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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报刊的迅速崛起，不仅改变了中国文学传统的流通方式，同时也颠覆了“藏山之文”和“经世之笔”的文学观念。各种文学新观念、新思潮通过现代报刊广为传播，为东西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架起了桥梁。
关键词：文学观念； 现代报刊； 功利文学观； 游戏文学观
中图分类号：G219.29.6 文献标志码：A
19世纪中后叶，中国现代报刊的迅速崛起，不仅改变了中国文学传统的流通方式，同时也颠覆了“藏山之文”和“经世之笔”的文学观念。各种文学新观念、新思潮，通过现代报刊广为传播，为东西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架起了桥梁。“在这一变革中，传统文学的封闭形态被打破，旧的文学观念受到冲击。中外两种文化碰撞、激活，不但引入了域外文化的宏阔视野，使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有了参照系，而且，大量摄入域外文学的新观念、新思想、新风格、新方法，使清末民初的文学产生了‘求新’、‘求变’、‘求实’的试验和冲动。”[1]
一
中国最初的中文报刊大都是由国外传教士创办的，宣传宗教教义、世俗文化和传播商业信息成为其主要的内容，但其“目的和骨子里仍然是以西学来改变中国人的”。在文学的功能上，他们采取了一种“劝善惩恶”的态度。如1895年6月，传教士傅兰雅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求著时新小说启》的征文启事，希望愿中国富强的作者，运用小说的形式反映“鸦片”、“时文”和“缠足”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危害，并通过具体的事例提出解决“三害”的办法，让妇孺都能看得明白，从中受到教益。像这样公开征集解决民生问题的小说，在中国是未曾有过的。结果应征小说一百六十多卷，却没有一部作品符合傅兰雅的要求。《万国公报》虽然没能刊载出这类小说的范本，却传递出一种信息：一是现代报刊需要文学的支持，特别是深受民众喜爱的通俗小说作品；二是现代报刊需要的文学作品应该具有教育启迪的功能，能够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这无疑引发了创作观念上的变革。
1872年，创办不久的《申报》相继连载了英国小说家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中“小人国”片断和英国小说家欧文的小说《瑞普·凡·温克尔》。1873年，《申报》所编的文学刊物《瀛寰琐记》也连载了蠡勺居士翻译的英国小说《昕夕闲谈》等。域外小说在中国报刊上的不断连载和广为流传，猛烈冲击了“小说不登大雅之堂”旧观念，拓宽了中国读者的视野；而该刊上发表的蠡勺居士的文章《〈昕夕闲谈〉小叙》，则开创了现代小说理论的先声。蠡勺居士认为：“若夫小说，则装点雕饰，遂成奇观，嬉笑怒骂，无非至文。使人注目视之、倾耳听之，而不觉其津津甚有味，孳孳然而不厌也。则其感人也必易，而其入人也必深矣。谁谓小说为小道哉？”他不仅大胆地为小说正名，还首次提出了小说“启发良心、惩轫逸志”，“明于庶物，察于人伦” 的教育功能。[2] 与此同时，《申报》特聘撰稿人王韬在为自著的小说集《淞隐漫录》所写的序文中也表明：他写小说，一则是“举其牢骚抑郁之怀而下寄之于说部”；二则是“酒阑茗罢，炉畔灯唇，辄辄复伸纸命笔，追忆三十年来所见所闻、可惊可愕之事，聊记十一，或触前尘，或发旧恨，则墨瀋淋漓，时与泪痕狼藉相间。”[3]表达了作者一种全新的创作理念。
二
1897年11月，严复和夏曾佑在其创办的天津《国闻报》上合作发表了《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是变革文学观念的重量级文章。文章从进化论的角度审视了小说的社会价值。认为小说的主要内容是表现“公性情”，即人性。人性包括社会属性（英雄之性）和自然属性（男女之性），人的自然属性决定社会属性，而在人类历史上，二者又是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小说，则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具体形态的反映，这是小说受到读者普遍欢迎的重要原因。文章接着指出，“夫古人之为小说，或有精微之旨寄于言外，而深隐难求，浅学之人，论胥若此，盖天下不胜其说部之毒，而其益难言矣。”因此要提倡一种“使民开化”的新小说，目的在于改造社会。欧美、日本等先进国家都有着这方面的成功经验，“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文章从五个方面，分析小说比其它文学体裁作品便于传世的原因。