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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宴
东汉明帝永平元年（58年），金秋十月，洛阳，一场旷世大典正在举行。
即位一年的明帝亲临辟雍，要行尊老养贤之礼。辟雍是周代的太学，在汉代成为尊儒行礼的场所。于是众臣列席，熙熙攘攘，明帝则峨冠博带，满面春风地给儒家代表“三老”（官名，这时的三老是一位年老博学的著名教育学者）和“五更”（年老致仕而有经验之乡间耆老，这时的五更是明帝之师）献肉敬酒。场面宏大而隆重，被《后汉书》情不自禁地赞为：“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大场面之后是特写镜头：明帝正襟危坐，侃侃谈经，老师们则一边侧耳倾听着，挑些小毛病，以示自己的学术水平和皇帝的纳谏风度；一边惴惴不安地用袍袖拭一下汗水，生怕自己把握不好那个度。
然后是射礼。射礼即射箭，是古代一种礼仪性的竞技运动，好玩又好看。宽衣博带的儒生弯弓射箭，一旦射中箭靶，辟雍内立刻掌声雷动，山呼万岁，明帝更是微笑、颔首。他对今天的一切都很满意：将文武双全、德艺双馨之士纳入朝廷彀中，才是朕的初衷啊。
在辟雍边缘，瘦削的儒生王充若有所思，动作总要慢半拍。又一阵欢呼声传来，他才吃惊地抬起了头。此时他已31岁，在京城漂泊了14年，身份却依然是个太学生。
其时，西汉董仲舒开创的天人感应说仍然很有市场，加之光武帝刚得天下时努力以谶纬符箓为自己造势，纯粹的“儒学”就变成了可以肆意附会的“儒术”。禾生双穗成了祥瑞，山有白鹿成了祥瑞，天降甘露更是祥瑞。这些“祥瑞”让光武帝飘飘欲仙，让百官如痴如醉，让太学如梦似幻，让普通百姓云里雾里。
在这奇光幻影里，唯有少数几个人清醒着，王充便是其中之一。
辟雍的大典举行时，王充远远地靠边站着。这种场合，他资格不够，不能列席，只能当围观者。刚开始，他还有点儿失落，怕这场盛宴是作秀，看着看着，他慢慢地兴奋起来：这貌似繁复的程式正是儒家正宗的古老礼仪啊。
年初祭祀光武帝时，明帝就将儒家礼节演习了一遍。他头戴通天冠，身穿日月星辰衣，先明堂，后灵台，或登高望远，或临风奏乐，将儒家庄严的“告朔”之礼演绎成了一个新晋帝王的处女秀。
现在，辟雍这场尊儒敬贤的儒家盛宴活色生香地呈现在王充面前，叫王充如何不喜？他看到的不仅是儒家礼仪的复活，更是自己未来的希望—新皇帝如此尊重儒家禮仪，以纯儒自命的他怕是有出头之日了。
兴奋之余，王充提起笔，将此情此景立此存照。放下笔，他做出了一个决定：离京回乡！十几年的京漂生涯并没有开花结果，反倒成为鸡肋。进退两难时，这场儒学盛宴给了他方向和勇气：京城虽好，却是异乡，与其在此苦熬，不如早日还乡，著书立说，等待时机，一飞冲天。
古道上，树叶早已落光，北风猎猎，枯枝呜呜作响。大风中，王充的身影看起来非常单薄，但他踌躇满志，立得稳稳的。南下之路尘土飞扬，正逶迤着伸向远方，漫长单调得像他的前半生……
蓝图
王充出身于元城王氏，他的家族命运其实就是一部汉代史。
在风雨飘摇的西汉末年，王氏曾是最有权势、最叱咤风云的家族。皇后、宰相、列侯、将军……纷纷从王家大院粉墨登场，或侍君，或扶危，或济民，生旦净末丑，热闹非凡而又不动声色地为西汉谢幕。
在等候东汉出场的中场休息时间，家里的王莽跳出来跑龙套，从安汉公到加九锡、到称皇帝，悬念迭出，不断地制造刺激，以致十几年后新朝夭折，生活坐了过山车的王氏族人还不愿从梦中醒来。
王充的父祖辈就是这样的梦中人。
