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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对工业的迅猛发展，美国高校不甘寂寞，变成了工业社会的服务站，大学沦为培养技术员的职业学校，大学的理性丧失，陷入专业主义、孤立主义和反理智主义的困境。面对职业教育主义浪潮冲击下迷失的美国大学，赫钦斯在《美国高等教育》一书中高举人文主义旗帜，认为大学应成为真正的学问中心，实行以形而上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问题为教学内容的通识教育，如此，才能使美国大学回复到传统大学的正途。面对今天的中国大学状况，重读赫钦斯的《美国高等教育》，启示良多。
关键词：《美国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主义；迷失；回归；通识教育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2-0098-03
作者简介：程家福（1972-），男，安徽合肥人，教育学博士，安徽建筑工业学院法政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董美英（1972-），女,山东济宁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中国教育史研究。
面对工业的迅猛发展，美国高校不甘于象牙之塔的寂寞，加入了经济大潮，高扬服务社会的大旗，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中心，莫雷尔法案和康奈尔大学的建立把美国大学变成了工业社会的服务站。1857年的莫雷尔法案提出其目的是“促进工业阶级的文理和实用教育”。康奈尔大学创建者康奈尔(Ezra Cornell)指出:“这所学院将向社会的工业和生产阶级提供最好的设施，以使他们获得实用知识和精神文化……学院将使科学直接服务于农业和其他生产行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高校“正向造就特定技术人员的特定目标前进”。[1]23面对美国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主义的浪潮，赫钦斯忧心忡忡，写了《无友好之声》(No Friendly Voice,1936)、《为了自由的教育》(Education For Freedom,1944）、《民主社会中教育的冲突》(The Conflictin Educationina Democratic Society,1953)、《乌托邦大学》(The University of Utopia,1953)、《学习社会》(The Learning Society,1968)等一系列著作，其中写于1936年的《美国高等教育》(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是其代表作。这部散发着人文主义气息的著作，忧愤地指出了美国高等教育沉沦的根源，同时也指出了回归美国高等教育传统的路径。
在今天的中国，重读这部“不合时宜的真理”的著作，倒觉得合时宜起来，其中许多言论虽是昨日之语，却又好像是指斥今日之弊。
一、高校沦为职业学校
1．大学沦为职业养成所，学生成为技术员。在《美国高等教育》中，赫钦斯开篇敏锐地指出美国的高等教育正处于混乱之中，“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它深受混乱的困扰。”[2]1追逐金钱、混乱的民主概念、“进步”概念的错误认识是高等教育之所以混乱的原因。在这混乱中却有一个共同的取向：高校的职业教育主义倾向。“通过一些轻易的步骤，它逐渐导向职业教育主义”，[2]16“大学的需要和公众的情感联合起来就使大学降格成为职业学校”，[2]18“20世纪以来，以培养学生适应特定的职业为目标的下述领域的学院声誉日隆：新闻学、商科、图书馆学、社会服务、教育、牙医、护士、林学、外交、药学、兽医外科以及公共行政。”[2]20大学沦为职业培训机构，“很快每个人上大学的目的将是为了得到某种培训。”[2]22学生上大学不再是为了真理的神圣追求而是为了谋生获得某种职业培训。
“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发展，抹杀了来自教育系统的大部分光芒。”[3]“大学与专业学院放弃了创造性思考的份量，已使大学与专业学院降低为行业学校(trade school)。专业也就沦落为一种行业了。”[4]相应地，大学生沦为技术员、从业者、工匠。在美国大学里，知识分子将为技术效劳，成为技术手上唯命是从的工具。于是教育不再是启迪人类心智、揭开人心茅塞的鸿业。它不再引人入胜，它的结果也不难预测。教育只是附和依从的例行课业，教人在工艺世界中当学徒，学习精巧的设计而已。[1]23学生也把自己定格为在大学中获取技术的学徒，“他会发现其他想培训他的系科想将他培训成为一个技术员、从业者。”[2]54技术的追求导致美国的大学毕业生往往是有技术无文化，“从美国的一所大学毕业并不保证有文化，也不能保证美国人具有传统的知识。”[5]51
