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先生的身体不好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对此噩耗仍然没有心理准备。我一直认为，年逾百岁，当今似乎也不是特别稀罕的事吧。所以，报社朋友的电话铃声响起时，我正在电脑前面傻坐着，不知道应该做点什么。等到放下电话，决定还是遵嘱追忆一下旧事吧。

第一次知晓先生小说

　　第一次知道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是在一个非常意外的场合。那是1981年的9月底，我与几位大学同学乘坐费时一天的长途汽车前往黄山旅游。前座有一对年轻夫妻，男的向女伴另一方向的邻座拿了一册书，顿时低头苦读，浑然不理旁边女伴的拉、扯、嗔、怒。
　　当时的我虽年轻不谙情事，但也觉得此男人有些过分，于是好奇心起，立身张望，见书中有“陈家洛”三字。当时内地出版的文学书籍并不算太多，我又性喜阅读，对于绝大多数的书，一看内容即能知晓书名，但此书确实未见，所以仍不明所以。待到黄山归来，有同学神秘兮兮地给我一册书，让我不要声张，悄悄地看。这部书是《书剑恩仇录》上册，作者为金庸，纸张粗糙，装帧简单，当时也没在意。读了两三页，真好比林黛玉读《西厢》，直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七八十页后，“陈家洛”赫然出现，此时想起那个男人，也觉并非过分了。
　　第二天拿到下册读完，我想到：我也是读中文系的大学生，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只要是有中文版的，也算大致有些知晓。为何这么好的一本书，从未有师友提起，也从未见有文学史讲述？难道是自己的文学批评能力完全失灵？又抑或是众人皆盲，浑不知该小说为何物？一时懵懵懂懂，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第一次与先生见面

　　同样，第一次见到先生，也是一个意外的场合。那是1997年的一个春天。当时浙江大学尚未与杭州三座高校合并，金庸先生当时为浙江大学中文系设立了一个奖学金，该系要举行一个仪式。由于我素喜金庸，名声在外，我的大学同学、系主任徐岱让我代表他们做一个发言。记得那天是4月4日，上午在浙大一个会堂举行了仪式，我发了言;下午是安排在杭州植物园的某处草地上座谈。那天气氛特别轻松，参加者皆以青年教师为主，所以毫无忌惮，我记得我熬不住提了两个久思不解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先生的武侠小说情节发展总是出人意料，可以说是异想天开，但又合情合理，极为吸引读者。那么这些情节是怎样写出来的？有小报说：先生写作，碰到写不下去的难关，便召集众友，让大家谈情节发展的设想。夜深人散，先生方才下笔，方法是避开所有人的建议。请问先生是真的这样吗？
　　先生听罢大笑：“那怎么可能？哈哈哈哈……”
　　我也顿时明白，不由惭愧地笑了。当然，真实情况我是很晚才知道的：当时先生办报，经营、写作均亲自为之，写作也只能每天在忙完诸多杂事后匆匆动笔，很多时候是排字工人候在门外的，哪来这许多的悠闲？好事者揣测之词，也是意料中事，但本不应该成为吾辈粗通文学之人的问题啊！事后反思，还是爱之太甚，转为迷惘所致。至于第二个问题，问的虽较内行，没有弄出笑话，但也是人云亦云，不值一提，尽管他的回答对我启示尤深。
　　两年后的同一天，我的《金庸小说论》初稿写完。
　　2003年，我有幸成为金庸先生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在职读博。其间先生多次来杭，经常是午休过后在下榻的酒店咖啡厅找一张桌子，与我们聊上几个小时。或问学业，或评时贤，抑或关心学生的日常生活。有当时闻即喜者，也有思考许久方悟者。至于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先生阅后，更是写下长篇批语，指出研究方法方向。在先生的指导下，在就职单位的支持下，我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2011年的1月，我与一友人专程赴香港拜见先生。先生在中环一酒店设宴。那天我觉得先生的身体已不如往昔，证据是初次见面时先生打招呼有些迟钝，全不似原先的轻快灵动。但饭吃到一半，先生重焕光辉，有问即答，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天在场的还有先生家乡海宁市的领导，皆为共同见证。先生座中为我博士论文题字。日后付印，就是用的此题签。

先生在我眼中为何许人物

　　先生在我眼中为何许人物？借用一下晚清吴汝纶谈其恩师曾国藩的一段话吧：
　　文正公之为人，非一世之人，千载不常遇之人也。吾生乎千载之后，而遥望千载之前有若人焉，吾不能与之周旋也，吾心戚焉。吾生乎百载数十载之后，而近在百载数十载之前有若人焉，吾亦不能与之周旋也，犹之戚焉。并吾世而生而有若人焉，无千载百载数十载之相望，乃或限于形势，或间阻于千里百里之远，吾仍不能与之周旋也，吾心滋戚焉。若乃并吾世而生，无千载百载数十载之相望，又且不限于形势，不间阻乎千里百里之远，而获亲接其人，朝夕其左右而与之周旋，则其为幸也至矣。
　　我虽远未朝夕左右，也深知自己之幸运。因为当我写完《金庸小说论》之后，我对先生有了自己的体认。先生已经进入中国文化的伟人之列，当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持续地放射异彩。他不仅创造了中国武侠小说的高峰，而且他的武侠小说完全以现代思想为内核，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他是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他的文化成就，将长久为后人学习记取！
　　社会上不时有人非议先生的武侠小说。对此问题我专门做过思考。确有一部分读者看武侠小说就头晕，以为它脱离现实、胡编乱造。但这实在仅仅出于他个人的兴趣、习惯和爱好。
　　事实上《西游记》也有许多人不喜欢，今天还有不少人宣称看不懂《红楼梦》，这种言论作为个人的批评也不甚妥，作为负责任的评论则更是远其甚也。如果按中国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雅俗共赏，先生的小说毫无疑问已在杰作之列。试问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又有哪一人能够以他笔下的人物、故事、词汇、场景等等如此直接、如此频繁地进入大众的日常生活？当然走红一时的文艺作品也经常可见，文学史家的办法是再引入一个时间的坐标，俗称“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先生作品，自1955年乍现人间，至今已有一甲子之久，足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个整体轮回。大浪淘沙之下，其余武侠作品大都已经淡出，赢者通吃其实不仅限于商业领域。先生小说之伟大于此可见。呜呼！世运推移兮，哲人其萎。先生之风兮，山高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