朝代变迁，身份变异，他们不是不知，只是不甘，不甘心这大好河山竟改名换姓，自己这皇亲贵胄沦为平民，原先低眉敛目的家奴突然扬眉吐气……这些不甘心导致了一个后果——在东汉，不懂韬晦的王氏家族加速沦亡，失爵位、失封地，还为避仇，从经商的钱塘（今浙江杭州）迁居到会稽上虞（今浙江绍兴），真是一路仓皇，一路悲歌。
王充就出生在上虞，那一年，光武帝已称帝三年。
幼年时，王充就知道自己的宿命：振兴家族。但东汉江山日益稳固，新朝早成历史，王氏家族要想有所作为，只能靠文才，而非秀肌肉。这个蓝图太沉重，压在幼小的王充肩上，让他早早变得老成：当同龄的孩子们还陶醉在捉雀捕蝉、猜钱爬树的游戏时，小小的王充喜欢望着远方，目光稚嫩而坚定。
所幸，家境虽潦倒，双亲还是让他进书馆读书。王充聪明、懂事又勤奋，书念得好，也守规矩，从不会挨老师的体罚。但他依然是孤独的，忧郁的，和同龄孩子们保持着足够的距离。
冬日放学，王充走在乡间小道上，几个同学蹑手蹑脚地把一块冰放到王充的脖子里，一股彻骨的寒冷攫住了他。但王充似乎把这当成一种考验，没有取出冰块，甚至没有回头望一下，径自向前走去。倒是同学们觉得无趣，一哄而散。
长大后的王充依然离群索居，清高无比，不是志同道合的人，他甚至不屑于开口说话，却总于午夜梦回时邂逅一块陈年的寒冰，邂逅那个沉默的少年。梦想似乎遥不可及，奋斗的道路上只有他一个人，不自我鞭策，可怎么办？
不久，王充离开了书馆，开始进一步充电。他左手修身，右手读经，全身心融入儒家文化，后又钻研学术，笔走龙蛇著文章。他的文章奇崛瑰丽，看似千山叠嶂，却往往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赢得点赞无数。胸怀锦绣的他不再满足于家乡的教育，他要去太学深造。
京漂
在京城洛阳，王充的日子过得紧张而充实。
太学是全国最高学府、最权威的学术中心，但当时的太学故步自封，加之光武帝沉迷谶纬之术，太学的风气宛若魔幻世界。好在太学之外还有一股清流，也就是王充的恩师们主张的学术流派。
王充的精神导师是一位前辈硕儒，他疾虚务实，曾当面批评光武帝的谶纬术，险遭杀头，王充尊称其为“素丞相”，和“素王”孔子遥相呼应。王充的另一位老师也是硕儒—资深史学家、文学家班彪。 王充和班彪的关系很亲近，一次拜访老师时，班老师正在读书，身边侍立着13岁的儿子班固。王充和老师寒暄着，班固则一直保持沉默。王充忽然来了兴致，要试试这少年的深浅，便提了个学术问题。他本想难为班固一下，哪知班固自信满满，侃侃而谈，其学识和见地让王充吃了一惊。王充拍拍班固的背，对老师说：“此儿必记汉事。”
这不是恭维，也不是信口开河。在注意到班固的那一瞬间，班固清澈而坚定的目光让王充看到了昔日的自己—那个坚守孤独、心思沉稳的少年郎，来日必成大器。
三年后，班固也入太学就读，和王充同窗。这个比王充小五岁的同学有着过人的天赋和傲人的背景，注定了其未来瑰丽的人生，也如一根鞭子，时时鞭策着王充，促其奋进。多年后，王充一语成谶，班固果真著成了《汉书》，而王充自己虽著有《论衡》，却成了禁书，被视为异端，束之高阁。
不过当时的王充还猜不到命运的吊诡，他只知道，京中人才太多，自己不敢稍有懈怠，必须苦读、苦思才能有所成就。
洛阳的书肆里，各样图书琳琅满目。儒生三三两两地闲逛着，见到心仪的卷轴，便停下来随意翻阅。王充来得次数最多，却总是一个人来：一则他素来为人孤僻，二则囊中羞涩，喜欢的书买不了，和同学来更显得难为情。有的老板见他老看书不买书，脸拉得老长；有的老板开明，譬如那个胖胖的中年老板，坐在满是爬山虎的墻边，笑着让他尽管看，买不买，没关系。
王充感激地笑了笑，不敢太过耽误人家做生意，看书看得很快，一目十行。他在和时间赛跑，力图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记住最多的文章。