在培养技术员方面，大学比职业培训机构有多少优势？“高等教育所能做到的，职业培训和唱诗班的训练同样能够做到，甚至做得更好。14岁开始对年轻人进行学徒式训练可能会以较某些行业从少的代价取得这里想要得到的结果。”[2]18因此，大学把学生的兴趣引向职业培训是在尝试一些注定要失败的事情。因为，大学职业教育的追求是一种舍其长扬其短的不明智之举，“行业上的诀窍不能在一所大学中学到，而且如果能够学到这些诀窍，也不应该去学。之所以不能在一所大学中学到，是因为这些诀窍容易过时，并为新的诀窍所取代；是因为大学中的教师知识容易陈旧，不能掌握新的诀窍；是因为这些诀窍只能在它们能够被使用的实际情景中才能学到。”[2]28大学能做好的、擅长的是理智方面的训练，最适合作出的贡献是年轻人的理智训练。“专业的理智方面的内容一般只能在大学中才能掌握，至少大学应该成为这类学习的一个理想场所。”[2]30-31
大学追求它不应追求的东西，放弃了它不该放弃的东西，大学是否还能称其为大学，大学存在的合理性遭到置疑，大学的职业教育主义浪潮威胁了大学的生存。
2．大学迷失的原因。美国大学舍本逐末，在职业教育的路途上一路高歌猛进，一步一步走向迷失。是什么让其误入歧途？
追逐眼前利益的短视、急功近利的功用主义、利欲熏心的拜金主义，是美国大学在职业教育主义的迷途中越走越远而不知自醒的原因。“坚信教育存在内容的人几乎一致认为高等教育的目标是效用，非常有限意义上的效用。他们写文章指出，受过教育的人会找到更好的工作，挣到更多的钱。他们也倡导进行教育改革，认为这将更加有效地为学生找到更好的工作和挣到更多的钱作准备。这里我们又重新回到了追逐金钱这个导致社会混乱的主要原因，因为追逐金钱使学校对公众舆论非常敏感；也因为公众舆论认为如果教育有目标，那它就是经济的目标。大学的需要和公众的情感联合起来就使大学降格成为职业学校。”[2]18“流行的效用观念的麻烦之处在于，它混淆了即时的目标和最终的目标。”[2]37满足于人们的眼前需要，放弃了大学的理性追求。短视的“即刻需要论”(The Doctrine of Immediate Needs)在当时的美国大行其道，大学为个人提供五花八门的即刻需求课程，如各种实用技能、汽车驾驶、仪态美容等。这些为满足形形色色个人和社会即刻需求的工匠课程是杂烩和拼盘，缺少理智内容。
把心智陶冶、智力训练贬至次要地位，就是把大学降为行业学校了。满足眼前需要，追逐金钱，忽视大学的真理追求使大学不成其为大学。
3．大学教育职业化的危害。大学教育职业化不仅有害大学，也有害专业和学生。首先，职业教育主义有害于大学。将大学职业教育化，大学的基本活动为一波又一波的职业教育主义所淹没，它导致浅薄和孤立，贬低了课程和教职人员的价值；它剥夺了大学惟一的生存理由，“即在不受功利或‘结果’的压力牵制的情况下，为追求真理提供一个天堂。”[2]25其次，职业教育主义有害于专业。大学将经典著作和文科排除在课程之外，过分强调经验科学，把教育作为当前社会运动的奴仆。[2]38-39大学丧失了尊严，专业为迎合职业培养的需要，失去了创造力。当大学和下属的专业学院放弃创造性思维并蜕变成为初级职业学校时，专业也必定会蜕变成为一个初级职业，因为“每项专门职业为了自身的不断发展都需要有创造性思维的中心”不存在了。[2]26再次，职业教育主义有害于学生。“将专业学院变为职业学校贬低了大学，也不能提高专业的地位。”[2]28这种做法也不能实现其具有的惟一目标，即为学生从事其终身工作作准备。学生在大学中既没有获得期望的谋生技术，也没有像在传统的大学获得智力的训练。
二、高等教育陷入困境
职业主义倾向使大学成其为大学的基本诉求无法实现，高等教育陷入专业主义、孤立主义、反理智主义的困境。
1．专业主义的困境。大学职业化的追求使大学分科越来越多，专业越来越窄，“科学把事物劈成越来越小的碎片，专门化是科学的生活。似乎一个科学机构越专门化，它就越科学。”[6]22“诸如生理学、化学、解剖学这样的名字，或许还可以加上许多其他系科的名字，暗含着对许多有价值的知识领域的理解。这些系科背着这样的名字却没有履行这样的含义，科学的成功靠把自然界劈成可以把握的碎片加以认识，碎片变得越来越小，专业变得越来越窄，大学越是看重其成员的成就，就会有更多的著作产生。这种东西越大量，越珍贵，就会出现由极端专业化组成的人去培养更加专门化的人。”[6]23-24
2．孤立主义的困境。专业化的后果使高等教育陷入孤立主义的困境，一方面，教授之间无法沟通，关注某一职业的教授和关注其他职业的教授相互隔离，关注职业的教授和追求真理的教授也相互隔膜；另一方面，学生之间无法交流，“目前的课程已经达到如此多的程度，以致一个学生不能和另一个学生交谈，除非他们碰巧记得上星期六体育比赛的得分”；[5]52同时，系科之间也无法建立真正的联系，“所有大学系科现在几乎无一例外地从事某种形式的专业训练，因此，和这些系科建立联系的好处是非常值得怀疑的。”[2]32