（1）“书中所用之语言文字，必为此种人所行用，则其书易传”，否则其书不传；（2）“若其书之所陈，与口说之语言相近者，则其书易传，”否则其书不传；（3）“繁法之语言易传，简法之语言难传”；（4）“言日习之事者易传，而言不习之事者不易传”；（5）“故书之言实事者不易传，而书之言虚事者易传。”小说因为具有以上五种易传的特点，“更能曲合乎人心者也”。为此，他们表示要以报纸作为载体，大力提倡新小说，“本馆同志，知其若此，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是以不惮辛勤，广为采辑，附纸分送。或译诸大瀛之外，或扶其孤本之微，文章事实，万有不同，不能预拟。而本原之地，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自以为亦愚公之一畚，精卫之一石也。”[4]
梁启超“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相继提出，也是有感于现代报刊强有力的舆论导向作用。他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说：“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中国落后的原因就在于上下蔽塞，左右蔽塞，“喉舌不通”，“病及心腹”。因此，他认为，“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朝登一纸，夕布万邦”，报纸的传播快速广泛，社会影响重大，而一个国家的强弱，仅从报纸的发行数量便可以看出。梁启超就是要借助现代报刊的舆论导向作用和影响力，来实现他所倡导的“文学救国论”的功利文学观。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先创办《新民丛报》，后主编《新小说》，并发表了著名文学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而小说支配人道的力量则来自于小说自身的“熏”、“浸”、“刺”、“提”四种力。“熏”是小说的熏陶作用，它能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浸”是指读者沉浸于小说之中，受小说的浸渍，小说的氛围、情节时时萦绕在读者的头脑里；“刺”是指小说强烈的震撼力。“熏”是以空间而言的，其力之大小取决于熏之宽广度；“浸”是以时间而言的，其力之大小取决于浸之长短。这两种力都来得比较慢，只能逐渐地发挥作用。“刺”之力则来得比较快，有时作用于一刹那。这三种力都是从外部作用于读者的。“提”是从内部发挥作用，读者在小说的作用下，精神境界得到提升，思想情感得到升华。[5] 因此，梁启超把小说提升到了“文学之最上乘”的位置，视其为疗治一切社会问题的万能良药；视其为“改良群治”、“唤醒国人”，取得立竿见影社会效果的工具。梁启超此前还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提出了政治小说的概念，论述了政治小说“兴邦济国”的社会功能：“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士、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言哉！”[6] 梁启超身体力行，与人合译了国外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经国美谈》、《十五小豪杰》等；并以自创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相号召，试图为新小说的创作提供全新的样本。
如果说梁启超提倡“文学救国论”功利文学观，是为了借助小说的影响力来“改良群治”、“支配人道”的话，那么，清末民初在广州、香港等地由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创办的报纸，则把“文学救国论”的功利文学观付诸实践，作为他们进行政治斗争，改朝换代的工具。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有这样的记载：“及庚子以后，清廷辱国丧师之罪，举国同愤，民智因而大开，有心人主张非实行革命排满不足以救亡者，缤纷并起，或则以报纸鼓吹，或则借演说倡导，然皆未能深入民间，使种族思想普遍于各级社会，以收实效。职是之故，革命主义之香港各报，遂有编撰戏曲唱本以引人入胜之举。最先发起者为己亥年（1899）十二月出版世称革命元祖之《中国日报》。该报首在附刊之旬刊报特辟《鼓吹录》一门，由杨肖欧、黄鲁逸数记者撰作戏曲歌谣，或讽刺时政得失，或称颂革命英雄，庄谐杂出，感人至深。其后在香港出版者，有《世界公益报》、《广东报》、《有所谓报》、《东方报》、《少年报》等；在广州出版者，有《时事画报》、《群报》、《国民报》、《人权报》、《南越报》、《平民报》、《天民报》、《中原报》、《齐民报》等，均注重戏曲歌谣一门，其旨趣及作风略于《中国日报》相仿佛。”[7]