在书肆的青石街道上，在竹香和墨香氤氲中，王充的青春就如那架爬山虎一样，无声地绽放着。几年间，他不仅读遍了儒家经典，还尽读诸子百家。
这不是芜杂。对立志要成为纯儒的王充来说，诸子百家不仅能拓展他的视野，更是衡量儒学的参照系。太学风行的经学流派历经多年师师相传，加之被朝廷圈养，早已谬误百出，诸儒抱残守缺还沾沾自喜；相反，诸子百家因是散养，还保留着原生态，拨开历史迷雾，春秋战国依然历历在目。它像一盏明灯，祛除了神话的光环，烛照出儒学最初的筚路蓝缕。“涉浅水者见虾……其尤深者观蛟龙。”王充游到诸子的深水处，终于看到了儒学的蛟龙。
只是，王充的博学和另类显然是会被当时的主流学术圈排挤的。京漂十几年，王充并没有获得更多的机会，他的青春大都消耗在洛阳的太学和书肆间，直到永平元年秋天，明帝君临辟雍，以实际行动展示了朝廷对儒学的态度和信心，王充才下定决心返乡，再次磨砺锋芒，等待出鞘之日。
斗士
王家家贫，学问也不能当饭吃。他回到故乡先是开馆授徒，后又当过县、府、州等几任功曹和从事。王氏早已没落，王充纵有才华也只能从底层官吏做起。功曹职务低、琐事多，他当然不满意，但生生忍了下来，还在公务之余一直关注着民生。当地歉收，王充上书上司，要上司节俭以备不时之需；当时流行嗜酒乱纪，王充再次上书，要上司禁酒节粮……这些事本不归王充管，但民生是他心目中宏大蓝图的一个必要板块，仁者爱人，一个志存高远的纯儒怎能不关注百姓的艰辛？
可惜，这种激愤的姿态引起了上司的不满，还有人匿名诬陷他，他认为清者自清，也不去辩白。直到某日，王充又一次向上司提建议时，上司没有说话，只端起一杯茶，旁若无人地和同僚聊了起来，送客的意思十分明显。王充的话如刺在喉，咽又不是，吐又不成。他叹了口气，自嘲地笑了。他知道，自己到了该走的时候。
做出决定后，王充虽有失落，却也如释重负。秋天的黄昏凉意渐生，秋风中，王充抱紧了自己：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立功不成，他就立言吧。于是他开始著书，是为《论衡》。
书名《论衡》足见王充的抱负。衡即天平。辽阔的天底下，一架巨大的天平，一厢是世界，一厢是王充。在这虚拟的世界中，他就是至高无上的王，他以刀笔为砝码，要重新衡量这具虚妄浮躁的世界，要以无神论替代天人感应、谶纬神话的神学思想，以唯物主义揭示刘汉君权神授的神秘面纱，甚至不惜将祖师孔子、孟子请下神坛—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可惜，王充有心衡量宇宙、开创唯物主义的先河，明帝却不想给他这个舞台。西汉和新朝早成明日黄花，王充现在只是个草根，明帝宁可稳固传统经学的阵地，也没兴趣把雨露沾到王充身上—“天人合一”“君权神授”挺符合自己的需要，谁知道王充那个虚虚实实的理论到底会走向何方？
永平十七年，出现了“五色雀群集”的祥瑞，明帝让百官写征文，兰台（皇家图书馆和国史馆）史令班固等五人获奖。王充没有参加，想必还是级别不够，作为围观者，他只是心情复杂地在笔记中记了一笔。
在这十几年远离朝廷的日子里，愤青王充对朝廷的动向依旧十分敏感。在时代的喧嚣中，他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倾听的姿态，这使他具有足够的政治敏感力，以便有朝一日能游刃有余地接受朝廷的橄榄枝。
然而朝廷的橄榄枝始终没来，明帝不给，后来即位的章帝也不给。
建初四年（79年），章帝重拾儒术，在白虎观举办经学家辩论大赛，并由班固将其结集为宣扬天人感应和神秘主义的神学法典《白虎通义》。这次盛典，52岁的、处于学术巅峰的王充依然没有参加。