3．反理智主义的困境。大学沦为职业养成所，学生沦为学徒，教授沦为技师。职业教育的追求使大学精神丧失，放弃了对真理知识的追求。“大学存在两个目标的冲突，一个是纯粹对真理的追求；另一个也是大学所公认的，就是为人们毕生的事业作准备。这不是教育和研究之间的冲突，而是两种教育之间的冲突。两种教育都可以在一所大学的各个部门找到。正如我稍后将要表明的，专业训练几乎每个系科都在开办，而纯粹对真理的追求即使在一个专业学院也仅是偶尔为之。”[2]20而且随着职业教育主义的泛滥，知识的神圣追求几成明日黄花，“纯粹追求知识的目标在大学迅速变得模糊，并且不久就可能消失。”[2]22大学放弃了知识追求，背弃了大学的理性，成为职业准备机构。
放弃追求永恒的真理，执着于浅近的职业准备，职业教育的倾向使理性的大学走向反理性。“教育必须包括有关当代工业、技术、财政、政治和社会状况的或多或少详细的概括研究，以便受教育者能够适应这些情况，并将自己和同伴的不舒适降到最低程度。因此，当代的时代潮流造就了当代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反理性主义的大学。”[2]16“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光是非理智而且也是反理智的世界，甚至大学也是反理智的。我们可以说，学院是为了社会适应，而大学是为了职业调整。对于理智问题是值得大学关注的惟一问题的立场，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像在大学本身那样受到如此激烈的反对。我们试图通过向学生提供有关生活的信息，使他们适应生活，尽管我们知道这些信息在他们毕业时会变得陈旧。我们试图通过将专业人士的运行方式告诉学生，使他们适应日后的工作，而很少费心去告诉他们为什么。结果出现了彻头彻尾反理智主义的课程。”[2]31
三、大学回归传统之途
大学如何走出困境，如何从迷途折回到传统大学的正道，从而“使我们的大学成为真正的社区，真正的学者的社区”？[2]34
1．大学是真正的学问中心。赫钦斯把大学从职业培养的服务站又拉回了追求真理知识的理性殿堂。大学的原则不是追求金钱，而是追求真理，“一所大学统一的原则是为真理而追求真理。”大学精神是执着学术研究的精神，[2]33“真正的大学精神，也就是纯粹为了研究对象而研究的精神”，[2]33对原则进行发展、详尽阐述和精练提纯的科学研究，以及收集和运用经验性资料以帮助这种研究工作的进行，是大学的最高活动之一，也是所有的大学教授应该从事的那种研究。[2]53大学的目标是智慧的增长，“高等教育的目标是智慧。智慧意味着了解事物的原则和起因。”[2]57大学解决的不是现实的职业适应，而是思辨问题，“我坚信大学所要解决的是思辨的问题。”[2]63大学对学生进行智力的训练，教学内容注重理论教育，“高等教育主要是考虑那些基本的问题。……在大学，学生必须掌握那些基本的问题，因为只有在那里他才能做到这一点。以后他就有足够的时间去追踪当前的事态发展。”[2]62大学中所能学到的全部东西，就是各个学科的一般原则、基本命题和理论。[2]28赫钦斯坚信最实用的教育是最重理论的教育。[1]6他认为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越是基础的东西越不会过时，最重视理论的教育最有用，最好的大学教育不是教给学生技术操作，而是培养他们的理解能力。判断大学教育的好坏要看是否能够培育理智，“培养理智方面优点的教育是最有用的教育，不管学生将来过思辨的生活或行为的生活。”[2]37
通过这样的改革，大学恢复理性，重又回复到传统大学追求学术的路途上。职业教育主义消除，大学秩序得以重建。“通过消除目前的那些导致高等教育混乱的因素，即职业教育主义和无限制的经验主义，我们可以使高等教育恢复秩序。……我们将能够使大学成为一个真正的学问中心；我们将能够使大学成为创造性思想的发源地。”[2]67
2．通才教育。大学不再在职业培训的迷途中徘徊，回到追求知识真理的正途，从混乱恢复秩序，那么大学应是怎样的大学？学生学习的恰当内容是什么？
“如果我们能够使形而上学重新焕发生机，并恢复它在高等教育中应有的地位，我们就能够在大学及当今世界建立起合理的秩序。”[2]61阻碍教育和知识进步的那种系科制度将会消失，大学的专业学院会因此消失，大学将由形而上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个学院组成。现有系科中那些专门从事数据资料收集工作和职业训练的成员将会被转移到研究性和职业性的学院。教授将是考虑这些领域的基本问题的人士。教学将面向对这些领域思想的理解，而且将不带任何职业性的目的。[2]66学生将同时学习所有这三方面的内容，但专攻一个方面。