《中国日报》于1900年在香港创刊，该报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将图国民之事业不可不造国民之议论”的宗旨。《中国旬报》是它的姊妹报，辟有副刊“鼓吹录”，设小说、杂文、谐文、史谈、班本、词苑、粤讴、杂等栏目，试图用文艺的形式宣传排满革命。如《祭秋谨文》，热情歌颂了秋谨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并以“秋风秋雨愁煞人”悲壮的曲调述说国家的危难，激发世人觉醒。又如《怀人抱恨》，如泣如诉地痛说国难，号召人们“不惜其身”、“大加奋勇”，“始终不懈救国忧民。”《鼓吹录》还刊载一些通俗易懂的戏曲歌谣，“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主主义，唤起国家思想。”由于《中国日报》宣传效果显著，其他政治报纸的副刊踵而效之。如《广东日报·无所谓》、《广东日报·一声钟》、《震旦日报·鸡鸣录》、《国民报·亦有谓》等等，从这些副刊的名称上可以看出极强的政治功利目的。
三
与梁启超的功利文学观相悖，流布甚广的是以李伯元、寅半生、王国维等人为代表的所倡导的游戏文学观。李伯元、寅半生侧重于实践活动，主要表现在他们以游戏文学为导向，创办各种现代报刊来吸引读者阅读；而王国维则侧重于理论上的探讨。
李伯元于1897年在上海创办了第一份面向市民读者的小报《游戏报》，他在《告白》中阐述了办报的宗旨：“以诙谐之笔，写游戏之文；遣词必新，命题皆偶。上自列帮政治，下逮风土人情;问则论辩、传记、碑志、歌颂、诗赋、词曲、演义、小唱之属，以及楹对、诗钟、灯虎、酒令之制；人则士农工贾，强弱老幼，远人逋客，匪徒奸宄，娼优下贱之俦，旁及神仙鬼怪之事，莫不描摹尽致，寓意劝惩。”[8] 李伯元特别说明了其游戏说的本意，是为了满足读者闲暇时间的需求，以达到消闲、娱乐的目的。此后，李伯元又创办“寓庄于谐”的《世界繁华报》，并出任《绣像小说》杂志主编。寅半生于1906年9月在杭州创办了《游戏世界》，并亲任主编。寅半生在《游戏世界·发刊词》中说：“西人有三大自由，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吾则请增为四大自由——曰游戏自由。”[9] 寅半生如此重视文学的“游戏”功能，并把它抬高到与思想、言论、出版同样重要的位置。文章所指出的“游戏”，实际上已经脱离了纯娱乐和休闲的范畴，传达的是一种心灵自由与表现自由的结合，因此，他提倡作家自由创作，以豁达的心态作游戏之文，在游戏之文中，寄予游戏之命意和游戏之真理，以激励读者的意志，开拓读者之智慧。这种崇尚“自由”的观念，显然是受到了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
王国维也是游戏文学观的大力倡导者，他在《文学小言》中论述道：“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婉蛮之儿，有父母以衣食之，以卵翼之，无所谓争存之事也。其势力无所发泄，于是作种种之游戏。逮争存之事亟，而游戏之道息矣。惟精神上之势力独优，而又不必以生事为急者，然后终身得保其游戏之性质。而成人以后，又不能以小儿之游戏为满足，于是对其自己之情感及所观察之事物而摹写之，咏叹之，以发泄所储蓄之势力。故民族文化之发达，非达一定之程度，则不能有文学；而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也。”[10] 王国维这种非功利游戏文学观的提出，是对梁启超等把文学作为其政治附庸的矫枉过正，无论是对于维护文学独立价值，恢复文学本体的地位，还是对于文学现代化的建设，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正如杨联芬在《二十世纪初文人的边缘化与文学“游戏”说的萌生》中所指出的：“王国维对文学的阐释，显然与晚清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功利观完全不是一个路子。他对文学的阐释，卓尔不群，自成标格，实为中国现代文学与美学贡献了一种崭新的语言,一种更具体地体现“现代性”的语言。不幸的是，这种语言由于是传统文学与美学中不曾有的，又不能切合现代中国对‘实用’的渴望，因此，在当时乃至后来，王国维的文学思想都没有成为占主流地位的艺术观念，甚至在功利主义极度盛行的时代，它还常常遭到批判。但是，它毕竟以一种极为独特与独立的姿态，宣布了一种真正具有现代性的中国现代文学与美学思想的诞生。它的价值不是轰动的、迅速产生影响力的，然而却对中国文学与美学产生了潜在而持久的影响。”[11]