在屡次文化盛宴中，他一直是围观者，这让自命不凡的他情何以堪？思忖良久，他只有剑走偏锋，另辟蹊径。因此，当班固在庙堂孜孜不倦地著《汉书》、编《白虎通义》时，王充则窝在江湖作《论衡》。
他闭门作书，为了方便随时记录自己的思想，窗户、墙壁处都放有刀笔，终于著成《论衡》85篇。书中疾虚妄、讥世俗，涉及天文、地理、政治、学术、伦理、风俗……简直是一部汉代学术文化的百科全书。
这是对天人感应的挑战，是对东汉朝廷权威的挑战，也是对班固的挑战—世界那么大，才学顶尖的人只有那几个，他只想和朋友圈中的老同学比。他要向世界证明，自己只是命运不济，才华和能力并不输于那个老同学。 这样的纠结心理也让他无畏的学术中常带着一丝心虚：他自命为纯儒，却非议孔孟；反对天人感应，却相信宿命论；批判谶纬符箓，却也大谈祥瑞；主张无神论，却认可妖怪……这些似是而非、自相矛盾的言论只能归结为一个原因—他心中始终抱有当年的蓝图，希望朝廷给自己发一张文化盛宴的邀请函，让自己能治国平天下、从而振兴家族，因此言论中始终留有可以斡旋的余地。
可惜在那个时代，就连这个简单的愿望也是不可能实现的。王充只能远在江湖，空等四十多年。
公道
王充59岁时，为生活所迫，又出山做了州从事，主管检举弹劾。和二十多年前一样，这从事也只做了不到两年，他就“自免还家”。这才是王充的风格，无论年岁高低，依然是愤青一枚。
这时，朝廷的橄榄枝终于来了。
友人向朝廷举荐王充，说他的才学连孟子、荀子、扬雄、司马迁都得自叹不如。章帝听后动了心，派人征召王充。
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如果抓住了，王充将可一抒抑郁之志，可惜他没有成行。不是他不想去，而是身体情况不允许。由于家徒四壁，更由于思虑太多，六十多岁的王充已经发白齿落，垂垂老矣。
也就在这一年，章帝驾崩，新君即位，此事便不了了之，再无人提。机会稍纵即逝，来得晚，去得快。夕阳下，王充眯着眼望着京城方向，良久，方摇摇头笑了。这就是命啊—在残酷的命运面前，这位不信天命的斗士也只好认命了。
尤其是这些年，为数不多的朋友相继辞世，后来连老同学班固也受株连死于狱中，这对王充更是一种打击。作为无神论战士，王充并不怕死，他怕的是时乖运蹇，时不我待。若天可怜见，假以天年，或许自己还有机会，实现宏伟的蓝图……于是，他开始养生，并把养生经验记录下来，是为16篇《养性书》。
春日的午后，阳光灿烂，王充在花丛中练拳。年老的他明显体力不支，但神情依然专注。练累了，他就坐下来喝一口自制的藥茶。茶有些苦，苦得他不由自主地皱了一下眉，但立即又舒展了。与人生相比，这点儿苦算什么？远处，放风筝的孩子好奇地看着他，他微微笑了。他几乎都忘了，自己也曾如此年轻过……
大概七十岁时，一生独行的王充在孤独中病逝。东汉朝廷里没有人在意他去世于哪一年。他生前寂寞，身后也凄凉。《论衡》一书一直被朝廷视为异端邪说，不仅湮没于民间，还为他惹来不少非议和指责。由于秉笔直书祖上的不光彩行径，这种不为亲讳被视为不孝；他非孔刺孟，是不敬；反对谶纬，是不忠……
公道迟来了一百多年。东汉末年，学者蔡邕等人无意中发现了这部划时代的著作，《论衡》才得以重见天日。但王充的愤青气质仍然让后代的统治者着实喜欢不起来，称其为名教罪人，乾隆还认为王充非议圣人孔孟，就该被杀头。一些封建学者甚至将王充驱逐出儒家队伍，称其为道家、墨家等杂家。
历史的吊诡之处正在于此。近两千年后，剥离时间的蚌壳，王充才开始光芒四射—他的唯物观和愤青式的批判文风成了一个时代的时尚和风气。这个当年以围观者形象存在的边缘人物一直梦想一张主流文化的入场券而不得，最终历史还给他一个最大的公道：时隔两千年，他被奉为圭臬，成为唯物主义主流文化的先驱，他独自走过的道路上，开始有了越来越多坚定的同行者。