形而上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问题，是高等教育恰当的学习内容。形而上学，即有关首要原则的科学；社会科学，是一些实用的科学，探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科学，即有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科学。学生学习所有这三类课程，同时把其中的一个作为学习的重点，“学生在学习这些课程时将没有任何职业性的目的。”[2]61例如大学培养牧师，在大二结束时，学生已具备源于经典名著和文科的良好的普通教育训练，然后将花更多的时间在形而上学学院，还将学习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知识，同时将掌握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主要思想，如果在担当一个教区的工作之前学习一定的宗教习俗对他非常重要和必要，那么他可以通过学徒制或在大学附近专门设立的技术性研究所去掌握它们。
培养的人才不同，学习的侧重点不同。未来的牧师将毕业于形而上学学院，律师将毕业于社会科学学院，医生和工程师将毕业于自然科学学院。“我们还应该期望在形而上学学院发现未来的哲学家，在社会科学学院发现未来的行政官员、法官、立法人员、政治家和公共事务专家，在自然科学学院发现那些将毕生致力于科学探索的人。”[2]64尽管针对不同的人才培养，学习的侧重点不同，但是都必须学习形而上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类课程。
通过这种方式构筑的大学使大学变得明智。在这样的大学，学生才可能受到好的教育，“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因为其他方法都不能使思辨的世界作为一个可以理解的整体呈现出来。”[2]63如此，大学成为真正的学问中心，创造性思想的发源地，大学走出困境，恢复秩序。
职业教育主义的困境不再是大学的阻碍，因为专业和非专业的学科不再泾渭分明，它们都在三个学院以同样的方式得到传授。“职业技能的训练是职业界的事，如有必要，也可交由以不会使大学产生混乱的方式成立的技术性研究所进行。”[2]67孤立主义的困境也将不再制造麻烦。学科间将不再相互割裂，而是通过一种合理的原则相互融合在一起。教授和学生将为真理而追求真理；他们将知道追求什么真理以及为什么这么做。既然所有学生都将在所有学院学习，他们所获得的教育将不再是琐碎的或混杂的教育，而是与大学本身一样的统一的教育。[2]67这样，反理智主义的困境也会迎刃而解，因为大学现在是理智性的。
通过如此的大学建构，通过如此的改革调整，大学从职业教育主义的泥沼中挣脱出来，大学回归到大学为真理奋斗的传统。赫钦斯满怀激情地预言：“这也是惟一值得拥有的那种大学。我相信，它将比那些致力于当前的事态或职业训练的大学在政治和专业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2]68
结语
在当时国民热衷于金钱的追逐的时候，赫钦斯以教育家的睿智和学人的良知，高举人文主义教育的大纛，痛斥当时大学的堕落，力图把大学从职业教育主义的迷途拉回追求真理的正道。尽管当时的许多人嘲讽他的言论带有“后向取径式的浪漫”（backward-looking romantics），但是，在今天的中国，重读赫钦斯的《美国高等教育》却感到切中时弊。今天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急功近利，缺乏社会长久发展的责任感，滑入了培养技术员的职业教育的泥塘，技术教育泛滥，人文教育失落，追求技术的掌握，忽视了人的存在，有人戏说今天的中国高校是“母机”，大学已沦为技术员充斥的凡夫俗子的汇聚地。也有人用“三过”概况今天中国大学生的状况：过弱的人文陶冶，过窄的专业教育，过重的功利导向。[7]中国的高校如何恢复大学的神圣？如何使大学看起来像大学？如何对大学生实行好的教育？赫钦斯的《美国高等教育》给予了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美]赫钦斯.学习社会[M].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6.
[2][美]赫钦斯.美国高等教育[M].王利兵,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3]H.S.Ashmore. Unseasonable Truth ,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9:401.
[4]徐宗林.赫钦斯教育思想之研究[M]. 台北市：文景出版社,1973:112.