19与20世纪之交通俗小说的崛起与风靡，可以说与游戏文学观的大力提倡不无关系。这期间，刊载通俗文学的报刊犹如雨后春笋，各种题材的通俗小说广为流行，并普遍赢得了市民阶层的欢迎。如 1897年有被誉为“实开后来各小报之先声”的《游戏报》，有《海上繁华报》、《笑报》、《消闲报》等；1898年有《笑笑报》等；1899年有《通俗报》等；1900年有《奇新报》等；1901年有《世界繁华报》、《笑林报》等；1902年有《新小说》、《飞报》等；1903年有《绣像小说》、《中国白话报》、《花世界》等；1904年有戏剧月刊《20世纪大舞台》等；1905年有《娱闲日报》等；1906年有《游戏世界》、《月月小说》等；1907年有《小说月报》、《小说林》、《中外小说林》等；1910年有《小说月报》、《上海白话报》等；1911年有《妇女时报》等；1913 年有《游戏杂志》、《自由杂志》等；1914年则有《礼拜六》、《小说丛报》、《香艳杂志》、《上海滩》等；1915至1921年间，有《小说海》、《妇女杂志》、《消闲钟》、《小说新报》、《游戏新报》、《游戏世界》等。这些报刊刊载的内容，涉及社会时政、民族主义、科学艺文、历史演义、神怪野史、传记逸闻、革命兴亡、官场黑幕、探案嬉谈、帮会妓院、才子佳人、飞仙剑侠等等。文学的价值是为读者游戏、娱乐和休闲服务的，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发展潮流。
现代报刊大规模地介入文学的生产，引发了文学观念一系列的变革。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流行的各种文学观念、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对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1]吴组缃等.中国近代文学鸟瞰——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总序[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3.
[2]蠡勺居士．昕夕闲谈·小叙[Ｊ]．瀛寰琐记．1873．
[3]王韬．淞隐漫录·自序[Ｍ]．园文录外编．上海：中华书局．1959：２．
[4]严复．夏曾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Ｎ]．国闻报．1897:10-11．
[5]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Ｊ]．新小说．1902：1．
[6]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N]．清议报．1898：12．
[7]冯自由．革命逸史[Ｍ]（第二集）．上海：中华书局．1981：222．
[8]李伯元．布告[N]．游戏报．1895：6．
[9]寅半生．游戏世界·发刊词[J]．游戏世界．1906：1．
[10]王国维．文学小言[J]．教育世界．1906：139．
[11]杨联芬．二十世纪初文人的边缘化与文学“游戏”说的萌生[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5.
关键词：文学观念； 现代报刊； 功利文学观； 游戏文学观
中图分类号：G219.29.6 文献标志码：A
19世纪中后叶，中国现代报刊的迅速崛起，不仅改变了中国文学传统的流通方式，同时也颠覆了“藏山之文”和“经世之笔”的文学观念。各种文学新观念、新思潮，通过现代报刊广为传播，为东西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架起了桥梁。“在这一变革中，传统文学的封闭形态被打破，旧的文学观念受到冲击。中外两种文化碰撞、激活，不但引入了域外文化的宏阔视野，使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有了参照系，而且，大量摄入域外文学的新观念、新思想、新风格、新方法，使清末民初的文学产生了‘求新’、‘求变’、‘求实’的试验和冲动。”[1]
一
中国最初的中文报刊大都是由国外传教士创办的，宣传宗教教义、世俗文化和传播商业信息成为其主要的内容，但其“目的和骨子里仍然是以西学来改变中国人的”。在文学的功能上，他们采取了一种“劝善惩恶”的态度。如1895年6月，传教士傅兰雅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求著时新小说启》的征文启事，希望愿中国富强的作者，运用小说的形式反映“鸦片”、“时文”和“缠足”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危害，并通过具体的事例提出解决“三害”的办法，让妇孺都能看得明白，从中受到教益。像这样公开征集解决民生问题的小说，在中国是未曾有过的。结果应征小说一百六十多卷，却没有一部作品符合傅兰雅的要求。《万国公报》虽然没能刊载出这类小说的范本，却传递出一种信息：一是现代报刊需要文学的支持，特别是深受民众喜爱的通俗小说作品；二是现代报刊需要的文学作品应该具有教育启迪的功能，能够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这无疑引发了创作观念上的变革。
