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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佑民，1963年出生于武汉市，研究生毕业后，他就一直在武汉市江岸区工作，从一个调研员起步，直到担任江岸区建设局的党委副书记、局长。
他在江岸区生活工作了大半辈子，正常来讲，再干几年就能退休享清福了。然而，2018年11月16日，时年55岁的王佑民却因涉嫌受贿犯罪被江岸区监察委员会采取留置措施，人生轨迹从此发生改变。2020年7月，王佑民因犯受贿罪、高利转贷罪，获刑四年六个月。
梳理王佑民的犯罪轨迹不难发现，此人颇有“经济头脑”，善于“钱生钱”;但不同寻常的是，他是善于用别人的钱为自己生钱。只可惜，借鸡下蛋的结局却是鸡飞蛋打，最终人“进去”了，赃款也全被没收，真是可恨又可怜。
高价卖房，变相受贿
2006年，王佑民在江岸区水务局任局长，在江岸区委大楼排水工程验收过程中，他结识了福建商人杨某夫妇。
2007年年初，王佑民到江岸区建设局担任局长后，杨某夫妇向他表达想承接江岸区的市政工程，希望能得到关照。王佑民表示：“你们只要能够中标，我作为区建设局的局长，到时会关照你们的。”
2007年左右，杨某夫妇因生活需要，想购买一处商品房，王佑民得知他们想要买房子，就提出把自己的一套公寓卖给他们。这套房屋是位于江岸区台北路的某公寓C栋2302室，当时还是毛坯房，面积大约202平方米。杨某夫妇看过之后觉得房子还可以，也有意买下。王佑民提出房子总价150万元，他净得140万元，过户、办证费由杨某夫妇负责，杨某表示同意。因这套房子当时没有办证，双方直接去开发商桥建集团办理了合同更名。
杨某后来坦言：“实际上当时我也看过一些房，而且我跟王佑民去开发商办理更名手续的时候，我也看到了他2006年购买该房屋的价格是80万元左右。不到一年时间，王佑民以150万元的价格卖给我，价格比当时当地的市场价要高一些。”事实的确如此，后经湖北日晟行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该套公寓2007年4月5日的市场价值总价为92.92万元。也就是说，王佑民开的价格高出市场价47.08万元。但杨某表示，“考虑到王佑民当时是江岸区建设局的局长，我们公司又是做市政工程的，王佑民提出以这个价格将房屋卖给我，我肯定不可能不买。不买的话，对我们以后在工程建设方面肯定会有影响，我们公司也就没法再在江岸区做工程了。”
王佑民显然也清楚，自己卖房的价格高出市场价一大截，表面上是买卖双方协商一致，实际上却是变相受贿，事情一旦败露，自己肯定会吃不了兜着走。为了掩人耳目，他没有要对方直接把钱款打给自己，而是要对方把钱打到湖北大正空间环境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的账户上。此后，杨某经营的武汉市硚口区新鸿基陶瓷经营部分四次向王佑民提供的大正环境公司账户转账，分别是100万元、11万元、20万元、9万元，共计140万元。这140万元“购房款”到账后，均被王佑民支配用于投资了。
钱到位了，事情就好办多了。杨某的公司没有承接市政工程所要求的资质，她曾先后借用武汉市政特种工程有限公司、正源市政公司的资质承接江岸区的市政工程，王佑民都是知情的，也知道这是违规的，但他没有制止。杨某在中标工程后的实施过程中，王佑民在工程款结算和支付、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协调相关单位支持配合等方面也给她提供了帮助。此外，王佑民有时候会提前向杨某透露一些招投标的信息，比如给她透露了兴谌大道工程的相关信息，让她提前做准备，最后她的公司中标这个项目。
不出本金，却收利息
2009年左右，江岸区幸福二路明渠工程开始招标，程某与他人一起借用正源市政公司的资质中标了该工程。程某借用他人资质承接工程的情况，王佑民是知情的，但他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未制止。为此，在中标这个项目后，程某多次表示要感谢王佑民的关照。
2010年8月份左右，王佑民的朋友天颂建设公司负责人毛某在做大武汉1911项目时，资金比较紧张，便到处找人借钱，其中也包括王佑民。当时，王佑民得知程某正好申请到了一笔200万元的借款，便提出让程某转借一些资金给毛某。程某表示，因王佑民当时是江岸区建设局局长，自己在工程上需要他的帮助，就答应了他的要求，同意将其中的190万元出借给毛某。
后来，程某告诉王佑民，他与毛某谈的利息是月利率2.5%，时间大概是用一年，并说这笔钱的利息由王佑民收取，就当是感谢王佑民的关照。王佑民同意后，程某将190万元借给了毛某。
