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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天空阴霾低沉，气温骤然下降，让我们感受了上海的春寒料峭，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们急切而高兴的心情，因为我们要访问的是受人敬仰的上海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原副市长、98岁高龄的湘籍革命前辈裴先白。
在湖南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伍登国的陪同下，特意带着裴老平时爱吃的湘味浓郁的扣肉、腊味合蒸，我们叩开了华东医院南楼411病房，房间暖意融融，四周一幅幅裴老的照片首先映入眼帘，既有烽火岁月的革命照，也有披荆斩棘的工作瞬间照，还有儿孙绕膝的全家福，我们立即感到了房间的温馨和裴老人生的丰富。
裴老满面红光，口齿清楚，声音响亮，根本没有耄耋老人的龙钟之态。看到我们来访，裴老立即放下正在浏览的报纸，随手翻看我们递上的家乡党史刊物《湘潮》。当知道我们想了解他那瑰丽丰富的革命人生时，裴老连忙谦逊地表示自己的人生没有可圈可点之处。但裴老绕不过家乡情结，当我们介绍家乡澧县发生的巨变后，裴老开始回忆起他那充满传奇的战斗篇章，讲述他那奉献国家和人民的不凡历程。
裴老的人生是从澧水河畔起航的，他的回忆和讲述也是从澧水开始的。
投身革命，难忘董必武知遇之恩
裴先白，原名王裕祖，1916年11月出生于湖南澧县周公渡（今永丰乡大周村）。父亲王绍东勤劳朴实、善良忠厚，母亲易剑秋贤惠善良、知书达理，他们靠租种几亩薄田，勉强维持着全家的生计。父母先后生育了3个子女，王裕祖（裴先白）是老大，弟弟王新祖很小不幸夭折，妹妹王小梅一家三口在1941年常德大鼠疫中死于非命。
周公渡是承载裴老童贞、弥漫真情的地方。裴老从小讨人喜欢，向往读书。在周公渡一所私塾，他跟着自己人生的第一位老师方先生启蒙念书。方先生讲授经史子集，特别是那些做人做事的道理，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对此，裴老一直念念不忘，曾多次委托当地政府寻找方先生及其后人，遗憾的是无人知晓下落，也没人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裴先白的外祖父在邻近澧县的安乡县城当老师，因此，他不久离开周公渡，跟随外祖父在安乡上学。安乡望衡岳而抱洞庭，平川沃野，人杰地灵。在这里，他顺利地读完了小学和初中。书本为裴老打开了观察世界和探秘人生的大门。带着渴望了解外面精彩世界的冲动，他从安乡坐船顺长江而下来到了“九省通衢”的武汉。因不慎遗失初中的学历证明，眼看将错失报考读高中的机会，他急中生智，借用弃考的同学裴先白之名报考，凭着扎实的基础通过了考试。从此，王裕祖就成为了裴先白。裴老告诉我们：当年那个真正的裴先白还有一个名字叫裴力之，后来去了台湾从政，曾担任台湾“国大”代表，裴力之是在台湾的大陆高干名单中发现裴先白的。后两岸关系解冻，几经周折，20世纪80年代初两人才在上海第一次见面，他们仍以兄弟相称。裴力之前几年在台湾去世，他的太太杨家宁还常到上海看望他的这位大哥。为了裴先白的名字，“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还将裴老打成混入党内的假党员进行批斗。
进入高中后，裴老接受了当时最新式的、最现代的教育。他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各科成绩都非常优秀，并且还培养了极强的组织能力。在此期间，他开始接触一些进步书刊，阅读了大量针砭当时社会的文章。高中毕业，裴老原想考武汉大学，读水利专业，因家乡常发大水，无奈抗日战争爆发，大学梦被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碎。当时，武汉是全国抗战的中心。在全民抗战声势的感召下，他浑身洋溢着强烈的爱国情绪，浑身充满着争取民族独立的战斗激情。
此时恰逢第二次国共合作，董必武在武汉利用合法身份和他广泛的社会影响，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武汉安仁里1号董必武家，裴老与学友经常聆听董必武的时势演讲。回忆至此，裴老激动地说：“董必武家的门牌号安仁里1号，我终始都记得。”董必武的演讲，形象生动，入情入理，让青年学生热血沸腾。裴老坚信只有参加革命才能施展才华和实现理想，于是他放弃了知识救国的人生道路设想。无疑，董必武成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