编 辑/葡 萄
东汉明帝永平元年（58年），金秋十月，洛阳，一场旷世大典正在举行。
即位一年的明帝亲临辟雍，要行尊老养贤之礼。辟雍是周代的太学，在汉代成为尊儒行礼的场所。于是众臣列席，熙熙攘攘，明帝则峨冠博带，满面春风地给儒家代表“三老”（官名，这时的三老是一位年老博学的著名教育学者）和“五更”（年老致仕而有经验之乡间耆老，这时的五更是明帝之师）献肉敬酒。场面宏大而隆重，被《后汉书》情不自禁地赞为：“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大场面之后是特写镜头：明帝正襟危坐，侃侃谈经，老师们则一边侧耳倾听着，挑些小毛病，以示自己的学术水平和皇帝的纳谏风度；一边惴惴不安地用袍袖拭一下汗水，生怕自己把握不好那个度。
然后是射礼。射礼即射箭，是古代一种礼仪性的竞技运动，好玩又好看。宽衣博带的儒生弯弓射箭，一旦射中箭靶，辟雍内立刻掌声雷动，山呼万岁，明帝更是微笑、颔首。他对今天的一切都很满意：将文武双全、德艺双馨之士纳入朝廷彀中，才是朕的初衷啊。
在辟雍边缘，瘦削的儒生王充若有所思，动作总要慢半拍。又一阵欢呼声传来，他才吃惊地抬起了头。此时他已31岁，在京城漂泊了14年，身份却依然是个太学生。
其时，西汉董仲舒开创的天人感应说仍然很有市场，加之光武帝刚得天下时努力以谶纬符箓为自己造势，纯粹的“儒学”就变成了可以肆意附会的“儒术”。禾生双穗成了祥瑞，山有白鹿成了祥瑞，天降甘露更是祥瑞。这些“祥瑞”让光武帝飘飘欲仙，让百官如痴如醉，让太学如梦似幻，让普通百姓云里雾里。
在这奇光幻影里，唯有少数几个人清醒着，王充便是其中之一。
辟雍的大典举行时，王充远远地靠边站着。这种场合，他资格不够，不能列席，只能当围观者。刚开始，他还有点儿失落，怕这场盛宴是作秀，看着看着，他慢慢地兴奋起来：这貌似繁复的程式正是儒家正宗的古老礼仪啊。
年初祭祀光武帝时，明帝就将儒家礼节演习了一遍。他头戴通天冠，身穿日月星辰衣，先明堂，后灵台，或登高望远，或临风奏乐，将儒家庄严的“告朔”之礼演绎成了一个新晋帝王的处女秀。
现在，辟雍这场尊儒敬贤的儒家盛宴活色生香地呈现在王充面前，叫王充如何不喜？他看到的不仅是儒家礼仪的复活，更是自己未来的希望—新皇帝如此尊重儒家禮仪，以纯儒自命的他怕是有出头之日了。
兴奋之余，王充提起笔，将此情此景立此存照。放下笔，他做出了一个决定：离京回乡！十几年的京漂生涯并没有开花结果，反倒成为鸡肋。进退两难时，这场儒学盛宴给了他方向和勇气：京城虽好，却是异乡，与其在此苦熬，不如早日还乡，著书立说，等待时机，一飞冲天。
古道上，树叶早已落光，北风猎猎，枯枝呜呜作响。大风中，王充的身影看起来非常单薄，但他踌躇满志，立得稳稳的。南下之路尘土飞扬，正逶迤着伸向远方，漫长单调得像他的前半生……
蓝图
王充出身于元城王氏，他的家族命运其实就是一部汉代史。
在风雨飘摇的西汉末年，王氏曾是最有权势、最叱咤风云的家族。皇后、宰相、列侯、将军……纷纷从王家大院粉墨登场，或侍君，或扶危，或济民，生旦净末丑，热闹非凡而又不动声色地为西汉谢幕。
在等候东汉出场的中场休息时间，家里的王莽跳出来跑龙套，从安汉公到加九锡、到称皇帝，悬念迭出，不断地制造刺激，以致十几年后新朝夭折，生活坐了过山车的王氏族人还不愿从梦中醒来。
王充的父祖辈就是这样的梦中人。
朝代变迁，身份变异，他们不是不知，只是不甘，不甘心这大好河山竟改名换姓，自己这皇亲贵胄沦为平民，原先低眉敛目的家奴突然扬眉吐气……这些不甘心导致了一个后果——在东汉，不懂韬晦的王氏家族加速沦亡，失爵位、失封地，还为避仇，从经商的钱塘（今浙江杭州）迁居到会稽上虞（今浙江绍兴），真是一路仓皇，一路悲歌。