到了2011年下半年，毛某告诉王佑民，说他目前资金周转仍然困难，他借程某的190万暂时还不了，希望王佑民帮他把190万先还给程某，王佑民答应了毛某的要求，并将这个意思告诉了程某，程某同意了。
据王佑民回忆，他印象中分两次将钱归还给了程某：一次是2011年8月31日还了100万元本金，一次是2012年4月18日还了90万元本金和10万元利息。程某出借给毛某的190万元约定是按照月利率2.5%支付利息，100万元使用一年的利息是30万元，另外90万元使用了20个月，利息应为45万元，也就是说，毛某应当支付给程某的利息合计75万元。但王佑民只将其中的10万元支付给了程某，剩余的没有给，程某也没有问王佑民要。
案发后，王佑民供述称：“实际上，当时我让程某出借资金给毛某的时候，我和程某都明白，利息就是他给我的感谢费。我之所以给了程某10万元的利息，就是为了面子上过得去。”
程某在幸福二路污水管道和道排工程实施过程中，在工程款拨付、文明施工等方面，王佑民都给他提供了帮助。大概是2010年年底，这个项目快要完工时，程某再次请王佑民吃饭，并提出送给他50万元感谢费。王佑民也就顺势谎称正好缺点钱投资，讓程某把这50万元转到毕某的卡里。毕某是王佑民的妻弟，他的银行卡实际上在王佑民手上，由王佑民控制。王佑民收到这50万后，也用于投资了。
铛锒入狱，警钟长鸣 王佑民和武汉民盛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某是20多年的老朋友，他为陈某在承接武汉市江岸区市政工程方面也提供过不少“帮助”。2010年12月，王佑民找陈某“借”75万元用于投资，并打了借条，陈某当时就对王佑民说：“不用，你还给我搞这些东西干什么，要给我一个机会感谢你。”一年后，当王佑民再次提起这笔借款时，陈某当着他的面将借条撕了。
但到了2012年，陈某却因行贿被检察院调查，王佑民担心受到牵连，就想把这笔钱退回去。陈某却表示，检察院调查他是因为别的事，与王佑民无关，叫他放心，所以当时就没有退还。十八大以后，反腐的形势越来越严，2014年，王佑民担心被查，还是将这笔钱退还给了陈某，当时还多退了5万元，就当是利息。
本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但万万没想到，陈某向王佑民行贿75万元的线索还是被武汉市江岸区监委掌握了。2018年11月16日，江岸区监会通过江岸区组织部通知王佑民前往组织部接受谈话。在江岸区监委审查期间，王佑民如实供述了自己收受陈某75万元贿赂的犯罪事实。此外，他还主动供述了收受程某、杨某贿赂合计162.08万元的犯罪事实和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的犯罪事实，并退缴全部赃款。
原来，2007年6月至2015年4月，王佑民还多次以本人以及他人购房、房屋装修等名义，从武汉市农村商业银行套取信贷资金共计326万元，并将其中的321万元以月利率2.5%分别转貸给杨某、毛某、邵某等人收取高额利息，共计获取违法所得94.62万元。不得不说，王佑民还真是深谙“借鸡下蛋”之道。
2019年10月15日，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王佑民犯受贿罪、高利转贷罪，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同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2020年7月24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认定王佑民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承接市政工程提供帮助，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237.08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王佑民还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后高利息转贷给他人，获取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94.62万元，其行为已构成高利转贷罪。两罪并罚，决定对王佑民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5万元;对其犯罪所得赃款人民币331.7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他在江岸区生活工作了大半辈子，正常来讲，再干几年就能退休享清福了。然而，2018年11月16日，时年55岁的王佑民却因涉嫌受贿犯罪被江岸区监察委员会采取留置措施，人生轨迹从此发生改变。2020年7月，王佑民因犯受贿罪、高利转贷罪，获刑四年六个月。