此时，全国各地一批又一批的党员和进步青年，离开家乡，奔赴延安。裴老请求董必武介绍他去延安参加学习和革命工作。董必武特别喜欢这位聪明上进的热血青年，考虑到他文化基础扎实、组织能力强，没有答应他的请求，竭力挽留他做地方工作。董必武语重心长地启发说：“你们小孩子都去延安干什么？到延安是革命，到大别山的红军游击队去，那里也是战场，那里去的人少，你们去那里好了，去那里也是革命。”裴老听从董必武的劝告，改变初衷，与37位青年志士一道奔赴鄂豫皖交界处的大别山，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洪流之中。就这样，1938年2月，年仅22岁的裴先白参加了革命，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5月，裴老在安徽第五临时中学组织学生进行抗日活动，动员进步学生去延安抗大学习。不久他担任立煌县（今安徽省金寨县）委宣传部长、第一任书记。当时县委的干部主要由青年学生、苏维埃时期留下的地下工作者和红军游击队的干部等三部分组成。在董必武的领导下，裴老积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使立煌县在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斗争、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裴老出色的工作得到了董必武的充分肯定。不久，他就以县委书记的身份参加了新四军，在高敬亭领导下的新四军第四支队任留守处政治干事、总支宣传干事，走向了抗日的最前沿。四支队是当年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的一支红军老部队，虽然部队里大家年龄相差不多，但老同志、老红军多。裴先白过硬的文化基础、出色的工作能力和谦和的为人，引起部队众多老同志的认可和领导的重视，他很快担任领导职务，相继任新四军四支队政治部宣传科长，四支队七团、十二团政治处副主任。在此期间，他先后参加了周家岗、半塔、全椒、金牛山、定远、黄统苗等战役战斗，其所在的四支队七团获得了“铁锤子”团的光荣称号。
在湖南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伍登国的陪同下，特意带着裴老平时爱吃的湘味浓郁的扣肉、腊味合蒸，我们叩开了华东医院南楼411病房，房间暖意融融，四周一幅幅裴老的照片首先映入眼帘，既有烽火岁月的革命照，也有披荆斩棘的工作瞬间照，还有儿孙绕膝的全家福，我们立即感到了房间的温馨和裴老人生的丰富。
裴老满面红光，口齿清楚，声音响亮，根本没有耄耋老人的龙钟之态。看到我们来访，裴老立即放下正在浏览的报纸，随手翻看我们递上的家乡党史刊物《湘潮》。当知道我们想了解他那瑰丽丰富的革命人生时，裴老连忙谦逊地表示自己的人生没有可圈可点之处。但裴老绕不过家乡情结，当我们介绍家乡澧县发生的巨变后，裴老开始回忆起他那充满传奇的战斗篇章，讲述他那奉献国家和人民的不凡历程。
裴老的人生是从澧水河畔起航的，他的回忆和讲述也是从澧水开始的。
投身革命，难忘董必武知遇之恩
裴先白，原名王裕祖，1916年11月出生于湖南澧县周公渡（今永丰乡大周村）。父亲王绍东勤劳朴实、善良忠厚，母亲易剑秋贤惠善良、知书达理，他们靠租种几亩薄田，勉强维持着全家的生计。父母先后生育了3个子女，王裕祖（裴先白）是老大，弟弟王新祖很小不幸夭折，妹妹王小梅一家三口在1941年常德大鼠疫中死于非命。
周公渡是承载裴老童贞、弥漫真情的地方。裴老从小讨人喜欢，向往读书。在周公渡一所私塾，他跟着自己人生的第一位老师方先生启蒙念书。方先生讲授经史子集，特别是那些做人做事的道理，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对此，裴老一直念念不忘，曾多次委托当地政府寻找方先生及其后人，遗憾的是无人知晓下落，也没人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裴先白的外祖父在邻近澧县的安乡县城当老师，因此，他不久离开周公渡，跟随外祖父在安乡上学。安乡望衡岳而抱洞庭，平川沃野，人杰地灵。