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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各国发展历程，颠覆性技术既是把握科技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抓手，也是塑造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迭代加速。如何把握颠覆性技术的产生与演进规律，营造有利于颠覆性技术发展的政策环境，加强颠覆性技术的前沿布局，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已成为我国深入实施《中国制造2025》、推进制造强国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
颠覆性技术是重塑行业竞争格局的重要驱动力。与渐进性技术相比，颠覆性技术对产业格局的冲击力更强、破坏性更大，有可能短时间内彻底改变行业的格局。一旦某个行业出现颠覆性技术，本行业现有产品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完全取代。如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数码相机产业，只用了短短二十几年，就基本取代了拥有百年历史的胶卷相机产业；而随着手机拍照功能的日益强大，卡片式数码相机市场又被极大压缩。此外，上世纪末，DVD机取代了录像机，而当前网络与视频传播相关技术的发展，又导致DVD机行业陷入绝境。又如，网络媒体、移动媒体等新型媒体不断创新，报业等传统平面媒体行业市场急剧萎缩。
上述事例说明，主动布局颠覆性技术是龙头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然选择。颠覆性技术初露头角之时，是否进行布局是各行业龙头企业必须面临的选择。跟进颠覆性技术意味着部分放弃现有市场，承担巨大的转型成本和风险；不主动布局颠覆性技术，则可能面临新产品的剧烈冲击，被市场迅速淘汰。曾经的行业龙头柯达、摩托罗拉、诺基亚等，都是被颠覆性技术快速冲垮的典型案例，而IBM、GE等则是成功转型的典范。及时跟进、主动适应，甚至积极研发颠覆性技术，主动实现企业转型，是市场竞争环境下龙头企业的必然选择。
那么如何实现颠覆性技术创新呢？赛迪智库提出，要实现颠覆性技术创新，就要建立颠覆性技术跟踪研究的长效机和军产学研环境。
首先，建立颠覆性技术跟踪研究的长效机制。颠覆性技术开发过程不确定性强，失败率高，短期的、集中的攻关难以取得实质性效果，需要强化顶层设计，建立颠覆性技术的长效研究机制。
一是建议设立国家级颠覆性技术研究机构，进行持续的跟踪与积累。由于颠覆性技术与常规技术发展与演进路线有较大区别，常规的研究机构与颠覆性技术的专门机构实际效果差别较大。建议通过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开展对各国技术发展的长期跟踪研究，对技术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与规划。
二是加强对颠覆性技术的支持力度。从各国经验来看，常规的科研项目资金支持方式与管理模式，很难满足颠覆性技术的发展要求，建议设立颠覆性技术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潜在的颠覆性技术研究。同时，在现有的科研项目管理体系中，逐步加大对颠覆性技术的支持力度，对一些冷门领域的技术创新项目进行甄别，择优资助。三是促进技术管理的体制机制创新。要进一步优化科研项目筛选与评审机制，由过去单纯强调结果，转为综合性成果的评估，防止由于过分强调目标导向，约束研究人员的创新能动性。
其次，繼续强化基础领域的技术创新与突破。颠覆性技术的发展，或者源于各领域技术的融合，或是传统技术深化后实现的跃迁突变。如果缺少必要的技术积累，即便发现了颠覆性技术的潜在方向，也很难实现持续的提升与突破。因此，必须继续夯实技术基础，脚踏实地地完成技术积累。
一是要继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鼓励科研人员进行原始创新，改善原始创新的人才发展与成长环境，对原始创新人员的职称评定、项目考核等不再唯论文论或成果论，释放我国智力资源的原始创新活力。
二是要深入推进工业强基工程。工业基础能力影响产品性能和质量，直接决定产业层次与竞争力。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发展不足是制约我国工业乃至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短板，要加大对工业基础领域的支持力度，要围绕《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高端发展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继续深入推进工业强基工程，形成良性的发展环境。
三是要完善颠覆性技术的产业化环境。颠覆性技术从发现到成熟应用需要长期的培育过程，要逐步建立其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机制。对于趋于成熟的技术，通过政府采购、应用试点等方式，营造促进其产业化的市场环境，加快对产业和技术升级的带动作用。
再次，营造适宜颠覆性技术发展的军产学研环境。与传统技术相比，颠覆性技术的技术衍生路径更为复杂，失败率较高，以往的惯性的科研发展思路往往不能奏效，需要建立更为灵活、更为宽容的创新管理体系与产学研环境。
一是要营造敢于挑战权威、宽容失败的创新氛围。要鼓励研究人员勇于超越现有技术体系与模式，尝试新的研究范式与思路。对于非常规创新项目的考核，不完全依据既定目标，而是考核整个研究过程是按部就班还是另辟蹊径，能否体现出创新精神。
二是充分发挥顶尖人才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对于承担颠覆性技术创新的顶尖人才，除了良好的薪资和生活待遇外，要给予充分的信任和自主权，并通过法律保障其创新成果，充分激发他的创新活力与热情。