梳理王佑民的犯罪轨迹不难发现，此人颇有“经济头脑”，善于“钱生钱”;但不同寻常的是，他是善于用别人的钱为自己生钱。只可惜，借鸡下蛋的结局却是鸡飞蛋打，最终人“进去”了，赃款也全被没收，真是可恨又可怜。
高价卖房，变相受贿
2006年，王佑民在江岸区水务局任局长，在江岸区委大楼排水工程验收过程中，他结识了福建商人杨某夫妇。
2007年年初，王佑民到江岸区建设局担任局长后，杨某夫妇向他表达想承接江岸区的市政工程，希望能得到关照。王佑民表示：“你们只要能够中标，我作为区建设局的局长，到时会关照你们的。”
2007年左右，杨某夫妇因生活需要，想购买一处商品房，王佑民得知他们想要买房子，就提出把自己的一套公寓卖给他们。这套房屋是位于江岸区台北路的某公寓C栋2302室，当时还是毛坯房，面积大约202平方米。杨某夫妇看过之后觉得房子还可以，也有意买下。王佑民提出房子总价150万元，他净得140万元，过户、办证费由杨某夫妇负责，杨某表示同意。因这套房子当时没有办证，双方直接去开发商桥建集团办理了合同更名。
杨某后来坦言：“实际上当时我也看过一些房，而且我跟王佑民去开发商办理更名手续的时候，我也看到了他2006年购买该房屋的价格是80万元左右。不到一年时间，王佑民以150万元的价格卖给我，价格比当时当地的市场价要高一些。”事实的确如此，后经湖北日晟行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该套公寓2007年4月5日的市场价值总价为92.92万元。也就是说，王佑民开的价格高出市场价47.08万元。但杨某表示，“考虑到王佑民当时是江岸区建设局的局长，我们公司又是做市政工程的，王佑民提出以这个价格将房屋卖给我，我肯定不可能不买。不买的话，对我们以后在工程建设方面肯定会有影响，我们公司也就没法再在江岸区做工程了。”
王佑民显然也清楚，自己卖房的价格高出市场价一大截，表面上是买卖双方协商一致，实际上却是变相受贿，事情一旦败露，自己肯定会吃不了兜着走。为了掩人耳目，他没有要对方直接把钱款打给自己，而是要对方把钱打到湖北大正空间环境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的账户上。此后，杨某经营的武汉市硚口区新鸿基陶瓷经营部分四次向王佑民提供的大正环境公司账户转账，分别是100万元、11万元、20万元、9万元，共计140万元。这140万元“购房款”到账后，均被王佑民支配用于投资了。
钱到位了，事情就好办多了。杨某的公司没有承接市政工程所要求的资质，她曾先后借用武汉市政特种工程有限公司、正源市政公司的资质承接江岸区的市政工程，王佑民都是知情的，也知道这是违规的，但他没有制止。杨某在中标工程后的实施过程中，王佑民在工程款结算和支付、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协调相关单位支持配合等方面也给她提供了帮助。此外，王佑民有时候会提前向杨某透露一些招投标的信息，比如给她透露了兴谌大道工程的相关信息，让她提前做准备，最后她的公司中标这个项目。
不出本金，却收利息
2009年左右，江岸区幸福二路明渠工程开始招标，程某与他人一起借用正源市政公司的资质中标了该工程。程某借用他人资质承接工程的情况，王佑民是知情的，但他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未制止。为此，在中标这个项目后，程某多次表示要感谢王佑民的关照。
2010年8月份左右，王佑民的朋友天颂建设公司负责人毛某在做大武汉1911项目时，资金比较紧张，便到处找人借钱，其中也包括王佑民。当时，王佑民得知程某正好申请到了一笔200万元的借款，便提出让程某转借一些资金给毛某。程某表示，因王佑民当时是江岸区建设局局长，自己在工程上需要他的帮助，就答应了他的要求，同意将其中的190万元出借给毛某。
后来，程某告诉王佑民，他与毛某谈的利息是月利率2.5%，时间大概是用一年，并说这笔钱的利息由王佑民收取，就当是感谢王佑民的关照。王佑民同意后，程某将190万元借给了毛某。
到了2011年下半年，毛某告诉王佑民，说他目前资金周转仍然困难，他借程某的190万暂时还不了，希望王佑民帮他把190万先还给程某，王佑民答应了毛某的要求，并将这个意思告诉了程某，程某同意了。