王充就出生在上虞，那一年，光武帝已称帝三年。
幼年时，王充就知道自己的宿命：振兴家族。但东汉江山日益稳固，新朝早成历史，王氏家族要想有所作为，只能靠文才，而非秀肌肉。这个蓝图太沉重，压在幼小的王充肩上，让他早早变得老成：当同龄的孩子们还陶醉在捉雀捕蝉、猜钱爬树的游戏时，小小的王充喜欢望着远方，目光稚嫩而坚定。
所幸，家境虽潦倒，双亲还是让他进书馆读书。王充聪明、懂事又勤奋，书念得好，也守规矩，从不会挨老师的体罚。但他依然是孤独的，忧郁的，和同龄孩子们保持着足够的距离。
冬日放学，王充走在乡间小道上，几个同学蹑手蹑脚地把一块冰放到王充的脖子里，一股彻骨的寒冷攫住了他。但王充似乎把这当成一种考验，没有取出冰块，甚至没有回头望一下，径自向前走去。倒是同学们觉得无趣，一哄而散。
长大后的王充依然离群索居，清高无比，不是志同道合的人，他甚至不屑于开口说话，却总于午夜梦回时邂逅一块陈年的寒冰，邂逅那个沉默的少年。梦想似乎遥不可及，奋斗的道路上只有他一个人，不自我鞭策，可怎么办？
不久，王充离开了书馆，开始进一步充电。他左手修身，右手读经，全身心融入儒家文化，后又钻研学术，笔走龙蛇著文章。他的文章奇崛瑰丽，看似千山叠嶂，却往往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赢得点赞无数。胸怀锦绣的他不再满足于家乡的教育，他要去太学深造。
京漂
在京城洛阳，王充的日子过得紧张而充实。
太学是全国最高学府、最权威的学术中心，但当时的太学故步自封，加之光武帝沉迷谶纬之术，太学的风气宛若魔幻世界。好在太学之外还有一股清流，也就是王充的恩师们主张的学术流派。
王充的精神导师是一位前辈硕儒，他疾虚务实，曾当面批评光武帝的谶纬术，险遭杀头，王充尊称其为“素丞相”，和“素王”孔子遥相呼应。王充的另一位老师也是硕儒—资深史学家、文学家班彪。 王充和班彪的关系很亲近，一次拜访老师时，班老师正在读书，身边侍立着13岁的儿子班固。王充和老师寒暄着，班固则一直保持沉默。王充忽然来了兴致，要试试这少年的深浅，便提了个学术问题。他本想难为班固一下，哪知班固自信满满，侃侃而谈，其学识和见地让王充吃了一惊。王充拍拍班固的背，对老师说：“此儿必记汉事。”
这不是恭维，也不是信口开河。在注意到班固的那一瞬间，班固清澈而坚定的目光让王充看到了昔日的自己—那个坚守孤独、心思沉稳的少年郎，来日必成大器。
三年后，班固也入太学就读，和王充同窗。这个比王充小五岁的同学有着过人的天赋和傲人的背景，注定了其未来瑰丽的人生，也如一根鞭子，时时鞭策着王充，促其奋进。多年后，王充一语成谶，班固果真著成了《汉书》，而王充自己虽著有《论衡》，却成了禁书，被视为异端，束之高阁。
不过当时的王充还猜不到命运的吊诡，他只知道，京中人才太多，自己不敢稍有懈怠，必须苦读、苦思才能有所成就。
洛阳的书肆里，各样图书琳琅满目。儒生三三两两地闲逛着，见到心仪的卷轴，便停下来随意翻阅。王充来得次数最多，却总是一个人来：一则他素来为人孤僻，二则囊中羞涩，喜欢的书买不了，和同学来更显得难为情。有的老板见他老看书不买书，脸拉得老长；有的老板开明，譬如那个胖胖的中年老板，坐在满是爬山虎的墻边，笑着让他尽管看，买不买，没关系。
王充感激地笑了笑，不敢太过耽误人家做生意，看书看得很快，一目十行。他在和时间赛跑，力图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记住最多的文章。
在书肆的青石街道上，在竹香和墨香氤氲中，王充的青春就如那架爬山虎一样，无声地绽放着。几年间，他不仅读遍了儒家经典，还尽读诸子百家。