[5]赫钦斯.民主社会中教育上的冲突[M].陆有铨,译.台北市: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94.
[6]R. M. Hutchins. The University of Utopia[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
[7]王孙禺.当前高等教育研究中的若干热点问题[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8, (3).
[责任编辑：闫生金]
关键词：《美国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主义；迷失；回归；通识教育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2-0098-03
作者简介：程家福（1972-），男，安徽合肥人，教育学博士，安徽建筑工业学院法政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董美英（1972-），女,山东济宁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中国教育史研究。
面对工业的迅猛发展，美国高校不甘于象牙之塔的寂寞，加入了经济大潮，高扬服务社会的大旗，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中心，莫雷尔法案和康奈尔大学的建立把美国大学变成了工业社会的服务站。1857年的莫雷尔法案提出其目的是“促进工业阶级的文理和实用教育”。康奈尔大学创建者康奈尔(Ezra Cornell)指出:“这所学院将向社会的工业和生产阶级提供最好的设施，以使他们获得实用知识和精神文化……学院将使科学直接服务于农业和其他生产行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高校“正向造就特定技术人员的特定目标前进”。[1]23面对美国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主义的浪潮，赫钦斯忧心忡忡，写了《无友好之声》(No Friendly Voice,1936)、《为了自由的教育》(Education For Freedom,1944）、《民主社会中教育的冲突》(The Conflictin Educationina Democratic Society,1953)、《乌托邦大学》(The University of Utopia,1953)、《学习社会》(The Learning Society,1968)等一系列著作，其中写于1936年的《美国高等教育》(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是其代表作。这部散发着人文主义气息的著作，忧愤地指出了美国高等教育沉沦的根源，同时也指出了回归美国高等教育传统的路径。
在今天的中国，重读这部“不合时宜的真理”的著作，倒觉得合时宜起来，其中许多言论虽是昨日之语，却又好像是指斥今日之弊。
一、高校沦为职业学校
1．大学沦为职业养成所，学生成为技术员。在《美国高等教育》中，赫钦斯开篇敏锐地指出美国的高等教育正处于混乱之中，“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它深受混乱的困扰。”[2]1追逐金钱、混乱的民主概念、“进步”概念的错误认识是高等教育之所以混乱的原因。在这混乱中却有一个共同的取向：高校的职业教育主义倾向。“通过一些轻易的步骤，它逐渐导向职业教育主义”，[2]16“大学的需要和公众的情感联合起来就使大学降格成为职业学校”，[2]18“20世纪以来，以培养学生适应特定的职业为目标的下述领域的学院声誉日隆：新闻学、商科、图书馆学、社会服务、教育、牙医、护士、林学、外交、药学、兽医外科以及公共行政。”[2]20大学沦为职业培训机构，“很快每个人上大学的目的将是为了得到某种培训。”[2]22学生上大学不再是为了真理的神圣追求而是为了谋生获得某种职业培训。
“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发展，抹杀了来自教育系统的大部分光芒。”[3]“大学与专业学院放弃了创造性思考的份量，已使大学与专业学院降低为行业学校(trade school)。专业也就沦落为一种行业了。”[4]相应地，大学生沦为技术员、从业者、工匠。在美国大学里，知识分子将为技术效劳，成为技术手上唯命是从的工具。于是教育不再是启迪人类心智、揭开人心茅塞的鸿业。它不再引人入胜，它的结果也不难预测。教育只是附和依从的例行课业，教人在工艺世界中当学徒，学习精巧的设计而已。[1]23学生也把自己定格为在大学中获取技术的学徒，“他会发现其他想培训他的系科想将他培训成为一个技术员、从业者。”[2]54技术的追求导致美国的大学毕业生往往是有技术无文化，“从美国的一所大学毕业并不保证有文化，也不能保证美国人具有传统的知识。”[5]51