在这里，他顺利地读完了小学和初中。书本为裴老打开了观察世界和探秘人生的大门。带着渴望了解外面精彩世界的冲动，他从安乡坐船顺长江而下来到了“九省通衢”的武汉。因不慎遗失初中的学历证明，眼看将错失报考读高中的机会，他急中生智，借用弃考的同学裴先白之名报考，凭着扎实的基础通过了考试。从此，王裕祖就成为了裴先白。裴老告诉我们：当年那个真正的裴先白还有一个名字叫裴力之，后来去了台湾从政，曾担任台湾“国大”代表，裴力之是在台湾的大陆高干名单中发现裴先白的。后两岸关系解冻，几经周折，20世纪80年代初两人才在上海第一次见面，他们仍以兄弟相称。裴力之前几年在台湾去世，他的太太杨家宁还常到上海看望他的这位大哥。为了裴先白的名字，“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还将裴老打成混入党内的假党员进行批斗。
进入高中后，裴老接受了当时最新式的、最现代的教育。他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各科成绩都非常优秀，并且还培养了极强的组织能力。在此期间，他开始接触一些进步书刊，阅读了大量针砭当时社会的文章。高中毕业，裴老原想考武汉大学，读水利专业，因家乡常发大水，无奈抗日战争爆发，大学梦被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碎。当时，武汉是全国抗战的中心。在全民抗战声势的感召下，他浑身洋溢着强烈的爱国情绪，浑身充满着争取民族独立的战斗激情。
此时恰逢第二次国共合作，董必武在武汉利用合法身份和他广泛的社会影响，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武汉安仁里1号董必武家，裴老与学友经常聆听董必武的时势演讲。回忆至此，裴老激动地说：“董必武家的门牌号安仁里1号，我终始都记得。”董必武的演讲，形象生动，入情入理，让青年学生热血沸腾。裴老坚信只有参加革命才能施展才华和实现理想，于是他放弃了知识救国的人生道路设想。无疑，董必武成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
此时，全国各地一批又一批的党员和进步青年，离开家乡，奔赴延安。裴老请求董必武介绍他去延安参加学习和革命工作。董必武特别喜欢这位聪明上进的热血青年，考虑到他文化基础扎实、组织能力强，没有答应他的请求，竭力挽留他做地方工作。董必武语重心长地启发说：“你们小孩子都去延安干什么？到延安是革命，到大别山的红军游击队去，那里也是战场，那里去的人少，你们去那里好了，去那里也是革命。”裴老听从董必武的劝告，改变初衷，与37位青年志士一道奔赴鄂豫皖交界处的大别山，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洪流之中。就这样，1938年2月，年仅22岁的裴先白参加了革命，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5月，裴老在安徽第五临时中学组织学生进行抗日活动，动员进步学生去延安抗大学习。不久他担任立煌县（今安徽省金寨县）委宣传部长、第一任书记。当时县委的干部主要由青年学生、苏维埃时期留下的地下工作者和红军游击队的干部等三部分组成。在董必武的领导下，裴老积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使立煌县在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斗争、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裴老出色的工作得到了董必武的充分肯定。不久，他就以县委书记的身份参加了新四军，在高敬亭领导下的新四军第四支队任留守处政治干事、总支宣传干事，走向了抗日的最前沿。四支队是当年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的一支红军老部队，虽然部队里大家年龄相差不多，但老同志、老红军多。裴先白过硬的文化基础、出色的工作能力和谦和的为人，引起部队众多老同志的认可和领导的重视，他很快担任领导职务，相继任新四军四支队政治部宣传科长，四支队七团、十二团政治处副主任。在此期间，他先后参加了周家岗、半塔、全椒、金牛山、定远、黄统苗等战役战斗，其所在的四支队七团获得了“铁锤子”团的光荣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