这不是芜杂。对立志要成为纯儒的王充来说，诸子百家不仅能拓展他的视野，更是衡量儒学的参照系。太学风行的经学流派历经多年师师相传，加之被朝廷圈养，早已谬误百出，诸儒抱残守缺还沾沾自喜；相反，诸子百家因是散养，还保留着原生态，拨开历史迷雾，春秋战国依然历历在目。它像一盏明灯，祛除了神话的光环，烛照出儒学最初的筚路蓝缕。“涉浅水者见虾……其尤深者观蛟龙。”王充游到诸子的深水处，终于看到了儒学的蛟龙。
只是，王充的博学和另类显然是会被当时的主流学术圈排挤的。京漂十几年，王充并没有获得更多的机会，他的青春大都消耗在洛阳的太学和书肆间，直到永平元年秋天，明帝君临辟雍，以实际行动展示了朝廷对儒学的态度和信心，王充才下定决心返乡，再次磨砺锋芒，等待出鞘之日。
斗士
王家家贫，学问也不能当饭吃。他回到故乡先是开馆授徒，后又当过县、府、州等几任功曹和从事。王氏早已没落，王充纵有才华也只能从底层官吏做起。功曹职务低、琐事多，他当然不满意，但生生忍了下来，还在公务之余一直关注着民生。当地歉收，王充上书上司，要上司节俭以备不时之需；当时流行嗜酒乱纪，王充再次上书，要上司禁酒节粮……这些事本不归王充管，但民生是他心目中宏大蓝图的一个必要板块，仁者爱人，一个志存高远的纯儒怎能不关注百姓的艰辛？
可惜，这种激愤的姿态引起了上司的不满，还有人匿名诬陷他，他认为清者自清，也不去辩白。直到某日，王充又一次向上司提建议时，上司没有说话，只端起一杯茶，旁若无人地和同僚聊了起来，送客的意思十分明显。王充的话如刺在喉，咽又不是，吐又不成。他叹了口气，自嘲地笑了。他知道，自己到了该走的时候。
做出决定后，王充虽有失落，却也如释重负。秋天的黄昏凉意渐生，秋风中，王充抱紧了自己：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立功不成，他就立言吧。于是他开始著书，是为《论衡》。
书名《论衡》足见王充的抱负。衡即天平。辽阔的天底下，一架巨大的天平，一厢是世界，一厢是王充。在这虚拟的世界中，他就是至高无上的王，他以刀笔为砝码，要重新衡量这具虚妄浮躁的世界，要以无神论替代天人感应、谶纬神话的神学思想，以唯物主义揭示刘汉君权神授的神秘面纱，甚至不惜将祖师孔子、孟子请下神坛—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可惜，王充有心衡量宇宙、开创唯物主义的先河，明帝却不想给他这个舞台。西汉和新朝早成明日黄花，王充现在只是个草根，明帝宁可稳固传统经学的阵地，也没兴趣把雨露沾到王充身上—“天人合一”“君权神授”挺符合自己的需要，谁知道王充那个虚虚实实的理论到底会走向何方？
永平十七年，出现了“五色雀群集”的祥瑞，明帝让百官写征文，兰台（皇家图书馆和国史馆）史令班固等五人获奖。王充没有参加，想必还是级别不够，作为围观者，他只是心情复杂地在笔记中记了一笔。
在这十几年远离朝廷的日子里，愤青王充对朝廷的动向依旧十分敏感。在时代的喧嚣中，他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倾听的姿态，这使他具有足够的政治敏感力，以便有朝一日能游刃有余地接受朝廷的橄榄枝。
然而朝廷的橄榄枝始终没来，明帝不给，后来即位的章帝也不给。
建初四年（79年），章帝重拾儒术，在白虎观举办经学家辩论大赛，并由班固将其结集为宣扬天人感应和神秘主义的神学法典《白虎通义》。这次盛典，52岁的、处于学术巅峰的王充依然没有参加。
在屡次文化盛宴中，他一直是围观者，这让自命不凡的他情何以堪？思忖良久，他只有剑走偏锋，另辟蹊径。因此，当班固在庙堂孜孜不倦地著《汉书》、编《白虎通义》时，王充则窝在江湖作《论衡》。