在培养技术员方面，大学比职业培训机构有多少优势？“高等教育所能做到的，职业培训和唱诗班的训练同样能够做到，甚至做得更好。14岁开始对年轻人进行学徒式训练可能会以较某些行业从少的代价取得这里想要得到的结果。”[2]18因此，大学把学生的兴趣引向职业培训是在尝试一些注定要失败的事情。因为，大学职业教育的追求是一种舍其长扬其短的不明智之举，“行业上的诀窍不能在一所大学中学到，而且如果能够学到这些诀窍，也不应该去学。之所以不能在一所大学中学到，是因为这些诀窍容易过时，并为新的诀窍所取代；是因为大学中的教师知识容易陈旧，不能掌握新的诀窍；是因为这些诀窍只能在它们能够被使用的实际情景中才能学到。”[2]28大学能做好的、擅长的是理智方面的训练，最适合作出的贡献是年轻人的理智训练。“专业的理智方面的内容一般只能在大学中才能掌握，至少大学应该成为这类学习的一个理想场所。”[2]30-31
大学追求它不应追求的东西，放弃了它不该放弃的东西，大学是否还能称其为大学，大学存在的合理性遭到置疑，大学的职业教育主义浪潮威胁了大学的生存。
2．大学迷失的原因。美国大学舍本逐末，在职业教育的路途上一路高歌猛进，一步一步走向迷失。是什么让其误入歧途？
追逐眼前利益的短视、急功近利的功用主义、利欲熏心的拜金主义，是美国大学在职业教育主义的迷途中越走越远而不知自醒的原因。“坚信教育存在内容的人几乎一致认为高等教育的目标是效用，非常有限意义上的效用。他们写文章指出，受过教育的人会找到更好的工作，挣到更多的钱。他们也倡导进行教育改革，认为这将更加有效地为学生找到更好的工作和挣到更多的钱作准备。这里我们又重新回到了追逐金钱这个导致社会混乱的主要原因，因为追逐金钱使学校对公众舆论非常敏感；也因为公众舆论认为如果教育有目标，那它就是经济的目标。大学的需要和公众的情感联合起来就使大学降格成为职业学校。”[2]18“流行的效用观念的麻烦之处在于，它混淆了即时的目标和最终的目标。”[2]37满足于人们的眼前需要，放弃了大学的理性追求。短视的“即刻需要论”(The Doctrine of Immediate Needs)在当时的美国大行其道，大学为个人提供五花八门的即刻需求课程，如各种实用技能、汽车驾驶、仪态美容等。这些为满足形形色色个人和社会即刻需求的工匠课程是杂烩和拼盘，缺少理智内容。
把心智陶冶、智力训练贬至次要地位，就是把大学降为行业学校了。满足眼前需要，追逐金钱，忽视大学的真理追求使大学不成其为大学。
3．大学教育职业化的危害。大学教育职业化不仅有害大学，也有害专业和学生。首先，职业教育主义有害于大学。将大学职业教育化，大学的基本活动为一波又一波的职业教育主义所淹没，它导致浅薄和孤立，贬低了课程和教职人员的价值；它剥夺了大学惟一的生存理由，“即在不受功利或‘结果’的压力牵制的情况下，为追求真理提供一个天堂。”[2]25其次，职业教育主义有害于专业。大学将经典著作和文科排除在课程之外，过分强调经验科学，把教育作为当前社会运动的奴仆。[2]38-39大学丧失了尊严，专业为迎合职业培养的需要，失去了创造力。当大学和下属的专业学院放弃创造性思维并蜕变成为初级职业学校时，专业也必定会蜕变成为一个初级职业，因为“每项专门职业为了自身的不断发展都需要有创造性思维的中心”不存在了。[2]26再次，职业教育主义有害于学生。“将专业学院变为职业学校贬低了大学，也不能提高专业的地位。”[2]28这种做法也不能实现其具有的惟一目标，即为学生从事其终身工作作准备。学生在大学中既没有获得期望的谋生技术，也没有像在传统的大学获得智力的训练。
二、高等教育陷入困境
职业主义倾向使大学成其为大学的基本诉求无法实现，高等教育陷入专业主义、孤立主义、反理智主义的困境。
1．专业主义的困境。大学职业化的追求使大学分科越来越多，专业越来越窄，“科学把事物劈成越来越小的碎片，专门化是科学的生活。似乎一个科学机构越专门化，它就越科学。”[6]22“诸如生理学、化学、解剖学这样的名字，或许还可以加上许多其他系科的名字，暗含着对许多有价值的知识领域的理解。这些系科背着这样的名字却没有履行这样的含义，科学的成功靠把自然界劈成可以把握的碎片加以认识，碎片变得越来越小，专业变得越来越窄，大学越是看重其成员的成就，就会有更多的著作产生。这种东西越大量，越珍贵，就会出现由极端专业化组成的人去培养更加专门化的人。”[6]23-24
2．孤立主义的困境。专业化的后果使高等教育陷入孤立主义的困境，一方面，教授之间无法沟通，关注某一职业的教授和关注其他职业的教授相互隔离，关注职业的教授和追求真理的教授也相互隔膜；另一方面，学生之间无法交流，“目前的课程已经达到如此多的程度，以致一个学生不能和另一个学生交谈，除非他们碰巧记得上星期六体育比赛的得分”；[5]52同时，系科之间也无法建立真正的联系，“所有大学系科现在几乎无一例外地从事某种形式的专业训练，因此，和这些系科建立联系的好处是非常值得怀疑的。”[2]32