1872年，创办不久的《申报》相继连载了英国小说家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中“小人国”片断和英国小说家欧文的小说《瑞普·凡·温克尔》。1873年，《申报》所编的文学刊物《瀛寰琐记》也连载了蠡勺居士翻译的英国小说《昕夕闲谈》等。域外小说在中国报刊上的不断连载和广为流传，猛烈冲击了“小说不登大雅之堂”旧观念，拓宽了中国读者的视野；而该刊上发表的蠡勺居士的文章《〈昕夕闲谈〉小叙》，则开创了现代小说理论的先声。蠡勺居士认为：“若夫小说，则装点雕饰，遂成奇观，嬉笑怒骂，无非至文。使人注目视之、倾耳听之，而不觉其津津甚有味，孳孳然而不厌也。则其感人也必易，而其入人也必深矣。谁谓小说为小道哉？”他不仅大胆地为小说正名，还首次提出了小说“启发良心、惩轫逸志”，“明于庶物，察于人伦” 的教育功能。[2] 与此同时，《申报》特聘撰稿人王韬在为自著的小说集《淞隐漫录》所写的序文中也表明：他写小说，一则是“举其牢骚抑郁之怀而下寄之于说部”；二则是“酒阑茗罢，炉畔灯唇，辄辄复伸纸命笔，追忆三十年来所见所闻、可惊可愕之事，聊记十一，或触前尘，或发旧恨，则墨瀋淋漓，时与泪痕狼藉相间。”[3]表达了作者一种全新的创作理念。
二
1897年11月，严复和夏曾佑在其创办的天津《国闻报》上合作发表了《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是变革文学观念的重量级文章。文章从进化论的角度审视了小说的社会价值。认为小说的主要内容是表现“公性情”，即人性。人性包括社会属性（英雄之性）和自然属性（男女之性），人的自然属性决定社会属性，而在人类历史上，二者又是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小说，则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具体形态的反映，这是小说受到读者普遍欢迎的重要原因。文章接着指出，“夫古人之为小说，或有精微之旨寄于言外，而深隐难求，浅学之人，论胥若此，盖天下不胜其说部之毒，而其益难言矣。”因此要提倡一种“使民开化”的新小说，目的在于改造社会。欧美、日本等先进国家都有着这方面的成功经验，“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文章从五个方面，分析小说比其它文学体裁作品便于传世的原因。（1）“书中所用之语言文字，必为此种人所行用，则其书易传”，否则其书不传；（2）“若其书之所陈，与口说之语言相近者，则其书易传，”否则其书不传；（3）“繁法之语言易传，简法之语言难传”；（4）“言日习之事者易传，而言不习之事者不易传”；（5）“故书之言实事者不易传，而书之言虚事者易传。”小说因为具有以上五种易传的特点，“更能曲合乎人心者也”。为此，他们表示要以报纸作为载体，大力提倡新小说，“本馆同志，知其若此，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是以不惮辛勤，广为采辑，附纸分送。或译诸大瀛之外，或扶其孤本之微，文章事实，万有不同，不能预拟。而本原之地，宗旨所存，则在乎使民开化。自以为亦愚公之一畚，精卫之一石也。”[4]
梁启超“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相继提出，也是有感于现代报刊强有力的舆论导向作用。他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说：“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中国落后的原因就在于上下蔽塞，左右蔽塞，“喉舌不通”，“病及心腹”。因此，他认为，“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朝登一纸，夕布万邦”，报纸的传播快速广泛，社会影响重大，而一个国家的强弱，仅从报纸的发行数量便可以看出。梁启超就是要借助现代报刊的舆论导向作用和影响力，来实现他所倡导的“文学救国论”的功利文学观。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先创办《新民丛报》，后主编《新小说》，并发表了著名文学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而小说支配人道的力量则来自于小说自身的“熏”、“浸”、“刺”、“提”四种力。“熏”是小说的熏陶作用，它能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浸”是指读者沉浸于小说之中，受小说的浸渍，小说的氛围、情节时时萦绕在读者的头脑里；“刺”是指小说强烈的震撼力。“熏”是以空间而言的，其力之大小取决于熏之宽广度；“浸”是以时间而言的，其力之大小取决于浸之长短。这两种力都来得比较慢，只能逐渐地发挥作用。“刺”之力则来得比较快，有时作用于一刹那。这三种力都是从外部作用于读者的。“提”是从内部发挥作用，读者在小说的作用下，精神境界得到提升，思想情感得到升华。[5] 因此，梁启超把小说提升到了“文学之最上乘”的位置，视其为疗治一切社会问题的万能良药；视其为“改良群治”、“唤醒国人”，取得立竿见影社会效果的工具。