三是提高军民高技术双向转化效率。出于对国家安全的高度重视，各国的国防技术往往投入力度大、超前性较强，酝酿形成了很多具有前沿性的、颠覆性的技术。建议加快完善军民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深化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军用智力资源的潜在力量，促进军民资源共享，鼓励军用技术向民用转化，开展军民融合创新试点示范，形成多层次、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共同推进颠覆性技术发展的新格局。
颠覆性技术是重塑行业竞争格局的重要驱动力。与渐进性技术相比，颠覆性技术对产业格局的冲击力更强、破坏性更大，有可能短时间内彻底改变行业的格局。一旦某个行业出现颠覆性技术，本行业现有产品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完全取代。如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数码相机产业，只用了短短二十几年，就基本取代了拥有百年历史的胶卷相机产业；而随着手机拍照功能的日益强大，卡片式数码相机市场又被极大压缩。此外，上世纪末，DVD机取代了录像机，而当前网络与视频传播相关技术的发展，又导致DVD机行业陷入绝境。又如，网络媒体、移动媒体等新型媒体不断创新，报业等传统平面媒体行业市场急剧萎缩。
上述事例说明，主动布局颠覆性技术是龙头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然选择。颠覆性技术初露头角之时，是否进行布局是各行业龙头企业必须面临的选择。跟进颠覆性技术意味着部分放弃现有市场，承担巨大的转型成本和风险；不主动布局颠覆性技术，则可能面临新产品的剧烈冲击，被市场迅速淘汰。曾经的行业龙头柯达、摩托罗拉、诺基亚等，都是被颠覆性技术快速冲垮的典型案例，而IBM、GE等则是成功转型的典范。及时跟进、主动适应，甚至积极研发颠覆性技术，主动实现企业转型，是市场竞争环境下龙头企业的必然选择。
那么如何实现颠覆性技术创新呢？赛迪智库提出，要实现颠覆性技术创新，就要建立颠覆性技术跟踪研究的长效机和军产学研环境。
首先，建立颠覆性技术跟踪研究的长效机制。颠覆性技术开发过程不确定性强，失败率高，短期的、集中的攻关难以取得实质性效果，需要强化顶层设计，建立颠覆性技术的长效研究机制。
一是建议设立国家级颠覆性技术研究机构，进行持续的跟踪与积累。由于颠覆性技术与常规技术发展与演进路线有较大区别，常规的研究机构与颠覆性技术的专门机构实际效果差别较大。建议通过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员，开展对各国技术发展的长期跟踪研究，对技术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与规划。
二是加强对颠覆性技术的支持力度。从各国经验来看，常规的科研项目资金支持方式与管理模式，很难满足颠覆性技术的发展要求，建议设立颠覆性技术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潜在的颠覆性技术研究。同时，在现有的科研项目管理体系中，逐步加大对颠覆性技术的支持力度，对一些冷门领域的技术创新项目进行甄别，择优资助。三是促进技术管理的体制机制创新。要进一步优化科研项目筛选与评审机制，由过去单纯强调结果，转为综合性成果的评估，防止由于过分强调目标导向，约束研究人员的创新能动性。
其次，繼续强化基础领域的技术创新与突破。颠覆性技术的发展，或者源于各领域技术的融合，或是传统技术深化后实现的跃迁突变。如果缺少必要的技术积累，即便发现了颠覆性技术的潜在方向，也很难实现持续的提升与突破。因此，必须继续夯实技术基础，脚踏实地地完成技术积累。
一是要继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鼓励科研人员进行原始创新，改善原始创新的人才发展与成长环境，对原始创新人员的职称评定、项目考核等不再唯论文论或成果论，释放我国智力资源的原始创新活力。
二是要深入推进工业强基工程。工业基础能力影响产品性能和质量，直接决定产业层次与竞争力。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发展不足是制约我国工业乃至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短板，要加大对工业基础领域的支持力度，要围绕《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高端发展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继续深入推进工业强基工程，形成良性的发展环境。
三是要完善颠覆性技术的产业化环境。颠覆性技术从发现到成熟应用需要长期的培育过程，要逐步建立其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机制。对于趋于成熟的技术，通过政府采购、应用试点等方式，营造促进其产业化的市场环境，加快对产业和技术升级的带动作用。
再次，营造适宜颠覆性技术发展的军产学研环境。与传统技术相比，颠覆性技术的技术衍生路径更为复杂，失败率较高，以往的惯性的科研发展思路往往不能奏效，需要建立更为灵活、更为宽容的创新管理体系与产学研环境。
一是要营造敢于挑战权威、宽容失败的创新氛围。要鼓励研究人员勇于超越现有技术体系与模式，尝试新的研究范式与思路。对于非常规创新项目的考核，不完全依据既定目标，而是考核整个研究过程是按部就班还是另辟蹊径，能否体现出创新精神。
二是充分发挥顶尖人才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对于承担颠覆性技术创新的顶尖人才，除了良好的薪资和生活待遇外，要给予充分的信任和自主权，并通过法律保障其创新成果，充分激发他的创新活力与热情。
三是提高军民高技术双向转化效率。出于对国家安全的高度重视，各国的国防技术往往投入力度大、超前性较强，酝酿形成了很多具有前沿性的、颠覆性的技术。建议加快完善军民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深化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军用智力资源的潜在力量，促进军民资源共享，鼓励军用技术向民用转化，开展军民融合创新试点示范，形成多层次、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共同推进颠覆性技术发展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