱琳的妈妈解释说，丈夫名叫阿戴，所以爱琳其实姓戴①。“爱琳”（Aillien）在中文里被音译为“爱莲”，于是这个名叫戴爱莲的女孩子，开始了自己的舞蹈人生。
在安东·道林同时期教授的六名学生中，戴爱莲是唯一的华裔，因为个子小没有芭蕾舞团招收她当演员，于是，老师鼓励她去任何可以表演的地方进行演出。年轻的戴爱莲在饭店、餐厅进行表演，却对那些并非欣赏艺术的眼光有些反感。很快，她就拒绝在类似的地方表演舞蹈。谈不上愉快的演出经验并没有让戴爱莲减少对于芭蕾的热爱，她说：“我练了那么多年芭蕾，从未有过‘苦’的感受，只知道用功就行，因为我遵循的是老师传授给我的科学的芭蕾训练方法。” [1]
在英国学习的九年间，戴爱莲也会遇到一些中国来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们在戴爱莲的眼中显得格外令人羡慕。作为一个外貌特征非常明显的华裔，戴爱莲早已经意识到自己在文化身份上的尴尬。“我虽是中国人，但对中国所知很少，甚至连中国话都不会说，令我感到非常别扭、尴尬。我急切地希望了解我的祖国。”[2]得知中国遭受侵略的消息，戴爱莲的心越发无法安定，除了在英国的“援华运动委员会”参与募捐义演的活动，她一直在寻找回到祖国的机会。虽然回国之路并不平坦，可是戴爱莲在一次次尝试回国的失败中，越发明白自己是一定要回到中国去的。终于，1940年的春天，戴爱莲踏上了香港的土地。这个曾经在梦中不断召唤她的地方，近在眼前。
触碰战火，起舞边疆
“只要你们喜欢跳，这就够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你是发自内心地喜欢做一件事情，什么困难也难不倒你们，这就是精神的力量。”
—戴爱莲
回到祖国的戴爱莲，没有想过战争中的祖国会遭受如此令人心痛的磨难，暗无天日、民不聊生是对战时国家境况的真实描述。戴爱莲在香港和重庆亲眼目睹了“大轰炸”后的惨状，在心灵上遭受到极大的震撼与创痛。
艺術家的悲愤自然需要艺术的途径来表达与宣泄。1941年，戴爱莲在重庆遇到了作曲家马思聪，他的《思乡曲》让戴爱莲深受感动，就此生出了强烈的创作冲动。“当时我正钻研昆曲中的舞蹈动作，于是我决定舞蹈采用中国新古典风格。我从这些歌词的细节出发设计我的舞蹈情境：用黑幕斜着构成‘山’的意象，中间是一条路，表明环境，很抽象；一架无马的大车停在舞台的一侧，车辕靠在地上，使人感到马在近处休息；一个女子用舞蹈在倾诉背井离乡的愁苦与愤懑……全舞表现她如何想念故土，回忆过去美好的日子，又想到今天的苦难。最后她背对观众，向后迈步，继续思念家乡。” [3]戴爱莲尝试将自己对中国民族舞蹈的研究发掘融入到支持抗战的艺术创作中。与此同时，戴爱莲也在创作表现抗战活动的作品，《游击队的故事》（1943年）就是她看到“保卫中国同盟”报道的一条简讯之后，根据简讯中关于游击队在香港通过声东击西、乔装打扮等作战手法进行构思与创作的。
戴爱莲用舞蹈触碰“现实”，用艺术鼓舞斗志，她的作品记录了一场战争对于国家和国人带来的心理创痛，铭记着那些为抗战付出热血与生命的仁人志士，也诉说着战火侵袭下每一个人的悲伤与愤怒。就是在硝烟弥漫的年代，戴爱莲也从未忘记自己回国的初衷，除了要投身抗战，她回到中国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发掘中国传统舞蹈这个巨大的“宝藏”。“我在英国的时候，看过印度舞蹈、日本舞蹈、印度尼西亚的舞蹈（当然也看了很多西方的舞蹈），但遗憾的是惟独没有看到中国的民族舞蹈。虽然我学的是芭蕾舞，但我一直希望回来要找中国的舞蹈。” [4]战乱中的边疆地区并非人们想象那般尽是草地牛羊，如同世外桃源般安宁。不少人劝戴爱莲不要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去，一不小心恐怕真的要丢了性命。且不说彼时民族冲突带来的危险，就是前往的路途中也是险象环生。“人在山间的碎石道上或乘马、或步行，道路狭窄又泥水纵横，湿滑得不得了！不时石头滑落、坍塌；马儿走着、走着，一不留神，轻者蹄子崴到路旁，重者失足落崖，跌个粉身碎骨。山崖下边，是幽深的山涧和湍急的河水，无论人、畜掉下去就绝无生还的可能。” [5]可是戴爱莲没有退缩，1945年她和丈夫叶浅予一起深入四川康定藏区采风学舞。起初，当地的藏族民众对其他民族的外来人十分排斥与警惕，并不愿意和他们接触往来，不过戴爱莲的真诚慢慢打动了当地民众的心，终于观摩与学习到了当地的民俗舞蹈。