梁启超此前还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提出了政治小说的概念，论述了政治小说“兴邦济国”的社会功能：“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士、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言哉！”[6] 梁启超身体力行，与人合译了国外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经国美谈》、《十五小豪杰》等；并以自创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相号召，试图为新小说的创作提供全新的样本。
如果说梁启超提倡“文学救国论”功利文学观，是为了借助小说的影响力来“改良群治”、“支配人道”的话，那么，清末民初在广州、香港等地由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创办的报纸，则把“文学救国论”的功利文学观付诸实践，作为他们进行政治斗争，改朝换代的工具。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有这样的记载：“及庚子以后，清廷辱国丧师之罪，举国同愤，民智因而大开，有心人主张非实行革命排满不足以救亡者，缤纷并起，或则以报纸鼓吹，或则借演说倡导，然皆未能深入民间，使种族思想普遍于各级社会，以收实效。职是之故，革命主义之香港各报，遂有编撰戏曲唱本以引人入胜之举。最先发起者为己亥年（1899）十二月出版世称革命元祖之《中国日报》。该报首在附刊之旬刊报特辟《鼓吹录》一门，由杨肖欧、黄鲁逸数记者撰作戏曲歌谣，或讽刺时政得失，或称颂革命英雄，庄谐杂出，感人至深。其后在香港出版者，有《世界公益报》、《广东报》、《有所谓报》、《东方报》、《少年报》等；在广州出版者，有《时事画报》、《群报》、《国民报》、《人权报》、《南越报》、《平民报》、《天民报》、《中原报》、《齐民报》等，均注重戏曲歌谣一门，其旨趣及作风略于《中国日报》相仿佛。”[7]
《中国日报》于1900年在香港创刊，该报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将图国民之事业不可不造国民之议论”的宗旨。《中国旬报》是它的姊妹报，辟有副刊“鼓吹录”，设小说、杂文、谐文、史谈、班本、词苑、粤讴、杂等栏目，试图用文艺的形式宣传排满革命。如《祭秋谨文》，热情歌颂了秋谨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并以“秋风秋雨愁煞人”悲壮的曲调述说国家的危难，激发世人觉醒。又如《怀人抱恨》，如泣如诉地痛说国难，号召人们“不惜其身”、“大加奋勇”，“始终不懈救国忧民。”《鼓吹录》还刊载一些通俗易懂的戏曲歌谣，“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主主义，唤起国家思想。”由于《中国日报》宣传效果显著，其他政治报纸的副刊踵而效之。如《广东日报·无所谓》、《广东日报·一声钟》、《震旦日报·鸡鸣录》、《国民报·亦有谓》等等，从这些副刊的名称上可以看出极强的政治功利目的。
三
与梁启超的功利文学观相悖，流布甚广的是以李伯元、寅半生、王国维等人为代表的所倡导的游戏文学观。李伯元、寅半生侧重于实践活动，主要表现在他们以游戏文学为导向，创办各种现代报刊来吸引读者阅读；而王国维则侧重于理论上的探讨。
李伯元于1897年在上海创办了第一份面向市民读者的小报《游戏报》，他在《告白》中阐述了办报的宗旨：“以诙谐之笔，写游戏之文；遣词必新，命题皆偶。上自列帮政治，下逮风土人情;问则论辩、传记、碑志、歌颂、诗赋、词曲、演义、小唱之属，以及楹对、诗钟、灯虎、酒令之制；人则士农工贾，强弱老幼，远人逋客，匪徒奸宄，娼优下贱之俦，旁及神仙鬼怪之事，莫不描摹尽致，寓意劝惩。”[8] 李伯元特别说明了其游戏说的本意，是为了满足读者闲暇时间的需求，以达到消闲、娱乐的目的。此后，李伯元又创办“寓庄于谐”的《世界繁华报》，并出任《绣像小说》杂志主编。寅半生于1906年9月在杭州创办了《游戏世界》，并亲任主编。寅半生在《游戏世界·发刊词》中说：“西人有三大自由，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吾则请增为四大自由——曰游戏自由。”[9] 寅半生如此重视文学的“游戏”功能，并把它抬高到与思想、言论、出版同样重要的位置。文章所指出的“游戏”，实际上已经脱离了纯娱乐和休闲的范畴，传达的是一种心灵自由与表现自由的结合，因此，他提倡作家自由创作，以豁达的心态作游戏之文，在游戏之文中，寄予游戏之命意和游戏之真理，以激励读者的意志，开拓读者之智慧。这种崇尚“自由”的观念，显然是受到了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