据王佑民回忆，他印象中分两次将钱归还给了程某：一次是2011年8月31日还了100万元本金，一次是2012年4月18日还了90万元本金和10万元利息。程某出借给毛某的190万元约定是按照月利率2.5%支付利息，100万元使用一年的利息是30万元，另外90万元使用了20个月，利息应为45万元，也就是说，毛某应当支付给程某的利息合计75万元。但王佑民只将其中的10万元支付给了程某，剩余的没有给，程某也没有问王佑民要。
案发后，王佑民供述称：“实际上，当时我让程某出借资金给毛某的时候，我和程某都明白，利息就是他给我的感谢费。我之所以给了程某10万元的利息，就是为了面子上过得去。”
程某在幸福二路污水管道和道排工程实施过程中，在工程款拨付、文明施工等方面，王佑民都给他提供了帮助。大概是2010年年底，这个项目快要完工时，程某再次请王佑民吃饭，并提出送给他50万元感谢费。王佑民也就顺势谎称正好缺点钱投资，讓程某把这50万元转到毕某的卡里。毕某是王佑民的妻弟，他的银行卡实际上在王佑民手上，由王佑民控制。王佑民收到这50万后，也用于投资了。
铛锒入狱，警钟长鸣 王佑民和武汉民盛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某是20多年的老朋友，他为陈某在承接武汉市江岸区市政工程方面也提供过不少“帮助”。2010年12月，王佑民找陈某“借”75万元用于投资，并打了借条，陈某当时就对王佑民说：“不用，你还给我搞这些东西干什么，要给我一个机会感谢你。”一年后，当王佑民再次提起这笔借款时，陈某当着他的面将借条撕了。
但到了2012年，陈某却因行贿被检察院调查，王佑民担心受到牵连，就想把这笔钱退回去。陈某却表示，检察院调查他是因为别的事，与王佑民无关，叫他放心，所以当时就没有退还。十八大以后，反腐的形势越来越严，2014年，王佑民担心被查，还是将这笔钱退还给了陈某，当时还多退了5万元，就当是利息。
本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但万万没想到，陈某向王佑民行贿75万元的线索还是被武汉市江岸区监委掌握了。2018年11月16日，江岸区监会通过江岸区组织部通知王佑民前往组织部接受谈话。在江岸区监委审查期间，王佑民如实供述了自己收受陈某75万元贿赂的犯罪事实。此外，他还主动供述了收受程某、杨某贿赂合计162.08万元的犯罪事实和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贷的犯罪事实，并退缴全部赃款。
原来，2007年6月至2015年4月，王佑民还多次以本人以及他人购房、房屋装修等名义，从武汉市农村商业银行套取信贷资金共计326万元，并将其中的321万元以月利率2.5%分别转貸给杨某、毛某、邵某等人收取高额利息，共计获取违法所得94.62万元。不得不说，王佑民还真是深谙“借鸡下蛋”之道。
2019年10月15日，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王佑民犯受贿罪、高利转贷罪，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同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2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2020年7月24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认定王佑民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承接市政工程提供帮助，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237.08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王佑民还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后高利息转贷给他人，获取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94.62万元，其行为已构成高利转贷罪。两罪并罚，决定对王佑民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5万元;对其犯罪所得赃款人民币331.7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