1946年的春天，在陪都重庆，一场名为“边疆音乐舞蹈大会”的演出让彼时的政要、文化界和广大市民纷纷惊叹于“边疆”舞蹈的魅力，大家不由得感叹：原来中国还有这样美的舞蹈啊！这一场演出在重庆青年馆持续了5天，一共演了8场，各大报刊纷纷报道。演出中的节目，如《青春舞曲》（维吾尔族）《嘉戎酒会》（藏族）等作品一时间风靡重庆、上海、北平等各大城市。作为“边疆音乐舞蹈大会”的主要创作者，戴爱莲“边疆舞蹈家”的名号不胫而走。1947年，戴爱莲的几位学生已经在上海成立了“中国乐舞学院”，当时依旧有不少人前来慕名学习“边疆舞”，有学生也有公司职员。“边疆舞”成了向国人展现边疆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窗口，不少人感叹：原来中国还有这么美的舞蹈啊！对于彼时紧张的民族氛围与抗战局势而言，“边疆舞”的盛行无形中激发了国人的爱国热情，也打开了内陆大城市市民与边疆少数民族同胞之间相互了解与欣赏的窗口，为建立抗站时期的统一战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很多年后，当戴爱莲回想自己在采风学舞时那些惊心动魄的经历，这样说道：“其实我这个人，年轻时还是很‘怕死’的！……可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这件事是你想干的，就不会在乎危险！” [6]
“荷花”出水，玄女“飞天”
“芭蕾是我的工作，民族舞蹈是我的挚爱。”
“我就是喜欢跳舞！”
—戴爱莲
戴爱莲说，她永远也不会忘记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那天我真是太高兴了，在马路上就跳起舞来了！……我尽情地跳了一天中国的民族舞，我深知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无论我的专业芭蕾舞，还是我热爱的民族舞都会迈开蓬勃发展的脚步，我一定要在舞蹈事业中有所作为。” [7]
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成立了，戴爱莲担任了校长。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从零开始的舞蹈学校，在戴爱莲的主持下，很快成立了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前身），并且仅仅用了四年的时间就演出了古典芭蕾的经典作品《天鹅湖》。虽然在作品演出的质量上无法与欧美、俄罗斯那些知名的芭蕾舞团相比，但是中国芭蕾舞毕竟迈出了第一步，从无到有的第一步。
除了芭蕾舞，戴爱莲也没有停下民族舞蹈的创作步伐。1953年，为了参加“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戴爱莲开始构思创作一个能够体现中国民族特色的舞蹈作品。她选择了陕北民間舞蹈中“荷花灯”的舞蹈素材，为了让传统民俗舞蹈的素材更加适合舞台呈现，她想了很多的办法。“荷花”本是一种偏于安静的形象，可是舞蹈却是要“动起来”的。戴爱莲想，如果“荷花”要动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既不是灵巧的跳动，也不应该是大幅度的移动。“水！”荷花是在水上的，它的动态也应该是和水相似的。于是戴爱莲想到了“漂”，就像一朵朵荷花漂在河面上，既安静祥和，又充满生机。为了呈现出荷花漂在水面上的效果，戴爱莲让演员用细碎的圆场步进行舞台的流动调度，并配合以如同清风拂过一般的手臂动作。“荷花”高洁雅致的形象，整个作品温婉祥和的意境与彼时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形成了独特的呼应关系。这个作品在“世界青年和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1953年）上荣获二等奖，可以说是中国舞蹈作品首次在国际舞台上得到关注与认可。