他闭门作书，为了方便随时记录自己的思想，窗户、墙壁处都放有刀笔，终于著成《论衡》85篇。书中疾虚妄、讥世俗，涉及天文、地理、政治、学术、伦理、风俗……简直是一部汉代学术文化的百科全书。
这是对天人感应的挑战，是对东汉朝廷权威的挑战，也是对班固的挑战—世界那么大，才学顶尖的人只有那几个，他只想和朋友圈中的老同学比。他要向世界证明，自己只是命运不济，才华和能力并不输于那个老同学。 这样的纠结心理也让他无畏的学术中常带着一丝心虚：他自命为纯儒，却非议孔孟；反对天人感应，却相信宿命论；批判谶纬符箓，却也大谈祥瑞；主张无神论，却认可妖怪……这些似是而非、自相矛盾的言论只能归结为一个原因—他心中始终抱有当年的蓝图，希望朝廷给自己发一张文化盛宴的邀请函，让自己能治国平天下、从而振兴家族，因此言论中始终留有可以斡旋的余地。
可惜在那个时代，就连这个简单的愿望也是不可能实现的。王充只能远在江湖，空等四十多年。
公道
王充59岁时，为生活所迫，又出山做了州从事，主管检举弹劾。和二十多年前一样，这从事也只做了不到两年，他就“自免还家”。这才是王充的风格，无论年岁高低，依然是愤青一枚。
这时，朝廷的橄榄枝终于来了。
友人向朝廷举荐王充，说他的才学连孟子、荀子、扬雄、司马迁都得自叹不如。章帝听后动了心，派人征召王充。
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如果抓住了，王充将可一抒抑郁之志，可惜他没有成行。不是他不想去，而是身体情况不允许。由于家徒四壁，更由于思虑太多，六十多岁的王充已经发白齿落，垂垂老矣。
也就在这一年，章帝驾崩，新君即位，此事便不了了之，再无人提。机会稍纵即逝，来得晚，去得快。夕阳下，王充眯着眼望着京城方向，良久，方摇摇头笑了。这就是命啊—在残酷的命运面前，这位不信天命的斗士也只好认命了。
尤其是这些年，为数不多的朋友相继辞世，后来连老同学班固也受株连死于狱中，这对王充更是一种打击。作为无神论战士，王充并不怕死，他怕的是时乖运蹇，时不我待。若天可怜见，假以天年，或许自己还有机会，实现宏伟的蓝图……于是，他开始养生，并把养生经验记录下来，是为16篇《养性书》。
春日的午后，阳光灿烂，王充在花丛中练拳。年老的他明显体力不支，但神情依然专注。练累了，他就坐下来喝一口自制的藥茶。茶有些苦，苦得他不由自主地皱了一下眉，但立即又舒展了。与人生相比，这点儿苦算什么？远处，放风筝的孩子好奇地看着他，他微微笑了。他几乎都忘了，自己也曾如此年轻过……
大概七十岁时，一生独行的王充在孤独中病逝。东汉朝廷里没有人在意他去世于哪一年。他生前寂寞，身后也凄凉。《论衡》一书一直被朝廷视为异端邪说，不仅湮没于民间，还为他惹来不少非议和指责。由于秉笔直书祖上的不光彩行径，这种不为亲讳被视为不孝；他非孔刺孟，是不敬；反对谶纬，是不忠……
公道迟来了一百多年。东汉末年，学者蔡邕等人无意中发现了这部划时代的著作，《论衡》才得以重见天日。但王充的愤青气质仍然让后代的统治者着实喜欢不起来，称其为名教罪人，乾隆还认为王充非议圣人孔孟，就该被杀头。一些封建学者甚至将王充驱逐出儒家队伍，称其为道家、墨家等杂家。
历史的吊诡之处正在于此。近两千年后，剥离时间的蚌壳，王充才开始光芒四射—他的唯物观和愤青式的批判文风成了一个时代的时尚和风气。这个当年以围观者形象存在的边缘人物一直梦想一张主流文化的入场券而不得，最终历史还给他一个最大的公道：时隔两千年，他被奉为圭臬，成为唯物主义主流文化的先驱，他独自走过的道路上，开始有了越来越多坚定的同行者。
编 辑/葡 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