3．反理智主义的困境。大学沦为职业养成所，学生沦为学徒，教授沦为技师。职业教育的追求使大学精神丧失，放弃了对真理知识的追求。“大学存在两个目标的冲突，一个是纯粹对真理的追求；另一个也是大学所公认的，就是为人们毕生的事业作准备。这不是教育和研究之间的冲突，而是两种教育之间的冲突。两种教育都可以在一所大学的各个部门找到。正如我稍后将要表明的，专业训练几乎每个系科都在开办，而纯粹对真理的追求即使在一个专业学院也仅是偶尔为之。”[2]20而且随着职业教育主义的泛滥，知识的神圣追求几成明日黄花，“纯粹追求知识的目标在大学迅速变得模糊，并且不久就可能消失。”[2]22大学放弃了知识追求，背弃了大学的理性，成为职业准备机构。
放弃追求永恒的真理，执着于浅近的职业准备，职业教育的倾向使理性的大学走向反理性。“教育必须包括有关当代工业、技术、财政、政治和社会状况的或多或少详细的概括研究，以便受教育者能够适应这些情况，并将自己和同伴的不舒适降到最低程度。因此，当代的时代潮流造就了当代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反理性主义的大学。”[2]16“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光是非理智而且也是反理智的世界，甚至大学也是反理智的。我们可以说，学院是为了社会适应，而大学是为了职业调整。对于理智问题是值得大学关注的惟一问题的立场，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像在大学本身那样受到如此激烈的反对。我们试图通过向学生提供有关生活的信息，使他们适应生活，尽管我们知道这些信息在他们毕业时会变得陈旧。我们试图通过将专业人士的运行方式告诉学生，使他们适应日后的工作，而很少费心去告诉他们为什么。结果出现了彻头彻尾反理智主义的课程。”[2]31
三、大学回归传统之途
大学如何走出困境，如何从迷途折回到传统大学的正道，从而“使我们的大学成为真正的社区，真正的学者的社区”？[2]34
1．大学是真正的学问中心。赫钦斯把大学从职业培养的服务站又拉回了追求真理知识的理性殿堂。大学的原则不是追求金钱，而是追求真理，“一所大学统一的原则是为真理而追求真理。”大学精神是执着学术研究的精神，[2]33“真正的大学精神，也就是纯粹为了研究对象而研究的精神”，[2]33对原则进行发展、详尽阐述和精练提纯的科学研究，以及收集和运用经验性资料以帮助这种研究工作的进行，是大学的最高活动之一，也是所有的大学教授应该从事的那种研究。[2]53大学的目标是智慧的增长，“高等教育的目标是智慧。智慧意味着了解事物的原则和起因。”[2]57大学解决的不是现实的职业适应，而是思辨问题，“我坚信大学所要解决的是思辨的问题。”[2]63大学对学生进行智力的训练，教学内容注重理论教育，“高等教育主要是考虑那些基本的问题。……在大学，学生必须掌握那些基本的问题，因为只有在那里他才能做到这一点。以后他就有足够的时间去追踪当前的事态发展。”[2]62大学中所能学到的全部东西，就是各个学科的一般原则、基本命题和理论。[2]28赫钦斯坚信最实用的教育是最重理论的教育。[1]6他认为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越是基础的东西越不会过时，最重视理论的教育最有用，最好的大学教育不是教给学生技术操作，而是培养他们的理解能力。判断大学教育的好坏要看是否能够培育理智，“培养理智方面优点的教育是最有用的教育，不管学生将来过思辨的生活或行为的生活。”[2]37
通过这样的改革，大学恢复理性，重又回复到传统大学追求学术的路途上。职业教育主义消除，大学秩序得以重建。“通过消除目前的那些导致高等教育混乱的因素，即职业教育主义和无限制的经验主义，我们可以使高等教育恢复秩序。……我们将能够使大学成为一个真正的学问中心；我们将能够使大学成为创造性思想的发源地。”[2]67
2．通才教育。大学不再在职业培训的迷途中徘徊，回到追求知识真理的正途，从混乱恢复秩序，那么大学应是怎样的大学？学生学习的恰当内容是什么？
“如果我们能够使形而上学重新焕发生机，并恢复它在高等教育中应有的地位，我们就能够在大学及当今世界建立起合理的秩序。”[2]61阻碍教育和知识进步的那种系科制度将会消失，大学的专业学院会因此消失，大学将由形而上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个学院组成。现有系科中那些专门从事数据资料收集工作和职业训练的成员将会被转移到研究性和职业性的学院。教授将是考虑这些领域的基本问题的人士。教学将面向对这些领域思想的理解，而且将不带任何职业性的目的。[2]66学生将同时学习所有这三方面的内容，但专攻一个方面。