时隔两年，还是在“世界青年和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1955年）上，戴爱莲携新作《飞天》亮相。与《荷花舞》取材民间不同，“飞天”的形象灵感最初是来自于京剧《天女散花》中的舞蹈动作，为了让这些源自戏曲的舞蹈语汇更加丰富，特别是道具长绸的使用更具表现力，戴爱莲想到了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她找来敦煌的画册，挂满自己的房间，寻求灵感。为了解决空间的立体感问题，戴爱莲将本来设计的独舞形式改为双人舞，通过两位舞者之间的距离变化与动作配合，生动地塑造了“飞天”的形象。她用卓越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让沉睡千年的敦煌壁画以活生生的样子重返人们的视野，“飞天”的形象也在以敦煌壁画为素材的舞蹈创作中成为无法绕过的经典。
无论是《荷花舞》对于民间舞蹈素材的改造与使用，还是《飞天》对壁画形象充满创意的“复活”，戴爱莲怀着对中国民族舞蹈的深沉情感，将无限的艺术创造力投入到对民族舞蹈资源的挖掘中。她认为中国的舞蹈资源是一个巨大的宝藏，她希望这个宝藏能够显露出绝世的姿容，让世界惊艳。近半个世纪后，《荷花舞》与《飞天》被评为“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这两部作品不仅充满艺术魅力，而且也饱含着一个舞蹈先驱者对祖国的挚爱。
生有所信，去无所怨
“我知道‘苦’是什么，我回国时是抗日战争时期，也够苦了，但那时我自己不感到苦，因为我有了一个目标—要学东西，再苦，我也不会感到是牺牲，因为愿意这么做！”
—戴爱莲
接触过戴爱莲的人都说她是一个性情中人，爱笑，直率。她会随手点一根烟，会在聊天时哈哈大笑，喜欢喝咖啡，完全是一个在西方成长的海外华人。不过，就是这样一个海外背景的艺术家，却坚持在近90岁高龄并且缠绵病榻之时完成自己的夙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一场特殊的入党仪式令在场的很多人终身难忘。戴爱莲对祖国的热爱、对党的崇敬与信仰是属于一个时代的，也许在今天的很多年轻人看来，这样的执着显得有些不容易理解。这种不理解并非完全源于价值观的差异，更多的是不同时代与文化语境之间的疏离。
在人们眼中，戴爱莲是被誉为“中国舞蹈之母”的中国当代舞蹈艺术先驱者和奠基人，她是著名舞蹈艺术家、教育家、中国舞蹈家协会名誉主席，是心系民族国家的爱国志士。这些彪炳千秋的功绩与振聋发聩的称号让人们觉得这样一位杰出的女性艺术家如此功成名就，令人敬仰，然而人们看得到的是她被历史铭记的人生，看不到的是一个女性所承受的生命之重。
戴爱莲少小离家，自23岁回到中国之后，她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亲人；戴爱莲在战乱中毅然回国，却身染重病，病虽然治好了，却再也没有做母亲的机会。大浪淘沙，千帆过尽，随波逐流易，木秀于林难。戴爱莲的一生和每一个人一样，充满了选择与曲折，她并不比任何一个人更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来完成诸多创举。她只是更单纯、更执着。因为喜欢舞蹈，所以她年少离家，操着不甚纯熟的中文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采风学舞，可以数十年不停歇地将新中国的舞蹈推向国际平台；因为心怀祖国，所以她为从未“谋面”的祖国奔走呼吁，无惧无视隆隆战火为抗战尽己所能，敢于断然拒绝国民党政府当权势力的笼络招揽。
如果我们的身边有这样一个执拗、单纯，为了理想不顾一切的女子，她会遭遇更多嘲笑还是更多欣赏？当市侩主义已经将理想主义贬斥得一文不值，除了车子、房子、孩子构建的“生活利益圈”，其他的选择似乎都不再被肯定为价值。
戴爱莲去世时，没有子女继承她的遗产，她将所有的财物捐赠给中央芭蕾舞团，而她全部的财产不过一套小公寓和不足百万的存款。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实在算不上“人生赢家”的晚景。戴爱莲的人生不仅是一个舞蹈艺术家的传奇，而且更是一位不肯妥协的女性的生命轨迹。她拒不低头的岂止是敌人的炮火与威胁，更是那些人间烟火、现世安稳的召唤。
注释：
①根据戴爱莲的叙述，她的父亲其实并不叫阿戴，而是因为在家中排行老大，被叫做“阿大”，广东话里的“大”和“戴”差不多，于是就有了这个误会。
参考文献：
[1-7]戴爱莲口述，罗斌，吴静姝记录整理. 我的艺术与生活[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执笔人：闫桢桢）
[责任编辑：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