王国维也是游戏文学观的大力倡导者，他在《文学小言》中论述道：“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婉蛮之儿，有父母以衣食之，以卵翼之，无所谓争存之事也。其势力无所发泄，于是作种种之游戏。逮争存之事亟，而游戏之道息矣。惟精神上之势力独优，而又不必以生事为急者，然后终身得保其游戏之性质。而成人以后，又不能以小儿之游戏为满足，于是对其自己之情感及所观察之事物而摹写之，咏叹之，以发泄所储蓄之势力。故民族文化之发达，非达一定之程度，则不能有文学；而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也。”[10] 王国维这种非功利游戏文学观的提出，是对梁启超等把文学作为其政治附庸的矫枉过正，无论是对于维护文学独立价值，恢复文学本体的地位，还是对于文学现代化的建设，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正如杨联芬在《二十世纪初文人的边缘化与文学“游戏”说的萌生》中所指出的：“王国维对文学的阐释，显然与晚清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功利观完全不是一个路子。他对文学的阐释，卓尔不群，自成标格，实为中国现代文学与美学贡献了一种崭新的语言,一种更具体地体现“现代性”的语言。不幸的是，这种语言由于是传统文学与美学中不曾有的，又不能切合现代中国对‘实用’的渴望，因此，在当时乃至后来，王国维的文学思想都没有成为占主流地位的艺术观念，甚至在功利主义极度盛行的时代，它还常常遭到批判。但是，它毕竟以一种极为独特与独立的姿态，宣布了一种真正具有现代性的中国现代文学与美学思想的诞生。它的价值不是轰动的、迅速产生影响力的，然而却对中国文学与美学产生了潜在而持久的影响。”[11]
19与20世纪之交通俗小说的崛起与风靡，可以说与游戏文学观的大力提倡不无关系。这期间，刊载通俗文学的报刊犹如雨后春笋，各种题材的通俗小说广为流行，并普遍赢得了市民阶层的欢迎。如 1897年有被誉为“实开后来各小报之先声”的《游戏报》，有《海上繁华报》、《笑报》、《消闲报》等；1898年有《笑笑报》等；1899年有《通俗报》等；1900年有《奇新报》等；1901年有《世界繁华报》、《笑林报》等；1902年有《新小说》、《飞报》等；1903年有《绣像小说》、《中国白话报》、《花世界》等；1904年有戏剧月刊《20世纪大舞台》等；1905年有《娱闲日报》等；1906年有《游戏世界》、《月月小说》等；1907年有《小说月报》、《小说林》、《中外小说林》等；1910年有《小说月报》、《上海白话报》等；1911年有《妇女时报》等；1913 年有《游戏杂志》、《自由杂志》等；1914年则有《礼拜六》、《小说丛报》、《香艳杂志》、《上海滩》等；1915至1921年间，有《小说海》、《妇女杂志》、《消闲钟》、《小说新报》、《游戏新报》、《游戏世界》等。这些报刊刊载的内容，涉及社会时政、民族主义、科学艺文、历史演义、神怪野史、传记逸闻、革命兴亡、官场黑幕、探案嬉谈、帮会妓院、才子佳人、飞仙剑侠等等。文学的价值是为读者游戏、娱乐和休闲服务的，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发展潮流。
现代报刊大规模地介入文学的生产，引发了文学观念一系列的变革。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流行的各种文学观念、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对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1]吴组缃等.中国近代文学鸟瞰——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总序[Ｍ].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3.
[2]蠡勺居士．昕夕闲谈·小叙[Ｊ]．瀛寰琐记．1873．
[3]王韬．淞隐漫录·自序[Ｍ]．园文录外编．上海：中华书局．1959：２．
[4]严复．夏曾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Ｎ]．国闻报．1897:10-11．
[5]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Ｊ]．新小说．1902：1．
[6]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N]．清议报．1898：12．
[7]冯自由．革命逸史[Ｍ]（第二集）．上海：中华书局．1981：222．
[8]李伯元．布告[N]．游戏报．1895：6．
[9]寅半生．游戏世界·发刊词[J]．游戏世界．1906：1．
[10]王国维．文学小言[J]．教育世界．1906：139．
[11]杨联芬．二十世纪初文人的边缘化与文学“游戏”说的萌生[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5.