形而上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问题，是高等教育恰当的学习内容。形而上学，即有关首要原则的科学；社会科学，是一些实用的科学，探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科学，即有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科学。学生学习所有这三类课程，同时把其中的一个作为学习的重点，“学生在学习这些课程时将没有任何职业性的目的。”[2]61例如大学培养牧师，在大二结束时，学生已具备源于经典名著和文科的良好的普通教育训练，然后将花更多的时间在形而上学学院，还将学习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知识，同时将掌握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主要思想，如果在担当一个教区的工作之前学习一定的宗教习俗对他非常重要和必要，那么他可以通过学徒制或在大学附近专门设立的技术性研究所去掌握它们。
培养的人才不同，学习的侧重点不同。未来的牧师将毕业于形而上学学院，律师将毕业于社会科学学院，医生和工程师将毕业于自然科学学院。“我们还应该期望在形而上学学院发现未来的哲学家，在社会科学学院发现未来的行政官员、法官、立法人员、政治家和公共事务专家，在自然科学学院发现那些将毕生致力于科学探索的人。”[2]64尽管针对不同的人才培养，学习的侧重点不同，但是都必须学习形而上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类课程。
通过这种方式构筑的大学使大学变得明智。在这样的大学，学生才可能受到好的教育，“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因为其他方法都不能使思辨的世界作为一个可以理解的整体呈现出来。”[2]63如此，大学成为真正的学问中心，创造性思想的发源地，大学走出困境，恢复秩序。
职业教育主义的困境不再是大学的阻碍，因为专业和非专业的学科不再泾渭分明，它们都在三个学院以同样的方式得到传授。“职业技能的训练是职业界的事，如有必要，也可交由以不会使大学产生混乱的方式成立的技术性研究所进行。”[2]67孤立主义的困境也将不再制造麻烦。学科间将不再相互割裂，而是通过一种合理的原则相互融合在一起。教授和学生将为真理而追求真理；他们将知道追求什么真理以及为什么这么做。既然所有学生都将在所有学院学习，他们所获得的教育将不再是琐碎的或混杂的教育，而是与大学本身一样的统一的教育。[2]67这样，反理智主义的困境也会迎刃而解，因为大学现在是理智性的。
通过如此的大学建构，通过如此的改革调整，大学从职业教育主义的泥沼中挣脱出来，大学回归到大学为真理奋斗的传统。赫钦斯满怀激情地预言：“这也是惟一值得拥有的那种大学。我相信，它将比那些致力于当前的事态或职业训练的大学在政治和专业方面取得更大的成绩。”[2]68
结语
在当时国民热衷于金钱的追逐的时候，赫钦斯以教育家的睿智和学人的良知，高举人文主义教育的大纛，痛斥当时大学的堕落，力图把大学从职业教育主义的迷途拉回追求真理的正道。尽管当时的许多人嘲讽他的言论带有“后向取径式的浪漫”（backward-looking romantics），但是，在今天的中国，重读赫钦斯的《美国高等教育》却感到切中时弊。今天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急功近利，缺乏社会长久发展的责任感，滑入了培养技术员的职业教育的泥塘，技术教育泛滥，人文教育失落，追求技术的掌握，忽视了人的存在，有人戏说今天的中国高校是“母机”，大学已沦为技术员充斥的凡夫俗子的汇聚地。也有人用“三过”概况今天中国大学生的状况：过弱的人文陶冶，过窄的专业教育，过重的功利导向。[7]中国的高校如何恢复大学的神圣？如何使大学看起来像大学？如何对大学生实行好的教育？赫钦斯的《美国高等教育》给予了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美]赫钦斯.学习社会[M].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6.
[2][美]赫钦斯.美国高等教育[M].王利兵,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3]H.S.Ashmore. Unseasonable Truth ,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9:401.
[4]徐宗林.赫钦斯教育思想之研究[M]. 台北市：文景出版社,1973:112.
[5]赫钦斯.民主社会中教育上的冲突[M].陆有铨,译.台北市:桂冠图书有限公司,1994.
[6]R. M. Hutchins. The University of Utopia[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
[7]王孙禺.当前高等教育研究中的若干热点问题[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8, (3).
[责任编辑：闫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